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至今，我在《上海采风》的热情支持下，共为老上影人写了将近50篇文稿，我只写我所熟悉的和我认为该写的人和事，为上影和社会留下一些资料。这些文稿大体上还能得到老上影人的认可，其稍有出入之处，我将会逐一改正后再收入我的文集。
让我留下遗憾的是，我对三位我所熟悉又认为该写的师朋的采访未能完成，原因各异，却都能让人们至少留下深思，故愿在此文中披露，与大家分享。
先说上影著名摄影师卢俊福。
卢俊福诞生于1930年，比我大12岁，我们同属马，1963年我刚进天马厂工作时，他却早已担任过近十部影片的摄影师了，与查祥康、马林发两位好友所组成的“三驾马车”一直奔驰在他们同代人的前列，为主创人员们赞赏羡慕。
我能搜集到的他担任摄影师的影片有《葛麻》《牧童投军》《拜月记》《钢花遍地开》《沙漠追匪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周信芳舞台艺术》《大李小李和老李》《蚕花姑娘》《家庭问题》《春苗》《审椅子》《磐石湾》《雪青马》《好事多磨》《李慧娘》《海上生明月》《高山下的花环》《秋天里的春天》《芙蓉镇》（上下集）《最后的贵族》《销魂刀》《两个小足球队员》《宝莲灯》《神警奇偷》《梦非梦》《清凉寺的钟声》等30余部。
他于1987年获上海文学艺术奖优秀电影创作奖，他所摄制的影片有多部曾获国家级的大奖。他曾与谢晋合作，为《大李小李和老李》《春雷》《磐石湾》《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上下集）《最后的贵族》《清凉寺的钟声》等七部影片担任过摄影。他又拍摄了好多部各种样式的戏曲片，为戏曲电影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可供后人考用。对于这样的摄影师我称他为“大师”，也不为过吧？
从年龄上说，卢俊福只大我半辈，但从资历和事业上说，他该是我的老师辈，加上他的辉煌业绩，我只有对他“仰望”的份。加上我们在电影厂同属从不张扬的人（他的不张扬出于他的谦逊、低调，我的不张扬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张扬的），又在不同部门工作，所以难有交集。
我动念要为他写下点什么，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我的同辈人导演胡立德曾多次与我讲过卢俊福的情况：他退休后，老伴故世得早，唯一的女儿又生活在国外，独自一人生活难免有些孤独之感。胡导常带他和另一位“孤老”、我的同班同学、一级电影特技美术设计师陈继章一起外出旅游散心。胡导又曾与卢俊福合作拍摄过影片，他告诉我，卢俊福确是一位值得受人尊敬的大好人！陈继章也与我说过同样的话。
二是我在采访卢俊福的好友、从上海电影局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下的马林发时，他也向我推荐过卢俊福；
三是近日我们退休人员的一次小聚上，经我与他相谈后印证了以上人员对他的评价，也知道如今他一个人住在养老院中，仍然默默无闻地安度着余生；
四是卢俊福曾拍过我参与编剧的一部影片《神警奇偷》。那时他已退休，石曉华导演和她先生杨时文自筹资金投拍此片时，为了加大保险系数，特意上门求助，卢俊福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在他的大力协助下，此片拍成上市后获得了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五是他自1950年20岁时进电影厂工作，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师级摄影师。对于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摄影艺术家，无论从哪方面说，总该有人为他记录下些什么吧？
卢俊福现居住在郊区的一家养老院中。遵照养老院的管理规定，我在做了些“功课”后，便于2021年8月24日，给他打电话向他请安并请求电话采访。卢老师一向温文尔雅，听了我的请求后笑道：我们是几十年的老同事了，你还客气什么？有什么要问我的尽管问。于是我就不客气地请他能否先从出身说起。
他告诉我他是上海本地人，世代住在曹家渡卢薛宅，那时那里还是市郊，居住的都是姓卢、姓薛的农民。他的父母也是农民，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后来，宅对面的田野上日本人开办了纺织厂，不少农民去那里做工，成了工人，他的姐姐从小就进纺织厂当童工了。他读到小学五六年级，也去工厂当童工了。后因功课好，在学校里各方面表现也好，老师喜欢他，跟他父亲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你无论如何要让他多读点书。他这才读完了小学后又考上了复旦中学的初中部，并跳了一级，两年就读完了初中。此时，无论学校老师再怎么想说服他父亲让他再往上读，他父亲就是不答应，认为他该工作了。父亲的理由也很充足，国家这个情况（那时上海已完全沦陷，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家庭这个情况（连吃饱肚子都难），还上什么学？就是再读到高中毕业，也上不起大学的！当时还只有14岁的卢俊福只得听从父命，也进纺织厂去打工。因他读完了初中，厂方就安排他当仓库保管员。没多久，抗战胜利，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日本人办的纺织厂再也办不下去了，他得到一笔“解散费”后，再去复旦中学读完高中，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我好奇地问他，你这样的苦出身，从小连照相机都未摸过，怎么会到电影厂去当摄影师的呢？我感觉到他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说，不要说照相机了，我在进电影厂前连照片都没拍过几张。于是他跟我讲起了怎么进电影厂：他家有个从宅外搬来的邻居，一个比他大九岁的孩子叫陈震祥，16岁就进电影厂干摄影工作了。陈震祥从小就受到卢母的照顾，一直记恩在心，于是，在1950年1月20日，把20岁的卢俊福介绍进上海东华影业公司当摄影实习生。他从管焦点开始，跟着陈震祥等前辈当了几年小助理，拍了好几部影片，一直到1954年，上海影业联营，让他展开了新的视野和天地……
我对卢俊福的首次电话采访正渐入佳境时，他告诉我，在国外的女儿约定要来视频电话了，我们的电话只得暂停。他说，疫情期间，女儿无法来沪看他，只能经常视频相见。其实，他更关心女儿家的安危。
隔了一天，我再去电时，他主动跟我谈了些他们那代人拍片时的情况。他说那时拍片，根本没有现在这样好的器材和条件，马林发为了拍到一个满意的镜头，从高楼上爬出窗外，让我帮他拉住裤腰带以作保险，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更让他感动的是，马林发会对他如此信任，把命都交给了他。我听后更为感动，我在采访马林发时，他却从未提起过此事，反而常会以自嘲为乐。他们这代人哪，都是“学徒”出身，却又这样自信奋发地走过来……
这次电话采访，没能谈上多少正题，因为卢俊福告诉我，他最近胆囊发生了问题，养老院的医务室解决不了，医生要他去医保单位六院检查。他又怕麻烦，下不了这个决心。我虽比他小12岁，但心肺肝胆都出过大问题，动过三次手术，便把所知的情况和所得的经验、教训告知了他，劝他不要再拖，赶快去六院住院检查治疗。我们相约待他身体康复后再由他约定继续采访。
没多久，有人告诉我，卢俊福已住进了第六人民医院。我立即给退管会打了电话，希望他们多去关怀他。退管会告诉我，在他住院的那天，养老院已打电话给他们通报了情况，他们已去看过他了，情况还可以，估计不久就可出医院回养老院了。
可我至今都未能接到他可以继续采访的来电。不知他身体情况如何？加上我也已80岁了，且重病在身，这项工作也可能做不了了。但我总觉得，这项工作应该有人去做。
卢俊福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电影摄影大师级人物，他的成长过程，他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有人为他留下一份人生记录的。他属于在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在关键节点上承上启下的那一代人，他们不但经历了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而且从前辈那里又知晓了解放前的那段电影史，这代人如今仍然健在的已为数不多，如要研究中国电影、上海电影，听听他的回顾，该是很有价值的。另外，他与不少电影大师合作过，单与谢晋就合作过七部影片，他该是现存的最熟悉谢晋为人为艺的最后一个“知情者”了，如要研究谢晋，为什么不赶快去进行“抢救性”的采访呢？卢老师默默无闻地住在养老院中，他俨然是一座“宝库”……
下面，我想谈谈对上面提到过的胡立德导演的采访。
胡导比我小两岁，是我的同代人。他出身于“棚户区”，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可他从小学习成绩优良，且打篮球出众，在学校里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他从上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当时的海燕电影厂工作，曾被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过三年，回厂后在文学部待了些时日就被安排在导演部门工作。1976年前我们都未能在专业上做过多少工作，对此，我们彼此都十分清楚和理解。我们都是在特殊年代后才有机会干上自己喜爱的工作而急起直追的。那时，海燕、天马又合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领导既要落实好那些老导演艺术家们的工作，又要让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的那帮已熬到中年还未能执导上影片的人拍上戏，剩下的机会已不多了。况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胡立德资格要老得多的和有特殊优势的人要安排，无论从哪方面看，平民出身又不是导演专业毕业的胡立德只能从场记、助导、副导演一步步干起。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一直在干这些活。但他干得非常出色。他是学中文的，且有写作能力，尤其在拍摄中对剧本的完善常有独到的贡献。领导常把他派到如《芙蓉镇》（上下集）和《开天辟地》这样的重点片去做副导演。
胡导一直熬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有机会独立执导影片。他退休前后，不停顿地执导了《血战落魂桥》《花碧莲逼婚》《铁汉娇娃》《枪神无畏》《死刑宣判以后》《永不分手》《小小新四军》等七部影片和《都市巡警》《荧屏后面》等长篇电视连续剧。这些影视剧，都是低成本制作，却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都取得了双丰收。其中电影《死刑宣判以后》和电视剧《都市巡警》的剧本，是我参与编剧的。在我与胡导合作的过程中，我深知胡导在导演艺术上拍片过程中的掌控能力，又惋惜他由于种种原因，很少能有机会去执导自己真正想拍的片子，很难在同代人中冒尖，总想给他创造一个机会。所以，当我自筹资金要拍一部反映我们普通的上影人在平凡中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荧屏后面》时，特意邀请他来执导。他用的都是上影人，且都经历过剧中故事里的情节，自己演自己，自己拍自己，在拍摄过程中，往往分不清是在演戏、拍戏，还是在重现自己的经历，好多动人的场面让大家至今都难忘，如冯笑这样的老演员，在检查出得了绝症后还坚持着拍完了最后一场戏。这也是我在剧中预先写出的一场戏，竟不幸在现实中重现了……这部电视剧，在审查通过时，被评为最高的级别。公映后，也有较好的反响。
胡导退休后，有两个亮点让我感动和难忘：一是他一直关心着普通老上影人的退休群体，他知道比他年长的以往合作者有的遭受老伴故世之痛后，常带他们一起外出旅游。他知恩图报，凡以前对他有过帮助的人，总要寻找各种机会去回报。因此，好些人都愿意跟他一起欢度晚年。二是他组织了老年篮球队，在社会上打出了名气。尽管他得过癌症，现也年近八十，仍然坚持每星期打两次球，这种旺盛的生命力，为老年人做出了榜样，鼓励着老年朋友健康、乐观地生活着。在老上影人群体中，像他那样一生为影视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由于种种原因，一直默默无闻的人不少，像他那样退休后一直无怨无悔地生活着的人也不少，但像他那样仍然以积极进取的态度生活着的人可不多。我想好好写写他……
以前，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不时会通个电话，相互问好，有时也会在老上影人的聚会中相见。我想，采访他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可当我去电说明来意后，胡导却一口回绝。他的理由很简单却又令我深思，他说，要回顾往事，肯定要涉及不少人和事，但他经历过的好些人和事，并非如大家所知的那样。他不愿说假话，而若要说真話，他不怕得罪人，但会惹出不愉快的事来，何必呢？我一时无法接他的话。他接着向我举了一些例子，并说，他正在写“自传”，只留给子孙，告诉他们，他们的前辈是如何努力地工作和生活着的。
后来，我尊重他的意愿，放弃了对他的采访计划，但对他所举的几个例子作了些调查，证明他所说的全是真话，情况也完全属实。
在文艺界，一个经典作品的诞生，往往集中了一个群体的智慧，彼此齐心协力辛勤耕耘，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脱钩或有瑕疵，而最后的表彰和荣誉却又往往会落到某个代表人物的身上。如果这个代表人物确实是出力最大者，且在获得殊荣时又能不忘合作者们的功劳，大家尚能服气；如果忘乎所以、妄自尊大，自然会引起合作者们的不满。胡导当过几部经典影片的副导演，知情者都清楚，他在剧本和拍摄的困难阶段都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非但得不到任何表彰，有时还要蒙受委屈，他却一直顾全大局，随遇而安、乐观向上地工作着生活着，老来也坚持着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我尊重他的意愿，只能写下以上这些……
在上影，我们这代毕业于特殊年代前的大学生们，一走上工作岗位就遭遇到了特殊的情况，有整整十年时间，没能好好工作，却经受着各种考验和磨难。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家才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各自在工作岗位上急起直追，谁加倍努力了又遇上机会了，谁就会取得很大的成绩，石晓华就是其中的一位。
晓华和她的先生杨时文，与我都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同届同学。晓华学的是导演专业，时文是电影文学系的，我学的则是电影美术。1963年，我们从学校毕业，又都分配在当时的天马电影制片厂，虽分别在各自所在部门工作，但一直都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中。我与时文同住一室，晓华是我们的“邻居”，直至两人喜结良缘离开集体宿舍为止。彼此都相当熟悉。晓华的父亲石西民原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文教书记，1960年代中期被调往北京工作后，就晓华一人在上海。父亲没有给她留下一间住房，让她住到厂里的集体宿舍内。大公无私的精神在当时被大家引为美谈。后来，晓华又“下”嫁给一位农民的儿子，一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年岁。在晓华的身上，我没有看到过所谓高干子女的任何陋习。
特殊年代后，晓华也和她的同代人一样，从助理导演、副导演干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上影的重铸辉煌作出了很大贡献。1999年版的《上海电影志》对她有如下介绍：“曾独立执导《泉水叮咚》《二十年后再相会》《性命交关》《娃娃餐厅》《情洒浦江》《神警奇偷》《笑傲云天》《都市萨克斯》等影片十余部。其中《泉水叮咚》获文化部1982年优秀儿童故事片奖、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意大利第十三届吉福尼国际儿童电影节‘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奖、印度第三届新青年国际电影节金像奖、1985年伊朗第十五届国际教育电影节铜牌奖等六项国际电影节奖。《娃娃餐厅》于1987年获第二届中国儿童电影童牛奖。《情洒浦江》于1991年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故事片奖、1993年首届宝钢高雅艺术奖优秀故事片奖。此外，还导演电视连续剧《儿女情长》等。是上海市政协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中国影协第五届理事。”她执导的影视剧，公映时都是当时的热点，可谓家喻户晓。她执导的《泉水叮咚》在国际上荣获了那么多奖项，为国争光，她从心中涌出的那股泉水，叮咚作响，为全世界“晓华”出了一份力。
她是我国电影第四代女导演领军人物之一。但她向来低调为人，不为任何“官职”所迷，只想在影视创作的一线为国为民效一己之力。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上影深化改革中，晓华和她先生杨时文，也敢于“摸着石子过河”，自组公司，自筹资金。我参与剧本创作的《神警奇偷》和《笑傲云天》两部电影就是由她在这样的境况下执导拍成的。我还担任过她执导的《情洒浦江》的责任编辑，深知她在这一时期拍片的不易。她却从不期望捧着“铁饭碗”和躺在“功劳簿”上度日，她有高级职称，最晚可以至60岁退休，她却选择55岁就按时退休，这意味着她要比同代的具有高级职称的女同事少享受不少退休金。她只想早一天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去拍她想拍的影视剧。但情况并不如她想的那么简单和容易。加上她对剧本的要求又十分严格，始终坚持“宁缺毋滥”，据我所知，有一部电影剧本和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剧本，投资方表示只要她同意就立即开拍，但她却因剧本还未达到要求，而始终不说“同意”两字。编剧还事先同她打过招呼，只要她同意开拍，他们愿意边拍边改，她却非要改好了再拍。我不完全赞同她的“固执”，但尊重她的这种如今已少有的“精神”。
尽管她退休后在影视导演艺术创作上遭遇到了种种困难，但晓华仍然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拍下了一些影视剧。她执导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儿女情长》，在电视台播放后曾有过轰动效应，社会影响极大。但随着影视艺术的迅速发展，从艺者的“翻篇”也越来越快，新人代出，导演们谁都难以再如谢晋那样执导至终老（据我所知，即便连谢晋这样的大师，在晚年要执导一部电影也很难），面对这种境况，晓华也能随遇而安，开始做一些她力所能及的事，在传播和普及红色文化上乐此不疲，开展了大量的公益活动。即便在她先生杨时文不幸病故后，仍一直坚持着……
为此，我一直想好好写写她。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时文故世后，因财产分割问题，时文的一个弟弟同晓华打起了官司。我每次打电话去，想采访她，她却总同我谈她那缠身的官司。这种家务事，谁都帮不上她的忙。据我所知，晓华从来不善家务事，只是一心忙于她的事业，缠上这样的官司，谁都能想象出她的无奈……我怎么还能去打扰她呢？
最近，晓华来电，向我咨询有关对外交流上的一些问题。我以为她的官司已了，她却告诉我，一场打完了又来了一场，她已不愿再谈这种事了……晓华已年过八十，从她的经历和健康状况来说，她还是再想干点事。我希望她能早日脱身出来，为国家为社会再作最后的贡献！
我寫老上影人和事的这个系列该告一段落了。我总认为，“老上影人”这个群体，是一个“宝库”。党和国家也一直关心着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曾为中国电影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新中国70周年国庆时，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荣获了国家勋章；建党百年大庆时，著名作曲家吕其明荣获“七一”勋章，这都是上影人的骄傲！而今还在世的老上影人群体中，还有各式各样的专业人才，他们对自己的专业有着丰富的经验，有的可以说身怀绝技，而这些专业，如拟音、烟火等，如今大多已后继无人，光靠“农民工”是很难顶上的，急需传承。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大多难以再亲临一线拍片，但如能好好听取他们的意见，对题材的选择、艺术的提高和节支创收上都会有或大或小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如能把这代人的精、气、神挖掘出来，传承发展下去，对讲好当代的中国故事该是一种不可估量的动力！
我今生有幸为此尽过力了，望这项工作能有人继续做下去……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