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原先在电影厂里画布景的人，我始终认为，我在退休前后的20年间，之所以能或独立或合作创作出不止20部可供投拍的影视剧剧本，是与“众擎易举”四字分不开的。为此，我在70岁以后至今的十余年中，在回顾自己的影视创作生涯时，常会情不自禁地写下一些回忆录，把“众擎”者们的功绩公布于众，这不仅是该有的知恩报恩，更想反复说明一个真情实况：创作任何一部影视剧都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创作一部优秀的影视剧则更为艰难。为此，谁都不应该去突出个人，强调个人的作用。只有“众擎”才会“易举”。鲜花和奖杯的获得者，只是在既定的社会习俗下被侥幸推举出来的少数几位代表而已。谁把它看得太重了，总会有报应的。
让我感到非常难受的是，大多数为繁荣我们的影视创作“众擎”了一生的人，或许只有在其离开这个世界时，在为其所开的追悼会悼词中，才有可能让大家知道，他（她）曾为哪些影视剧的创作成功作出过贡献，而且往往会让人大吃一惊：“哇，他（她）竟干过那么多的活。”“以前太小看他（她）了！”其实，凡人们的悼词大多是被简化了的，根本不可能被说全。
我对我所熟悉的同事、朋友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我所写下的悼文中补充上一些，我的亲眼所见亲身所受，在对其家属带去些许安慰的同时，也可消解几分我心中的难受。
然而，这三年逝去的影视工作者们，由于情况特殊，不得不丧事从“简”或从“无”，不开追悼会，网上发出的讣告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连让大家能知道他（她）一生努力及贡献的机会也失去了。其中好些人，是同我一起努力了一辈子的，我却没有了最后送别他们的机会，作为如今还幸存着的我，真的感到特别难受。让我心情能稍微平衡一下的是，不凡者与凡者的“下场”遭遇大多如此，难能可贵地略显“公正”。我能做的仍然是把我所知道的真情实况如实地写出来。
这里，先记录一位“不凡者”和一位“凡者”让我难以忘怀的事——
先说叶志康。
叶志康出生于1944年，比我小两岁。经过自己的努力，1966年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他在中央广播艺术团、武汉军区话剧团演戏十余年，于1978年才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
他曾在《车流滚滚》《雁鸣河畔》《延河战火》《从奴隶到將军》《蓝色档案》《心灵的火花》《流亡大学》《T省的八四、八五年》《车队从城市经过》《第三个男人》《美食家》等影片中担任主要或重要角色。其间，还参加过《十六岁花季》等多部电视连续剧的拍摄。
这些影视剧我都看过，尤其是《车队从城市经过》还是我任责编的，看得特别仔细，叶志康的表演给我留下过较深的印象，他确是在认认真真地演戏。
正当他从艺有成时，1985年，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把41岁的他调入行政岗位。从此，他就开始认认真真地从事行政工作，从上海电影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一直当到中共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委员会副书记、局长兼总编辑，直至退休。其间，还担任过一些重要的社会职务。这20年来，他成了上海影视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人一出名，成为“公众人物”后，当然会有各种“传说”。而我之前却连单独与他说一句话的机会也从未有过，因为不了解情况，从我为人的准则出发，对任何“传说”都不会轻信，听过算数，更不会写下任何文字。然而，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却主动地与我有了几次“交集”。
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影视界正在深化改革。上影动作很大，一下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制为“国有企业单位”，虽然有“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照顾中老年职工的政策，但对于捧惯了“铁饭碗”的人来说，一下还是难以适应。我在这个改革中也因上影厂取消了文学部的编制，而从文学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下岗了。
在全市层面，“影视合流”的政策非常明确，而且为了繁荣创作，还引入竞争机制，除了上影集团公司外，以永乐电影发行公司和上海电视台电视剧制作力量为基础，成立了永乐影视集团公司，与上影集团形成竞争关系。
此时，出乎我意料的是，叶志康派人通知我，要把我调到永乐集团公司去做创作相关的行政工作。对此我很为难：我原本想，下岗后一身轻，我已年过半百，还是好自为之，集中精力创作几个好剧本出来，争取在退休前，再为上影作出些贡献。
但对从未与其说过一句话的叶局长的好意又难以说不，况且这也属于组织调动。我只能如此作答：你们得去听取上影一把手朱永德的意见，如他也不要我了，我再待在上影也没什么意思。
朱永德在了解这个情况后，坚持让我留在上影，同意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他原先的想法也是如此。最终，叶志康还是尊重上影和我的意见。当时，我在心中感谢两位领导“知遇”之情的同时，总感到对叶局有些内疚。我能弥补和报答的是，努力搞好自己的创作。
令我想不到的是，叶局非但从未把此事放在心上，反而更关心起我的创作来，在我与艾明之、斯民三共同创作反映千家万户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灯火万家》时，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1996年，我又接到永乐影视集团的邀请，去帮助修改八集连续电视剧《一号机密》。当时，我有些纳闷，这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中央文库的电视剧可是北京交下来的重点剧目，已有一位有关的文史专家和上影的一位著名老编剧在负责创作，我与永乐集团又发生过上述插曲，怎么会轮到我去接这活呢？去后两者关系又如何能处理好呢？要是改出来的剧本他们不满意，丢我脸面是小事，影响了重点剧目的进度可是大事，我如何担当得起呢？
当我正怕掉入“坑”中而设法谢绝时，永乐集团的领导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是叶志康局长点名让你去的！这一句话，便让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说实话，我之所以能在这么复杂的背景下去接受这么艰巨的任务，并非我有多高的政治觉悟，而多是对叶局的信任和为了报答他对我的“知遇”之恩。
接着，在编审黄海芹和责编傅歆的精心指导下，在原作者的全力协助下，我终于如期成功完成了这个任务。二十多年来，这个剧本的内容我已难以记全，而以上的这些人我却从未忘记。尤其是叶志康，没有他的无私推荐，我也就没有这次难忘的创作实践。同时，也让我为永乐集团作了点贡献，聊以分解了些许对它曾经有过的内疚。
我在退休前夕创作完成的电影剧本《风雨十二年》，是由局创作中心领导鲁书潮一手抓起来并亲任责编的。他告诉我，叶局也是全力支持的。我始终不明白，我曾“不识好歹”，没有服从他的调动，他不但从未给我穿过“小鞋”，却反过来如此支持我的创作，原因何在呢？我曾想在彼此退休后，找个机会去看看他，问个明白。
可这个机会始终没有到来。
叶局退下来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在医院治疗过一段时间后，因免疫力差，一直闭门谢客在家休养。在这期间，我曾得到过有关他的一个信息：为影视剧剧本工作了一辈子的老编剧斯民三病逝后，我为他在《上海采风》上写过一篇悼文。斯民三的遗孀周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说，叶局给她来电了，说他一直在家闭门养病，不了解昔日同事们的情况，他是在看到了这篇悼文后，才知道斯民三病逝消息，感到十分哀痛，希望周老师和两个女儿节哀，保护好自己……
我听后特别感动，斯民三与我一样，也是从美术改行当编剧的。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却一生低调。叶局自己已病成这样，还对他的部下如此关心，也是我想不到的。人们往往用“人走茶凉”去奚落一些人际关系，而叶局在久离工作岗位又病重的境遇下反过来对昔日同事下属还有如此温情，实在让我敬佩。
叶局是在2022年上半年离世的，走得悄然。但我还是在网上看到了好些人发文悼念，其中有几篇是用事实来点赞他廉洁的，特别感人。我不会在网上发文，只会写在纸上，为了对他多一些了解，我曾请教过熟悉他的一位局级领导：“你能概括一下叶局的为人吗？”他说了两条，一是不贪、清廉；二是出身平民，童年少年青年是在社会和部队底层度过，他不但自己奋发图强，而且在当上领导后，也特别看重从“草根”中冒出来的人才。
虽一辈子未能与叶局讲上一句话，且我也算不上什么人才，但心中的问题却一下子解决了。如果用一句话告慰他，我只想说：“我还算能对得起你的错爱。”
从事我们这一行的人都清楚，影视剧的创作离不开“众擎易举”，而其中领导者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我的创作，与领导们的鼓励和支持是分不开的。说实话，之所以能汇聚“众擎”的力量，其中有老同学、老同事、老上下级关系之谊，也有我曾经支持过别人的创作之情。
我和叶志康却从未有过关联，连相互间一句话都没有说上过，尽管他对我在创作上的关心，并不那么直接、具体，但在我心中，却显得尤其珍贵……
再来说一位凡者。
2023年1月18日，“老上影人之家”公众号上发布了“沉痛悼念钱祖德同志”的噩耗，说他已于2023年1月14日驾鹤西去，享年76岁。
讣告总共不满50个字，而下面跟进的微信悼文却超过了50条。据他的老同学、老同事们反映，他在2022年12月底，还曾与他们通过电话，告诉他们，他还在苏州为一部电视剧当制片顾问。他还在与大家一起商量如何欢庆上影技工学校60周年校庆的事……他走得如此突然，让谁都吃惊非凡。比他大两三岁的老导演胡立德用“惊闻噩耗，悲不能抑”八字来描述自己的心情。
钱祖德的丧事不是从“简”，而是从“无”。他走于1月14日，16日他老伴才告知他的老同学、老朋友，18日才让众人知晓，组织上和亲朋们无法为他送行，其原因尽管大家都明白和理解，但仍然“悲不能抑”。
我大钱祖德几岁，因为他初中毕业后就进了上影的技校，不久就分配进当时的天马电影制片厂照明车间当工人。所以，我的“厂龄”比他大不了一两年。我们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成了同事，但由于工作部门不同，彼此间并不熟悉。就是接着的十年，他也从不以工人阶级自居或在厂内显山露水。
小个子大眼睛的钱祖德，给我的印象是聪明而内敛，本分又温和，是个极好相处的人。不知是否这些原因，1970年代末，他被调往剧务科。20世纪80年代，他接连不断地在各个摄制组内当事务、剧务，参与拍摄了好多影片。当时影片的片头片尾字幕非常简单，他虽干了不少工作，但还是很难在字幕上拥有一席之地，是位彻底的“无名英雄”。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才“媳妇熬成婆”，当上了制片，却又逢电影厂深化改革，主创人员都成了半自由职业者，有人找你你才有活可干，没人找你你得自己去找活干。好在钱祖德在近二十年的事务、剧务、制片的工作中，不但积累了不少拍片经验，而且又有众多人脉关系，加上他的聪明肯干、不计较名利，找他干活和他能找到活干的机会很多。所以，在退休前后的这些年里，他仍然在一线为影视剧的繁荣而“众擎”着。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内，终于有了一次与他合作的机会，也是他主动找上我的。
2002年4月，我刚退休后应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之邀，出任长篇电视连续剧《公安局长》文学统筹。此片在中央台一套播出后，反响很好。2003年初，《公安局长》的两位编剧又邀请我出任他们的新作《红色天网》的文学统筹，钱祖德知道这个情况后，找上门来，希望这个剧本由他找投资商来投拍，说得非常恳切。我知道他是个信得过的人，便在征得两位编剧同意后，把导演介绍给他。
此片由钱祖德任制片主任，因拍摄场景主要在上海，两位编剧委托我代表他们做些监制的工作。两位编剧之一是公安部的部长助理、党委成员，常年负责有关国际刑警的工作，深知《红色天网》中有不少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让我一定要代他把握好，外事工作无小事，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我深知责任重大，常去摄制组了解拍摄情况，从而对钱祖德有了较多的接触，对他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始终保持着上影人为人为艺的准则和风格。别看他平时温文尔雅，有时甚至还显得有些软弱，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很坚持又有分寸，协助我解决了不少问题。
此剧拍摄难度较大，有不少场面要到国外去拍摄，要能既成功又安全地完成这些拍摄任务，遇到的困难行内人都可以想象得到，但作为制片主任的钱祖德，还是掌控得很好，未出任何差錯地如期顺利完成了任务，让我对这小个子刮目相看……
《红色天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社会反映很好，当然出名的又是演员和编导，只有我最清楚，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制片主任钱祖德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为此，我曾请他吃过一顿饭，由衷地说了好些钦佩的话，他只是淡然地一笑，说：“拍一部片子只有靠大家共同努力，才可能成功。”就在此时，我脑中又冒出了“众擎易举”四字，想为此好好写篇文章。真想不到文章却在他走后才动笔……
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在吴贻弓先生的葬礼上。落葬前的追思会上，好多人抢着发言，纷纷诉说了这位大导演、老领导的为人为艺。令我想不到的是，向来不声不响的钱祖德也抢着发言，让我知道了他也和吴贻弓合作过，他的为人为艺也受了吴贻弓的不少影响。
会后，他主动找到我，问我最近在写些什么，如有剧本新作，他可以为我找投资方，大有再合作一次的劲头，他的话仍然那么中肯。
我谢过他的好意后，苦笑着告诉他，我70岁后曾发过两次冠心病，心血管中已植入了四个支架，早已不大敢再写影视剧本了。我让他也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太劳累了。他拍拍自己的胸脯说：“我好着呢，可以再干几年！”他当时也已年过七十，但看上去还只像六十左右，我正羡慕他的健康和干劲时，他怕我有什么误会似的解释道：“我们都不缺钱，也不为名，只是热爱这一行而已，对吧？”我也怕他有什么误会，忙认真地点了点头……真想不到，这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老上影，像钱祖德那样平平凡凡的职工，我可以列举出好多好多，他们有的在自己的幕后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辈子，有的也像钱祖德那样，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努力，在工作岗位上一步步地上升，直至退休后还在不停地干着老本行。老上影所取得的辉煌，谁都不可否认，而这辉煌与他们的“众擎”是分不开的。
是的，只有“众擎”才会“易举”！
作为老上影人，我们虽已退休，但始终对上影怀有深厚的感情，敬业于影视创作。人老了，血还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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