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首获奖作品说起
莫真宝
一
诗如美人，形体之美固然动人心魄，但形体之美有如容颜之美，不能久驻。久驻者情致也、风韵也，此等情致风韵始可伴人一生。故美人之绰约风致的呈露，常于凌波微步、顾盼神飞、衣袂飘飘之间。虽然，纵是美人终迟暮！倘若不择时不择地便衣衫尽去，岂不唐突过甚？同样的道理，诗词之美并不在文词之优美或质朴，也不在名物之繁复，更不在表达之晦明，而在文字构建的想像空间，在文字隐含的潜台词，亦即诗词之美在于文字所蕴含的生活的广度和生命的厚度之中。
当代很多人写诗填词，却并不明白这个道理，甫一下笔，恨不得把什么都和盘托出，唯恐写不尽，就像变态者硬要把底裤给人看一般。须知近体诗、小词受字数与章法的限制，本来容纳不了太多的内容。率尔操觚者，只好用暴力的手法，把一首首诗、一首首词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无余味。如某次诗词赛事一等奖第一名的作品《天宫一号上天》：
驭电驱雷一箭风，环球仰首看飞龙。
五千年史添新页：大写中华到太空。
乍看，这是首七绝。全诗四句，每句七字，共二十八字，平仄押韵中规中矩，粘对妥贴，没有触犯所谓的“三平调”、“三仄尾”、“孤平”等近体诗的忌讳，非七绝而何？
再看，时事题材。内容清楚明白，思想紧跟时代，精神昂扬向上，充分体现了对祖国飞船上天的自豪感，并无不妥之处。
复看，章法严整。首句写天宫一号上天，扣题甚紧；次句写全世界的人们翘首注视上天的天宫一号，霸气外露；第三句转而评价飞船上天的整体意义是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第四句则揭示出这“意义”的具体内容。承转有度，开阖有致，显示出良好的作诗功底。
从修辞上来说，首句拟人，次句夸张，还有借代，用“环球”指全世界的人。结句拟人，是说飞船上天是在太空“写”下“中华”的烙印，或者可以理解为航天工作者乃至中国人借飞船在太空写下“中华”两个大字。诗中还有暗喻，如把天宫一号说成“飞龙”，两者在移动速度之快上有相似点，这也是引人联想的形象化手法。第三句“五千年史添新页”，给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添上“新页”，以此评论飞船上天的历史性贡献，也体现了作者化抽象为形象的努力。
继续看，全诗不仅章法井然，技巧娴熟，而且似乎也有形象。运用名词构成意象是诗词形象化的重要手段。此诗中的名词如“雷”、“电”、“风”、“环球”、“龙”、“太空”等等，上至太空，下至全球，无不毕举。这些名词共同构成的却是一个宏大却又虚幻的空间。至于“史”、“新页”、“中华”等抽象名词，又构成了另外一个更加抽象化的人文空间。殊不知，一首小诗，空间太大，至于包举宇宙人文，等于没有空间；人数太多，至于涵盖环球，等于没有人物。因而本诗虽名词繁多而实无意象，更无意境可言。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简直可以肯定地说，作者是以“搏虎”之力来写这首“诗”的。但读了这首“诗”，总是感觉缺少点什么。沉思良久，似有所悟：原来它缺乏集中的叙事，缺乏优美的修辞，缺乏动人的感情，缺乏想像的空间。概言之，缺乏生命的体验。破碎的名词之间缺乏整体感，便缺乏诗的味道，缺乏一首诗之所以成为诗的那点基本元素。严格地说，它似乎不是诗。清代叶燮提出的诗应具备“情”、“事”、“理”三要素，在这里都基本对不上号，即使强行对号，也仅能“对”个隐隐约约，若有若无罢了。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二
我们先看看题材吧。天宫一号是我国第一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它的成功发射，充分彰显了航天技术的进步，确实是令华夏子孙引以自豪的事件。飞船上天是重大的科技成果，也是政治事件。很多人面对这类事件，诗兴大发，本无可厚非。但一首诗写公共题材，它的作者可以是任何人，抒发的也是完全公式化的情感，所以就落了下乘。这首《天宫一号上天》未能免俗， 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写法，使它丧失了个性，以致丧失了艺术性。
我们下笔之前，也许需要想一想：你要写的对象是否具备构成一首诗的元素？它值不值得写？当前在诗词创作题材选取上普遍有一种雷同现象，举凡遇到重大节日，无论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还是国庆节、建军节、建党节、三八节、劳动节，等等，都要来上一篇。如果有感而发，借物抒怀也就罢了，问题在于每逢此时，时人都热衷于写这一类应景作品，就像小学生完成作业一样非得要来上一篇。情感不到位就不假思索，草草凑成五、七言四、八句交差。完了还要设法让这些句子登上大大小小的刊物，置灾梨祸枣于不顾。这哪里是写诗呢？简直是写格律罢了。何况还存在一大批不要格律、振臂高呼要废除传统诗歌平仄音韵的诗律改革者呢？他们写的甚至往往连“格律”都算不上。更有甚者，活跃于“诗词界”的一些人，热衷于讨论近体诗要不要讲格律的问题，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我们下笔之时，也许更需要想一想：以何种身份切入？从哪个角度切入？换句话说，你能不能写出具体的特点来？能不能写出独特的“这一个”来？公共题材并非不能写，问题在于怎么写。一般而言，社会重大事件跟作者本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很难引起作者自身的生命感发。比如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建党九十周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都是有可能触发人的情感的重要纪念日，当时的诗词作品也层出不穷。然而，因为辛亥革命、共产党的诞生和新中国的成立，毕竟隔今天的作者们太遥远了，所以这类作品，往往除了议论，还是议论。识见的卑俗和语言的贫乏，使得这类作品千篇一律，几无任何可读性。数量上的汗牛充栋，又有何益？
我曾经向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请教：“您的作品中写了钟南山，写了袁隆平。他们是您的朋友吗？您的诗是跟他们交往之后写的么？”老先生回答说：“不是。我并不认识他们。”我进一步请教说：“那么，您是根据媒体报道写的吧。可是，看了您的诗，很像朋友之间的赠答，仿佛觉得他们都是您的老朋友似的。”老先生只好笑笑，“王顾左右而言他”了。老先生的尴尬，决非是个别现象，而是应该引起诗词界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诗词的继承与创新将会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才能解决这种题材与身份的尴尬呢？我想有一个思路可以考虑，那就是跳出传统诗词“言志”与“抒情”的传统，借鉴叙事文学“虚构”的手段，诗人跳出自我的圈子，而化身为他者去描写事件，刻画人物，抒发情怀。写科学家，自己就“化身”为科学家，写革命者，自己就“化身”为革命者，把诗词写作视为虚拟性的创作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凡庸的议论和廉价的抒情，避免千人一面的雷同现象。其实，诗词界已经有某些作者在努力尝试，以期为诗词的继承创新，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话扯远了，让我们回到《天宫一号上天》，接着从人称上来看，因为作者不是飞船上天的直接参与者，也不是间接参与者，无法以第一人称来写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切身体会。首句以飞船为主动者，次句以全世界的人为主动者，第三、四句却由诗人跳出来发议论，其中第四句的第二层次的主动者又回到飞船。人称变换不已，似乎极尽腾挪跌宕之能事，实则人称混乱，难以绾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加重了全诗的支离破碎感。诗中拟人、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就难以称道了。且不说这些修辞运用是否妥当，因为前叙人称和名词运用的凌乱，对这首诗来说，任何修辞格都早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接下来再看诗中的动作又如何呢？首句“驭”和“驱”两个动词，以拟人手法状飞船的气势：飞船驱使雷电，一箭风快，气势不可谓不“汹汹”。第四句的“到”字所表示的动作已经虚化了，第二句“飞”字则连词性也虚化了，成了“龙”的定语。其他如“仰”、“看”、“翻”、“写”呢？这些动作发出者频繁变换，令人目不暇接。而且这四个字所代表的动作全部是作者虚拟的动作，而不是动作发出者的实有动作，故整个“动作系统”有如游魂一般缥缥缈缈，又如败絮一般破碎不堪，毫无连贯性可言。
接下来再看看诗中的形象吧。首句“驭电驱雷一箭风”写飞船上天，重点表现飞行速度之快。出现了“电”、“雷”、“箭”和“风”四个名词，其中，“箭”用作量词，“一箭风”即“一箭风快”。含有飞船的飞行速度“像离弦的箭”一样快的意思。如前所述，诗中还使用了“球”、“龙”、“史”、“页”、“中华”、“环球”、“太空”等名词，但这些名词各自为政，反致全诗意象繁复，完全无法和诗中的动词、形容词一起互动，共同构成“事境”、“情境”或“理境”，只是徒然堆砌而已。前人评吴文英词有“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之讥，反对者曰“何必碎拆”？可这首《天宫一号上天》中，“七宝”已具，“楼台”何在？
综上，这首诗写公共之题材，抒公共之情感，虽形象繁密而无意境，纵动作频繁而无叙事，似承转有度而实语无伦次，议论风生而无情感识见，跟当代那些“三中全会放光芒，神州处处奔小康”等所谓“诗”在本质上是同一类型的。它甚至不能算作诗，至少不是一首好诗。它的获奖集中暴露了当前诗词创作中一种过分忽视旧体诗文学艺术属性的不健康倾向，这种倾向是旧体诗的“复兴”和“繁荣”之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三
客观地说，《天宫一号上天》的作者，乃当代能诗者也。他在诗词创作和在当代诗词鉴赏、评点与教学上的成绩，是能够使他完全无愧于“诗人”这个称号的。可以说，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这首无情趣、无理趣、无谐趣的获奖“作品”，只是毫不起眼的一首。有它不多，无它不少。我甚至私下里相信，诗人对以这样一首“诗”获奖，清夜思惟，内心里多少会闪过一丝丝的愧疚吧。
小诗如此，长诗亦然。即使今人写的古风，也往往并不因为增加了字数而相应地增加作品的信息含量和情感质量。某次诗词大赛的一等奖第二名作品《新萁豆歌》，是一首七言歌行体，全诗除开序言不计，共五十句三百五十字，理应做到事理必具，情辞俱佳了吧。可是，除了题材上貌似关心现实，替讨薪不得反受侮辱的农民工鸣不平稍有可取之外，艺术技巧上同样是拖沓冗长，层次不清，议论凡近，诗味寡然。
其实，唐宋诗词之所以今天还有人读，甚至依然是今人诗歌阅读的主要对象，在于唐诗宋词中的优秀部分依然能感动今天的人。我国传统诗歌重视生命感发的特点，经叶嘉莹反复阐释，已经十分清楚明白了。此处的“生命感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对作者而言，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为情而造文”，系内受生命之感动而外发为语言文字；对读者而言，所谓“披文以入情”，作者之深意与自身之体会相交相融，从而使自己透过他人的文字受到生命之感动。古代文论史上的“知人论世”、“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何必不然”，乃至“诗无达诂”等等命题，由此皆可得以迎刃而解。在我看来，当前诗词创作的主要症结就在于背离了叶嘉莹反复指出的我国诗歌乃基于生命感发这一深厚的传统。这一论断，直指当下诗词创作现状之弊端，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今天的绝大多数诗词作者，无论写什么样的现实题材，无论在语言、格律，乃至文学理论上玩弄什么新鲜花样，大多数都难免堕入“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的怪圈，严重制约了当代诗歌的艺术水准，也败坏了大众的阅读趣味，以致圈内人多以标榜不阅读时人的诗词作品为“荣”，而圈外人更没有几个真正因为喜爱阅读而关注当代诗词创作的，大多是自己阅读自己已发表的作品。这种现象未免令圈内人气短，也令圈外人齿冷。在诗词圈内一部分人自矜于诗词作者和诗词刊物以至诗词“作品”的年产量都全面超过新诗（姑且不论是否属实）的“大好形势”下，曾经多少有些底气不足地宣示当代诗词就要“超唐迈宋”的时节，有人却兜头泼来一盆冷水，不无轻蔑地指出：“古体诗的枝头还没长出花骨朵”。这种现象令人深思。
不同作者创作水平有高有低，同一作者的作品优劣互见，都是自然之理。在我看来，《天宫一号上天》这类诗词作品的获奖，并不是作者的过错。在此我并无责备作者之意，更无唐突西子之心。如有言辞不妥之处，尚祈谅之。
（作者系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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