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晓明

　　小莫又回到了当初的老样子，憔悴得眼睛里的神一点都没有了，而更令她吃惊的是谭宝，原本150多斤的矮胖子，陡然间瘦得不到90斤，样子简直不能看。

　　小莫直到去年退休，公司上下都仍叫她小莫。她的身体单薄得似乎一阵风就能吹走，脸色总那么憔悴着，她在公司的十八年间，年龄就似乎一直停留在这个“憔悴”上，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我没到父亲的公司前，“小莫”这个名字就印记在脑海了，父亲与手下的人曾担忧地谈到她，说她的神经可能有些问题，常一个人呆呆地坐半天，任谁也叫不应。记得那一年，离春节没几天了，父亲从公司回来，沮丧地对我母亲说，小莫又犯毛病了，而公司已放假，叫我母亲有空去看一下。小莫那几天失神得厉害，每天跑到离公司不远的镇上车站转悠，一转就是半天，说是等她的男人回来。春节前，路上人多车多，单薄的小莫万一给撞着了怎么办。小莫的男人叫谭宝，给一家公司在外面跑业务，跑了三年，没有一分钱回来，谁知这次连人也回不来了，他欠了北京一家宾馆三千多元食宿费，被扣住不放。亲友们没一人出手相助，他们早已厌恶透了这个大话连篇、借钱不还的谭宝。小莫一人带着五岁的儿子，一急之下，两眼失了神，每日恍惚着到车站转圈子。

　　小莫是我父亲在环保局的一位老同学的妻妹，介绍到我父亲这儿来上班，实际上就是托我父亲照顾的。小莫当初不顾家人的反对，甚至不惜与姐姐翻脸，嫁给了甜言蜜语的混混谭宝，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有了儿子后，生活更是一团糟，两口子经常发生争吵，小莫的神经也就在这愈来愈频繁的争吵中变异下去。然而，谭宝出远门后，小莫又一人坐在家里发呆，恍惚度日。她的姐夫实在不忍，把她托付给已办了多年企业的我父亲。小莫好歹是个初中毕业生，便让她保管库房，登记材料。公司清理了一间二十多平方的房间，母子俩终于有了个安定的地方，至于谭宝，就让他在外面继续混自己。

　　我母亲叹了一口气：“好人要做就做到底吧！”从家里拿了三千元，这笔当时不小的数目，把谭宝从北京赎了回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父亲的公司做副总经理时，小莫的精神状况已有所好转，只是仍经常走神，要放大声音叫一下，她才从梦里惊醒似地“哎”一声。小莫的办公桌放在财务室，桌上堆着材料账本，她干得很细心，没出过我担心的什么大错。但她的动作太慢了，别人一个小时的活，她要三个小时，叫她到库房取东西，往往半天不见回来，待我心急火燎地冲到库房，她还在那儿作沉思状地点数东西。

　　然而，小莫做饭菜的速度可不慢，大概是被上学的儿子逼出来的。因此，若是公司来客人，我母亲做饭菜招待，都要叫上小莫打下手，我母亲的厨艺，比小镇的饭店好得多。有时，终日鬼混的谭宝也会闻讯过来帮忙，做几个菜。别看他平时“牛皮桶”一个，但在美食上还真有几分心得，几个拿手菜的受欢迎程度，不比我母亲的差。开宴时，谭宝自然地入席，他又矮又胖，光溜溜的大脑门，稀疏的头发上了油，向后服帖着，这一切配上西装领带，倒也令人看不出深浅。

　　“上个月，我在北京时，曾在赵部长家里掌勺，”谭宝指着桌上的一盘菜，惬意地呷了一口酒，“就做的这道菜。赵部长尝了一口，立即伸出大拇指。”谭宝的出口成谎，连自己都不知道似的自然。于是，众人纷纷伸出筷子。

　　“小莫，这道菜刀工有问题，应再切细一些！”谭宝时而突然把头扭向厨房，作一种大师教训状。令人称奇的是，谭宝讲话的嘴巴与给嘴巴输送的筷子，同样的敏捷，且互不干扰。

　　宴席进行到高潮时，更少不了谭宝的“献宝”，比如，他会突然向大家吹嘘自己有一种花粉，洒到碗里后，能使面条根根直立，怎么也打不倒。有人认真地说，也想得到一盒，谭宝一仰脖子：“哈哈！下午我到壮阳春给你买两盒。”酒宴一片欢笑。

　　“嚼蛆！”小莫从厨房里骂出一句。

　　众人酒足饭饱后，谭宝立马抱拳离席，奔赴他的麻将桌。一直在厨房忙碌的我母亲和小莫，这才上桌，她们照例也要喝两杯，小莫酒量不错。

　　一次，乘着小莫几杯酒下肚，我开玩笑说：“嫁给谭宝后悔吗？”

　　小莫脸上黯然了一下，马上又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什么好后悔的！”她继续喝着酒，脸上突然现出一片迷幻的红晕，“我们中学同班时，他可好哪！嘴巴比谁都甜。”

　　小莫与谭宝的吵架，好几次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他们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吵闹声渐渐稀疏了，双方似乎都认命了。

　　小莫的儿子小宝，是跌跌爬爬地熬到初中毕业的，他的成绩一直很糟。小莫把这个儿子惯得要命，母子一直睡一张床，谭宝也无可奈何。有意思的是，小莫又瘦又小，谭宝又矮又胖，却偏偏出了个一米八的大块头儿子，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谭宝怀疑这个儿子的真实身份，但在小莫近乎疯狂的愤怒下，最终不了了之。小宝块头很大，却有些像当地土语中的“大木瓜”，对世界对生活似乎没有一点感觉，只知终日沉迷在电子游戏厅，没有钱了，就和他父亲一样，叫要债人到小莫那儿去。两三年下来，公司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劝小莫赶快给小宝找个事做做，否则就要像他父亲一样废了。小莫想了一下，也是，虽说住在公司水电不要钱，但父子俩终日这样鬼混，靠自己那一点微薄的收入，将来怎么办。小莫虽穷但很自尊，为了儿子终于放下撑着的面子，与久已疏远的家人们亲戚们联系，请他们帮小宝找个工作。其实，家人们早已淡忘了由她当初固执的婚姻引起的不快，只是小莫自己始终没有除掉心理障碍。小宝很快有了一个工作，在上海近郊的一家合资企业。

　　谁知小宝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居然在开简单的冲床时，把左手指从根部被齐刷刷地切去了四个。

　　小宝住院治疗的钱，上海那家企业出了，但接假肢的钱及赔偿费，却不愿承担，理由是小宝还没与企业签订用工合同。这与小莫提出的二十万元，有天壤之别。小莫与谭宝抱了床草席，每天睡在那个企业的大门口。那个挂了合资牌子的企业其实很小，只投了几万美元的台湾老板大概也是个来大陆赌一把的小人物，没见过这阵势，干脆躲回台湾去了，留下大陆方面的副经理处理这一棘手事件。这位副经理翻阅有关资料时，忽然发现小宝还未满十八周岁，他如获至宝，冲到躺在大门口的小莫和谭宝面前，耍起上海人的派头与脾气，威胁要向法院控告小莫两口子，因为他们把未成年的童工送到上海，违反了国家法律。

　　小莫一时不知深浅，上海人生地疏，就逼谭宝去找他在上海的久未联系的大哥。谭宝的父亲原在上海，文革期间下放到扬州乡村，改革开放后，又回到上海，在上海有一处三十多平方的老房子。老谭在扬州期间丧偶，谭宝的大哥便以老头子身体不好为由，乖巧地随着住了进去。老谭去世后，小莫和谭宝过来要分遗产，嫂子是个精明又厉害的上海人，拍着巴掌：“老头子看病护理的时候，你们哪块去哪？这破房子，还不够给老头子看病送终的钱！”小莫哪里吵得过。谭宝的大哥手里捏了两万元，摆出不要声张的神秘样子递给小莫，小莫甩手不要，又递给谭宝，谭宝接了过去。别看谭宝是个混球，骨子里的憨，有时也叫人叹息。自尊的小莫转身就走，还抛下一句：“这一辈子也不进你这个烂房子！”

　　听了谭宝和小莫的诉说，谭宝的大哥皱了一下眉头，说：“侄子的忙，我肯定是要帮的。”他与谭宝一般矮胖，但戴了一副金丝眼镜，颇有老上海滩金融家的派头。其实，他也与谭宝一样，没有固定工作，是个社会上掮客的角色，好在上海这摊位好，总能混到想要的钞票。第二天，他领来一位“戴教官”，称是他的哥们，在某武警学校任教，已帮不少朋友打赢过官司。戴教官听了小莫的哭诉，拍拍小莫的肩：“这个官司赢定了！”甚至商量到赢钱后的提成。

　　从此，小莫每两个星期，就往上海跑一趟，衣服也穿得愈来愈漂亮，后来还买了件时髦的大红套裙。公司的人忍不住开玩笑：“小莫又要相亲了！”她略有些羞涩地一笑，也不辩解，提上她的金利来小包就走了。小莫四十多岁，但瘦小的身材很适合穿衣服，憔悴的瓜子脸施上妆，倒也自有其风韵。这次，小莫没要谭宝去，让他回到麻将桌上，自己一个人来回地奔波，似乎忙得很高兴。眨眼三个月时间过去了，戴教官那儿还没有什么进展的消息，我都觉得有些疑惑了。乘一次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我把小莫带上，想见一见戴教官。上车前，小莫用手机与戴教官通了电话，然后高兴地告诉我，戴教官要请我们吃晚饭。到上海后，我们在入住的宾馆等着戴教官，到了约定时间，戴教官没有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才打来电话，说是被一个案子拖住了，让我们先吃晚饭，他来结账。晚八点后，戴教官来了，并没有穿警服，一身军黄夹克，人长得干净端正，油着分头，但机敏的眼睛里总有几分色眯眯的味道。打过招呼后，他没有提晚饭结账的事，也显然不愿与我多聊，而是扳过小莫的肩膀：“我还有一些情况要问你。”然后进了小莫的房间，关上门。

　　一直谈到晚上快十二点，戴教官才告辞。我问小莫官司进展如何，小莫略带疲惫地说：“戴教官说正在找一个重要人物帮忙，要把前期工作做扎实。”

　　小宝是在三月份被断掉手指的，到了寒风呼啸的十二月，戴教官还没有把上诉送到法院。我对小莫说戴教官可能靠不住，小莫仍是不信。她一上班，就窝在办公桌前，一针一针地织着一件毛衣，是给戴教官的。考虑到路费的消耗，小莫上海去得少了，但更频繁地给戴教官写起信。我提醒她，与戴教官交往时留点心眼。

　　十二月底的时候，小莫衣着突然恢复了朴素，脸上也不再施妆，露出往日的憔悴。我们问起戴教官那儿的进展，她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憔悴里却分明隐着几分忧伤与愤怒。我们大概猜到了一些，但也不好深问。

　　过了春节，小莫向公司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一个人到上海去了。我劝她把谭宝带上，她有点不屑地说：“带他有什么用，多个吃饭的！”确实也是，别看谭宝像是个在外面混江湖的人，到了该正经的场合，他反而嗫嚅起来。小莫找到上海那个企业所在区的法院，坐在大门口，摊开一张大字报，上面已事先用毛笔写好了缘由。瑟瑟寒风中，小莫坐了三天，法院终于有一位好心的大姐把她领进办公室。听了小莫的哭诉后，她为小莫联系了一位愿为贫困阶层打官司的律师，收费极低。律师很快把诉状递到当地法院，要求赔偿十五万。那边公司闻讯着了急，便也请了律师，同时到法院找人拉关系。官司拖了五个月之后，判决下来，赔偿五万。小莫坚决不答应，要求继续打官司，律师有些犹豫，小莫一下子跪了下来：“如果官司这样了结，我也不想活了。”律师便又把诉状递到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刚好那段时间，中央对底层农民工的生存非常关注，判决出乎意料地快且顺利：赔偿小莫人民币十二万八千元(含接假肢费)，先付八万，余款两年内结清。

　　小莫的运气似乎从此有了好转，赢得官司的这一年，她又轻易地得到了一套六十平方米的商品房。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公司砌办公大楼的时候，铝合金门窗业务是本镇的一位叫郭庆厚的老板做的。这位醒目着八字步的老板有个习惯，就是每谈成一笔业务或挣到一笔钱，都要浑身上下抖动，尤其抖动着那八字得很厉害的右脚，小镇上炫游一圈。郭老板是我父亲的牌友，几乎每天都要来打上几局。这一天，他忽然抖得比往日哪一次都厉害地来找我父亲，说是在武汉接了一笔五百万的铝合金门窗工程，要我父亲帮他银行贷些钱。我父亲让他小心些，他说工程是本镇的一个穿开裆裤时就要好的朋友介绍的，他已看了工地，也去过那个转包工程的公司，在武汉一个豪华的八层楼办公，办公室二十多个男女，统一黑色西服，每人面前一台电脑。但对方有要求，签订合同时，要付十五万元前期费用(含各种资料费)。郭老板在镇上有两套房子，一套一百二十平方，一套六十平方，我父亲便让他以那一套大房子做抵押，找银行的朋友贷了二十万。郭老板去了半年后，忽然又回来到处借钱，以银行的四倍利息，说已定好合同，预付款很快就要到账，但工程已开工，急需一点启动资金。找到我父亲，我父亲说公司已交给儿子，手头没钱，郭老板八字脚一拐，扒开窗户，说借不到钱就从这儿跳下楼。我父亲被缠得没办法，就说：“这样吧，借你五万，你打个字条，年底不还，就拿你的六十平方房子抵债。”

　　又过了两月，快过春节的时候，郭老板回来了，继续宣扬武汉形势大好。其实他是放心不下他那又老又瞎的母亲，他是个孝子。我父亲把他叫到办公室，他扭着八字步，挺着腰，摆出一付发了财的大老板的样子。我父亲说时间到了，叫他还钱。他不屑地回道，就那点钱，担心什么，我也给你四倍的利息。我父亲走了一辈子江湖，哪里吃这一套，年轻时是体育健将的他一把揪住郭老板的衣襟，把他拧了起来，威胁说要把武汉的真相告诉所有的人。原来我父亲不久前通过武汉的朋友得知，郭老板所谓的大工程其实是上了别人的套子，现在他又下套子骗下家，弥补自己的亏损，并以此作为自己新的事业。郭老板浑身发抖，说现在没有那么多钱，我父亲咆哮道，那就把房子交出来。郭老板乖乖地做了手续，交出那间六十平方房子的钥匙。而刚好这时，小莫打官司所得的钱回来了，我父亲就让她用其中的五万，得了这市价至少九万的房子。郭老板过了春节走后，就杳无音讯，不久，他的大套房子也被银行封了，他的老婆与老瞎的妈妈便搬到乡下的老房子去了。他的老瞎的妈妈曾拄着拐棍，从乡下赶到我这儿打听她的“厚儿”的下落，她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她的“厚儿”曾经常到这儿来打牌。她那孤独的颤巍巍的样子，实在令人不忍。

　　小莫搬进自己的房子后，把余钱存进银行，她没有马上给小宝接假肢，而是想寻到一个价格更便宜的医院。家人和亲戚们，这时也感到要给小莫某种补偿，便轮流着把手指残疾的小宝接过去住一段时间。然而，小宝似乎还没有从他的世界中醒过来，除了窝在家里看武侠电视剧，就是要钱出去打电子游戏。一圈下来，家人和亲戚们都有些失望和厌倦了，没有了第二轮的邀请。小宝这个大个子，又回来和小莫睡在一张床上，白天时间，则随他爸爸谭宝出去观摩牌局。大木瓜一般的小宝，偏偏对麻将有悟，一段时间后，就可以站在谭宝的“围城”后，用尚健全的右手指指点点。后来，父子俩更发展到用别人所不知的暗号，悄悄做一些小动作，达到一种“稳赢”的局面。

　　小莫大概是疲惫了，对之不闻不问了一段时间，在我母亲和我的一再警醒下，才抖擞起精神，再次找她的亲友们帮忙。但亲友们对小宝已没有信心，都打着哈哈，最终还是在她的环保局的姐夫帮助下，在J市的一家宾馆谋得了门侍的差事，为出入宾馆大门的客人们拉门关门。小宝大个子，穿着宾馆制服，双手白手套，倒也像个样子。然后，小莫又托人给小宝找对象，心想或许成了家，小宝会成熟起来。开始谈了几个，不是小莫嫌人家不合意，就是人家嫌小宝手残。后来，媒人终于介绍了一个双方父母都有意的，对象是本镇一家饭店老板的独生女儿，与小宝一般大，都已二十四的年龄，媒人说她的惟一缺点就是有时有点犯傻，复杂一点的算术做不出来。这倒没什么，小莫一想到困窘的家境有可能因此得到改变，那几天上班时特别开心，主动与办公室的人找这方面的话题。到了双方父母带儿女见面的那天，小莫把小宝好好打扮了一下，穿上刚干洗的宾馆制服，在媒人的引领下，踏进对方在镇中心地段的一幢三层小楼。刚见面，双方都感觉不错，小宝站着，又高又大；姑娘坐在沙发上，不说话，还有些淑女的样子。然而，当这边两家父母交谈到一定氛围时，那边两个小的却为电视机遥控器争夺了起来，一个要看武侠，一个要看言情，争夺中，小宝的左手套被扯去，露出残缺。姑娘突然两眼放光，好奇地拉住小宝的双手：“太好玩了！我来数一数，总共有多少指头。一，二，三，不，重来，一，二，三，四，五，六，”然后转过头，“爸爸，我数得对不对？”她爸爸尴尬地点了点头。姑娘一下子雀跃起来：“哦！我数对了！”双方家长的脸上霎时都蒙了一层阴霾。

　　小莫再没提这件相亲的事，大概双方都冷处理掉了。而小宝因为贪玩游戏，不久又把宾馆门侍的工作丢了。沮丧的小莫找我母亲商量：“我也这么大岁数了，这个家以后怎么办？”其时，我母亲已从油田单位退休，到我的公司负责财务，讲话是有分量的。我母亲说：“该下狠心了，小宝与谭宝再这样下去，家就毁了。”我父亲有个朋友在北京做生意，为人严谨，就请他把小宝领了去，报酬暂时无所谓。至于谭宝，就让他到我公司施工队，一有工程，就跟出去施工，这样至少减少了他上牌桌的机会。

　　谁知道是物极必反，还是俗话说的树挪死，人挪活，小宝到了北京一段时间后，父亲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小宝还是不错的，安排的事情都能做掉。而谭宝这个混混到了公司施工队，还真有了卖苦力的样子，人虽矮胖，两只膀子的力气却不小，一手一桶二十五公斤的漆，提起来直奔，见我在场，奔得更欢。至于业余时间的牛皮，他自吹他的，我只当作看戏。小莫居然胖了一些，憔悴的脸上也添了些红晕。因为她的姐夫渐渐成了环保局有实权的人，环保系统的人到公司来检查工作，我就把小莫拉上陪酒。小莫三杯酒下肚，话就多了起来：“我们经理是个读书人，有点书呆子，你们可要照顾啊。”对方自然点头称是，而我则有点哭笑不得。到了收费时，小莫问多少钱，对方回答：“一千五。”小莫便嚷道：“哪儿有这么多！减五百，减五百。”对方无奈地一笑，就按照她说的写了收据。

　　转眼到了2003年，北京传来消息，小宝谈了个女朋友，东北人，据说关系已不是一般的好。小莫只看了照片，不放心，又请假专程去了一趟北京。第二年六月，小宝和他的未婚妻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的延吉创天下，做起一种生意，就是收集当地的人参菌菇，制干后卖到韩国。不知是南方人的天生善于经商，还是小宝从他父亲的牌桌上悟得了某种经验，生意居然做得很好。不久，谭宝向我请假，说是上海的哥哥开刀要照顾，其实我心知肚明，他是也想到东北去试试，他一去就没回来。巧的是，小莫这一年五十岁，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她自己也提出了要求。本地乡镇企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员工退休时，按在厂里工作的年数，一年补一个月的工资。到九月份，小莫刚好在公司干了十八年，我母亲特意给她多补了两个月，凑个整数，叫她以后自己照顾好自己。小莫数着钱，突然抽泣起来，呜呜咽咽地不知对我母亲说了些什么，我母亲也陪着掉了泪。

　　小莫自然也去了东北，帮一家子做饭。两个月后，她给我打来电话，说在那边很好，那儿的冬天也不是想象中的冷，家里有暖气，一进门就热得要脱衣服。最后说春节回来看大家。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附补：

　　就在我颇有些慰藉意味地给这篇小说收尾后的第三个月，小莫一家竟出人意料地回来了，并没有捱到要给大家分带礼物的春节。据见到小莫一家的我母亲说，小莫又回到了当初的老样子，憔悴得眼睛里的神一点都没有了，而更令她吃惊的是谭宝，原本150多斤的矮胖子，陡然间瘦得不到90斤，样子简直不能看。据街坊间的风传，他们一家可能是在延吉坠入了传销团伙。倒是小莫的宝贝儿子小宝似乎前后并没有变化，仍是高高大大的“木瓜”样，一回来就钻进电脑游戏房。随后的日子，我忽然有些害怕见小莫一家人了，上街时，总要不自觉地往小莫家住的那个巷子里警惕地扫上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