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波

　　梁鼎芬的辫子

　　● 黄 波

　　

　　鲁迅文章的读者，应该都对清末民初的剪辫风潮有所了解，而武昌起义后新军士兵在城门口拉住一商贩强行剪辫的历史照片，经各种近代史著作和图录采用后，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芸芸众生而言，生当鼎革之际，只能安时处顺，辫发之有无只是茶杯里的风波，另外一些人却远不能这般轻松了。

　　武昌起义，南北议和，汉口一家旅馆里，上演了一幕剪辫的好戏。只不过，持刀者非士兵，而是一群学生，“抱头鼠窜”的也不是商贩，而是与被剪者有师生之谊的一位长髯老者，他就是晚清著名诗人、民国后以遗老著称的梁鼎芬。

　　梁鼎芬长期在湖北供职，湖广总督张之洞实施新政，倚之如左右手，他此次来汉是为了给老上司、曾任湖北巡抚的端方操办丧事。端方奉命入川弹压保路运动，为手下士兵所戕，其头颅也被割下送到武昌邀功。南北和议成，端方无首灵柩也运抵武汉，准备下葬。梁鼎芬以“感恩故人之意”，由沪来汉，住汉口大旅社，不料却为昔日学生所窘。

　　关于这次快意剪辫行动，参与者之一、老同盟会员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有生动的描述，梁氏“辫发短垂，终日戴长尾红风帽，不露头角。戴风帽者，师黄梨洲入清妆束也。黎元洪时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驻武昌，闻之，一日坐都督府，饭后闲话，予亦在座，黎发言曰：‘梁节庵（梁氏字星海，号节庵）终日戴风帽，怕人见其辫子，保护甚周，我预备在都督府请他过江宴会，将他辫子剪去，岂不甚善。’时兴国曹亚伯起立曰：‘我一人愿了此勾当。’……当夜，曹往汉口大旅社见梁曰：‘先生太热，请去风帽，勿讲礼。’梁不应，后至者在梁后，揭去风帽，梁乃以两手紧掩辫发，又一人持剪动手，梁乃倒地，两手护发，以头触地板。又上二人各执其手，持剪者乃一剪而去其辫，再剪三剪，梁先生头上，已如牛山之濯濯矣。剪者呼啸而去，梁乃伏地号哭，旧门生如屈德泽等十余人，咸来慰问，予亦门生之—，后至，见其坐拥风帽流泪。……当夜梁即奔上火轮，乘船东去。”梁鼎芬回到上海，曾与湖南诗人王湘绮晤面，王氏于日记中写道，时有人问梁“截辫”事，“梁不欲答”，可见其隐痛之深。

　　“伏地号哭”，“坐拥风帽流泪”，当年之刘成禺、曹亚伯已无法理解这种情感，何况今人？在梁鼎芬及其同道者那里，辫子到底象征着什么？

“言尽有泪，泪尽有血”

梁鼎芬（1859—1919），广东番禺人，幼年孤苦，从岭南大儒陈东塾读书，于光绪六年（1880）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进入仕途，历任武昌知府、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职。

　　这个人物，不但今人已渐陌生，即如上个世纪70年代，海外学者吴天任抱病为梁氏撰写年谱，已有人当面质疑：“节庵先朝遗臣，无甚事功之可见，遗诗数百首，亦一诗人而已，清史已有其传，何劳吾子为纂年谱，详其生平？”吴天任答曰：梁鼎芬不仅是诗词名家，而且是重要的政治角色，其一生中许多活动，都关乎当时而影响后世。例如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他首倡各地官员向西安逃难中的“两宫”进贡方物之议，对稳定人心和政局大有裨益，另创设惠州丰湖书院及广州梁祠图书馆，佐助张之洞在鄂推行新政等等，莫不与国家政治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吴天任所列的梁氏事功，当然均有史可稽，不过就当年实际，梁氏倾动天下者，到底不是他的“立功”，而是他的“立言”，即为一姓之王朝贡献哪怕被视为“疯魔”的意见。

　　梁氏之鸣放，发端于光绪初年。出使俄国的大臣崇厚在俄人胁迫下，未经清廷允许，擅自签订严重损害中国权利的和约，一班言官们联衔参劾，梁鼎芬以少年翰林，列名其中，算是小试锋芒。又十年，中法因越南而构兵，李鸿章力主持重，为清议所不容，最激烈的批评者就是梁鼎芬，他单独具折弹劾权倾朝野的李中堂，声言李鸿章有“有可杀之罪六”，要求朝廷“即行正法，并派出亲信大臣，严查家产，以充军饷，穷搜党类，以戢奸谋”。梁鼎芬“直声震天下”，但也因“妄议大臣”，得到了“降五级调用”的处分。梁鼎芬时年26岁，有人讥其少年噪进，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梁氏却依然故我。光绪三十三年，已迈入中年的梁鼎芬借觐见慈禧太后之机，一气纠弹晚年西太后的两大红人，说军机首领奕劻政以贿成，要慈禧警惕“毋为其所卖”，更抨击袁世凯“能谄人，又能用人，引用私党，布满要津”，直接拟之为历史上的篡位者，说“如此之人，而令其狼抗朝列，虎步京师，臣实忧之。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言，言尽有泪，泪尽有血”。慈禧知其戆直，不以为忤，可是也没有当回事，否则晚清政局或许有另外的走向。

　　“言尽有泪，泪尽有血”，这种决绝并非仅仅是一种姿态。梁鼎芬在庚子事变后赴西安，向慈禧进谏废“大阿哥”，即存在极大风险。慈禧立“大阿哥”，实为废光绪之前奏，因列强干涉而恼羞成怒，遂有庚子国难。后来与外人议和，“大阿哥”显然是一个障碍，而且此人冥顽不学，也实在不堪承社稷之重。但由谁来戳破这层纸却是一个问题，因为按照清律，臣下不得妄议“立储君”、“废储君”，否则将置以极刑。完成此事的仍然是梁鼎芬，他在遗稿《奏对私记》中记下了他的这次危险的行动，“臣辛丑赴行在，面奏：‘臣来时，闻外国人要待两宫回銮后，请废大阿哥。臣思此时，国势弱极，外人如此说，恐要照办，若照办成何国体？以臣愚见，不如自己料理好。’两宫均无语，……后车驾至汴梁，遂废之。”“不如自己料理好”一语极具分寸，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说梁氏因为不易措辞，“夜不成寐”，最后想到这句话，才算豁然开朗。

“草木有荣枯，臣心终不死”

武昌一声枪响，各路豪杰乘时奋起，清廷顿成土崩瓦解之势。

　　时已解官的梁鼎芬居然书呆子气十足，给豪杰之一的黎元洪写了一封信，妄图以故交旧情激发黎都督的“忠义之心”，使其做“大清国第一等忠臣”。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表示，愿把儿子送到武昌作为人质。他在信中写道：“昔之武昌城，居民稠密，百货充积，学堂林立，军队精严，为各省之冠。今之武昌，丧乱萧条，逃者大半，人人危惧，家家贫窘，何以至此，宋卿（黎元洪字宋卿）独不念乎？”这样的信放到豪杰面前就是一笑料，不久黎元洪遣人至汉口剪辫，也算间接答复了梁鼎芬。

　　民国肇建，按照清室优待条件，德宗（光绪帝的庙号）崇陵工程，所有经费应由国民政府支付，但费用迟迟没有到位。梁鼎芬遂往来上海青岛这两个遗老最集中的地方，吁请遗臣故老筹款报效。后来崇陵竣工，因园林无树影响美观和风水，梁鼎芬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决定募捐栽树。他想出了一个妙法，将崇陵上的白雪用瓶子装好，称为“崇陵雪水”，赠给王公大臣和遗民们，以换取捐金。梁虽负责筹款，但一切款项出入均由另员处理，他只管种树和守陵，以避嫌疑。经过他的反复奔走呼吁，终于募集了足额的资金遍植崇陵墓树。在崇陵种下第一棵树时，梁鼎芬还摄成图片，以志纪念。这一史实也成了遗民们诗歌和绘画题材的一个来源，“草木有荣枯，臣心终不死”，人称“清道人”的著名书画家李瑞清称赞梁鼎芬的这句诗，一时传诵人口。

　　拜谒皇陵是遗民们表达对先帝和先朝情感的一种独特方式。而梁鼎芬不仅谒陵，更主动承担了守陵任务，这一守就是三年。在旧道德崩溃，新道德尚未建立的民初，梁氏赢得了不少人的敬意，也生出了一些传闻，如近人笔记记载，袁世凯曾派人去暗杀守陵的梁鼎芬，而刺客终为梁之忠贞感化云云。这一传说当然是靠不住的，袁世凯一代枭雄，他固然会使狠辣手段，但这种手段只可能施之于对其有实际威胁者。

　　除了守陵，作为溥仪的师傅，梁鼎芬还要经常入宫。有人特地为此作了一首很诙谐的诗，诗曰：“一群夷齐去做官，首阳薇蕨难采完。忠臣要算梁星海，四两门包请圣安。”诗的前两句讥讽坚守臣节者越来越少，大家纷纷要做民国的官员，后两句则是描写梁鼎芬的尴尬：太监们勒索已成积习，即使清帝退位也难改变，连去给溥仪请安的梁师傅，这四两门包也不能免。

“好名”乎？“作伪”乎？

世间做遗老，除了“不仕新朝”这条基本标准外，有高调和低调两种做法。低调者，闭门读书罕与人接，高调者则不然，并不忌讳抛头露面，还经常会有一些宣示的动作。梁鼎芬自然属于遗老中的高调一派。

　　高调就难免招人非议。最厉害的指责，是说其人“好名”、“作伪”。

　　大概是这种声音过于刺耳了一点，同样以遗老自命、先后谒崇陵11次的林琴南在一封书信中为梁氏辩护：“梁节庵之为人，都下颇有谓之好名者。然节庵于我德宗皇帝奉移时，在梁格庄大雪之中，席藁殿次数日，住在龟山对过小屋中，一人独居，近三四年，每日必诣陵下，且筹措万余金以助上方便房之费。乃陵工告蒇，则奉其父母遗照于种树庐中，不携妾御，茹苦耐寂，又近三年，即使为好名之人，然弟七十之年，眼中实未见其有此行伪到底者。”不能不说，这位古文大家的辩护是很有分量的。

　　个性鲜明的梁鼎芬历来就是争议人物，不仅其高调做遗老让人不满，就是早年的诤诤谏言，也有人从中嗅出了“八卦”的味道。当年梁鼎芬请斩李鸿章着实惊险，但后来也有流言，说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由于其听信“星相家”的胡说，认为非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能避免早夭。这则传闻见于民国诗人黄秋岳的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此书虽然有名，这一说法却经不住情理的检验。梁之一生，犯颜直谏，又不是一次两次，难道每次都要靠星相家去怂恿吗？我们可以说他搏击的靶子未必都对，其高论也未必皆有助于实际，可这只是局外人的观感，而梁鼎芬自己，之所以敢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自少至老，一以贯之，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的支撑，恐怕是难以维系的。

　　也许是耳闻了关于自己“好名”、“作伪”的冷嘲，梁鼎芬留下了手书遗言：“我生孤苦，学无成就，一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文人留名，是要以文字作载体的，“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好名乎？作伪乎？

　　民国八年，临死之顷，看着守护着自己的同道，梁鼎芬声细如丝地吐出了最后一句话，“人心死尽，我辈不可死，尽一分算一分。”一个为时代潮流抛弃的人，他的“尽一分”在旁观者眼里，只能是悖谬可笑了。“我辈不可死”一语，又让人想起梁漱溟的著名豪言：“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胸中，几乎毫无例外地涌动着一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激情，这样的激情源于何处，有无价值，值得思考。

“愚忠”这顶帽子

“愚忠”这顶帽子，梁鼎芬们是万万逃不掉的。

　　一个人要不要愚忠，从世俗功利上讲不成其为问题。不愚忠，紧跟潮流，既简单，也容易收获实利。既然如此，为什么梁鼎芬们舍易而就难？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有自己坚守的东西，所坚守者哪怕为举世所非，他们也绝不放弃。

　　时代变了，今之读者肯定不会认同梁鼎芬坚守的东西，但对这种坚守的精神，似乎不妨抱以适当的敬意。

　　吴天任曰：“论史者往往持有主观，以为‘甲朝之忠臣，即乙朝之罪人’，以衡量前人功罪。如此必难得平允。先生既属清室忠臣，吾人当设身处地，就其当日立场，尚论其人。盖人必有所立，即有所守。其所守所立，确定不移，即其所以过人之处，不必问其为彼为此也。”他给梁氏撰写年谱，也是着重于其“所守所立，确定不移”的风节。如果这种风节总是世人嘲笑的对象，风派人物们总能成功地用“与时俱进”来掩饰自己的没有底线、全无操守，那还成其为什么世界？

　　明乎此，梁鼎芬在本文开头所叙的那一幕中因辫子而悲痛欲绝，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或有人问，满清王朝的辫子是奴役的象征，为它而哭岂非做奴隶成瘾？这话不能说错，但需要继续推论：一个人剪掉了辫子，不再恭行跪拜，是否就表示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

　　补叙一笔也许很有必要。那位意气风发、准备逼着“奴隶”站起来的曹亚伯，后来却皈依了佛门。刺激其厌倦世事的一大原因，是他以亲历亲闻的资格著成一部《武昌革命真史》，却因不合国民党主流史学而遭查禁。我们不知道，他在为著作被禁而困惑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当年在自己剪下哀哀求告的梁鼎芬。

　　（原载《随笔》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