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简平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他不仅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多次荣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也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知名影视制片人，更是从业三十年的老新闻人。他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作品《男生贾里新传》《媳妇的美好时代》《回家的诱惑》等至今仍拥有不俗的口碑。影视剧作品分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而现在，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文艺志愿者。而在这个身份下作的那些奉献，让他在2015年荣获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16年获上海市“网民最喜爱的海派修身达人”称号，2020年，获中国作家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称号。

　　从一个文艺创作者，到一个文艺志愿者，此间经历了什么？不妨听听他的自述……

　　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词来说，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斜杠青年”。除了作家、志愿者，我还是记者、编辑、影视剧制片人、兼职教授，这使我有可能看到更多，听到更多，接触更多，了解更多，这样的多元化人生，不仅使我的写作更真实，也让我的生活更丰富，更有意义。

　　之所以从一个埋头写作者成长为“斜杠青年”，这大约和一场疾病有关。我一直记得2011年的那个12月，圣诞节之前，我感觉身体疲惫，去做个常规体检，却收到了胃癌的通知。手术后一个月，人急剧消瘦，但真正打击到我的，是我病后第一次去上班。那一天，我回到并不算太久违的办公室，居然，从领导到同事，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来——一个成年男性骤然瘦到80多斤，整个人的精神和面貌都变了。那一刻我受到的打击特别大，觉得人生的希望和那个过去的我一并消失了，之后就得了抑郁症。

　　黑暗的日子里照进来的第一束光，来自曾经的一位采访对象，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会长袁正平。袁会长来邀请我参加俱乐部的活动，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活动，大家都是病友，甚至同癌种的人还有小组。这是第一次，“志愿者”三个字如此真切地进入到我的生活中，以前我也做过志愿者，在特定的日子里去做一些好事或者公益活动，我觉得就类似一种工作。但这些俱乐部的志愿者们，我们非亲非故，却一天又一天来我家里，和我聊天，邀我出门运动，来帮助我，陪我战胜病痛和绝望，我就这么一点点被“拉”出去了。当我终于重新站在阳光下，我的心里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志愿者——不是工作不是任务，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大爱，愿意强烈且持久地照亮很多人，那样的人，一定自己就是光源。我也要成为那样的人。

　　于是，我真正成了一位志愿者。我也变成了那些“每天上门用尽力气把别人拉出来”的人，甚至去医院给刚做完手术的癌症病人做护工，除了这些常规的志愿活动，我开始思考，自己作为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可以发挥特长，做一些不一样的公益？于是，2013年，我将自己生病两年中所写的全部散文随笔合集出版，取名《在云端》，并将全部稿费购买成书，前往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全部捐献给了正在那里举办的培训班的病患者们。《在云端》袒露了我患病后所经历的身心痛苦与自身的精神转变，是一个病人的亲历，是一个人走过一段特别艰难的生命历程的记录，这里有我所经历的悲与喜，痛与乐，绝望与坚持，失去与得到，读来让人感同身受，也让人更加珍惜生命的美好与快乐。

　　这一次的尝试，让我看到，自己作为一个“文艺志愿者”，原来可以用精神的方式，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帮助。于是，我又一次运用自己的文艺特长，和大家一起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话剧——《哎哟，不怕》。“哎哟，不怕”谐音“癌友，不怕”，以上海癌症康复学校前校长周佩为原型，讲述了年近60岁的佩莲老师历尽艰辛，组建癌症康复学校，并重拾少女时代舞蹈梦想，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引入疗愈项目抚慰癌症患者心灵的动人故事。我希望用这部话剧作为生命纪念，让更多的新生的癌症患者走进剧场，用观看戏剧表演的形式获取生活信心，希望无论哪一种癌症患者都能从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去思考、去设计属于自己的康复之路以及生命旅程。

　　2016年12月，距离我动完胃癌切除手术整整五年了。从国际通行的判断肿瘤疗效和预后的医学标准来说，挺过五年相当于痊愈，从某种意义上，之后的人生相当于“重生”，值得好好纪念一下。回想这五年来所经历的路程，可谓艰难而险厄，如果仅仅倚靠自己一个人，那是很难走过来的，除了天意，更多的是由于爱，由于亲情和友情带来的温馨和信念，由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帮助和支持所得到的勇气和力量。于是，我决定用“回馈”来纪念“重生”。

　　事情的契机还是公益。201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当时，动完手术不久的我无意中看到一条微信，说是“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公益项目发起为前来上海参加培训的偏远地区教师募集路费的活动，我当即响应。后来，我才知道，自己资助的那位老师名叫左春玲，来自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东回镇中心小学，两个不相干的人从此因为一份“大爱”有了联系。于是，2016年，就在我思考着用什么方式纪念自己的“重生”五周年时，意外得知左老师所在的那所山区小学，不要说图书阅览室，连个书架都没有。我觉得太遗憾了，因为谁都知道閱读对于一个孩子，乃至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的意义。于是我脱口而出：“我现在可能没有能力捐建一个图书阅览室，但我想做几个书架并配上1000本儿童文学图书还是可以做到的。”实实在在地将装满儿童文学书籍的“书架”搬进云南的校园，这个五周年纪念可太有意义了。

　　说做就做。我当天便开始采购中外儿童文学书籍，同时，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动亲朋好友伸手相援。我完全没有料到，真正是一呼百应。当时已94岁的任溶溶和93岁的孙毅，这两位德高望重的儿童文学作家首先支持了我。任老先生亲自题写了“儿童文学阅读书架”八个充满力量的大字，而且捐赠了一箱子名著和译作。孙老先生的腿脚不便长时间站立，但却窝在地下室里精心地整理所捐赠的著作。上海文达学校校长黄晓峰闻讯在学校开展了“手牵手，为东回镇中心小学小朋友捐书”活动，孩子帮孩子，那股热情就像沸腾的水，短短时间就募集到658册儿童文学书籍。而我微信上的众多同学、邻居、书友更是一天工夫便筹集了一万多元，希望能制作牢靠的书架，并为学校的近500位孩子再送些学习用品。我的全国各地的儿童文学老中青三代作家朋友都加入了活动，最为珍贵的是，儿童文学作家们非但送出自己的著作，还为孩子们写来了鼓励阅读、祝福未来的题词。

　　最终，12只全新的木制书架矗立在了东回镇中心小学一间专门辟出来的阅览室里，上面是整齐而壮观的数千本图书的队列，墙上则挂满了36位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家亲笔为孩子们写下的题词，我想，东回镇中心小学的图书室虽然还是简陋的，所以只能以“书架”来命名，但是，这里却拥有中国儿童文学阅读阵容最为豪华最为强大的导师团！那天，许多孩子对我说谢谢，可我对他们说，应该是我感谢你们，因为是你们对阅读的渴望和希求激发起我内心的责任，以及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所寄予的希望和期冀。

　　從“被帮助者”，到“志愿者”，再到“文艺志愿者”，在病后的“重生之路”上我一步一步走出了自己的方向，2020年，我获得了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称号。比起荣誉，这更像某种使命。于是，在“红色百年”的时代契机之下，作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工作者，我也积极投入到了“寻访上海红色地标”的宣传工作中去。因承担“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处总处旧址”写作任务，我对一处革命遗址展开了寻访——根据《上海红色文化地图（黄浦区）》和《上海市黄浦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基本信息汇总表》，此遗址地址为四川中路418号。不料，我去实地采访和勘察时，却没有找到四川中路418号。在综合考量了建筑设计风格、竣工年代以及关于交通处总处旧址建筑的文字记载材料之后，我最终确定四川中路420号—440号这幢大楼与有关史料中对交通处总处旧址建筑的描述完全吻合。至于为什么没有资料上记载的418号，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四川中路是1946年之后才改称此名的。至此，一段红色往事找回了属于它的归属地，在我的多次建言下，四川中路418号“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处总处旧址”的铭牌也有望于近期挂上。没想到，在做红色宣传志愿者的过程中，还能为上海踏勘和落实下一处红色遗址。所以我一直深深感到，在这条路上，比起付出的，我得到的更多。

　　当然，在做这些文艺志愿工作的同时，我也没有丢下创作。近期，我的一部散文随笔新作和读者见面了。这套《简平编年体散文随笔集》包括上卷《承蒙关照》和下卷《最后一只蝴蝶》，写作时间为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以写作日期做编排，直观呈现了四年间我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生活。之所以用编年体，是因为我觉得编年体的写作时间注明到年月，而且按日期排序，这不仅很直观地展现了一个写作者的创作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能从中切实感受到我们共同经历的日子。四年间，我写下无数生活日常、读书感悟，包括在捷克与土耳其的旅行以及与文化界师友们的交往故事等。其中两篇用来作为散文集书名的同名散文，在我看来最能代表自己这些年的生活主题与关注话题：《承蒙关照》蕴含了我发自内心的对书籍的感恩之情，感谢我所邂逅的几家书店，我在那里得到许多精神的滋养，而且那里也有着与我的人生相关的许多记忆；《最后一只蝴蝶》则表达了我对生态保护的关注，展现了我对自己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包括大自然）的更多的认识、更为广阔的视野以及更加深挚的悲悯之心，而这正是我的散文的永恒主题。

　　这两本散文集其实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有着特别的意义。一场大病之后，让我在困境中认识到生活是实打实的，人是要贴地而行的，不但自身要重回生活，连文学写作也同样要重回生活。如果说过去我认为作家靠想象也可以写出一部部作品，但如今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我发现只有立足生活、直面现实、坚守理想，才可以成就文学的久远。书写儿童文学让我发现永葆童心的真实的快乐，书写非虚构作品则让我变得更加宽阔、丰厚与从容，现在的我，相信文学可以建设、创造新的生活，也将继续为苍生写作，为历史写作，为未来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