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的陆士清教授，如今已过耄耋之年。他在2020年9月出版的《品世纪精彩·跋》中，说自己是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而我却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认真生活”却并不普通的人。从他知天命之年到鲐背之年，我认识他算来至今已30余年了。从辈分上来说，他是台港文学及世界华文文学界公认的拓荒者和老前辈之一；我并非他的授业弟子，但他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多年来，凡是由他主办、主持的台港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会议或研讨活动，他都会亲自打电话邀请我出席或发言。出版了新著，他题名相赠；做东请客，他也会来电相邀共聚。如今，虽年届九旬，他仍是我们上海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主心骨。

　　初见，引我入华文领域

　　第一次与陆士清教授见面，纯属偶然。那是在1988年初。寒假中某天，突然接到导师钱谷融先生的电话，说他收到复旦大学台港文学研究室召开关于研讨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作品座谈会的邀请，但他想让我代表他去出席。我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后考上钱谷融先生的研究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调入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任讲师。教研室主任汤逸中老师交给我一项教学新任务：尽快开设一门台港文学研修课，以供当时全校不同专业的大学生选修。钱先生推荐我去参会，以扩充这一领域的知识积累与人脉资源。2月9日上午，我到了复旦大学会议地点。接待我的正是陆士清教授，他那时才50多岁，意气风发。之前，我读过他20世纪70年代末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我向他转述了钱谷融先生要我代他出席座谈会，他便热情地安排我在会场里坐下。

　　座谈会开始，陆老师首先代表台港文学研究室致辞。他说：著名作家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1982年被改编为舞台剧在台湾连演十场，场场爆满，但也众说纷纭，评论两极分化。1987年春白先勇离开大陆38年后首度重返上海，在复旦大学讲学时相赠根据其小说改编的此剧录影带。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几度放映后，师生反响热烈，蒋孔阳、潘旭澜等著名教授都出席了校内的座谈会。而今天主要邀请校外知名编剧、导演、艺术家、高校教授等出席，想听听校外专业人士的意见。座谈会分成上、下半场进行：上午主要是播放《游园惊梦》录影带；下午举行座谈。那天，我第一次看到台湾版舞台剧《游园惊梦》的演出实况录像，深深地为《游园惊梦》的精彩剧情和演员的精妙演技所折服。下午的座谈会上，我记得发言的有好几位上海昆剧团的著名演员、编剧、导演，如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编剧唐葆祥、导演沈斌，还有当时的《上海戏剧》主编赵莱静（曾任上海京剧一团团长）、《上海戏剧》记者潘志兴、上海青年话剧团编剧程浦林、复旦大学话剧团前团长于成鲲等以及《文学报》编辑陆行良、上海大地文化社编辑史嘉秀等，他们发表的观感使我这位京昆艺术门外汉如醍醐灌顶，获益匪浅，犹如听了一堂戏剧艺术课。在陆老师的鼓励下，我在座谈会上也谈了观后感：《游园惊梦》是“戏中藏戏”“梦中蕴梦”，“至少表现了两重含意：第一，一群精通中国传统戏曲的‘票友念念不忘昆曲《游園惊梦》为代表的‘国粹，借此重温一去不复返的六朝美梦；第二，钱夫人因为一曲《游园惊梦》被钱将军看中，由优伶变成人人景仰的将军夫人，享尽荣华富贵，而今时移势转，故曲重演，却已是依稀别梦……”并且我还斗胆对剧中钱夫人微醺中勾起“只活过那么一次”的舞台处理提出了一点意见：“小说里钱夫人和郑参谋的那段隐情，写得比较含蓄。现在戏中用电影投射屏幕，两匹马交颈而立，然后出现两个人影，看上去很美，但似乎破坏了戏剧本身的严谨结构，显得露骨，能不能不用，像《雷雨》中周家小客厅‘闹鬼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话说出口，才意识到自己是否太唐突了。但后来知道，陆老师将我和其他人的发言一起收入《上海复旦大学知名剧坊人士谈〈游园惊梦〉》中，并完整地发表在台湾《当代》和《香港文学》杂志上。

　　那天回家后，我仍感意犹未尽，很快写成《戏中藏戏，梦中蕴梦——论白先勇及台湾版话剧〈游园惊梦〉》一文。过了一段时间后，便把那篇论文寄给了《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没想到，从未谋面的刘以鬯先生，竟然把我这个无名之辈的文章配上了《游园惊梦》的演出海报、剧照等发表在当年《香港文学》7月号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涉及台湾作家的文学评论，并且因此结识了《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这年岁末，我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出席“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由此结识了包括曾敏之、余光中、潘耀明、叶维廉等在内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界的作家、教授。研讨会结束，刘以鬯先生邀请我到坐落在湾仔摩利臣山道38号文华商业大厦顶楼的《香港文学》编辑部去面晤。那天，他吩咐编辑部的杨先生替我在挂有“《香港文学》杂志社”字样的牌子旁拍了照。这张照片刊登在第50期《香港文学》封三，还注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钱虹来港参加‘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会后曾与本港文艺界朋友就文学上的问题进行交流，并收集有关港台文学的研究资料。”此后，我名正言顺地做起了港台文学研究，仅在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星岛晚报》等报刊上发表有关港台文学的文章达十七八篇。

　　从此便一步步跨入了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饮水思源，假如不是陆老师主持1988年初这场观摩《游园惊梦》的座谈会使我眼界大开的话，或许我至今也不会涉足台港文学乃至后来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说陆士清老师是引导我跨入这一研究领域的指路人，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近观，感受其“能人”才干

　　初见陆老师后，没想到很快就又见到他了。1980年代，上海几所文科高校中文系从事现代文学学科的教研室之间联系密切，同行之间时常有轮流坐庄互相接待的联谊活动。1988年春天，正好轮到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作为东道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的现代文学同仁便齐聚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带队的是钱谷融先生，他和复旦大学的蒋孔阳、贾植芳、潘旭澜、吴中杰等先生都是旧相识，见面后相谈甚欢。作为晚辈的我不便插话，扭头看见了认识不久的陆老师，便到一边向他请教有关台湾文学的问题。当时，陆老师虽然刚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但他已把学术研究的重心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移到台港文学领域，不仅在复旦大学首开“台湾小说选讲”课程，还编选出版了配套教材《台湾小说选讲》（上、下册）以及《白先勇小说选》《王祯和小说选》等多本作品集，这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在上海高校还是全国学府都是开风气之先的。那次开小灶式的面授，我自是满载而归。

　　进入台港文学研究领域之后，我与陆老师的接触和学术交往也逐渐增多起来。两年一届的台港澳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常常能看到他健硕的身影和精彩的发言。1994年11月在云南玉溪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陆老师和我作为上海高校的两名筹委会成员，一起参会、研讨和出行的机会就更多了。我很快便发现了陆老师除了做研究、写论文之外所具有的非凡才干与人生智慧。

　　首先毫无疑问是他运筹帷幄、举重若轻的办大型会议的才干。自1989年4月由复旦大学主办近百人“第四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始，我所出席过的陆老师亲力亲为操办的大中型“涉外”研讨会就有：1995年10月在宝钢宾馆举行的数十人出席的“海外华文女作家研讨会”；2002年10月在浦东名人苑宾馆举行的150余人出席“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9月在杭州杨公堤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曾敏之先生八八米寿而举办的“曾敏之文学生涯七十年笔会”等。尤其是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不久而举办的那场令人难忘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如其时担任学会秘书长的杨际岚先生所言：“那时，陆士清教授已退休数年，将近七旬，仍老当益壮。他竟然站在第一线，以‘操盘手之姿，全身心地亲力亲为。同仁们无不交口称赞。……此次研讨会已过去近20年了，然而，虽已‘时过，却未‘境迁，不少与会者至今记忆犹新，津津乐道。”（《陆士清教授侧记：归来还是少年》）其实，代表们看不见的是，举办这样的大型“涉外”学术研讨会，从百余位会议代表的邀请、接待及吃、住、行、娱的安排，到大会发言人员、分组名单，以及事前会议论文集的遴选和出版，还要让绝大多数代表宾至如归，本身已属相当不易。举个例子说，当时境外来的近60位代表不仅食宿免费，且单人单间，这一大笔经费事先要筹措，事后要审计，出不得任何差错；并且凡举办“涉外会议”，从统战部到外事办，从市公安局到出入境处，都得一一申请报备，哪一关都不能受阻；还有办会的每项支出、每笔账目都要清清楚楚，精打细算，想想都令人畏缩。况且，代表们从世界各地、全国各省而來，到了上海，都想出去逛一逛，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很少有人想到，一旦有代表出了意外，尤其是境外人士，作为会议主办方要承担多大的风险！据我所知，之前复旦会议曾有一位从美国来的华人女作家，抵沪后未打招呼擅自离开宾馆外出，不料跌伤了腿无法行走只得住进医院，结果不仅没法参加会议，还给主办方惹了一堆麻烦。所以，2002年150余人的浦东会议，杨际岚先生至今称赞不已：“办会者的良苦用心，以‘殚精竭虑形容并不为过。无怪乎，台湾女作家罗兰对此念念不忘，会后特地致函道谢，称其为‘我此生最值得记住的一次盛会。”陆老师办会运筹帷幄、举重若轻的出色才干和周到安排，至今让许多参会者难以忘怀。事后，我写了《海空辽阔华文飞》的会议述评，发表于《文艺报》头版及《香江文坛》杂志，以此表达对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切身感受和对主办者的由衷敬意。

　　我觉得，陆老师的才干主要来自他丰富的人生阅历、灵巧的生活智慧和善良的待人之道。比如，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广州出席“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回程时面对一堆赠书我一筹莫展，邮寄也来不及，陆老师帮我找来一只蛇皮袋，将书装进去叠放整齐，然后用塑料绳子结结实实捆扎好，他说这样可以放在行李箱上拖着走，比较省力，即使掉下来也不会脱底。还有，当时在香港城市大学执教的钱俊教授患了面部肌肉抽搐症，我推荐他找陆老师讨偏方试试。陆老师在回复邮件时耐心地指导他吃自制醋蛋，一段时间后，竟然痊愈了。所以，在我的心目中，陆老师是一本“万宝全书”。

　　更令人钦佩不已的是，年逾八旬的陆老师，从2016年开始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的支持下，连续主办了三届“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以评论家与海外华文作家面对面的研讨方式，深入评论、研讨了三十余位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并在事后出版了沉甸甸的论文集。我受邀评论了卢新华、曾晓文两位美籍和加拿大籍华文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后者是我暑期出境旅行时，在希腊米克诺斯岛上接到陆老师亲自打来电话而接受的“任务”。此时，陆老师已经85岁高龄，可是，听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怎么也不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还是30年前那位充满热情、干劲和精气神的良师。在陆老师身上，你能真正领会什么叫做“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细读，感佩“青春的精神”

　　2020年9月，我收到了陆老师的快递。打开一看，是他刚出版的新著《品世纪精彩》，扉页上有赠我的题字。我深受感动。之前，他也曾赠予我《台湾文学新论》和《曾敏之评传》等大作。《曾敏之评传》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的简体字版。但我收到的则是香港作家出版社于2011年9月出版的繁体字版，厚达533页，拿在手中沉甸甸的。此书是陆老师耗时三年多，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名誉会长、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曾敏之先生丰富而又曲折的人生所写的一部评传，也是迄今为止曾老的唯一一部传记。

　　众所周知，人物传记，是一种非虚构的文体，主要根据各种书面的或口述的记载、回忆、调查等相关材料，加以搜集、甄别后去芜存菁，对传主的生平进行撰写与描述。传记作者在记述传主事迹的过程中，可以渗透个人的某些情感、议论与推断，但与小说不同的是，纪实性是传记作品的基本要求，它不允许虚构。而评传，除了需要具备上述要求和条件外，更多带有研究与评论性质。评传这类传记偏重于传主的生平事迹的梳理与评价，一般按照传主的生平顺序加以撰写，在叙述中夹以评论。因此，评传相比一般的人物传记，对原始资料要做认真的研究、考证，更强调材料的真实与严谨，绝不允许虚构与杜撰，即使有些评议与推论，也要注明材料来源，做出严格的论证说明。因此，要为生命历程长达近百年的曾老写成这样一部厚重的《曾敏之评传》，不亚于一项重大的文化和文学工程。正如陆老师在此书的“引言”中引用陈思和教授为《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所言：“要为一个健在的，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的作家写传，多少是一件冒险的事。”何况还是一位古稀之年的作者描述一位鲐背之年的传主，其写作难度不言而喻。然而，陆老师感佩曾老的人格魅力与高风亮节，“直面困难，尽心努力，经过三年多的写作，终于将《评传》交付出版。”关于这部评传在华文文学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这里引用陆老师在此书《后记》中的一段话，他说自己深感欣慰的是：“我描述了曾敏之作为作家、报人、学者和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研究推动者的曲折、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足迹；我揭示了曾敏之这位文化战士追求光明的理想、意志和高尚的情怀；我展示了曾敏之的丰富而博大的文化思想，包括他的世界观、历史观、政治观（治国理念）、人才观、文化观和文艺观等等；评述了曾敏之文学创作的成就和他为我国文坛所作出的艺术上的贡献。我也尽可能地从历史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等方面入手，探索了曾敏之先生所走人生道路的动因。总之，我的书写体现了我对曾先生的认识和理解。也许我的认识和理解可能粗疏，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告慰读者的：所有这些都不是虚拟的，而都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曾敏之评传〉后记》）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这本《曾敏之评传》在华文文学研究史上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也就一目了然了。

　　刘登翰先生在为陆老师的新著《品世纪精彩》所撰写的“序”中，对陆老师数十年来从台港文学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概括为两大系列：其一，对于作家作品的细读和品评，认为“这是士清兄的优长”。这是很有道理的。作家作品的精细研究，确实是陆老师数十年来并且至今仍在做的重要工作，也就是我们评论界经常所说的“文本细读”。其功底首先就在于认真仔细地阅读原作。从《品世纪精彩》所收的第三卷“作家创作评论”和第四卷“女史文心管窥”中的20多篇评论近作来看，陆老师所评论的海外华文作家既有如白先勇、刘以鬯、陈映真、聂华苓等声名远播的名人大家，更有秦岭雪、陈浩泉、卢新华、戴小华、周励、施玮、华纯、蓉子、朵拉、曾晓文、老木等各领风骚的后起之秀，并且后者所涉及的文学体裁，从诗歌、散文、小说到政论、杂文及哲学论著，各具特色。撰写这20多篇评论需要阅读多少文本，这个阅读数量对于年轻学者而言也不能说是很轻松的。而耄耋之年的陆老师至今仍能保持着与时俱进的阅读量、相当敏锐的思考力、文如泉涌的文字表现力，这些评论家所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和能力，该是多么难得和不易。

　　其二，是对华文文学学科建设所作的整体观察与论述。“他从作家作品的论析入手，从微观走向宏观，提升为对华文文学的整体建构。”刘登翰先生指出，“他的宏观研究，是以个案的观察为基础；他从局部透视全局，又以全局的视野深入局部。因此，他的华文文学的整体研究，并非泛泛而论，而是以事实为基础，论据翔实而论析清晰。”（《〈品世纪精彩〉序》）读《品世纪精彩》第一卷“综合评论”中的多篇论文，如《迈向新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回顾与展望——记香港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成立五周年庆典》《〈香港文学〉杂志的前世今生》等文，皆“以事实为基础，论据翔实而论析清晰”，刘登翰先生说是论从“事”出，我觉得还应加上论由“境”生，这个“境”不是别的，而是圍绕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情境。例如《回顾与展望——记香港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成立五周年庆典》，先谈《香港文学》诞生前香港纯文学园地的寂寞，列举20世纪70-80年代初香港的经济繁荣与纯文学萧索之间极度不平衡的现实境遇：“放眼小岛，已没有大型的纯文艺刊物了。”以事实说话，反衬1985年《香港文学》创刊“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社会里，举起了一面纯文学的旗帜”的及时与必要，成为振兴香港纯文学的标志。“这种带有‘史述的论析风格，使他在文中保存了不少华文文学研究进程中的历史资料。”而这种有理有据的“史述”风格，恰恰是当下许多空洞乏味的“宏篇大论”所匮乏和欠缺的，因为，这需要扎扎实实做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是要花力气、下功夫的。

　　刘登翰先生以“青春是一种生命的精神”作为《品世纪精彩》的序言，我以为，这也恰恰正是鲐背之年的陆士清老师的人生历程与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愿青山不老，春风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