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佩弦

　　朱自清拟古诗词创作缘由初探
——兼论其对当代古典诗坛之启示

　　朱佩弦

　　朱自清作为接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优秀散文家和“新批评”理论体系中“意义学”的笃定奉行者，其创作重心理应在新的俗文学形式上，而西方文论之应用于批评与研究，也大多应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学形式息息相关。但纵观朱自清一生的文学研究与创作，似乎更多致力于古典诗学的创作与讨论，并将“意义学”的具体方法引入了古典诗学的研究。

　　朱自清一生绝大多数的散文作品，除去《欧游杂记》与《伦敦杂记》外，几乎都在1920年北大毕业后与1925年入职清华大学前的这段时间内创作完成，而在其进入清华后，他就宣称“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1928年《那里走》），后半辈子几乎都在与古典诗学打交道，散文、新诗作品已然很少见，基本上都是出于西南联大时期的抗日激愤所作。所教课程也基本上都是“李杜诗”、“历代诗选”这类古代诗词鉴赏研究课程①据王晓东所统计的《朱自清开设课程一览表》来看，朱自清自入职清华大学起至去世，所授课程有：李杜诗、古今诗选、大一国文、中国新文学研究、歌谣、陶渊明诗、李贺诗、历代诗选、高级作文、散文写作、宋诗、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与习作、文辞研究、谢灵运诗、诗论、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诗歌和散文。计19门，其中关于古代诗歌的课程就有9门之多，而分散于语文教学、语言学、文学史以及现代文学研究的课程，加起来才10门，足见朱自清对古典诗学用力之勤。。另一方面，就朱乔森编定的《朱自清全集》来看，其《敝帚集》中拟古诗有32题42首，旧体诗39首，拟古词18题19首、译诗5首（以古体或骚体译莎翁等英伦诗人之诗），《犹贤博弈斋诗钞》中旧体诗有96题141首，新诗则仅有60余首；而像《诗言志辨》、《诗文评钞》、《古诗歌笺释三种》、《诗多义举例》之类古典诗学研究论著就较之《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之类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著作多得多。

　　我们知道，朱自清是由新诗入文坛的，而后转写散文，最后学古典诗词。因此有人认为，朱自清是受当时社会政局的混乱、大革命的失败催生出的“刹那主义情结”影响，而有此几种创作和研究的转向，并言之凿凿举出朱自清1922年致俞平伯信中“暑假中在家，和种种铁颜的事实接触之后，更觉颓废不下去，于是便决定了我的刹那主义”数语为证（王晓东《朱自清学术思想研究》，暨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另一方面，学界普遍认为，朱自清的西方阐释学的大量接受和采用，只是为了更好地阐释古典诗学，是中西学问的贯通与圆融运用。但是，“刹那主义”对朱自清的影响固有之，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朱自清一路以来的创作与研究中的细微变化，就会发现朱自清实际上是秉持着自北大时期就一以贯之的创作与研究方向的；而所谓西学中用、圆融贯通的认定，实际上又是对朱自清学术本身的一种异质剥离，并没有看到古典诗词创作研究与朱自清接受西方理论的思想同源性。这两点，可以十分鲜明地从朱自清的古典诗词创作中看出端倪，尤其是其拟古诗词。现不揣谫陋，论证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俗文学、歌谣运动与朱自清

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以《新青年》为阵地广泛开展的，俗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被大力提倡，出现了诸多关于俗文学的著作，如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及吴梅《中国戏曲概论》等。而对于俗文学的关注和研究，自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初见渊薮，早在1914年，周作人就在《绍兴县教育会刊》刊登征集儿歌童话的启事；而在1918年，北大开展了著名的“歌谣运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正式发表了向全国征集歌谣的简章，为《中国今世歌谣汇编》与《中国今世歌谣选粹》收集材料。这一活动本因北大刘半农、沈尹默发见歌谣之研究价值，因而在本校发起征集活动，经由蔡元培先生《校长启事》的推助，一发而得到全国文化界、学界之响应②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彼时正丧偶闲居在家，也参与收集了大量苏州歌谣，并通过歌谣的版本变化以及戏曲传说的不同，作出一系列孟姜女研究论文，奠定了他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并由此引发了他学术思想中最著名的“层累的古史观”萌芽。参看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0-52页。。“五四”以后，北大更是创建了“歌谣研究会”，并创立《歌谣周刊》，甚至将两者并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与《国学门周刊》中，将歌谣这一俗文学形式提升到国学的高度，可算是名副其实的“新国学运动”。而对俗文学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形式的影响，朝中国历代俗文学的一种自觉转向。即以歌谣一途来说，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史诗影响；另一方面，西方的现代诗歌在兴起后，打破了诗体森严的等级制度，民间诗体被等量齐观，甚至在追求返璞归真的浪漫主义诗人那里，显得更为重要。1733年，法国出现了“地窖的晚餐社”歌谣团体，1800年前后，英国出现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诗人搜集编选歌谣集的热潮。这直接导致了1896年意大利韦大列《北京歌谣》一书的产生——此书一度在“歌谣运动”中作为北大的重要参照读物。

　　朱自清1917年入北大预科，翌年跳级投考上北大中国哲学门本科，1920年毕业。在此期间，朱自清积极参与了“五四”爱国运动，也接受了大量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自小就在新式学堂的学习背景，让他对新文化易于接受。朱自清在“歌谣运动”期间，就积极参与其中，据当时编者的回忆，《歌谣周刊》还没印出，就已见朱自清在发行处等候多时，一副先睹为快的劲头③参见常惠：《回忆<歌谣>周刊》，《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后来朱自清不仅给《歌谣周刊》撰稿，讨论歌谣与诗的关系④参见朱自清：《歌谣与诗》，《歌谣周刊》第三卷第1期，1937年4月3日，第4-21页。，而且还通过为相关论著写序的方式，发表对歌谣研究的看法。最后在清华甚至开设了“中国歌谣”课程，撰写了相关讲义，作为学术论著收于全集中。“歌谣运动”属于白话文学运动，收集的是当时全国白话的、口耳相传的民谣。通过新诗《毁灭》中循环往复、不断铺陈，《小舱中的现代》中俚俗朴素等民谣固有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朱自清的新诗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歌谣运动”的影响。

二、歌谣与朱自清的诗学史思想

那么，歌谣与朱自清的古典诗词研究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歌谣，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民歌，起初是先民在劳动中内心的感发，通过节奏韵律的形式被唱出来的一种文学形式，如《击壤歌》、《弹歌》（沈德潜将这二者皆收于《古诗源》）等，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也是通过遒人采风的形式收集的民间歌谣。因此，歌谣是诗的最初形式。朱自清在通过“歌谣运动”的锻炼后，逐渐从歌谣对当下俗文学的影响，转向了学术史乃至歌谣史的文学思考，如他在1926年《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与1927年《唱新诗等等》中提到的：

　　至于研究的方法，不用说我是相信科学方法的。研究的途径，我也说了：一是专门就现代生活作种种的研究，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学等；搜集现存的歌谣和民间故事，也便是这种研究的一面。一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旧有的材料里共同研究，一面可以完成各种学术专史，一面可以完成各种独立的中国学问，如中国社会学，中国宗教学，中国哲学……（《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朱自清全集》卷4，第198页）

　　有一回和平伯谈及，他说从前诗词曲的递变，都是跟着通行的乐曲走的……我想平伯的话不错。但我很奇怪，皮黄代昆曲而兴，为时已久，为什么不曾给诗体以新的影响？若说俚鄙之词，出于伶工之手，为文人所不屑道，那么，词曲的初期也正是一样，何以会成为文学的正体呢……从历史的例子所昭示的，皮黄及近百年一般通行的乐曲，确乎应成为新体诗；若它们真如我所猜，没有具备着这种资格，那么，文学史上便将留下一段可惜的空白了。皮黄既与新体诗无干，因此论现在的新诗的，才都向歌谣里寻找它的源头……但歌谣的音乐太简单，词句也不免幼稚，拿它们做新诗的参考则可，拿它们做新诗的源头，或模范，我以为是不够的。（《唱新诗等等》，《朱自清全集》卷4，第220—221页）

　　我们很清楚的看出，朱自清已经开始思考诗词的由俗变雅问题，并通过文体雅俗的转变思考对新诗的影响。指出一时代诗词曲新文体的出现，都是跟着通行的乐曲走的，但新诗出现后，非但没有取流行的皮黄作为新体诗，反而返璞归真走向了歌谣。虽然歌谣也是合乐的，但仍然属于民间零散的、没有具体规范的文学体式。这实际上已经引发了朱自清的诗歌史乃至歌谣史观念，这应该是他日后在清华开“中国歌谣”课程，在《论“以文为诗”》中系统思考诗文的混溶和分离历史过程，甚至在西南联大作《诗言志辨》的思想萌芽之一。

三、歌谣与朱自清拟古诗词的创作

朱自清古典诗词的创作与研究肇始于入清华后，以收于《敝帚集》中40首拟古诗词为其创作之滥觞（拟古诗词不止40首，但仅有40首标明为1927年所作，恰是朱氏进入清华后二年。其中诗24首，词16首），以“李杜诗”课程为其古典诗词研究之滥觞。俞平伯曾在1925年6月30日致胡适信中称：“顷接佩弦复信云：‘……弟于诗本门外汉，兄之所知。如何敢登坛教人？’”（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29页）加之此时朱自清正拜在著名诗家黄节门下学诗，其《敝帚集》扉页题 “谨呈晦闻（黄节字）师教正，学生朱自清”，黄节又予批示云“逐句换字，自是拟古正格”，因此学界多认为朱自清因为入清华教职，须以古典诗词为教务，故不得不转而从头修习古典诗词，是以有拟古诗作。其子朱乔森就明言“为了教好古诗词，他不仅下苦功夫把大量古诗词背了下来，而且，虽然此前他已作过古诗⑤笔者按：此前所作，并未见收于全集，恐年少时零散游戏之作，不成系统也未留遗稿。其大量写作古体诗词，仍应以入清华后的创作为滥觞。，仍拜黄晦闻老先生为师，从逐句换字的拟古做起，学习写作旧体诗词。”（《朱自清全集》卷5，第363页）从写作方法来看，拟古诗可以分为拟篇和拟体两种，拟篇是指对某一原作进行模仿，逐句效仿，仅对原作置换增减某些字句。朱自清的拟古诗作中，拟篇作占了绝大的篇幅。根据郑姗姗《魏晋南北朝拟古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所归纳出的拟古诗创作的六点动因：学习属文、逞才炫技、导正完善原诗、补全古诗、托古言志、表达文学观念，我们似乎已经可以确定朱自清拟古诗的创作确实是出于学习属文的目的，而后来的大量古体诗作品则是建立在这段时间拟古诗词学习的基础上的产物。但笔者认为，学习属文可能是朱自清拟古诗词最初和最浅层的一类动因，埋藏在标题和形式下的内容，揭示了朱自清在文学观念上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模拟文学与新文学之发展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然而各时代的代表性文学并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模拟文学正是渐变的一种重要手段，正如汉代以《楚辞》骚体为模拟对象，才有汉赋之大成。没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刘向的《九叹》，何来张衡的《二京赋》、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而南北朝拟古诗的出现，正是促进诗向格律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自东晋永嘉南渡直至南北朝结束，诗歌逐渐沦为一种高雅的消遣，经历魏晋玄学对儒家“道本儒末”的扬弃与长期战乱的结果，使得诗歌抒发个人感情的私人功用与宣扬儒家教化的载道功用都被宫廷诗这一体式所限制。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只能大量出现在宫廷里，并以严格的对仗、华丽的辞藻修饰、空洞无物的内容作为其主要特点。宫廷诗主要由应制诗和宫体诗组成，宫体诗很大程度上源自古乐府的爱情诗和拟古的爱情诗，到宫廷诗的范畴内一变而带有了艳情的意味。南朝梁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就完全是自汉至梁的古乐府爱情诗、拟古爱情诗乃至纯粹宫体艳情诗的大合集。拟古爱情诗在向纯粹的宫体艳情诗发展过程中，因为与应制诗同被收入宫廷诗的范畴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应制诗的影响，开始向修饰辞藻与对仗工整方向发展，如谢朓《咏烛》：

　　杏梁宾未散，桂宫明欲沉。

　　暧色轻帏里，低光照宝琴。

　　徘徊云髻影，灼烁绮疏金。

　　恨君秋月夜，遗我洞房阴。

　　另一方面，在南北朝末期，拟古诗开始逐渐脱出宫廷诗的内容限制，而保留宫廷诗的工整的形式结构、辞藻凝练的特征。如庾信的《拟咏怀》诗二十七首，试举二首如下：

　　其四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

　　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

　　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

　　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

　　唯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

　　其十

　　悲歌度燕水，弭节出阳关。

　　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

　　故人形影灭，音书两俱绝。

　　遥看塞北云，悬想关山雪。

　　游子河梁上，应将苏武别。

　　从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出，拟古诗与拟古情诗衍生的宫体诗已经开始新的文学自觉，朝着内心真实的感发与形式的工整在进步了。而后经由隋文帝、魏征载道观的回归，初唐四杰对宫廷诗的朴素化，杜审言对格律的自觉，诗终于有了初步的格律诗形态⑥参见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初唐诗》第二章、第六章、第七章，三联书店2014年版。。

　　（二）拟古诗词与朱自清的新文学思考

　　同样，朱自清拟古诗词的创作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表达，也是一种文学新变的探索。前文已经提到，歌谣是一时代之民歌。因此，歌谣往往带有那个时代白话的印记，并带有重章叠句的艺术特色。《诗经》的国风就是其典型，而汉魏古诗更带有这种俚俗和重章叠句的特色，《有所思》的“用玉绍缭之”与《练时日》的“灵之游”、“灵之车”、“灵之下”，徐干《室思》中的“自君之出矣”与《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都是这两种特色的典型表现。朱自清的拟古诗创作，乃从拟汉魏古诗着手。其《拟孟冬寒气至》“有客来远方”，《拟徐干〈室思〉》“见异而思迁”；《拟上山采蘼芜》“新人亦尔尔”、“新人于于来”、“新人斗奢靡”，《拟曹植<杂诗>》“吹去何忽忽”、“行行千万里”都是符合俚俗与重叠的艺术特色的。

　　也许有人认为，逐句换字的拟古学习，必然不能脱出古诗原始的窠臼，并不代表朱自清主观意识的流露，是一种无意识的表达。但我们翻开朱自清《中国歌谣》一书，就会发现朱自清曾专门讨论过“诗的歌谣化”，并举《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为例；详列《诗经》、乐府乃至南北朝乐歌中的歌谣，并提到了摹拟的歌谣：“说到摹拟的歌谣，我们首先想到自然是拟作的乐府。这种作品极多，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趋势。……‘大概西汉只有民歌；那时的文人也许有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而作诗歌的，但风气未开，这种作品只是“俗文学”。到了东汉中叶以后，民间文学的影响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人出来公然仿效乐府歌辞，造作歌诗。文学史上遂开一个新局面。’”（《朱自清全集》卷6，第377页）我们可以看到，朱自清的文学观念里，是把乐府和拟作当做糅杂了歌谣特质的一种新文学形式的，甚至认为一部分歌谣本身直接构成了乐府和拟作。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朱自清拟古诗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歌谣运动”以来对俗文学与新文学关系思考的延伸。正因为俗文学对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朱自清才有了新诗的不可磨灭的成就，并引发了朱自清对俗文学与正统文学关系的自觉思考，进而产生了诗学史的学术观念，为以后诗学（古典和现代）研究提供了长期而明确的方向。退一步说来，即便朱自清的这几十首拟古诗真是出于单纯的学习目的，根据弗洛伊德的过失心理学，这也应该是朱自清早前长期受到“歌谣运动”影响的一种下意识的不自觉表达。

　　也许还有人会指出，朱自清除去拟汉魏古诗以外，还有16篇拟词作。但我们仔细一看，拟词作全部都是摹拟李白、张志和、温庭筠、韦庄等唐五代时期词人的作品，叶嘉莹先生曾指出：“词这种韵文的体式，从晚唐五代发展到北宋的初期，它是从歌筵酒席之间，从本来不具有个性的歌词，发展成为在小词之中能够流露出作者的修养、品格、感情、学识、怀抱的这样一种文学体式的。”（《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词的个性化和诗化，到了欧阳修才算是彻底的完成，到苏轼成为了高峰。所以，朱自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从词的原生态的俚俗这一特色去拟词作的，仍然是从“歌谣运动”激发的“俗文学”对新文学产生影响这一文学史观的角度出发的。这从朱自清的拟词作中见不到任何个性、学识与襟抱可以充分说明：

　　拟张泌《江城子》

　　小红桥畔见伊行，水盈盈，远峰青。一缕春云，低绕碧天生。却去问卿今许未？轻笑道：莫相惊。

　　拟欧阳炯《浣溪沙》

　　绿暗红稀絮似烟，眼饧眉倦屡思眠。清风敲打小窗前。 翡翠屏闲成独掩，鸳鸯枕冷惜云鬓。一心长是在伊边。

　　即便我们把拟作中大量拟李煜《虞美人》的作品视为是拟宋初的作品，根据朱自清在《诗与话》中援引胡适先生提到的宋诗的好处“做诗如说话”立论（《朱自清全集》卷3，第283页），又在《什么是宋诗的精华》中指出“我们可以说这些诗（宋代古体诗）都在散文化，或说‘以文为诗’。……可是古体也能发挥光大，自辟门户，若以精华专归近体，似乎不是公平的议论”（《朱自清全集》卷3，第16页）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朱自清仍然是注重宋代诗词中注重糅杂白话俗语这一艺术特色的。

　　因此，我们可以就此下一结论：朱自清拟古诗词之创作，一方面出于顺应执教清华的教学任务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是受到自西向东传播的俗文学思潮转向，以及“歌谣运动”这一具体的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不自觉地对歌谣、俗文学与新文学关系的思考和实践。这一实践是意义深远的，它揭示了朱自清一生的诗学研究和实践的核心指导思想——将歌谣、俗文学熔铸于诗，并通过对歌谣、俗文学与历代诗词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指导古诗的阅读、赏析、研究乃至新诗的创新（虽然此后朱自清只有极少量的新诗，但还有一部分讨论新诗理论和形式内容创新的论文）。朱自清一生的诗学研究和诗词创作，充分表现了他自北大以来一直受到的俗文学思潮的影响。

　　余论 朱自清拟古诗词创作对当代古典诗坛的启示

　　当代的古典诗坛，在受到新诗长期的倾轧后终于呈现复兴的趋势。近年来，中央发出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学习和创作古典诗词实现传习传统文化的目的，仅在中国大陆，每年在各类诗刊、网络发表的古体诗词可能就以数十万计了。但是当代古典诗词在复兴的过程中，呈现出了种种的弊端：

　　我们说唐诗宋词元曲，各领一时代文学之风骚，成为一种文学体式之巅峰，正在于它们在相应的时代，实现了其形式、结构的完整和规范并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它们是相应文学体裁的完美状态。于是有人认为，我们学习古典诗词，就应该从它们的完美的状态开始学起——有了Windows操作系统，我们又何必需要学会DOS系统的代码呢？但殊不知，诗词的起源、发展是有它的历史过程的，它的不同形态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的作用。诗本是内心感情的真实感发，它通过节奏、韵律由短促简洁到长扬往复的发展，而逐渐由简单的二言、四言发展到五言、七言等形式。但形式终归只是形式，学习诗词的目的是要通过学习传扬传统文化，抒发真情实感，写出真正好的有文学艺术美感的作品。但在当代诗坛的教学中，有部分人以为格律诗是诗的最高形式，格律就成为了诗词写作的金科玉律，因而不自觉地教导初学者一味的生搬硬套格律，拼凑对仗的结构。而将格律诗以外的所有古诗一律斥为“古风”，基本不予重视。结果放眼望去，艰涩难通，或千篇一律的诗词作品很占了一部分诗词刊物的篇幅。更有甚者，有些初学者本来就没有相应的传统文化积淀，而又不能灵活地运用通俗白话语言，往往会写成不忍猝读的打油诗。这样一来，学到的只是传统文化的样式框架，而并非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反而背离了诗词乃至格律诗词传习的根本目的和本质内涵。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当代诗坛应该学习朱自清拟汉魏古诗的方法，作为学习古典诗词的入门课。通过逐句换字词，可以逐渐积累古代传统文化的语言要素，有必要者可从《诗经》《楚辞》先学起（朱自清就以骚体译过莎翁的《短歌》），格律诗可放在后面学；另一方面，朱自清拟古诗作是对歌谣、俗文学与新文学关系的思考和实践。这说明，朱自清是注意到了“诗言志，歌咏言”的诗词本质内涵的。当代诗坛也应该从抒发内心真情实感出发，尽量少写应制诗之类没有思想感情的僵化作品。并且还可以从当代的一些俗的文学形式与白话语言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在作品中展示出来，给予古体诗词新的生命，展示时代思想的脉动——这一点“实验体”诗人已经开始在实践，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作者系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