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平

　　

　　

　　

　　黄允老师在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已有一阵了，但由于疫情，探视非常不容易，有一次，我做了核酸后硬去“闯关”，结果受到了“训斥”，好在我和黄老师“配合默契”，我们还是见了一面。她坐在轮椅上，用剧作家的口吻笑道：“情节蛮生动的”。去年10月8日，我用她的护工的手机与她通了电话，她声音清晰，回答了我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如同2009年我为了写作她的传记，与她的一问一答。

　　黄老师确实喜欢与我聊天，她跟她女儿说，我们两人很谈得来，聊天总是很快乐。医生诊断说黄老师有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可我一点都不相信，一个九十岁的老人能听出我的声音，能回答我有关她生活和治疗方面的询问，能有什么问题。不过，既然这样，我想我得多多与黄老师交流，也算是让她多做“脑保健操”。因此，我想春节前再与黄老师见个面，谈天说地。她的女儿也打算今年夏天回国，好好陪陪她，黄老师跟她说，到时候要约上我好好聊聊。可是，这一切都无法实现了。2023年1月6日下午，黄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得知消息后，无语凝噎，独坐窗前，哀痛于心。

　　那天傍晚的时候，上海市文联让我看一下他们拟就的纪念文章，是要发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我逐字逐句地读着，许多的往事像长篇电视连续剧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地铺展开来，并在文字中重新回到2009年的那个仲夏，我与黄老师就她的人生与艺术所做的长谈。我跟黄老师都觉着这次的长谈很深入，很有意思，她整理了她的过往和思考，而我则得以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了我的这位师长、同行和好友。事实上，我们后来的聊天经常还是围绕这些话题——这真的是永恒的话题了，对于长长的人生，对于永无止境的艺术。

　　现在，《上海采风》将那次我与黄老师的长谈刊载于此，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她，怀念她，我觉得黄老师若九泉有知，一定会很高兴的。

　　笔者：作为一个剧作家，您的文学创作的成就主要是在电视剧领域，那您整个的文学生涯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

　　黄允：从我上小学开始，当我的作文本上出现老师赞扬的评语，我知道自己爱上了写作。像小学里写的《雷雨》《一朵折断了的花》，还有考女师时的应试作文《女师校景一瞥》，这些小小的文章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但我仍然记得，也许我对文字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吧。

　　后来，我虽然非常想从事文学创作，但一直没有机会。我也想过写长篇小说，但可能我一直在广电系统工作吧，对声音、对影像耳闻目染，所以觉得文字似乎还不足以表达自己。在我生命的前四十年里，可以说，我一直没有找到最合适自己的文学写作样式。说起来，我文学事业方面真正意义上的起点是在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之后。所以，我特别感谢改革开放促成的我国电视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感谢由此带来的电视剧这一新兴艺术的崛起。当我和电视剧相遇之后，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文学创作样式，遇到了发展自己的文学事业的机会，同时也因此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如果问我的文学生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我开始从事电视剧编剧开始的。

　　笔者：在您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对您帮助最大的是什么？

　　黄允：我没有上过多少学，在编剧专业上，我也没有导师。但我却酷爱读书，我自修了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我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可以说，书就是我的导师和挚友了。是书籍，使我拥有了一个宽广的内心世界，为我打下了文学写作的基础，也使我的心一直很年轻。我从书中认识了许多令我钦佩的人，使我不知不觉接受了他们的熏陶。比如鲁迅先生，我是将他当成自己的精神导师的，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成为我的人生座右铭。巴金的《家》也激发了我积极向上的热情，向往革命，走出家庭。现在，我已年逾古稀，但书籍仍然是我的导师和朋友。我的学习方法是缺什么补什么，用什么学什么。书籍能把人带入一个博大的世界，文学名著能丰富人的心灵，陶冶人的品性。当然，科技进步了，媒体多样化了，电视、电脑都有很强的优势，几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但我觉得，却仍然代替不了读书。比如，读过文学名著了，再看根据其改编的影视剧，即使拍得不错，总还会感到一些不满足，不够味儿，那就是因为文学留给了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书中的人物、场景在你脑海中呈现时，已经加入了你的想象，你已经参与了创作。而影视剧太具体、太形象，观众可能只要舒舒服服地去接受就是了。我常常想，如果就此而不再读书了，人会不会变得简单肤浅了呢？

　　笔者：您在电视荧屏上成功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她们各不相同，无论是早期的张志新，还是后来的李若男，但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有评论家说，您在作品中注入了独特的女性意识。请您谈谈您自己的女性意识吧。

　　黄允：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自觉的女性意识，写作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一种心灵的呼唤。如果要说有什么女性意识，那就像美国女诗人阿德里安娜·里奇所说的，是一种“自古以来，就在妇女群中天然形成的认同感”吧。

　　1995年，在世界妇代会举行期间，北京电影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夏汉碧老师在“中外女性国际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女性文化的认同——从作品看黄允的女性意识》；前几年，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崔莉的硕士论文《论黄允剧作的价值取向》，其中也用很大的篇幅论述我剧作中女性形象的审美理想。她们的论述对我很有启发，促使我回顾这几十年来自己的剧作，的确大部分是以女性为主体的，角度也大多是从家庭来辐射社会的。

　　或许这和我的性别以及小时候的境遇有关。我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小时候每当被歧视，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发誓：我长大了一定不会比男孩差。我十几岁就独自离家，开始了一个人的奋斗人生。电视劇《上海一家人》播出时，《北京晚报》载文说：“黄允就是小若男。”我虽没有小若男的经历，却有跟她相似的心态。由于较强的潜在的女性意识，我对女性的命运、心灵、价值观和幸福观都特别敏感和关注。我非常欣赏女性的人性美，总感觉女人比男人更坚韧，更具有献身精神。女人可以为家庭、为孩子、为爱情全身心地付出，而男人却往往是有条件的；女人的心灵更为细腻、丰富、敏感、善良，这个世界因为有了女人才更加美丽、温馨。当然，女性的人性中也有弱点和丑陋，比如依附性、嫉妒心、虚荣心、小心眼、感情脆弱等等。有些女人的一生就是搅在是是非非之中，对别人的成功、快乐、美貌，对别人的一切都愤愤不平，结果弄得自己很不快乐，心境差了，奋斗的意愿肯定也不足了，最终便一事无成。我每部作品里的女性形象都是随着社会的进程，随着我当时内心的审美理想、价值追求，甚至困惑等的变化而形成的。

　　笔者：您的作品大多描写婚姻、情感和家庭，其中最主要的元素就是爱情。写过那么多悲欢离合，作为一个女性剧作家，您是怎么看待爱情的呢？

　　黄允：对于爱情的态度，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改变过：我相信爱情，但也相信它并不是永恒的。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大悲哀。人非圣贤，但即使是圣贤不也有过爱情的漂移吗？这种不确定性进入家庭后，往往便会导致所谓的婚外恋。所以说，婚外恋情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其实每代人都会遇到，只是过去不被承认，被故意掩盖或者抹杀了。爱情压抑、异化的结果是使许多夫妻关系僵化，许多家庭成了禁锢的牢笼。这个问题如今变得更加突出了，可能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人的社交面空前广阔，情感世界的波动频率更高了。我在想，是否有必要把每一次似深还浅、来去飘忽的情感冲动都定性为婚外恋呢？这是有待商榷的。另外，我觉得那种吃“爱情快餐”的生活态度，会使现代人的情感世界日益粗糙，这是最大的代价。

　　笔者：有些剧作家写出一部很轰动的作品后，就很难再有能超越自己的作品了，而您恰恰不是这样，在您的文学生涯中，创作高峰迭起，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您自己认为是什么原因呢？听说您有一个自己特殊的“空间”，是这样吗？

　　黄允：杂技演员走钢丝，不是抱头缩颈，而是要尽力伸展手臂。道理很简单，有空間才会有自我调节的余地，才会达到平衡。创作是这样，其实，做人也是这样。

　　我自己有三个层次的生活空间。内层是心灵，是自我，它比较孤独、静思，但它决不刻薄——刻薄是把双刃剑，伤人也自虐，对于女性，自虐尤甚。第二层是家庭，是丈夫，是女儿，它给我宁静、宽容，是温暖的避风港；同时，小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应该彼此相互尊重，更应付出真爱和关心。第三层是朋友，我和许多采访对象结成了知己，通过他们，我一次次地拓宽了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心灵不断保持成长的年轻的状态。我还有一条人生的主干道，那就是用实力、用作品来证明自己，不卷入无谓的人事纷争中去。有些女人为此虚掷一生，太可惜了。

　　说到作品的超越，我想说，最最根本的原因是思考，这种思考既是跟随时代变化的，更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只有这样的思考，才会使作品有思想的价值，有思想的力度，这是文学作品真正有生命力的地方。

　　笔者：您刚才说内层的自我是孤独而静思的，请问这怎么理解？

　　黄允：是这样的，我笔下的人物中，无论多么要强的女人都希望有个肩膀靠一下，撑一把，但我内心又深深地知道，一个人如果把一切都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无论这个人是爱人还是亲人，最终很可能失落多过获得，烦恼多于快乐。因此，我一贯主张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自己的路。

　　这也许是和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吧。我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又是女孩中的丑小鸭，从来没有被宠爱过、重视过。幼年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在门槛上坐半天，看着天空中变幻的浮云出神。后来又逢战乱，全家人颠沛流离。有一段时间我被寄养在伯父家，一个人住在老宅里。白天，大人们都下田间劳动去了，我一个人待着，晚上吃完饭后和亲戚们也说不上几句话，就回到房间，还是一个人，用被子蒙住头睡觉，其实也没有睡着，内心里自己在和自己讲话。

　　有一天，我爬上凳子打开大橱，发现了一叠厚厚的《妇女》杂志，我当时认字不多，但连猜带编地把杂志看下来了。杂志里那些女性渴求解放的呼声，使年幼的我产生了激动和共鸣，有些小说中的细节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后来我回城上学，包括后来升入初中，有了图书馆，我几乎天天沉醉在书籍中。阅读是需要宁静的，也常常是自己一个人，这就是我说的孤独静思吧。我十六岁离开家开始自己的生活，经历了很多事，但无论何时我都要给自己一个心灵的空间。我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即兴的火花多是在孤独的空间里悄悄地燃起的，寂静使我得以过滤生活。

　　笔者：上海这座城市对您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黄允：上海这座城市给了我很多，我不是上海人，但我在上海生活、工作的时间很长。我创作的《家事》《上海一家人》《若男和她的儿女们》，写的都是上海的故事，都有浓郁的上海气息。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我是“海派文化”在电视剧创作领域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我一直认为我受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很大的影响。我对上海的石库门里弄也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在我看来，真正的上海的精神、上海的文化之根是在弄堂里，在石库门里。上海独特的石库门文化孕育并滋养了上海近代文明，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它包含着上海特色文化的基础——包容性、大众性。上海人对和谐、温馨的人际关系是十分向往的，虽然这种人际关系会因过于密集而使人觉得没有了隐私，但是，当人们失去这种紧密的人际关系后，倒会深深地怀念起来。正是这样的文化，使上海在变革、开放中海纳百川，同时得到了现实生活的回馈。同时，这种文化也深深地融合进人们的生活中，表现在上海人所具有的细腻、柔和、精明的性格特征中。这些都是我十分有兴趣去研究和表现的，我也把自己的所思所感所悟融进了自己的作品里。另外，上海也是我国电视事业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先进的技术、理念，这对我的电视剧创作无疑也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说起我的成长，我的作品能一部部面世，这与上海市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当然是分不开的。我的创作适逢电视剧刚刚兴起的时候，要是没有上海电视台、上海市广电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对电视剧创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怕是很难有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作品的，更不会有全国电视剧生产重镇的地位。

　　笔者：您的作品被誉为“只只响”，在外人看来，您的文学创作道路走得一帆风顺。果真是这样的吗？

　　黄允：不，不是这样的。说实话，不但不像外界看起来那么顺利，而且可以说坎坷颇多。电视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不像写纯文字的文学作品，若要拍出来，靠编剧一个人是不行的，还涉及投资和发行，还要有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牵涉到的问题很多。所以，一部电视剧真正要和观众见面是非常不容易的。

　　比如说，《他把希望留下了》写的是上海的故事，人物的原型也在上海，我还去了上海船厂下生活，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是由大连方面拍的。比如，《家事》由于没有写英雄人物，而是写了在那个时代觉得上不了台面的家长里短，最初也不被认可，被搁浅了一年多。

　　还比如，《故土》是根据苏叔阳的长篇小说改编的，但当时在改编成电视剧时受到了很多非议，有人说“这里有四角恋爱”“男主角白天明不像改革派”“女主角叶倩如歪曲了现代青年形象”等等，还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来阻止。又比如，大家熟悉的《上海一家人》，最初也不被看好，没人愿意投资。当时如果我写企业，还可以让企业赞助，但我偏偏写的是普通百姓，拍摄的钱问谁去要呢？所以我常常拿着剧本去“游说”，而这是我不愿意干的事，但是为了我的作品——它们都像我的孩子一样，能够和观众见面，我也豁出去了。

　　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遗憾，那就是我的剧作《忽然做了都市人》（又名《浦东一家人》）一直没能投拍。l999年，我受上海浦东开放开发巨大成就的鼓舞，开始撰写这一长篇电视连续剧剧本。为写作这个剧本，我从1998年6月起就去浦东下生活。剧本通过浦东菜农蔡阿根一家人六年多来的变化，勾勒了浦东开发开放时期的一个侧面，展现了大变革时代的浦东风貌。剧本完成后，有几位导演主动要求拍摄，最后和上海永乐影视公司签订了合同。但因经费问题迟迟未能拍摄，后来连公司也撤销了。我曾和几家摄制单位联系过，有的已谈成，但因领导层人事变动搁浅，有的因在操作方式上不合适，我怕影响拍摄质量和风格，觉得还是保留完整的剧本，保留一幅浦东开发开放的生活画卷为好。我愿意坚守自己的人生追求，没有拍摄虽然是有些遗憾，但人生总有取舍。

　　我自己知道，我的电视剧剧作也并不是個个都是上佳水准，有的作品或者内涵还不深刻，有的则没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所以像《流逝的岁月》《欲念与惩罚》《罪犯与女儿》等，社会影响力就并不大。

　　笔者：您是怎么理解文艺创作的“三贴近”原则的，在实践中又是怎么做的呢？

　　黄允：“三贴近”原则是要求文艺创作“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我觉得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它必然是和现实紧密相连的，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既能反映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同时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我一直相信艺术来源于生活，再阳春白雪的作品，如果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观众就不会接受，就是一种浪费。我觉得“三贴近”原则不是喊口号，是实实在在对文艺创作有教益的。说实话，我的那些获得广大观众朋友厚爱的作品，没有一部是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正因为如此，才能获得观众最大的共鸣。而在实践中，我每写一部作品，都自觉地下生活。我心里非常清楚，要是我没有按张志新最后的生命之路走一遍，我是绝对写不出她就义时的凛然正气，因而不会在社会上产生那么大的震撼力的；同样，要是我不下里弄，不去石库门体验生活，不和平民百姓交朋友，我也是绝对写不出《上海一家人》的。下生活既是我的自觉要求，也是我对自己创作的必然要求，必须沉到生活中去，必须对生活有自己的发现，不然我肯定会心里没底的。对于我来说，下生活不仅仅是去搜集创作素材，更是唤起自己的创作激情和自信。我不相信闭门造车的东西会有真实而长久的生命力。另外，作为大众艺术的电视剧，我认为更要心系观众，心里一定要想着、装着观众，不然，观众就会抛弃你。

　　笔者：您的艺术追求具体说来是什么？

　　黄允：我主要从事电视剧剧本创作。电视剧是一种新的艺术品种，它通过电视技术这个载体，使你的作品传播到天涯海角，使你塑造的人物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奇迹。我深深地感到，作为电视剧创作者，应该努力地掌握、驾驭电视技术。经过实践，我给自己寻找到一个交叉点，那就是：必须拥有观众，但也不失落自己。要把自己的作品定位在这个交叉点上。我常常是采用双层结构：表层有一个可看的故事，一般观众都能观赏。内层有可咀嚼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求雅俗共赏。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把人人都能碰到、见到、听到，或者亲身经历过，或者潜意识中存在过，而又没有在意的东西，把它提炼出来，再通过屏幕展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产生一种激动、联想、感悟和共鸣，从而重新审视自己。这是我的艺术追求。

　　笔者：作为电视艺术的前辈，您最想对年轻的电视剧创作者说些什么？

　　黄允：现在的电视剧创作者有着非常好的环境和机遇，比我们当年要有利很多。

　　电视剧是艺术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是目前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艺术样式，这是令人庆幸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敬畏的，这是一份值得电视剧创作者用心灵和生命去投入的事业。

　　因为电视剧属于大众文化，所以，电视剧创作者更要深入现实生活，生活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不仅提供了创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能在生活中和平民百姓心灵相通，对生活有所发现，有所感悟，激发起创作的激情。但是，也不能一味迎合、讨好观众，不能走低俗化、庸俗化的路子，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市场经济中，电视剧是商品，但剧作家不能太商品化，要在各种诱惑中守住自己，守住基本的职业底线，要懂得放弃点什么，但要坚持人文情怀。写作和经商毕竟不一样，如果把利益得失计较得太重，就会失去灵气和真诚。

　　笔者：作为一个成功的剧作家，一个成功的女性，您有什么人生感悟和大家分享吗？

　　黄允：现在对于“成功”的定义各不相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符合目前社会流行意义上的“成功”。不过作为一个有了一定年纪的人，人生的感悟是有的。我觉得无论社会怎样发展，经济怎样发达，科技如何进步，物质如何丰富，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善，永远是最美丽、最珍贵、最有力量的。

　　有追求的人，生活的路不会很平坦：有艰辛、有风险、有失落、有磨难、有伤痛，然而也会有成功的喜悦、心灵的充实和生命的重量感。成功的要素是：智商加机遇加坚韧，我认为坚韧是第一位的；智商再高，一击就垮，不行；有了机遇，不会正确运用，也会失去；只有坚韧的精神，可以使人孜孜不倦地学习，获得才智；可以百折不挠地捕捉、等待机遇。

　　成功的人必然是出色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常见到的。生活在群体里，周围有几双嫉恨的眼睛盯着你，叽叽喳喳的闲话跟着你，也是很不好受的。可如果因此而什么也不敢做，就会失去自己。我想，人还是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要太在乎那些闲言碎语。当然，对周围的人要热情、真诚，肯帮助别人，肯承认别人，那多数人是会理解你的。

　　此外，换位思考是很有益处的。一般来说，女性思维比较感性、比较自我。而当我写剧本时，剧中各式各样人物要自己出场，按照他们自己的思维去言行，此时作者是没有自我抒发的空间的。为了使剧中人物鲜活贴切，作者必须学会换位思考，挖掘他们存在的理由，即使对平时厌恶的角色，也要设身处地去想想。经过久而久之的训练，我感到在现实生活中，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别人，内心也会比较宽容和平衡了。

　　笔者：2009年9月18日，您参加了第2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并获得了“60年60人突出贡献奖”，当时您感到的最大的欣慰是什么？

　　黄允：我参加过几次飞天奖的颁奖典礼，但感觉这次是最盛大最隆重的，在新中国六十华诞的时候，我能获此殊荣真的觉得很荣幸。这是我一生中获得的最重要的奖杯，也算是我编剧生涯的一个圆满的句号。我最大的欣慰，是知道如今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达到一万四千多部（集），成为世界上电视剧第一大国，想当年中国电视事业起步时几乎是一穷二白，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另一个最大的欣慰，是看到了中青年群星璀璨、精英云集，真是后浪推前浪，中国的电视剧事业新人辈出、后继有人，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