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天下午，早已退休十多年的我，正在上影公寓老年活动室里与老同事们一起打牌，住在18層楼，比我年轻但也已退休多年的老领导许朋乐推门而入，拍拍我的肩膀，表情沉重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明白，不好了！又不知哪位老同事“出外景”走了。这些年，上影的老同事每年都要“走”掉几位，虽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还乐观地以“出外景”来面对死亡，但总让生者痛惜万分，前去送行。热心、念情、负责的朋乐总要到场，有时还要送上一副挽联，成了这类场合代表老领导的“专业户”。然而，这次待他说出被“送行”者的名字“丁嘉元”三个字后，真让我大吃一惊！
丁嘉元是我们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副团长，要比我年轻好几岁，退休就这么几年吧。他心态好，又注重保养，身体不知要比我健康多少，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以前我只知道他的夫人“走”了，女儿定居在国外，他两地住住，从未听说他得过什么大病呀？朋乐告诉我：这次，原本他又要去国外女儿处住了，机票也已订好，却突然在晚上入睡后心肌梗死“走”了。家中只有他一人独在，谁也不知道。他女儿打电话回来始终没有人接听，急匆匆赶回上海，才发现……这样的结局让我听得目瞪口呆，格外伤心。
丁嘉元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分配来上影演员剧团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在《等到满山红叶时》《闪光的彩球》等影片中出演男主角，还在不少影片中出演各类配角，一直是团里的当家小生之一。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既温文尔雅又朴实无华，演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好人。20世纪90年代，为协助何麟团长，他担任了上影演员剧团的副团长后，每天早九晚五在团里坐班，为大家服务，就很少再能拍片了。
我查了一下资料，只查到他在1994年出演过影片《血囚》中的主角，执导的是青年导演吴天戈，他需要有经验又肯帮忙的名演员帮他压压阵，丁嘉元又正好适合演这个角色，这才让丁副团长又过了一把演戏的“瘾”。
丁嘉元处世非常低调。我是在1991年，他出演我编剧的《烛光里的微笑》时才熟悉他起来的。他饰演的大刘是位喜爱写作却又出不了大名的好丈夫，虽说是片中的男主角，戏比较多，但始终陪衬着女主角，很难演好。开拍前，他曾找我商量如何去把握好这个角色，我笑道：“你看我怎么活的，你又怎么在家中过的，这样去演就是了。”他听后，与我一起哈哈大笑。他把这个人物塑造得十分妥帖，陪衬好女主角王双玲老师，为影片增添了不少光彩。我明白，我们是同类人，从此交上了朋友。
当时，我在文学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的任上。他演过《烛光里的微笑》后，在演员剧团也担当了与我同样的角色。在行政上，我们都是中层干部中的“二把手”，要协助“一把手”做好工作，有时开中层干部会议，坐在一起，彼此都有不少甜酸苦辣可以交流。他在工作上比我用劲，一直努力为剧团的演员们做好服务工作。为此，他少拍了不少戏。对他个人来说损失很大，我常为他惋惜。他却总是笑眯眯地反诘我：“你不也一样吗？”我们也只能在哈哈大笑中聊以自慰。
上影在深化改革中撤销了文学部的编制，我又可以去全力从事自己的专业了，他却在行政岗位上一直干到了退休。我应该感谢他的是，在我退休前夕，他曾推荐我去写有关宋庆龄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我从未为伟人写过剧本，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接任务时曾犹豫过，他却一直鼓励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虽遭遇了不少意想不到的挫折，但让我熟悉了有关这位伟人的不少材料。最终在局、厂领导的支持下，我创作出了《风雨十二年》的电影剧本，反映了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一起的那段生活，并由我的同学鲍芝芳导演执导拍成了电影，总算没辜负大家的期望。这是我为上影撰写的最后一部电影剧本，没有丁嘉元起初的“推荐”和“鼓励”，我也不敢主动去碰这样的大题材，也就不会有这部影片。
等到丁嘉元退休，我以为他在彻底“解放”后，凭他的才华、健康状况，以及良好的人脉，会有一番事业可干，但他却甘于寂寞，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也让我加深了对他随遇而安、淡泊名利的良好印象。我们从事文艺工作的，尤其是干演员这一行且也取得一定成绩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烛光里的微笑》拍摄完成后的三十余年中，陆续有主创人员辞世的消息传来。丁嘉元之前，先后病故的有美术设计师郑长符、摄影师俞士善、制片主任费舜贤和编导吴天忍。他们都与丁嘉元一样，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以极低的成本，共同努力拍好了这部影片，出人意料地使这部影片获得了不少国家级奖项，并在票房收入上也比成本翻了倍，无疑对当时处于低谷时期的上影起了振奋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从影一生、为我国的电影事业作出过不少贡献，却在名利上不曾获得过多少的人。他们都“走”得悄然，在这三十余年间，我几乎未见有人为他们留下过些许文字，而作为曾为这部影片执笔编剧的我，是有责任写下些许我能写下的文字，以示纪念的。
先写电影美术设计师郑长符。
我对长符较熟悉，“文革”前，在天马电影制片厂，我们就一起在美术办公室工作。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比我稍长几岁，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普普通通的好人：衣着随便，抽不太好的烟，从不与人计较，敬老爱小，与大家相处得都很好，唯独不会善待自己。他话很少，不张扬，工作认真，谁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他任劳任怨地扶助妻子黄蜀芹、培养儿子郑大圣，他们先后都成了著名的导演，也都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所取得的成绩中也有长符的一份功劳。他们这个家一直由长符支撑着，这也是上影同事们有目共睹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长符并没有为此失去自我。他在电影美术设计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曙光》《蓝色档案》《石榴花》《烦恼的喜事》《妻子的信》《代号213》《性命交关》《娃娃舞厅》《人鬼情》《当代小侠》《烛光里的微笑》《画魂》等十多部影片成功地做过美术设计，成为一级电影美术设计师。而且他在自幼酷爱戏曲艺术的积淀中，经历毕生的实践和潜心研究，在戏曲人物画上有他独特的见解，因此也取得了独特的成就。
他的老岳父戏剧大师黄佐临慧眼识宝，常把他的画作为出访时的大礼品送给国际上的戏剧大家。佐临大师在1987年81岁时特为此有过这样的题词：“画家郑长符自幼酷爱京剧，经常画些动态戏曲人物，特别是其带表情的大脸谱，十多年来已摸索到一种独特的风格。我曾多次用他的作品赠给国际友人，如日本的戏剧艺术家千田是也、杉村春子、栗原小卷，还有英国莎士比亚学会主席布罗班克教授等，他们都大为赞赏，认为作品含有浓烈的东方色彩并且有雅俗共赏之价值。祝愿长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长符从未卖画，只是送人，上影不少人家中的墙上都挂有他的作品。
长符比我晚一年进上影，后来他和黄蜀芹一起去了大西北，在敦煌等古代文化圣地边“顶礼膜拜般地朝圣”，边谈情说爱，后又建立家庭，生下了儿子大圣。我们真正有了较深的接触能相互了解则是在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上影后的干校生活中。我奉命去接近他，常在芦苇棚的宿舍地，坐在泥地上的小板凳上面对面抽烟喝茶“谈心”。他没少抽我的烟，我也没少吸他的烟。他抽劳动牌，我吸飞马牌，略比他的烟好些。心也谈了不少，只是不照上面的意思，而是依我们自己的意思。在他明白结果是对他有利的后，更为推心置腹了。就在这段过程中，我了解了他，他也了解了我。有了这段经历的打底，以后尽管我们各忙各的，但彼此心里一直是相通的。
而后，我调到文学部工作，与原来美术办公室的同事们接触少了，却因为剧本上的事，反而跟黄蜀芹接触多了，去过长符家几次，也为了剧本上的事与黄导商量。长符见到我总是很高兴。他给我看他的画，让我有一种震惊的感觉，真想不到他还会有这绝招。他就兴奋地跟我说他从小就喜欢戏曲艺术的那些事，没有钱去看戏，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蹭着去看。后来，我看到孙道临、谢晋家都挂着他的戏曲画，可见大家都喜欢他的画。我深知这种画要出一张好作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虽然心里也很喜欢，但从未好意思开口向他要过，倒是他曾主动向我表示要画出一张适合挂在我家中的作品来送我。我仍不好意思盯着他去要。他逝世后，我收到了黄蜀芹、郑大圣题字盖章的他的纪念画册《舞台挥毫——郑长符戏曲人物画作品集》，让我悲喜交集，悲的是长符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只活了65岁。喜的是有这本画册伴随着我，长符仍在。
我想起他担任《烛光里的微笑》的美术设计，跑来找我时的兴奋状态。他说：“我们终于有了合作的机会。”跟他一起担任这部影片美术设计的有我绘景专业的一位同学，我希望长符好好带带他。长符说：“他有他的特长，我们会一起取长补短的。”他谈到了对剧中人物活动环境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对那所小学的取景，都很到位。作为编剧，会有美术设计师主动前来探讨有关拍摄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长符对工作的负责可见一斑。后来，影片拍成后到北京送审，有人提出：“你们上海的教育很发达，为什么要选这样破旧的一所小学来拍？”言下之意很明白，却让人哭笑不得。上海的教育水平确实要比全国好多地区高些，但与全国各地一样，也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我们反映的是上海“下只角”的平民百姓老师、学生的生活，不在那里的学校拍戏，会有真实的效果吗？后来，在中央领导的肯定下，这部影片才得以在全国发行、走红。而我唯一一次与长符的合作，让我认定，他是一位优秀的电影美术设计师！
有一年，我们被集中在一个地方看电影，在与长符交谈中我得知，尽管他曾为不少优秀影片做过美术设计，到了快至退休时，却还未获得一级美术设计师的职称。我为他抱不平，催促他写了份材料，由我转交有关部门反映。不久，此事总算解决了。我虽然为他做过些事，仍丝毫没有减少在他“走”后所有的遗憾，如果他能健康地活到现在，肯定能为家庭和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尤其是他们这个家，一直由长符料理支撑着，长符一“走”，黄蜀芹身体每况愈下，再也难以执导影视剧了……
《烛光里的微笑》的摄影师俞士善和制片主任费舜贤虽病故于长符后几年，但也已离开我们好些年了。他们都比我早进上影工作好几年，我们1963年分配到上影工作的这批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学生，刚进厂时，都要叫他们老师的。后来熟了，加上他们从未以“老师”自居，极好相处，就逐渐“老俞”“老费”地叫起来。我们这样叫他们，他们也感到舒服、自然。老俞是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当时的海燕电影制片厂的，能分配到摄影部门跟着老摄影师们学摄影，是他的幸运。当然，这也是与他“表现好”有相当关系。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勤奋好学，与周围的人也相处得很好，但在人才济济的上影，“学徒”出身的俞士善要真当上摄影也难。最初的十年，他从小助理干到大助理再到副摄影，一直在耐心等待“媳妇熬成婆”，却未能独立拍过一部影片。直至1980年代后，摄影大师黄绍芬才带着他合作拍摄了戏曲片《白蛇传》，并证明了他确实具有独立拍片的才华和能力，接着就让他独立拍摄了《泉水叮咚》。
谁也想不到，这部在投拍前谁也不看好的儿童片，在主演张瑞芳、王佳莹，导演石晓华，美术薛建纳，与摄影俞士善等主创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拍成后却在国内外得了好几个大奖，轰动一时！紧接着老俞又拍摄了《姑娘今年二十八》《第三个男人》《致命的深渊》《天王盖地虎》《烛光里的微笑》《红帽子浪漫曲》等影片，直至退休，一直未停过。
由于种种原因，反正不是老俞的原因，他虽拍的都是一般的“小戏”，重大任务轮不到他，但他拍“小戏”也当“大戏”来拍，从未马虎过，每部都全心全意地投入，力求精益求精，非常认真，深得合作者們的一致认可。他与我，与导演吴天忍，都住在上影公寓的同一幢楼里，是上下邻居，拍《烛光里的微笑》时，有什么问题大家商量起来很方便，老俞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是位很好相处的人。我们仨相继退休后，每天下午常在小区的老年活动室里消磨时光。我和吴导喜欢打牌，他则喜欢与老同事们一起聊天，整天笑脸常开，乐悠悠的，从未见他与谁发生过口角。
想不到没过上多少安乐的生活，不幸就降临到了他的家庭，先是女儿在生意场上遭受暗害而亡，他老伴受此打击刺激后也一病不起，儿子又在国外，好端端的一个家庭顷刻间妻离子散……这对老俞的打击是极大的，我们这帮老同事、老邻居心中都明白，任何去安慰他的话说了也白说，这种事轮到谁只有自己去硬扛着。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谁也不重提不堪回首的这些往事。老俞虽忍受力极强，在我们这些朋友面前仍笑容满脸，但也撑不了多久，就病倒走了……
费舜贤是我们天马厂的老同志。他早在天马工作好几年了。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在剧务科里上下忙碌着，在众人眼中是个热心能干的人，制片主任们都喜欢挑他做助手。我当时有些好奇：这样能干的人怎么还在干剧务，没能当上制片？后来我才知道，搞制片的人，在摄制组内行政上代表着厂方，既要在厂方规定的成本内完成摄制任务，又要协助好导演把握好影片的质量，还要管理好摄制组内的一切事务，不是谁都可以当的。从剧务中提拔上来是一个途径，而厂方选用制片还有好多途径。当时的北京电影学院就设有制片系，专门培养制片人才的。厂方还可在他们信得过的党政干部中选用。要从剧务干到制片，在当时的情况下，很不容易，不少人就干了一辈子剧务。
老费是在“文革”后才干上制片的，一干就很顺手，得到了上影领导的信任，接连拍了《绿海天涯》《革命军中马前卒》《石榴花》《不平静的旅程》《还乡》《黑蜻蜓》《秦川情》《咱们的退伍兵》《女儿经》《紫红色的皇冠》《致命的深渊》《血滴子秘史》《烛光里的微笑》等十几部影片。他先后与舒适、伊明、汤化达、包起成、鲍芝芳、黄祖模、于本正、姚寿康、吴天忍等中、老年名导都合作得非常愉快，在拍好影片的前提下，又从未超出过预算，并还帮助厂里带过年轻的制片。他与俞士善一樣，从未受过有关专业的高等教育，硬碰硬是从实践中一个一个台阶走出来的，全靠自己奋斗而成。
在电影厂中，我特别敬重这样的老同志。而经过《烛光里的微笑》的合作，则让我对老费更为敬佩：当时，厂里部分领导和群众并不看好这部影片的投产，主要认为拍出来肯定要赔本，这对于处于低谷的上影来说是性命交关的事，所以拨给拍摄这部影片的钱是本年度投产影片中最低的一部，只有百万元左右，只想少赔些钱。我作为主要编剧且又是文学部领导之一，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我准备着赔了本后承担责任被问责下台。真想不到老费与吴天忍导演一起，带领着摄制组，共同努力，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硬是撑下来用这么低的成本把这部影片拍出来了。
老上影制片人才的资源丰富，老费还算不上特别有名的“大制片”，但总是一部又一部地接得上戏，且厂领导常会把艰难的任务交给他，看得出是位能让大家信任又好相处的好制片。可惜他为上影忙碌了一辈子，退休后却没能过上几年好日子。一天，他骑自行车去菜场买菜，心脑血管出了问题，送往医院抢救没能救回……
最后，我得为《烛光里的微笑》的导演，也是编剧之一的吴天忍说上些心里话。这部影片获得了不少荣誉，他是立下大功的。
吴导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与郑长符一样，也是在“文革”前夕分配到当时的天马电影制片厂来的。我们一起在集体宿舍内度过多年，以后又同住在上影公寓的2号楼，所以彼此较为熟悉。他是湖南贫苦山区的苗家子弟，能上完小学后再上初中、高中，然后，又能考上全国一流的电影学院最吃香的导演系，一路走来，真不容易！谁都能想象，他肯定是位既有才华又能刻苦学习、发愤图强的好学生，不然，“鲤鱼”就难跳“龙门”。
在我与他的接触中，我发现他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除了能说会“导”外，文学上也有相当水平，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据我观察，由于他从小是在朴实、单纯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形成了“不设防”的性格，一时很难适应大城市且又身处文艺界的复杂环境。他单纯又直率，往往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吃亏是迟早的事。等他吃过了亏再适应过来，与他相同年龄段的其他创作人员相比，起步就慢了些。
他不是厂里重点培养的对象，直到1989年才让他独立执导影片《致命的深渊》的，1990年又独立执导了《天王盖地虎》。这都是些娱乐类型片，只求为厂里赚钱，让大家能生存下去，就万事大吉。那时，吴导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作为有思想有追求的人，他当然还想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执导完了这两部影片后，他常到我们文学部来，也想抓一部他自己喜欢的剧本来拍。于是，他找到了我，同我推心置腹地深谈了一次。正巧，我刚与北京部队作家郭兵艺合作完成了一部写太平间的故事的剧本，是根据郭兵艺在深入生活后创作、发表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改编的。我没有讲内容，让他看了后告诉我喜欢不喜欢，喜欢的话，愿意合作的话，我们再一起商量下一步如何进行。如不喜欢，我再向别的导演推荐，因为我不知他的追求是什么。
吴导看完后很喜欢，认为剧本写出了新时期人世间所特有的炎凉，视角很特别，是通过看守医院太平间的一位老人所见所闻展开几个小故事的，颂扬了人世间的真情，鞭挞了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拍出来肯定既好看又会有较好的社会效果。于是，他整天跟我们泡在一起打磨剧本，争取早日投产。
想不到剧本送审时，有个关键人物提出，写太平间里的事观众不喜欢看的，一下就把剧本“毙”了。我觉得很对不起两位合作者，让他们在文学部泡了好久而一无所获，于是就安排郭兵艺去上海公安部门下生活，写反扒的剧本。我因出身于教师世家，妻子也是老师，对教师既有感情又较熟悉，所以立志把有关太平间的那个剧本中写一位小学教师的情节抽出来重新写个剧本。吴导听后对后者极有兴趣，也勾起了他对家乡老师的怀念，下定决心继续与我们一起干。于是，就有了《烛光里的微笑》这个剧本。
吴天忍让我们编剧特别认同的是，他与不少三心二意的导演不一样，他不会脚踏几条“船”，而特别“死心眼”，认准了一个剧本便专心致志地全程跟到底。《烛光里的微笑》历经磨难，到最后终获通过开拍，是与他的一路跟踪、不离不弃分不开的。所以，在最终确定导演人选时，谁都没有理由再把他刷下。也正因为这个剧本是他喜欢选中的，并自始至终一心投入其中，对剧本特别熟悉，理解得也深，所以在制作阶段的几个关键节点上，比如演员的挑选、导演台本的再创作、人物的塑造等抓得比较精确。他又找了一起拍过两部片子的老摄影老俞来合作，他们相互了解，非常默契，每场戏都拍得十分认真。应该肯定，这部影片的成功，吴导是立了大功的。此片该是他导演生涯中的一部代表作品。
我查阅了有关资料，自1991年，吴导执导了《烛光里的微笑》后，至1995年内，他似乎在上影再也没有接过戏拍。据我所知，他拍了此片后，市里领导还希望他能再拍一部有关中学老师和中学生的电影，他就死心塌地去“抓”了，钻在里面出不来。殊不知《烛光里的微笑》的成功，是有一些必然和偶然因素的，只要其中哪一环断了链，命运就可想而知。教育题材本身又难搞，没有众多因素的配合，一个人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吴天忍退休后，也有人请他去编导过电视剧，经受过一番挫折后，就在我们小区的老年活动室里与厂内的老同事们一起玩玩麻将，输赢很小，娱乐为主。他打麻将也是“死心眼”，所以输多赢少。后来，得了绝症后，更是以打牌来消磨余日，由于精力不支，只输不赢了。我私下里叮嘱几位与他打牌的牌友，要不露声色地让让他，让他赢些，愉快些……他再次进医院前的一两天，还去老年活动室打牌，从此却一去不回了……
吴导病后的日子里，我曾去他家看过他几次。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两点：一是他给我看储在电脑里的他写下的作品，让我明白了他并非一个“玩物丧志”的人，他一直想为社会做些事，可没有平台和机会，写出的作品只能储藏在自己的电脑里。我看他一脸的无奈，真想哭！我也看到过他难得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写得真不差。二是他给我讲了他的苗族老祖宗在清代揭竿起义、英勇善战的家史。此时，他又恢复了洪亮高亢的嗓音，双眼中透出的光让我如今都難忘。我明白了，这可能就是他能冲出山区，也想在更大的天地里为中华民族争光的动力。他能有《烛光里的微笑》这样一部代表作，也不枉一世了。他对身后事早已做好了安排：死后葬回家乡，叶落归根……
以上同一部影片中的五位合作者，我只在长符故世后为他留下过一些文字。对其他四位我虽也陆续作文悼念过，但至今都未能面世，只能怪我人微言轻，能力又有限，难以如我之愿。但我却一直把其看成我必须完成的一个心愿，一直努力争取着，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为写好此文，我认真地查阅过《上海电影志》，《烛光里的微笑》所获得的众多奖项，一项不漏地都记载了下来，而在人物类的条目中，以上五位主创人员却无一人能入录。我始终认为，铸成上海电影、中国电影的辉煌，不只是几个人的功劳，而是前赴后继几代人的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尽自身之力，为之添光加彩。而那些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同样值得大家怀念。虽然电影发展飞速，一代又一代比他们再有名的电影人也都已“翻篇”，但他们对电影事业的执着精神，至少让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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