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电影离不开好剪辑师
谁都知道，电影几乎是包罗万象的综合艺术，它既包括各种门类艺术的参与，还离不开新科技的推力。电影导演是电影创作的总设计师，他需要演员用表演来实现，需要摄影师、美术师、音乐、录音师等创作人员的帮衬和配合。而如何通过对场景气氛和节奏快慢的调控，调动观众情绪的起伏，对电影艺术创作而言，则是不可缺少的动力。实施这一功能的使命最终便落在剪辑师的肩上。一般观众或许意识不到，然而导演和摄影却心知肚明。
一部好的電影离不开有灵性的剪辑师。一个好的剪辑师其逻辑思维必须是清晰、灵巧又丰富的，他要配合摄影师，让影片艺术节奏跌宕起伏，从而紧紧抓住观众的心，感染他们，最终达到观赏愉悦的效果。
美国著名剪辑师迪伦·提挈诺曾跟李安等大导演合作，剪辑过《断背山》《血色将至》等奥斯卡获奖影片。他坦率地说，如果说演员是如何表现一部电影，那么剪辑师就是控制着整个电影节奏的那个人，剪辑能够决定这部电影给观众带来什么感受。
电影界业内流行这样一句话，好电影是剪出来的。真正能看懂电影艺术门道的，一定会把剪辑当作一门独有的艺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早期上海影界一位传奇人物，也是我曾经的同事黄汉先生。他可以说是我国最早被影界权威人士一致公认的剪辑总技师，有关他的轶事趣闻值得大家品味。
14岁大男孩向中国电影元老张石川叩头拜师
黄汉，初名黄生甫，生于1915年11月2日，逝于2004年11月24日，浙江鄞县人。因家境贫寒，14岁那年不得不中断学业，向当时上海滩电影大老板张石川先生在红地毯上磕头拜师父，被张导正式收为学徒。
张石川的明星影片公司创办于1922年，实力雄厚，人才济济，规模具全，当时就拥有两座玻璃棚（摄影棚）。后来进入有声电影年代，一座略小的改造成有声棚。还有两幢楼房，一幢是办公楼，另一幢是制片房，内有洗片间、晾片间、照相间、印片间、字幕间、接片间和小放映室。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滩，确实赫赫有名。
黄生甫刚进明星公司就被安排在接片间当学徒。当时公司还停留在无声片年代，影片剪辑工序都由导演自己操作，没有专职的剪辑师。而当学徒的什么活都要抢着干，怎样拿片子、卷片子、放片子、接片子，样样都要一教就会做。当时黄生甫学做接片子的活，虽然当时已有了手提接片机，但不易操作，他还是学用手工来接片子，工具很简陋，就是一把剪刀，材料就是一瓶胶水。一年后，他就学会了识片和接片工艺、工序的操作技术，接着又学做嵌字幕工艺。
早期无声片没有分镜头剧本，当片子拍完后只得由导演自己来剪辑分镜头。后来无声片被改进有了剧本，每场戏都会标上镜头的景号，如远景、中景、近景、特写之类，同时也写明镜头之间要打印什么字幕。无声片全靠字幕表达故事的情节和内容，所以不识字的观众还不习惯看电影，他们更爱看舞台戏曲。
黄生甫跟着师兄的操作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已然熟练掌握了剪接的方法，之后就开始接触底片。每天将拍好的底片收到接片间，按每天的场记单，把一段一段底片接上白片头，再注明拍片日期和布景名称。接完白片就送配光间配光，第二天再把这些洗出的拷贝片收回来，并把底片一盒、正片一盒送到片子库保管。整部影片全部拍完，正片也全部印出，只等字幕拍好洗印后，就由导演来完成影片的剪辑。
每次导演来剪辑时，黄生甫早已作好准备，坐在导演身边，全神贯注地听从他的指令。剪刀和胶水始终不离身，导演需要什么，他就给什么，边剪边接。经过好长一段日子的勤学苦练，终于满师，于1930年第一次独立剪辑了无声片《桃花湖》。黄生甫在明星公司先后为20多部影片担任剪辑，其中就包括《春蚕》《姊妹花》《十字街头》等名作，电影《狂流》是他和左翼电影人士夏衍的第一次合作，这部影片被称作“左翼电影”的第一声。1938年后，他又担任过上海“大同”“金星”“华影”“国泰”影片公司剪辑师兼副导演。1940年，25岁的他正式成为导演。1948年，33岁的黄生甫已是大同影片公司著名大导演，导演的影片有《春水情波》《女儿春》《蝴蝶梦》等。
建国后，他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剪辑科科长、剪辑总技师，上海广告公司电影导演，中国影协理事，上海影协理事，曾担任《斩断魔爪》《宋景诗》等影片的剪辑。
不外传的接片技术密码最终被黄生甫揭破
将时间拉回到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掀起放映外国有声电影的热潮，明星公司当然不甘落后。1931年春，张石川亲自出马任导演，与编剧洪深一起，也采用蜡盘发音设备，抢先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壮丹》（胡蝶主演），黄生甫是剪辑。全国放映时票房一路飚升，获得了极大成功。同年夏天，明星公司又马不停蹄地筹拍“片上发音”的有声影片。为此，张石川请洪深赴美购置全套有声电影新录音设备，并用重金聘来了十余名美国录、放音技师。
张石川要黄生甫跟一位名叫西德尼·伦特（Sidncy Lund）的美国剪辑技师（又兼洗印工作）当助手，暗里要他把“片上发音”的有声片剪辑技术学到手。当时有声电影都是同期录音的，但这位老外很狡猾，他怕自己的先进技术被中国人学会他会失业，操作时极其小心谨慎，严格保密，根本不让黄生甫靠近工作台和设备。有时黄生甫会悄悄地走近他偷看一眼，一旦被他发现，他就会破口大骂：“滚开！”这让黄生甫感到非常屈辱。结果跟了半部戏下来，连摄影拍板声音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更不了解声音拍板与画面拍板是怎样接上而合准的，他为此非常苦恼，但又十分无奈。当洪深先生问黄生甫学得如何，他只得苦笑地摇摇头说，老外连底片也不让看，我能学到什么呢？只晓得他天天在一个小小尺寸表上将片子拉来拉去，却一点名堂也看不出来。
后来又有人问黄生甫，老外下班后是否把片子带回去？这一问提醒了他。他灵机一动，为何不从片子上找找秘密呢？他趁老外下班回家，把老外接好的底片、声底片一起拿来仔细研究。表面上看拼拢的片子，拍板声迹与画面拍板并不在一起，是什么原因呢？他最初怎么也看不出其中名堂。但皇天不负苦心人，天天琢磨，反复推敲，终于有一天被他找到了拍板声音的密码。他发现伦特在每条画底片和声底片前面都接有一段空白片，他将画面上的白底片接头与声底上的白片接头粘叠在一起，通过尺寸表往前拉，拉到板声与画面合拢处，恰巧是在十九又二分之一的停格上。这时，他忽然发现，原来每个镜头前都有几尺记录镜头的记号，这样印制出来的影片，在放映时就能达到声画同步的音响效果，口型和画面不会乱套。
接片原理和方法其实很简单，但没有人引领指教，确实会陷入困境。亏得黄生甫百折不挠，这才完成了张石川给他的使命。
一年之后，中国技术人员靠自力更生完全掌握了有声电影的制作技术，张石川也解雇了这个老外技师。直到离开的那一天，伦特也没搞明白黄生甫是如何揭破他的技术密码，并把学到的先进技术应用到生产实践上的。黄生甫为张石川省了一大笔钱，也为他自己争了一口气，那一年他才刚满17岁。
小男孩摇身一变终成老阿哥
1934年明星公司推出了一部由张石川、郑正秋等执导，朱秋痕、高占非等主演的歌舞片《女儿经》。影片在情节的结构、场景的衔接、人物形象的刻画等各个方面都颇具特色。剧本由每个编剧各写一个故事，最后由夏衍汇总贯穿。这些故事加一幅幅笔触简洁的素描，似乎各自独立，合起来又完整统一。各部分片断的不同内容，也由不同导演运用不同手法处理，既有悲剧色彩，也有喜剧效果；既有严格的生活化描绘，也有大胆的艺术夸张，这些都统一服务于表现影片的总主题，同时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城市色调和风格。
本片同样由黄生甫任剪辑。这次剪辑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公司编剧委员会上，公司老板和编委会主要人物决定拍一部由全体演员和导演合作集锦式的有声片，由夏衍、洪深、郑正秋、阿英（钱杏邨）、沈西苓等人分别为公司全体演员的每个人量身定衣而编写剧本，每段故事由张石川把它们穿针引线地连接起来，最终成为一部完整的影片。
而这样一部风格奇特、故事情节曲折又多变的歌舞片，定在1934年双十节时公映。由于时间很紧，需要边拍戏边剪辑。黄生甫仍按照他的习惯，看场记单按部就班地操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但没料到一天黄生甫突然接到通知，说那天晚上《女儿经》要在中央大戏院夜场后试映一场。这可把他急坏了。因为其他导演都已经来看过剪辑后的短片并表示认可，但就是李萍倩先生还未到场。虽然已经按照场记单把李导的短片剪辑好了，可不经李导审核点头同意，黄生甫还是感到不踏实，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直到戏院夜场收场前半小时，李萍倩才姗姗来迟。
黄生甫把片子送上放映间，催李导赶快审看。李导却说，你生甫剪辑的，我绝对放心，不会有意见的。但生甫还是坚持让李导过目，直到李导表明确实不要修改，他心中的石头才真的落下。戏院经理室里也立即响起了皆大欢喜的阵阵鼓掌声。
就这样，黄生甫的这把剪刀在上海滩电影界里有了名气。最让他高兴的是，当月工资老板给他涨了10只大洋。同事们为他高兴，纷纷向他祝贺。邬廷芳、钱筱璋、陈瑞和等一班兄弟，原本都叫黃生甫“小阿弟”，现在都改口叫他“老阿哥”了！ 他们从心底里佩服他，觉得这个小阿弟真的牛！
紧接着，黄生甫又和师兄钱筱璋一起剪辑了《十字街头》，颇受业内人士好评。再接下来，他独立剪辑了中国名片《马路天使》，又获得了中外观众一致好评。其中一个浴室里的蒙太奇镜头的剪辑连接，令笔者拍案叫绝，至今令人不忘。
导演吴村为黄生甫
改名为黄汉
1939年夏天，吴村导演开拍新片《新地狱》，要黄生甫任他的助手，做副导演。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既惊喜又害怕，也担心老板会不答应。但张石川对爱徒还是很大度的，外加吴导再三邀请，张石川答应放人，但有一个条件，不能影响黄生甫在明星公司剪辑师的本职工作，必须两副担子一肩挑。
原有工资之外，又增加了一笔外快，生甫乐得一口答应。吴导认定他是一条汉子，便建议他将黄生甫的大名改成艺名黄汉。从此，上海滩上除了剪辑师黄生甫，又有了一位副导演黄汉。该片上映后，黄汉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接着他和吴导又合作了《苏三艳史》《黑天堂》《天涯歌女》《孤岛春秋》等影片。在片场，黄汉既当副导演又兼剪辑师，在吴村导演的关怀指教下，他学到了不少导演必须掌握的知识和经验，使他的艺术阅历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意育人成名人
一路走来，黄汉的内心始终有个阴影，他一直为自己没有接受过高学历教育而感到自卑。被聘为副导演后，他就为进一步开拓自己的艺术版图而做起了准备，培养陈瑞和做他的接班人，让自己慢慢从剪辑工作中脱出身来。然而，他的几个师兄都相继当上了导演，他却依然钉在副导演的职位上动弹不得。黄汉只好从自身学历上去找原因，私下也一直抱怨自己墨水喝得太少。始终摆脱不了“副”字头职称，给他带来无穷的烦恼。
转眼到了1940年代，师父张石川终于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分配他去金星影片公司任导演，并把郑正秋过去导演过的无声片《春水情波》的脚本和说明书交给金星公司，让黄汉以导演的身份将其重新拍摄成有声片。但原来的无声片脚本并不适用于有声片，张石川又建议他请高季琳（柯灵）改一改。这让他高兴得不得了，对师父的栽培感激不尽。
高先生很快把改编好的剧本交给了黄汉。10人摄制组也是师父为他配备的，演员班子也早有安排，有胡枫、徐风，再让他自己从训练班里的女同学中去挑选其他需要的女演员。黄汉于是挑中了欧阳莎菲。几年副导演生涯，为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片场经验，戏拍得得心应手，非常顺利。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影片拍摄如期完成，印出的拷贝一致通过，上映后，卖座率也不错，报上登载的评论表示：“年轻的导演，能拍出这样的片子，不容易，但能否在导演群里站稳脚跟，需拭目以待。”这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给黄汉很大鼓舞，他信心备增。而让他格外感到荣耀的是，这部影片让第一次走上银幕的主角欧阳莎菲一举成名，在中国影坛出足了风头，从此跃上明星榜。这一年黄汉才25岁。
有人感叹，没想到第一次当导演的黄汉竟让从未上过银幕的欧阳莎菲一炮走红，真的了不得。黄汉独立导演的能力再也不容置疑了，从此他接片不断，先后为中联、华影导演了《白云塔》《人海慈航》《合家欢》《鹏程万里》等影片。
一把剪刀剪活了濒死的影片
抗战胜利后，黄汉经徐欣夫介绍来到刚成立的上海国泰影业公司任副导演和剪辑，同时也在明记洗印社工作。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师父张石川的电话，说香港的建华公司拍了一部由程步高先生导演的故事片《怨偶情深》，结果不慎出了毛病，画面正常，但声带长出来了，不好印拷贝，等于报废了。他对徒弟说：“这种毛病只有侬晓得，侬明天就去香港，替他想想办法，修剪修剪。那里急得要命正在等侬，快去！”不料黄汉一口回绝了师父，说：“我勿去，这部影片的老板待我不好，我生病时向他借钱，他不给，他的片子出毛病了，我为什么要去帮他。况且国泰公司徐欣夫先生马上要给我一个剧本拍，所以我勿好去香港。”张石川听黄汉所讲的也有道理，但出于人情还是劝爱徒说： “那个老板过去对侬不好，但导演程步高先生从小就教侬怎样剪片子，现在他请侬去帮帮忙，何况何兆璋、罗从周、舒适他们都是侬的好兄弟，都在香港等侬相聚。”
看在师父恩情和兄弟友情的份上，黄汉向国泰公司请了一星期假，在1947年11月底到达香港，第二天，他在何兆璋、罗从周的陪同下，来到铜罗湾的一个洗印部门。看了两遍片子后，他发现，每个镜头不是一开始就不同步，而是慢慢变得不同步。每个镜头开场是准的，这对以后修剪是有利条件，只要头里对准再动刀，便能水到渠成。他就凭一只四倍放大镜和一双火眼金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将全片修剪完毕，印出的拷贝声画全部吻合。一部眼看就要被报废的片子，就在黄汉的眼力和剪刀下起死回生，在场的观者无不称奇拍手赞叹他的神手和魔刀。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场的还有正在香港工作的夏衍。親眼目睹了黄汉的操作全过程，夏衍当即对黄汉的技能大加赞赏：“飞来一黄汉，问题得解决。”就因为这次巧遇，夏衍对黄汉的才能有了更深刻的认可。后来黄汉任上影厂鉴定科科长时，因发生质量纠纷，差点遭到不测，幸而时任文化部长的夏衍为他解围，这才逃过一劫。
又是黄汉剪活了电影《林则徐》的一场戏
黄汉生前曾对笔者讲述过他亲历的一件轶事。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黄汉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剪辑总技师兼鉴定科长。海燕电影制片厂刚完成了历史故事片《林则徐》的拍摄，送北京审查，不久传来这样一个说法，说全部片子内容都很好，就是打洋鬼子这场戏勿灵光，上面要求重拍。然而重拍谈何容易！ 演员、道具、场景全都在广州和国外，场面又那么宏大，特别是外国演员，要花多少钱才能再请回来，大家心里都没底。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导演郑君里突然来到了上海电影技术厂，拜访了黄汉。郑君里恳切地对他说：“《林则徐》审查情况你都知道了，部里（文化部）认为打洋鬼子一场戏节奏太慢，拖沓，最好请你修剪一下。电影局研究决定让我回来找你黄生甫修剪。黄生甫这个名字，只有夏公（夏衍）、钱筱璋、汪洋这些老人知道，估计修剪这主意也是夏公出的。”
黄汉听了对郑导开玩笑说：“你大导演拍的戏还要我来解决？剪脱以后侬勿要肉痛？”因为大多数导演对自己拍的片子都勿舍得剪掉的。黄汉再次认真问郑导你舍不舍得剪脱？不料郑导根本不听黄汉的推辞，一边拉黄汉往外走一边说：“好了，好了。”不容分说，就把黄汉强拉上汽车向徐家汇海燕厂直奔而去。
踏进海燕厂小放映间，老剪辑师朱朝升他们已在放映间等候好久了。黄汉提出先放两遍电影，他看了再说。看了两遍，他确实觉得那场戏不够紧凑。郑导又问是否还要看第三遍？黄说不要了。其实这个拷贝初审前，身为鉴定科科长的黄汉已经看过数遍，心里也早有了谱，只是不露声色罢了。
随后，黄汉同主创人员一起进入剪辑室。当时的气氛确实有点凝重，但黄汉心境似一泓静池。他一边接受部里的意见，一边表达自己的设想，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他滔滔不绝地说，有的镜头该搬搬地方，有的镜头必须分开来用，这样组接才会使情节紧凑，艺术效果也会更好。他反复强调，打洋鬼子和打斗场景的节奏一定要短、平、快，不给缓慢、拖沓留有余地，以达到完美艺术效果。
他手里捏的那把剪刀也不闲着，干脆果断地把那些拖泥带水的枝节统统剪去，只留下精华的几组镜头。
通过近5个小时的奋战，黄汉终于将这场大戏剪辑完毕。大家回到放映间重看，确实感觉节奏要比原来简练得多，情节也更紧凑了，反洋人的气氛大大增浓了。郑大导演不得不为他竖大拇指表示满意。这把神奇的剪刀，为何能在黄汉的手里发挥得淋漓尽致、无可挑剔？关键是他掌握了剪辑的秘诀： 有舍必有得！
果然，复剪后的影片送到北京复审，领导看了都认为剪得好！
他为国家出口商品拍摄广告电影
笔者原是上海电影技术厂工程师，黄汉生前，我曾与他共事多年，有过不少交往。由此，我也得知，大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部门曾安排黄汉利用上海电影技术厂的既有设备，为我国的出口商品拍摄过几部广告电影。恐怕是出于保密的原因，此事在国家正式出版的书刊上一直没有公开过。这些广告片其实应当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较早一批商业广告片。
对此，黄汉一直不曾多提。1990年代的某一天，他向笔者口述了电影生涯六十年的回忆，笔者将这段口述作了记录和整理，并以《从一把剪学做导演》为题，发表在由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主编的《上海电影史料》1994年10月第4期上。
根据黄汉的回忆，广告电影登上中国银幕有过一段漫长的探索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介绍商品或推销商品而拍广告电影是被禁止的，但一般电影院在放映正片之前，可以插上三分钟推销商品的广告幻灯片，有的用彩色照片制作，有的用绘画图片制作。这些不能活动的“西洋镜”，既呆板，又不生动，更没有活力，根本吸引不了观众的兴趣，当然也不会带来良好的促销效果。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电影局领导在内部下达指示，要求上海电影技术厂为我国出口商品拍广告电影，为之作宣传，这才开启了广告电影的拍摄。
不过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汉就接到过上级领导的指令，要技术厂为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拍商业广告片。当时也唯有技术厂具有拍广告片的条件和设备，有特技车间、字幕车间、录音车间、洗印车间等，但最关键的，还是有黄汉这个奇才。他既是剪辑技师，又当过导演，在制片上完全可以独当一面，是最具备拍摄广告片才能，也是最适宜的人选。需要公关时，戈永良（原技术厂特技科科长）就来帮他攻关；需要策划出点子，田俊人（原上海电影局技术处副处长）等都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据黄汉回忆，他先是南下广东食品进出口公司，拍摄了一组有关南方食品的影片，如《中国菠萝》《银鳞翻滚万里浪》《中国柑橘》等。这些短片现在看来都像纪录片，但受当时情况的局限，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大胆放开手脚，充分运用电影的特殊手段。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创作思路也给广告电影的拍摄带来了变革。如他负责制作的《大地服装》《钻石牌闹钟》《中华牌铅笔》《回力球鞋》《中国搪瓷》《美加净牙膏》《绣衣》《上海地毯》等广告片，片长3分钟，拍摄对象都是中国人日常必用的商品，又都是传統老牌或知名品牌，产品质量都经得起验审和检查。
特别是《中华牌铅笔》这个广告片的拍摄。黄汉受到动画片《大闹天宫》的启发，他请字幕车间的陈波生按照动画片的拍法，拍摄了一部《孙悟空大闹铅笔》，广告片中，孙悟空将金箍棒往上一丢，瞬间变成了中华铅笔。上海外贸公司和外省外贸公司看了这个广告样片后大为惊喜，觉得打开了新思路。
转眼到了1977年，上海外贸广告公司里新成立了电影组，他们向上海电影局提出申请，希望派人支持他们拍外贸广告片。时任上海电影技术厂鉴定科科长黄汉于是被暂时借调过去，以充实摄制组的力量。
在黄导率领下，电影组为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赶拍了《上海绢花》。绢花是上海老牌手工艺产品，完全手工制作，在国外特别吃香。拍摄时，摄影师用镜头对着商品，一盒一盒地多角度加以展示，色彩通透明亮的绢花优雅绽放，再配上歌曲《四季花开》的柔美旋律，影片画面看起来特别诱人。样片出来后，大家都看呆了，用上海俗语说：“呒啥闲话！”（没话说，难以用语言表达意思）
广告片样片送到北京外贸部后很快通过审查，上海外贸电影广告组也由此牢牢站稳了脚跟。正片再送北京外贸部复审时，反响比之前更加热烈。上海广告公司借市府礼堂招待各进出口公司老总们一起观看，看后大家一致叫好。黄汉导演的名声再度响起来。
“抢救导演”应运而生? 好电影少不了剪辑高手
有人说，剪辑师是用“剪刀”释放电影的灵魂，还有人说，如果摄影师是导演的左手，剪辑师就是导演的右手。这两句话说得都很在理，但在过去，剪辑师能当上导演右臂的能有几个？
黄汉先生的早年的梦想，就是自己终有一天能当上正导演，通过不懈努力与奋斗，他也算心想事成，最终以商业广告片导演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晚年时曾对笔者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可遗憾的。而他为上海海派电影所作出的贡献，笔者认为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样的“神剪”前辈值得我们电影人尊敬和怀念。
中国电影剪辑大师傅正义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呼吁大中院校开设剪辑专业。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开设了剪辑专业，改变了过去师傅带徒弟的单一模式。2012年，女剪辑师杨红雨凭借《神探亨特张》获电影金马奖最佳剪辑，2014年孔劲蕾又凭借《推拿》获得电影金马奖最佳剪辑。2014年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推出了“剪辑的力量”论坛，这是国内电影节首次举办剪辑论坛。2015年，消失了16年最佳剪辑奖重回中国电影金鸡奖……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飞速发展，剪辑的力量日益凸显，剪辑师的地位逐渐抬升，开始回归他们应有的位置。
黄汉先生虽生不逢时而未能获得过一次奖，但后来人能为剪辑师这个职业设奖、为今天的剪辑师颁奖，正是对黄汉过去在剪辑师岗位上为电影所作贡献的最好怀念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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