● 周树山

　　

　　一

　　1897年，梁启超（任公）25岁，满腹经纶，豪气干云，痛国家之衰败，哀民智之暗昧，有匡世救国之志。这年秋天，湖南友人谭嗣同和黄遵宪、熊希龄等开办时务学堂于长沙，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梁遂欣然前往。

　　这之前，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等满清大臣曾向朝廷连衔举荐，谓梁乃国家可用之才，请朝廷擢拔重用。朝廷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梁启超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又力邀其入幕府，梁亦固辞。那么，他为何跑到湖南一个刚成立的学堂去教书呢？他在那里又教了些什么呢？

　　中日甲午战后，清帝国危机日深，但国家的出路在哪里？朝野上下仍很迷茫。虽有一些大臣有改革图强的想法，但朝中守旧势力相当顽固，国家仍然在旧有的轨道上蹒跚。民间百姓被旧的礼法和道德所束缚，懵懂混沌，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要想民族新生、国家富强唯有开启民智，改弦更张，向世界上先进国家学习，变法维新。觉醒的士人最先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忧心如煎，奔走呼号，希望能警醒清朝统治者和他们治下的臣民。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就属于这样一群先知先觉的人物。如果说，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大变局中，中国的知识人由皇权专制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蜕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就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在这个由蛹成蝶的艰难蜕变中，梁启超具有标本性的意义。

　　湖南的时务学堂有学生四十人，受聘前，梁启超曾与老师康有为拟订教育方针，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为目标，用急进之法，痛下猛药，言人所不敢言，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在这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专制帝国里，这样的声音，无异于闷云不雨中的惊雷，既使人惊悚惶惧，又令人警醒振奋。梁启超不奉朝廷，不入官场，以启蒙民众为己任，于这年冬月，来到了长沙。在时务学堂教学的日子里，是梁启超最激昂、最快乐的时光，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讲堂上，宏论滔滔，在学生所作札记上，日批万言。时务学堂和旧时的私塾、书院不同，应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学生如何学，教师怎么教，皆无定法可资借鉴。梁启超后来回忆道：当时“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这样的教学方法和当今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差不多。这四十个学生，多为有一定旧学功底的少年学子，老师批答讲授之言，皆闻所未闻。初闻如霹雳惊梦，懵懂茫然，继则如醍醐灌顶，欢忭起舞，师生间往来辩难，“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学生与老师都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学到的不止是学问，更激励出以身许国的人生志向。

　　应该说，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所讲在当时都属于“大逆不道”之言，所以后来守旧顽固派以他们在学生札记上的批语为“叛逆”之据，向朝廷告发，由朝中顽固派大臣逐条劾奏，成为戊戌政变镇压维新派的最有力的口实。下面是梁启超在学生札记上的几条批语：

　　今日欲求变化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乾隆年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朝廷以天朝大国自居，强令英使晋见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不从，废然返国，开放口岸贸易的使命没有达到。后来用大炮打开天朝国门。鸦片战争多年后，中国仍然保持着这种皇帝神圣至尊，臣子口称奴才，伏地三跪九叩，不能仰视天颜的野蛮礼节。统治者不把臣子当人，更谈不上把百姓当人，这样专制野蛮之国，欲求平等、民权，何其难也！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息矣。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乃清兵入关后对汉民族最血腥的屠杀暴行，梁揭此伤疤，无异于骂清王朝的祖宗，煽动民族革命，当属大逆不道的罪行，无怪乎清朝臣子视康、梁为不赦之异端也！

　　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

　　此论何其精当痛快！专制王朝哪里会行孔子王道之说，除了几个霸主外，余下的都是压迫欺侮百姓的民贼，当今朝廷自然也不例外。

　　要之，王霸之分，只在德力，必如华盛顿乃可为王矣。

　　提出华盛顿，引入西方民主思想，对当时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真乃石破天惊之语！与梁同在时务学堂的韩树园（文举）亦有批语云：“地球善政首推美国。”“天下无敌，美国有焉，欧洲不及焉……将来大一统者必由美国以成之也。”在一百多年前的清王朝时代，提出这样超前的观念，令我们不能不佩服。

　　这样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在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闭、腐朽的文化环境中自然是一个异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述及当时的教学情形：“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如此离经叛道，抨击时政，岂能不惹来祸端！湖南这个地方，虽得风气之先，维新改革的激进分子多出此省，但也是维护旧学问旧道统的顽固派最为猖獗之地。当时，赖有先进革新思想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之提倡和维护，时务学堂得以开办并维持下来。当时，社会上并不知入了学堂的学生在那里学些什么，因为学生住宿在学堂，师生日夕相处，家长还以为学生在那里学些八股策试一类东西。及至放了年假，把札记及老师的批语遍示亲友，结果耸动省内外，惹得全湘大哗，新旧两派大哄大闹，阵线分明，势同水火矣！先是湖南守旧派学人王先谦、叶德辉以时务学堂的课本为叛逆之据，向湖广总督张之洞举报，巡抚陈宝箴闻讯后，派人午夜通知梁启超，速将课本改换，否则不等第二年戊戌政变，以梁启超为首的这一干书生早就遭了大祸。表面看来，这是思想学术之争，但它的激烈程度，已上升到政治层面，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叶德辉著《冀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和梁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湘中革新派报纸上的言论逐条批驳，以名教罪人和当朝叛逆申讨之，其言曰：“伪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申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王先谦更是声称，与革新派斗争“雷霆斧钺，所不敢避”，完全是一副拼死的架势。思想学术上的纷争一旦变成政治的声讨，就透出了凛凛杀气和血腥味，守旧派指斥梁启超等人“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后来，在变法的日子里，就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皇帝，摘录梁启超在《时务报》及时务学堂的关于民权自由的言论，指为大逆不道，请杀康、梁。光绪皇帝为了保护康、梁二人，先命谭嗣同对曾廉奏疏逐条驳斥，才敢给西太后看。

　　湖南革新派和守旧派的殊死搏斗，关乎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其意义非同一般。1895年，梁启超就认识到湖南在国家变革中的重要性，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十八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三年后，梁启超毅然入湘，如蛟龙弄潮，和一帮志同道合的热血士子，掀起宏波巨浪，使古老而沉酣的中国，战栗猛省，进入了光明和黑暗的交战，其功厥伟，何可限量！后来发生戊戌政变，梁启超流亡东瀛，他在时务学堂所教的四十名学生中，竟有十一人冲破重重阻力，历经千难万险，跑到日本去找他。先进的思想一旦进入青年的大脑，会产生何等的精神力量！这四十名学生，后来都成了中国革命和进步的中坚，至民国初，大半死于国事，存者仅五六人而已。其中最优秀的学生蔡锷（松坡），后来在梁启超的支持下，潜回云南，组织护国军，倒袁起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这已是后话。

　　二

　　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必然有他得以产生的大环境和适宜成长的小环境。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从大环境来看，十九世纪末，一方面中国内忧外困，列强环伺，面临瓜分和亡种之祸，首先觉醒的有识之土如寒蝉临秋露对危机有切肤之痛，认识到中国必须改革旧制，方能自保而图强；另一方面，东西方列强的入侵也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观念，并向国人展示了他们不同于古老专制帝国的先进政治制度，这些都强烈地刺激着知识者的神经。返观中国，在上者颟顸守旧，不想放弃专制的权力，在下者麻木愚昧，自甘为奴隶和奴才，浑浑噩噩，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改革图强，必须唤起国人觉醒，梁启超认为“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乃一切之根本，因此，他们才奔走呼号，办学办报，以启蒙为己任。在这个大环境下，湖南又形成了一个小环境。这个小环境，首先有赖于湖南巡抚陈宝箴对维新改革思想的支持和同情；其次，在他的提倡和保护下，有一批志同道合者齐聚湘中，无论为官为民，居长居幼，皆平等共事，以新学相砥砺，以议政相激荡，以国事相期许，以推进国家更新改制为目标。在等级制森严、尊卑次序分明的专制帝国里，形成这样一个知识者的小团体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在这个小团体中，梁启超年纪最小，却因他的才华和卓见赢得普遍的尊重，成为其间的翘楚和核心人物。

　　梁启超也认为湖南时务学堂期间是其平生“镂刻于神识中最深”的一段经历。他在《戊戌政变记》中有一段记述说：“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这里列出了湖南改革集团的主要人物。下面仅就诸人与梁启超的关系缕述一二。

　　陈宝箴，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31年生，1897年在湖南巡抚任上时，已经六十六岁，长梁启超42岁，应该算祖父辈的人。他的新政举措领全国风气之先，如开办时务学堂、刊布《湘学报》以启民智，设矿物、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等实务，设保卫局维护地方治安等，成为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梁启超在湘期间，协助陈、黄诸公倡行新政，出力甚多。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外患益深，梁曾有《上陈中丞书）劝湖南自立自保，以为将来大难到来做准备，又有《论湖南应办之事》，力陈变科举、设学堂、倡新学，以应时变。这些建议都深得陈的重视，对梁的才华深表嘉赏。在梁启超父亲莲涧先生五十大寿时，陈亲为撰联：“行年至一万八千日；有子为四百兆中雄。”这样的赞语可谓极矣。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当代史学大家陈寅恪之父），1853年生，长梁二十岁，应属梁的父辈，时任吏部主事，在父亲任所襄助新政，和梁也情厚谊深。百日维新夭折后，陈宝箴以“滥保匪人”罪被革职，永不叙用，其子陈三立，以“招引奸邪”罪，一并革职。陈氏父子退居南昌西山，陈宝箴两年后即郁郁而终。陈之死因，后世有很多猜测，后有史料和分析证明，他是被西太后密旨赐死的。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梅州人。1848年生，1876年中举。自1877年随清朝驻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后任大清国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驻英使馆二等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职，是当时颇负时望的外交官。1894年奉召回国，先任江宁洋务局总办，1895年转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后署理湖南按察使。在此期间，协助陈宝箴办理新政，是维新派的骨干和中坚。黄有许多诗文著作传世，如《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等，因有东西洋游历见识，对维新变法鼓吹最力，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改革思想家之一，同时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黄长梁启超25岁，来往书函中却尊梁为“公”，自卑为“弟”，此绝非虚文客套，实乃对梁之才华见识感佩敬服之至也。1902年，梁在日本办《新民丛报》，黄来信盛赞曰：“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等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黄也是见识遍寰宇，文名满天下的长者，将梁比之孙悟空，自贬为猪八戒，对梁这等“后生小子”，推重如此，岂非心悦而诚服！1905年，黄在逝世前，与梁书中谓梁“公学识之高，事理之明，并世无敌”。时梁流亡东瀛，周围聚集一些当年时务学堂中跑出去追随梁的弟子，众人照了一张照片，寄给卧病在梅州家中的黄遵宪，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半年岑寂，豁然释矣”，并嘱梁对众人朗诵他的两句诗：“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汝曹”。这位亲自筹办时务学堂，为国培育新政人才的老人痼疾缠身，行将就木之时仍对少年后进寄望殷殷，对国家的新生充满憧憬。黄在辗转病榻的晚年，梁启超几乎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二人彼此倾慕，又政见相同，来往书函，满布风云沧海之气，剖肝露胆之谊，读来令人感慨良深。黄在弥留之际的最后一首诗就是写给梁的，诗云：“君头倚我壁，满壁红模胡。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图。”对梁的悬望之深和对国事的忧虑多么深切动人！黄死后，梁启超有语云：“平生风谊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应是肺腑知己之言。

　　陈宝箴父子和黄遵宪对梁启超而言，应算有官职的长辈。在湖南改革集团中，还有一人，即江标（字建霞），1860年生，长梁13岁，按年齿来算，也是长辈。他当时是湖南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那时这样级别的官也要由朝廷任命的。江是江苏元和（吴县）人，光绪十五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当时即蜚声词翰，诗文、书法、篆刻无所不精，时务学堂应是在他亲自操持下办起来的。他虽年长，但与梁启超之关系，应属嘤鸣友声，才华相引，并无尊卑长幼之藩篱。此何以证之？就是下面菊花砚的佳话。

　　在叙述这段佳话前，还要引出一个主人公。此人姓唐，名才常，字绂丞，一为佛尘，1867年生，长梁六岁，和谭嗣同(字壮飞，又字复生)同为湖南浏阳人，因此梁指称二人有谭浏阳和唐浏阳之别。早在1895年，梁即与谭嗣同定交，梁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称：“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可见推重之深。梁曾问过谭，依君之才华抱负，可有知音密友？谭答曰：二十年间刎颈之交，绂丞一人而已。原来谭、唐二人不但是同乡，且同为浏阳学者欧阳中鹄之弟子。此话梁牢记心中，久欲结识。正巧来长沙任教，谭为介绍，三人遂同为挚友。能为梁、谭二人引为同道知交，唐才常自非庸常之辈。他是贡生出身，在岳麓书院和两湖书院都读过书，曾主办过《湘报》和《湘学报》，鼓吹变法维新，当时在时务学堂任助教。还有一个来自湖南凤凰县的熊希龄(字秉三)，和梁年相仿，只长梁三岁，其后熊与梁在政治活动中交往很深，此略而不言。至此，湖南时务学堂萃集的一时才俊除梁、谭、唐、熊外，尚有同去任教习的韩树园、叶湘南、欧矩甲等人，陈宝箴以巡抚之尊总揽新政，按察使黄遵宪以地方官身份时相过从，而学政江标与诸君惺惺相惜，同气相求，和他们已经打成一片了。我见过一张时务学堂教习们合影的照片，八个人皆长衫飘逸，俊朗超群，饱蕴书卷风云之气，堪称中国知识界启蒙之前驱。

　　梁为总教习，虽年纪最轻，才华见识颇孚众望。唐才常出身诗书世家，家境殷实，对梁敬慕有加。一日，赠梁一方菊花砚，梁甚喜之。时谭嗣同在侧，亲为作铭曰：“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晚清的许多文人，从传统旧学中找不到思想突围和民族自强的思想资源，有很多人热心佛学（如章太炎曾主张用佛学救中国），谭嗣同亦热心佛学，曾自号“华相众生”。铭的前两句，谭用佛家语，指出世相“了无真实”，必须用新的思想（用造莂偈）重新建立信仰，表明了以启蒙为己任的心志。“莂偈”是佛教的一种文体，在此泛指来自西方的一切先进思想学术和制度。有砚有铭，谁来镌刻，使砚铭一体，珠联璧合？此时，湖南学政江标将奉旨卸任回京，来时务学堂向众人作别。原来，西太后此时归政光绪，光绪有变法之志，正罗致新政人才，江标调任回京，或有重用。此当国家有望之时，维新士子，人人振奋，皆欲一展抱负，为国效力。江标意气纵横，舣舟待发，见梁所示唐砚谭铭，曰：“此铭镌刻，岂可委石工，能此唯我耳，我当留一日了此因缘。”为了这菊花砚刻铭，朝廷命官江标宁可晚一日发舟，与梁启超等众士子之情，于此可见。梁述此事，其情其景，历历如新，故人神态，恍如目前，文字亦佳妙传神，其述江标曰——

　　遽归舟，脱冠服，向夕，褐裘抱一猫至，且奏刀且侃侃谈当世事，又泛滥艺文，间以诙谐。夜分，余等送之舟中，翦烛观所为日记，忽忽将曙，建霞转相送于江岸，濛濛黄月，与太白残焰相偎煦，则吾侪别时矣。

　　这哪里是一个官员，分明是一个亲切随意，道法自然的才子！想湘江岸边，荻花秋月，才相埒，情相通，天欲曙，人将别，此情此景，安得不长留魂梦！

　　至此，菊花砚遂成完璧。

　　三

　　江标返京后，湖南学政由徐仁铸（研父）接任。徐是朝中改革派大臣侍读学士徐致靖（子静）之子，时务学堂坚持了启蒙维新的路子，继续宣扬自由民权的思想。刚入戊戌年，梁启超患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不久，即携菊花砚返沪治病。回上海，他坐的是招商局立村号轮船，虽病体未愈，仍意气昂扬，据同舟人狄楚青记载，一日饭后对同人曰：“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意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仍须尽力进行。然此时方为吾辈最艰苦之时，今日不能不先为筹划及之，人人当预备有此一日，万一到此时，不仍以为苦方是。”以身家许国，志气宏壮，然维新之势未张，改革之道未行，前路崎岖险恶，梁氏已怀隐忧也。

　　梁回沪后，戊戌三月，奉老师康有为之命，即由康有为弟弟康广仁（幼博）护送陪伴入京。入京后，即参与了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和请废科举的公车上书活动，这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发定国是诏，变法维新运动正式启动。在这场表面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中，梁启超亦喜亦忧，喜者为光绪皇帝变法之意甚坚，国事有望一新；忧者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强大，变法充满变数，隐伏凶险和杀机，所以梁在与友人书下有不日将出京南下之语。由于徐致靖的保荐，梁启超于这年的五月十五日被光绪皇帝召见。按旧例，皇帝是从来不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梁氏虽有举人功名，但尚无实授官职，以一介布衣，蒙皇上召见，也是破例之举。这次召见，授梁六品衔，钦命梁办理译书局事务。这是皇上要从思想上广开海禁，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学术的大举措。皇上厉行变法，推进很快，继五月五日和五月十二日下旨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后，七月十九日，动雷霆之怒，罢阻挠变革的礼部六堂官之职，七月二十日，就拔擢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京卿为军机章京，赏四品衔，参预新政。这时，张扬激进的变法之轮已经滚到了悬崖边上。

　　首先被难的是为菊花砚作铭的谭嗣同。八月六日，梁氏正在谭嗣同寓所，对坐榻上，策划变法时局，惊闻抄捕康有为之报，接着就听到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的谕旨。二人知事不可为，谭从容劝梁氏入日本使馆避难，自己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当日，捕者未至，谭第二天入日使馆与梁氏作别，以自己所作诗文手稿和家书一箧托于梁，对梁慨然道：“不有行者，无以托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谭嗣同以春秋时晋国为救赵氏孤儿首先赴死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幕府末期为维新变法而投海自尽的月照自比，将变法未尽之责托于梁氏，已抱定必死的决心。谭、梁二人相抱而别，此八月初七日事也。后两日，有日本志士数人劝谭嗣同东去日本，谭不从，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初十日，谭被逮捕，八月十三日被斩于北京菜市口，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句。

　　接着，为菊花砚刻铭的江标也在变法失败后英年早逝。江标入京后，受命四品京堂、总署章京上行走（和谭嗣同官职相同，也是被光绪皇帝倚重的变法骨干）。尚未就职，新政失败，随即被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次年忧病加，卒于家乡，年仅四十岁。

　　在这次血腥的政变中，菊花砚原主人唐才常暂时幸免，他被友人谭嗣同招引入京，本欲在变法新政中一展抱负，船到汉口，政变已作，唐遂返回湘中，前往上海。其后，周游香港、新加坡、日本各处，1899年2月返回湖南，3月到上海，主持《亚东时报》。这时的唐才常已成为反清革命最重要的活动家。唐在日本期间，和旧友梁启超以及孙中山多有交往。当时，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等十一人也跑到了日本，和梁在一起，唐才常数相来往，在一起摩拳擦掌，共图革命。1900年7月，唐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唐自任总干事。提倡自主和民权，不认清政府，但又提出拥护光绪复辟的口号。参与此会的章太炎认为既排满，又勤王，自相矛盾，遂于会上割辫与之绝。唐才常的矛盾其来有自，因为他从前的友人谭、梁等人都是拥立光绪皇帝的维新派，此时的唐实是借勤王以图革命。流落海外的梁启超并没有放弃维新的主张，毋宁说，他是更加激烈了。他一方面办报宣传新思想，攻击后党顽固派，一方面和康有为等筹组政治团体，以图大举。还在华侨中筹款，欲重金购求聂政、荆轲一类志士行刺满清大臣，李鸿章及其幕僚刘学询，张之洞以及慈禧太后都在他们的行刺名单上。他和唐才常书信往还，共同商议起事密谋。1900年，唐组织的反清“自立军”，因海外汇款未到，匆促起事，谋泄被捕，于七月二十八日夜被杀于武昌大朝街滋阳湖畔，刑前有诗云：“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为了民族新生，故友或殉难或亡命，唐才常视腐朽的清政府为寇仇，以血明志，从容就死。在这次起义中，不止死唐才常一人，好多从前时务学堂的学生也一同被难。

　　至此，与菊花砚相关的赠砚者、题铭者、刻铭者皆死于国事，梁启超亡命天涯，菊花砚遗落尘海，再无从得见。唐才常被难后，梁启超悲痛异常，清政府正悬赏十万两白银要他的头颅，这年七月，梁从檀香山返国，有《东归感怀》一首，抒发苍凉愤郁之情——

　　极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负尽百年心。

　　那将涕泪三千斛，换得头颅十万金。

　　鹃拜故林魂寂寞，鹤归华表气萧森。

　　恩仇稠叠盈怀抱，抚髀空吟梁父吟。

　　多年之后，梁启超悲悼菊花砚，有语云：“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失，顾无甚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唯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咽。”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于国事之心意纠结，生死相许之悲情能不令人凄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