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 政

　　都市芦苇（外三篇）

　　● 汪 政

　　

　　中午到一茶社小坐，窗外阳光灿烂，炫目耀眼。茶社坐落在一个小区的入口，南面是小区的绿化广场，雕塑、栈桥、水池以及大片大片被分割成几何图案的绿化块，种植着城市人们熟悉的林木花草。正待将目光收回，忽见几根已经抽了穗的芦苇，高高挺立在一片被深秋染上紫红的景观灌木中，孤独而特立。

　　我走出茶社，靠近芦苇。近处是鳞次栉比的居民楼，远处是高耸入云的电视发射塔，脚下是坚硬的大理石路面，芦苇被这片陌生的景物包围着，迎风摇曳。这是几根都市的芦苇，显然不是园艺工人所栽，也非小区景观设计师当初遴选的物种。如果展开想象，那将是一个艰难的生死挣扎的过程。这个小区现在已是河西新城的核心区，但芦苇顽强地告诉人们这片土地的过去，汊河？湿地？只有这样的乡土植物才能提醒人们关注土地的过去，保留着对土地历史的记忆。

　　有多少人注意过这样的事情，历史、往日的记忆或故事由谁来保存与传递？文字、典籍、建筑……应该还要加上乡土植物！当环境被越来越少的几种外来的景观植物所覆盖，我们的记忆，儿时的故事，特别是脚下土地的本来面目也被同化，被格式化或遮蔽了。我曾经带着女儿在小区周边的绿化带散步，让她留心那里的植物，要她找出与景观植物不同的树与草，她果然时有发现，荠菜、蒲公英、菟丝、蒿草、野草莓、车前子、榆树苗、桑树苗……这些树草与整齐划一的绿化带那么不协调，时时面临被铲除的威胁，但它们全然不顾地生长着，生长着属于它们的现在，属于它们的每一时刻，讲述着土地的故事，传递着曾经乡野的信息。我知道这些树草的来历，那是因为风的飞扬，因为鸟的衔递，将它们从郊区带来。风与鸟总是比人更有心。

　　其实，尽可能多地利用乡土植物来进行城市的景观绿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乡土植物是千百万年来长期适应本地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地形条件而产生并繁衍的，它是地区生态的主体，从水生、湿生、旱生，从苔藓、草生植被、灌木到乔木，不同地方都拥有具有本地特点的乡土植物种群。保持这样的植物群落，其意义首先是生物学与生态学上的，比如多样性，比如与虫鸟等动物的共生，但同时也是人文意义上的。常绿植物、多年生草本以及一年生草本在某一地区都是共存的多样的分布，它们不同的生物习性与色彩、外形，在长期的审美过程中被符号化、人格化了，承载着自然的秘密，传递着时间的节律，也成为人们抒发各种情思的形象。不同地区的人们长年累月地与生长在他们身边的植物对话，并以其作为乡情乡思的代言。如果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生长在北方与南方的文人笔下的植物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他们漂泊在外，乡愁涌上心头之时。

　　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怎么认识故乡，如果需要他们用植物去描写故乡，他们该怎么办？用千篇一律的景观植物？用莫名其妙评选出的市树市花？在唯美、形象工程以及名目繁多的城市荣誉评比逼迫下的城市绿化景观设计与制作，正在制造生物学以及生物学以外的许多恶果，乡土传统的断裂，对野生生命的鄙视，对人工与舶来品的迷信等等。我想到景观设计师俞孔坚的观点，他曾深刻地指出了乡土植物之美：

　　新的环境伦理则在更理性的层面上告诉人们，乡土野草是值得尊重和爱惜的，它们之于人类和非人类的价值绝不亚于红皮书上的一类或二类保护植物。在每天都有物种从地球上消失的今天，在人类日益远离自然、日益园艺化的今天，乡土物种的意义甚至比来自于异域或园艺场的奇花异木重要得多。

　　然而并没有多少城市居民有儿童时代放牛的经历，也没有多少公园的造访者懂得环境伦理，所以，野草之美往往被埋没。景观设计师的责任是通过对自然的设计向人们展示野草之美的特质。

　　回到那几根芦苇。我曾与女儿到秦淮河以及其他水岸景观漫步，向她讲述植物从水中向岸上生长的故事，讲述它们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缱绻，可惜我不能像我父亲当年那样在身边将实例信手拈来。水面就在眼前，河岸就在脚下，但却没有熟悉的植物，睡莲、水生美人蕉固然漂亮，但那盆栽的状态显然在表明它与这片水的隔膜，它的客居身份。植物是无罪的，但它们确实不能给本地的居民提供与这片土地、与他过去的生活相关的记忆。我并无奢望，哪怕只有几根芦苇，几株茨菇，几丛菱角也好啊。

　　不知道我下次再去那个茶社时，还会透过落地窗看到那几根芦苇吗？

　　手 炉

　　苏州作家荆歌一见到我便问“你说的那只手炉呢？”荆歌是江南才子，以文学起家，后来听说其书法快盖过文名了，近来他的雅兴又转到收藏古玩，每到一处，常置山水风光于不顾，一个劲地往古玩市场跑。他问我的那只手炉是我家的，不知在哪次聚会时我偶然说起过，他便殷勤地一问再问，想看看我那只手炉究竟如何，有专家鉴宝的意思。

　　现在是收藏热，哪家没有一两件宝物？但我并不搞收藏，家里也无宝物。这只手炉是我祖母给我的，圆形，高七公分，白铜制成，炉盖为镂空刻花。还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就用它了，每年寒假我都要回到乡下祖母那里，天冷了，祖母便把手炉拿出来。现在超市里都有精制的烤火木炭卖，考究的还用从日本进口的香灰和炭团，虽然方便，但也失去了许多情趣。祖母称烧手炉为“挑火”，先将炉底铺上厚厚的稻壳，埋上火种压实，盖上炉盖，就可以焐手了。一开始，手炉还是冷的，慢慢地就热了，火种引燃了稻壳，等到稻壳燃烧到炉壁时，就得用厚布裹起来，否则，手会被烫坏。稻壳烧到炉壁，也就烧完了。不过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常常要好几个时辰。我经常想起在老家过寒假的日子，门外大雪纷飞，天地皆白，我们兄弟姐妹轮流焐着手炉，围坐在祖母身边，听她讲故事。祖母不识字，但她能记住许多戏文，特别是我们那一带流行的说书，叫“七字段”，她能整本整本地记得很多很多。那是我童年最温馨而美好的场景。

　　手炉对于孩子而言不仅是焐手，还可以烧烤。有时候天不一定冷，我们也嚷着要烧手炉，目的就是为了烧东西吃。手炉太小了，只能烧些花生、蚕豆、黄豆，一次烧不了几颗，常常等不到熟就扒出来吃，觉得特别的香。

　　这样的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条件的提高，使许多本是家常的物件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的幸运地进入了审美，成为了艺术品，而更多的则永远遁入了黑暗，被人们永久地遗忘了。我们家的手炉应该是幸运的。有一年祖母身体不好，我回去看她，她絮絮地讲述我儿时的故事，大多数我都不记得了，但她说我喜欢用小手炉烤花生蚕豆的事我是记得的。祖母在橱里翻找，找出了我儿时的许多饰物与玩具，玉坠、项圈、长命锁、陀螺、贴画、弹子，还有许多花花绿绿的涂鸦小本子，祖母都收着。这让我很惊讶，我的童年被我祖母如此完整而细致地收藏着，这是一种怎样的怜爱呢？我将这些玩艺儿都带走了，连同这只小手炉，这些玩艺儿如同记忆里的灯塔，照亮了我已经渐渐淡去的童年记忆，凭借它们的指引，我寻觅着过去的时光，并将它们讲给我的女儿听。女儿小时候的生活已经与我的童年完全不同了，有游乐场、电动玩具和动漫，但她依然羡慕我的童年，她不知道也不必知道我们童年的贫穷与寂寞，只要知道乡野、自然、伙伴，知道那些传统的习俗与游戏就够了。

　　祖母教会了我如何珍视下一代的童年。我将女儿小时候穿的衣服、玩的玩具、喜欢的洋娃娃、胡涂乱抹的画都收着。女儿现在快大学毕业了，但把玩儿时的物件还是她十分喜欢的节目，一边翻捡着那些越来越旧的玩艺儿，一边加快与它们相连的生活，常常会笑出声来。每当这时，我都会抬头看看书架上的那只手炉，它静静地在那里，泛着古铜的幽光，它是祖母留给我的念想，更是她无声的爱与教诲，是我最为珍视的收藏。

　　书房的秘密

　　我给自己收拾出一个书房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喜欢书，喜欢买书，又是个读书教书的人，没有个书房怎么也说不过去。我现在已不大提自己的书房名了，但许多朋友和学生都还记得，因为我常常在文章后写上“某年某月于二人转书屋”。

　　二人转书屋，这就是我给自己书房起的名号。那时还没有小沈阳，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赵本山，那时起码南方的人们还很少观赏二人转这门东北民间曲艺表演。但我居然借用了这个名儿。记得在回答朋友问为什么取这个名时，我曾有一段半文半白、自嘲嘲人、讽己讽世的文字，大意是说自己房子逼仄，左腾右挪隔出半间书房，只能容一人一几，所以也只能一个人在里面读书写作，夫妻两人（不幸的就是我们两口子都端着读书的饭碗）都要用时简直要抛硬币，要用锤子剪刀布来决定，恨不得打架。二人转就是这个意思，两个人都要用书房，怎么办？“转”着来，这就是我们的“二人转”。后来不曾想到不但二人转火了，赵本山红了，连小沈阳都“疯”了，我就不大用那名了，因为有跟风傍星之嫌。

　　虽然不大用“二人转书屋”了，但书房还在，而且越来越大。虽然早已从小县城出来，但当年刚刚在小屋里隔出小书房的记忆还在，每每看到搁在书架上自己写的书房匾额，那个简陋不堪的小书房就会浮现在眼前。几个小书柜一围，仅容一人侧身而入，窗前搁着一张书桌，窗外树影婆娑，绿意盎然。深夜将台灯关了，月光便泼洒进来，真如水银泻地。小城夜晚的那种静谧现在是怎么也找不见了。那时候，疲乏了，心烦了，在小书房里坐一坐，喝上一杯白开水，便什么都忘了。

　　这大概才是书房真正的好处。书房的功用是什么？书房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说是为了放书，读书作文，这种解释当然不错，但哪里不可以放书呢？又哪里不可以读书呢？有人还说马上枕上，甚至说马桶上最好读书呢！所以，读书人为自己弄个书房的真正用意并不在此。有一间书房，便与世俗、繁杂隔开了，有了一块清静的去处。在教育并不普及的过去，识字断文是为文人这个特殊的阶层所掌握的，辟一间书房，便有了自己拥有特权的地方，所以，放不放书，读不读书，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

　　能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古今中外读书人是相通的。卡夫卡说：“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的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又回到我的桌边，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对独处的爱好可以说已到了病态的地步，这景象实在像一个思想家在坐牢。不过，卡夫卡的这个梦中之地好歹还可以冠以书房之名，而中国的苏青只说“自己的房间”。她的《自己的房间》一文开头一句话单独成一节，很是醒目：“现在，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她接着说道：“我的房间，也许狭小得很：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再也放不下什么了。”一个读书写稿子的人，居然不在自己的房间里放几本书！因为她的理想不在读书写书，只是“让我独个儿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听着，看着，幻想着吧！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我的存在，我便可以自由工作，娱乐，与休息了”。

　　所以，书房实际上是一个特别需要的私人的空间。在这里，固然可以读书写作，但更多的大概是调适心情。读书人心情不好了，大都会去书房的。戏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老爷拂袖而去，进了书房。所谓闭门谢客，也并不是关了大门，而是关了书房的门。现在电影电视里夫妻吵架了，丈夫（为什么是丈夫？妻子大都摔了卧室的门以被蒙面，但功能是一样的）也经常奔到书房，把门一关。这种情节我以为并不绝对虚构，如果我爱人指着关着的书房门对女儿说，嘘，爸爸在书房。我家女儿必定立刻蹑手蹑脚，大气不敢喘，因为她知道，爸爸生气了。

　　现在，人人都读书，处处可读书，好像不再需要刻意弄个书房什么的，但我还是强烈建议每家都置一间书房，不但放书，还应涂上颜色，配上音乐，就像那种心理治疗室一样。压力这么大，矛盾这么多，有这么一间屋子，坐进去，按摩按摩神经，多好。

　　文人的宜兴

　　要说起对宜兴的最初印象，那还要回到童年。应该是文革时期吧？现在留下来的只是点点碎片，是太湖的迷离烟雨，是丘陵边的低矮茅舍，再有就是善卷洞潺潺的地下河了，乘小舟在钟乳石间蜿蜒前行，紧张、神秘、恐惧、兴奋。我一直怀疑这样的体验的真实性，似梦非梦，恍若隔世，因为对我们这代以上的人来说，认识到旅游是很晚的事，这个洞、那个洞的开发好像都不太早。这次到宜兴，刚过溧阳，迎面便看到高大的宣传牌，庆祝张公洞、善卷洞开放75周年，原来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两个溶洞便开放了，是中国溶洞旅游的先河。

　　其实，没有溶洞，宜兴也早已是可游可居之地，那湖，那山，那水，那竹，那茶，那壶，“一山二水七分田”，若论江南富庶地，真是无出其右。有外省的朋友来江苏，会议之余想走走，我总是首推宜兴。江苏可游之地多矣，但作为文人，我还是建议他到宜兴去。其实，我对宜兴知之甚少，宜兴的朋友似乎也未向我详细地启蒙“科普”过这块太湖水滨、天目山脚的山水佳地，也许是去得多了，他们早已认为我是宜兴通了吧？而我，也因为去得多了，反倒不好意思多问了，你想去了这么多次，还问这问那，真有点太过愚钝了。不过不知也有不知的好处，我对宜兴的喜欢，不是因为知识，而是全凭了印象与感觉。在宜兴，我见到的是山与水，是江南的绿，是一种现在难以见到的悠然的节奏与闲适的心态。我向朋友自以为是地胡乱介绍说，宜兴虽在江南，但与江南的一些地方比起来，她不张扬，不夸饰，更不嚣张，而是沉潜、内敛、湿润、安详。宜兴是富庶的，她的富有点藏富民间的意味，所以，宜兴是过日子的地方，是真正的福地。

　　这其实已经说到一个地方的性格了。一个地方的性格是怎么铸就的？自然环境当然是重要的，因为自然环境在一开始就规定和选择了人们生产与生活的方式，气候、土壤、河流、食物都会对人的心性产生影响，而从这些自然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抽象出的精神、知识更在观念上形成人们的心灵世界。这样的联系与演变太过漫长，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梳理出宜兴的山水物候到宜兴人性格形成这个链索中的诸多环节了。我也曾关心过良渚文化，留意到吴越文化与宜兴的关系，但是类似的大文化圈中依然存在地域文化的差异，又该如何解释呢？

　　其实，文化上的事真的一言难尽。尽管考古给了我们那么多实物遗存，但如何据此进行“物的叙事”依然是一个难题。而最有兴味的实际上是不同身份的个体对文化目的地的想象与阐释。这次去宜兴，途中一位作家向宜兴的朋友请教宜兴的文化名人都有谁，宜兴的朋友如数家珍地报了一大串教授、院士、官员。作家似有遗憾，这长长的名单或位高权重，或成就杰出，但若以文化名人论，好像尚不能厕身其间。我明白他的意思，作为文化名人，首先要有文化，这里的文化不仅指学养、知识，更重要的是创造，而且是人文意义上的创造，而所谓名者也不一定指名望、地位与名声，而是他的思想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在地方文化与精神气质建构上的贡献。这位作家还有一个观点，显然出于对自己职业身份的偏爱，他说如果一个地方不出一两个名作家，若要对它的文化作出足够的肯定是难以有说服力的。这个论点显然值得商讨，但文学对一个地方的影响确实不容轻视，因为文学直接以语言的方式参与到地方文化之中，它的文化指认、审美方式，总会以文字的方式进入地方文化的记忆中，从而成为后者传承的直接因素。

　　说话之间就步入了宜兴龙背山森林公园，飞瀑湍流，林木葱茏，秋阳如春，游人如织。主人带我们一一参观宜兴名人馆，作家朋友大为惊讶，蒋防、蒋捷、吴炳、陈维崧、周济……，这些都是文学史绕不过去的文学名家，“只要一篇《霍小玉传》宜兴就够了”。作家朋友斩钉截铁地下了如此的断语。是啊，只要稍涉文学的人，有谁不知道这部唐代传奇呢？李益与霍小玉的故事不仅开启了中国古代文人与风尘女子爱情悲剧的叙事模式，而且定型了才子佳人的形象。至于说到蒋捷，他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更是流传至今的名句。如何评价这些文人骚客之于宜兴文化的作用殊非易事，但温婉凄美的故事透出的情调确实暗合了江南文人的生活与想象，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士人内心的矛盾与纠结。蒋捷词作抒情方式是美丽的，但这个江南词人并未一味地在形式上精雕细琢，他的伤感道出了江南的伤痛，而内在的力量显示出江南一带士人的难得一露的耿介。我想，世代的宜兴人在这些经典的回望中当不断重温这些大师的诗性情怀，自会有精神的淘洗与磨练吧。

　　现在的宜兴依旧文脉不断，且不说从宜兴走出去的作家，就那些一直生活在宜兴的写作者们也足以构成自成气象的文苑风景。我曾经遇到一位年近六旬的企业家，他竟然已出版过几部长篇小说，文学的情结如此深入宜兴人的内心，沿着这样的线索过去，那将是怎样的故事？怎样的情怀？它会让每一个对宜兴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凝神屏息，暗自思量，究竟该如何打量和讲解这片土地呢？

　　那恰恰是文人的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