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颖

　　

　　编者按：

　　近日，上海市文联“文艺家大讲堂”在文艺会堂举行，特别邀请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原会长谭晶华带来“日本文学翻译刍议”讲座。谭晶华长期从事日本语的教学研究、日本文学翻译等领域的工作，本次讲座他通过生动的案例分享，为大家介绍了中国日本文学翻译的历史，以莫言与村上春树的文学翻译为例谈近年来的文学翻译，他40多年来从事文学翻译的体会，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学翻译问题等方面的情况。

　　中国日本文学翻译的历史

　　在讲座伊始，谭晶华首先回顾了中国日本文学翻译的历史。虽然明清也有零星的翻译，但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基本还是在从20世纪初起步，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也就是整个日本文学的汉译史。

　　当时的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国力迅速增强。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其中，日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通过日语转译西方书籍成为一种风潮，我们非常熟悉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就是由陈望道根据日语版《共产党宣言》翻译的。

　　随之一批日本文学也被翻译到了中国。梁启超1898年翻译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是近代以来最早的日本文学译作。“五四运动”后，有留日经历的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楼适夷、郭沫若、丰子恺等学者、文艺家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翻译了日本新思潮派、白桦派、唯美派、新写实派作家们的代表作，译作内容涵盖小说、戏曲、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以及相关文学理论。从“五四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其间所译日本文学著作共161册。

　　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共有139部译介作品记录在册，其中既有古典作品，也有二叶亭四迷、樋口一叶、德富芦花、岛崎藤村、夏目漱石等近现代作家的作品翻译，还有戏曲、电影剧本、纪实文学、儿童文学等相关著作。

　　对于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而言，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的意义尤其重大，我国在日本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等领域的翻译都获得了极大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成立了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开始大量涌现，有上千种之多，古典文学作品中有《源氏物语》《万叶集》《平家物语》等，近现代作家作品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太宰治等，川端康成作品集、大江健三郎作品系列也纷纷出版。从日本文学的翻译进程中可见，我国读者对了解外国文化、希冀中国文艺繁荣的强烈渴望。

　　谭晶华指出，直至今日，国内对日本文学的接收呈现出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这为国人了解日本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絕佳的平台。日本文学史、文艺思潮史的专著和译著，日本文学词典的出版，对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也起到了可贵的促进作用。

　　莫言与村上春树的文学翻译

　　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人预测下一个得奖的很有可能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然而这十多年来，村上一直“陪跑”诺奖，个中解释很多。谭晶华指出，其中原因之一除了主体内容之外，还有对于文体不同的接受态度。

　　他以村上春树在中国走红的原因为切入点，比较了莫言与村上春树的文学翻译。

　　村上春树在中国年轻人中相当受欢迎，谭晶华认为，除了原作本身的原因，中文译者的翻译也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村上春树在中国读者中的接受。

　　他说，如果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莫言与村上春树的作品其实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莫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的影响，村上春树则受到日本古典小说《雨月物语》的影响，而日本的《雨月物语》在历史上又是受到过《聊斋志异》的启发，实际上是日本版的《聊斋志异》。表现在文本当中，两位作家各自有不少作品的主人公都自由穿越了阴阳两界或此岸与彼岸的世界之间，都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从而为探索通往灵魂彼岸的多种可能性开辟广阔的空间。

　　两位在中国同样受欢迎的作家，为何不能在诺奖的评选上获得同样的待遇？谭晶华指出，对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奖项来说，比拼的不仅是作家的原作，更多的还是译作的较量。特别是非英语母语的作家，只能通过文学翻译来被阅读，所以译作的水平尤其重要。

　　村上文学译成三四十种语言，但除了中译本外，其语言特色并未引起明显关注。而莫言的作品之所以在国际上获得成功，在于其译本的语言特色得到充分体现，莫言的英文译者中有著名的汉学家葛浩文，他对莫言的小说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四十年从事文学翻译的心得

　　从1980年第1期《译林》上发表日本当代作家五木宽之的“直木奖”获奖作――中篇小说《看那灰色的马》的译本起，谭晶华已经从事了40多年的文学翻译，著有《川端康成传》《日本近代文学名作鉴赏》《日本近代文学史》；论文75篇；主编词典8部；《地狱之花》《痴人之爱》等文学名著140种，400余万字，主编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数十部。对于翻译工作，谭晶华引用日本文学研究会前会长高慧勤的话说：“作为一名译者，无论对作家还是读者都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维护民族语言的纯粹性方面，翻译家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40余年的翻译工作，也使得他对于这项工作的甘苦有着深刻的体会。“译者首先要甘于清贫。因为翻译的稿酬是很低的，大部分译者都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做这项工作，为了文化交流的一种喜爱。”谭晶华说，“一方面文学翻译使得你需要在整体上把握原作的风格，要求你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去欣赏它，而不是仅仅把文字准确地翻译出来。另一方面，文学翻译促使你去踏实地细读文本，正是这样的翻译实践当中，你的文学鉴赏能力能够得到提高，使自己的才学变得更加厚实和丰富。比起生搬硬套各种西方文学理论来做研究的流行做法而言，我更欣赏那些细读、精读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细读文本乃最佳的研究方法之一的想法也并不为过，这也是我文学翻译做到今天的心得之一。”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学翻译问题

　　最后，谭晶华浅谈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学翻译发展道路和前景。这些年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讨论是比较广泛和深入的。

　　他指出，现在的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是“意译”还是“直译”等语言文字转换的层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们进入了更广阔的跨文化交际，所以我们更应从跨文化交际的层面来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为文学翻译重新合理定位，对作者、译者、编者来说，这都是要考虑的问题。而这也涉及了作品的可译性问题，可译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翻译难易，而是指翻译中的原有风格，“滋味”的可传达性。

　　他仍以莫言为例，比如莫言小说中“土掉渣”的方言，中国人看起来觉得很生动，但是外国人就不一定能理解，翻译后若“土味”荡然无存就不易获得中文语境中的接收效果。翻译要特别关注译著的接受与传播，能否通过翻译被译入语的读者理解与接受。这点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尤其重要。

　　最后，谭晶华以获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的日本汉学家饭冢容的话来总结：“自古以来，阅读中国文人的作品就是日本知识分子的修身立世之道。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出版规模在其他国家是看不到的。我们应该考虑对方，多多了解对方的想法，这方面文学作品的作用非常大，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