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4日，上海电影家协会在上海文艺会堂举办“晓丹红日——纪念汤晓丹导演逝世十周年”活动。活动分为两场，上半场放映了影片《南昌起义》，下半场为嘉宾论坛。
电影导演宋崇、于本正、鲍芝芳、包起成，制片人沈锡元，作曲家吕其明（以视频方式）、徐景新，演员孙渝烽、张云立，上影集团原副总裁许朋乐，《上影画报》原主编夏瑜等嘉宾，热情回忆了与汤晓丹导演的合作、交往经历，从德艺两方面表达了对他处世为人和作品艺术的缅怀和崇敬。汤晓丹长子、著名画家汤沐黎通过视频方式，表达了对活动主办方的感谢和对父亲生平的追忆。汤晓丹次子、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携女儿出席活动，孙女汤苏珊以小提琴独奏巴赫的《萨拉班德》表达对爷爷的崇敬和思念之情。
沈文忠（上海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汤晓丹导演是老一辈导演的代表性人物，擅长拍摄反映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影片，被冠以“战争片之父”的美誉。他导演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等经典影片载入了新中国的电影史册。
汤晓丹导演是一位值得尊敬和爱戴的老艺术家。我们尊敬、爱戴他，不仅因为他的艺术成就、卓越贡献，还有他的高风亮节。他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谦虚温和的老人，非常乐观豁达和风趣，他还是一位特别善于学习的大家。2011年1月21日，我去华东医院看望汤老，他病房里窗台上有本翻得很旧很旧的英汉小辞典，令人印象深刻。
敬爱的汤晓丹导演离开我们十年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致敬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一是怀念，怀念汤晓丹导演、蓝为洁老师这样的为中国电影事业贡献毕生心血的老一辈电影工作者，他们的名字彪炳史册，熠熠生辉；二是感谢，感谢他们为上海电影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才有了我们上海电影的辉煌成就和高度；三是传承，传承他们优良的品质、良好的作风，传承他们美好的品德、高尚高超的技艺。广大电影人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老一辈电影人的思想、品德和艺术传下去。我相信汤晓丹导演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汤晓丹导演的精神永存。
任仲伦（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丹纳说，优秀的艺术家像一片森林，但是总有几棵最高的树和最高的枝条。我觉得汤晓丹导演就是我们中国电影那几棵最高的树和最高的枝条之一。他在艺术上的成功，他创作的那么多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地位，永远像一座高山在你面前，你看他或不看他，他都在；你说他或不说他，他都在。那就是一个伟大艺术家在历史上的地位。
他从1933年到1988年这55年创作生涯，创作了《南征北战》《红日》《渡江侦察记》《南昌起义》等优秀影片。大家提到：解放后有一些作品都是交办的创作任务，但它们都成了经典之作。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上海许多杰出艺术家身上的一个共性——始终不渝地按照艺术规律去搞创作，去拍电影，去塑造形象。所以他的很多影片当中的人物形象都深入人心。这几年电影明星不少，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警醒：我们只知道谁在演，却常常记不起他们演过谁。
汤晓丹导演在每个创作中，都是剧组的灵魂和核心。孙道临曾跟我说，在他塑造的所有电影角色中，李连长令他印象最深。因为曾经有段时间，他感到艺术创作上很迷茫，甚至写下调离工作岗位的申请书。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演工农兵，有燕京大学的英语基础，或许可以担任译制工作。然而就是汤晓丹导演坚持让他演工农兵，演李连长。李连长角色的成功塑造，奠定了孙道临继续当人民演员的决心。所以汤晓丹导演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影片，还造就了很多杰出的艺术家。
一个人有三种生存和死亡的方式。一种死了就是死了；一种死了，以后的几代和亲属心中你还活着；还有一种是永远不会死的，他的艺术精神会永远影响我们后代。汤晓丹就是这样的人，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徐春萍（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汤晓丹导演是上影厂一位优秀的导演，是一位敬爱的前辈艺术家。在55年的电影生涯当中，他拍摄了《南昌起义》《红日》《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等作品，赢得了“银幕将军”的美誉。汤晓丹导演的作品有几个重要的艺术特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他的影片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美学的风格。在当时那个年代特定的创作环境中，他把历史真实、艺术虚构和某种类型化的表达进行了创造性地融合，所以他的影片至今具有很强的观赏性。第二，他在一系列战争影片中，努力表达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情怀；他的战争片始终关心的是人，特别注重刻画战争环境中的人情和人性，他对人的情感和心灵的描绘，柔化了战争的残酷和坚硬。第三，他塑造了一系列熠熠闪光的艺术人物形象，他拿到手的大都是“命题作文”，他完成的影片既能够反映当时特定环境当中主流价值观的表达要求，同时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注重刻画人物，特别是正反人物身上的特殊和多元化。所以他的影片当中，正面人物生动丰满，反面人物也不概念、不单薄，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到上影集团之后阅读了大量上影前辈艺术家对汤晓丹导演的回忆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这位“银幕将军”在片场是个平和可亲的人，深受大家敬爱和喜爱。他平时言语不多，但导演阐述却动辄就是上万字。他的分镜头剧本一丝不苟，清清楚楚。前辈艺术家扎实的功底和对电影的用心用情用功，在今天电影制作特别依赖电脑技术的环境中，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宋崇（电影导演）：汤晓丹导演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他非常重视生活。他拍《南征北战》《红日》这些影片，都向军事顾问详细了解所有战争的过程和细节，并且坚持实地勘景，因此他心里装着整个战争。
其次，他在拍摄上有独到之处。《红日》四场战争，如果每场都从头打到底，就会雷同和拖沓。他把这四场战争当成一场完整的战争来拍，每一场战争只表达一个局部，四个局部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战争。既讨巧，又突出重点，还把人物都塑造得很好。
再者，战争是人的行为，汤晓丹很强调对人物的塑造。他有艺术家独到的个性。在过去的某段时期，文艺作品写英雄容易过度“神化”，把反派写得愚不可及。在这种思潮下，艺术家要坚持塑造一个真实的人，是有难度的。孙道临的例子很典型，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孙道临不能演《渡江侦察记》里的李连长，他只能演知识分子。但汤晓丹支持他演，理由是：新四军队伍中本来就有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孙道临去朝鲜访问归来后的那场动情的报告打动了汤晓丹，他认为孙道临对党、对解放军的热爱非常真诚，他一定能演好这个角色。就因为汤晓丹的坚持，李连长成为孙道临一生最看重、最成功的角色之一。杨在葆演的石连长也是这样。有人认为这个角色有匪气，这是丑化解放军，要求剪掉他。但汤晓丹导演认为，石连长打了胜仗以后，喝点酒，实际上是真实地表现了指挥员从游击队员到正规军人的成长，部队从新四军向人民解放军的转变与成长！这一点很重要的，把这一点剪了就没有人物的生动性了。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红日》是一个永远不落的红日。
沈锡元（上影集团原制片主任）：我与汤晓丹导演合作了将近十部影片，与他合作最大的感受是，他在工作现场平易近人，从来不发脾气，不管是对工作人员还是演员。然而，面对大场面，他又是那么指挥笃定，一派大将风度。之所以能够把《南昌起义》《红日》《傲蕾·一兰》中的大场面组织得有条不紊，跟他具有的这种气定神闲的强大气场有关。拍《红日》时，从1960年到1963年，正好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生活确实很艰苦。我们下生活时打过地铺，拍外景时睡在学校的硬板桌上，在山东拍摄时吃的是窝窝头，偶尔吃到馒头就非常开心了。
汤晓丹导演在剧组里，说得最多的是“好的”“可以”“没有问题”“你看着办吧”。然而总说这些看似没什么原则的话的汤晓丹，在原则问题面前却从来严格坚守、毫不放松。所以在拍摄现场，只要汤晓丹导演一句话，全员雷厉风行。记得他最“严厉”的一次，说了句“大家保持安静，再讲话我要发脾气了”，话音刚落，全场立马鸦雀无声。
汤晓丹导演是1961年11月入党的，那是在《红日》拍摄三年中间最艰苦的时候。其实汤晓丹爱国、爱党之情由来已久，尤其在拍摄《红日》过程中，与军事顾问三年的合作对他影响很深，写了入党志愿书。到去世时，他的党龄已超过50年，是一位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艺术家。
吕其明（著名作曲家）：1962年，应汤晓丹导演邀约，我为重点影片《红日》作曲。用半年时间充分领会导演创作意图后，我对音乐进行了精心设计，同时我向汤晓丹导演建议增加一段女声独唱来表现解放军的乐观主义精神。第一段唱家乡好，第二段唱解放军好，第三段唱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这一想法得到汤晓丹导演的认可和批准。歌曲创作出来后，我唱给汤晓丹导演和摄制组同志们听，大家都很喜欢。但也有人提出歌曲虽好，但太长了，最多只能唱两段。但是从歌曲角度来说，三段词缺一不可，因此我非常坚持，歌曲要么不用，要用就用完整。大家争得面红耳赤，而汤晓丹导演坐在一旁一声不响，直到最后，大家都在静候他一锤定音，这时汤晓丹导演慢悠悠地说了句“那还是用吧”。我高兴极了，就是这句话，让这首歌曲流传至今。我要向汤晓丹导演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关于歌曲的演唱者，我们认为选用山东歌手，可以使地方风格更浓一些。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汤晓丹导演听了我专程送去的录音带后，明确说“不能用”。一句话让我傻了眼，他说，虽然唱得很好，山东风格道地，但是有两条：一，她是很成熟的歌唱家，她的声音不符合影片中小姑娘的形象；二，影片不是给山东观众看的，而是放给全国观众看的，歌曲演唱的地方风格不必过浓。汤晓丹导演的高标准、严要求令我敬佩，令我折服。我赶回上海另找人演唱。任桂珍录音时演唱了一次就通过了，在汤晓丹导演那里也顺利过关。这首歌曲的处理过程，使我深深感到汤晓丹导演精通音乐，对艺术精益求精，严格把关，使影片留下永恒的经典，他的大师风范令人敬仰。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敬爱的汤晓丹导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于本正（电影导演）：我跟汤晓丹的认识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在初中时曾去看过一场电影，记得那是在北京电影院（现在的上海音乐厅），放什么片子已经忘了，只记得预告片是老版《渡江侦察记》的一些场面，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这部影片我一定要看。命运就是如此奇妙，到了1970年代初，我居然参加了《渡江侦察记》的重拍，并且与汤晓丹有了合作的机会。
《渡江侦察记》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就被调出来参加《难忘的战斗》剧组，又与汤晓丹导演等四人组成了导演组。当时因为季节的关系，有一场戏马上要拍，因为再不拍芦苇就要黄掉了。这时候汤晓丹对我说：“小于，你带一队先把这些场面拍下来。”我当时很激动，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作为导演独立带队拍摄。样片送回来之后，厂里很多人提了大量意见。汤晓丹说：“你们不要瞎说，也不要把任何一条意见传到摄制组去，他们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他们也是内行，他们看得懂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会改变的。”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如果当时把厂里这些意见原原本本传到摄制组，我当时肯定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我是幸运的，在我导演生涯开始起步时就遇到了汤晓丹导演。他那种以电影为生命的执着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他为一个青年导演的成长铺设了广阔的自由驰骋的创作空间和环境。他用独特的短语“可以”“再来一次”使你自己去体验导演的真谛。他对人对事的那种宽容和为达到目的需要的耐心，使我受益终身。我从来没有当面叫过他“老师”，都是以“老汤”“老老汤”相称，然而他在我心中，永远是我的导师，这还不仅仅在电影导演方面。
汤晓丹（祖忠人 摄）
张云立（电影演员）：一提起我们的汤晓丹导演，我就非常激动！我进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一部戏原本是《太湖探宝记》，演我父亲张翼，他则扮演戏中的老爷爷，我演他儿子，后来达式常来演这角色，我被调去《红日》剧组，扮演国民党74师师长张灵甫（舒适老师饰演）的随身副官。汤晓丹导演的个性非常随和，喜欢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我们“反派角色”的意见。以舒适老师为首，大家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并不是弱者，张灵甫又是黄埔军校的少壮派，本性傲慢，目中无人。如此强大并拥有精良装备的敌人，都输给了共产党的军队，不更说明我们解放军的强大，以及人心所向！这跟汤老的要求完全一致！
我最崇拜汤老的是最后一个镜头，他老人家指挥千军万马。他和摄影师马林发选中了一座山，在山脚周围几个点都有几个团的解放军，每个点都由我们演员组织大家活动，一晚上就这样熬下来！天刚要亮，飞机来了！汤老一声令下，山顶的信号枪响了！所有队伍从山脚的各个方向冲上来！呼声连片！我们身临其境！真是感动万分！这就是我们的汤老在指挥！
以后我又和汤晓丹导演第二次合作《难忘的战斗》，我在戏里演秦老刚。汤老大小场面都用得非常自如。合作得非常愉快！好几年后，他所在的天马厂和我所在的海燕厂，一起外出搞活动。车回到厂里的时候，汤老先下车，已经走了一段路，突然回头发现还在车上的我，我也看到了他。没有想到他老人家快步过来和我打招呼，问我最近各方面情况。然后握手离去！我当时真是愣了一阵子！想到太多太多了！
徐景新（著名作曲家）：我就从《难忘的战斗》谈几个和汤晓丹导演合作的片段。这部片子是我进上影厂参与的第一部大片，许多合作者都赫赫有名，我当时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作为作曲参加摄制组，我们和一般工作人员不一样，主要是前期和后期与导演接触比较多。我记得第一次听导演阐述的时候，汤晓丹导演讲了对各个部门的要求，当他谈到《难忘的战斗》里面受人欺压的小工小勇时，突然掉下了心酸的眼泪。我当时想：汤晓丹导演对作品是非常投入的；人物的经历可能引起了他的某段回忆，说明导演对生活非常熟悉。
我的任务之一是为影片写好主题歌，我当时和部分演员去丹阳深入生活，因为影片中有背纤的场景，我按汤导的要求，脱了鞋子，赤了脚去河滩体验背纤，亲身感受背纤的节奏和感觉，回来后几经修改写成了主题歌《迎着风雨去战斗》。
还有在拍摄通讯员小赵牺牲的场面需要一段音乐，汤导向我提出最好能在拍摄现场放送一段音乐，我就根据他的要求，根据大致的长度写了一段悲壮音乐。他说要在拍摄牺牲场面的时候放给演员听，以启发演员的感情。至今我已为几十部影片作过曲，这是唯一一次在影片拍摄时就把音乐写好的，或者说是唯一一次写好曲子是用来启发演员情绪的。汤晓丹导演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干任何工作，不放过任何细节。汤导待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虽然我跟他只合作了一部片子，但是这次合作让“作曲如何服务影片”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对我今后如何写好电影音乐大有启迪。
鲍芝芳（电影导演）：我从汤晓丹导演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优秀品质，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专业知识。我跟汤晓丹导演在一起拍了两部戏，第一部戏是《傲蕾·一兰》，他是导演，我是刚从电影学校毕业的学生，做场记，后来又做助理导演。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拍摄电影的专业知识和做人的品质。有一天汤晓丹导演对我说：“小鲍，这段歌舞场面，你来分下镜头。”当时我只是场记、助理导演，还不是副导演，让我分镜头？但是我想，这是导演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我真的是受宠若惊，就很认真地很专心地凭我自己的感觉把这段歌舞分镜头做好。因为我们下生活一个月，跟当地的少数民族住在一起，加强了感情联系，也就知道应该怎样去表现他们。我战战兢兢地向汤晓丹导演交“功课”，他很认真看了，说“可以”，我一颗心就放下来了。拍到这场戏的时候，歌舞场面完全是按照我分的镜头拍的，完成后，大家反映都不错。作为一个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新人，能得到大导演如此的信任和栽培，我真的很感谢他。
第二部戏就是《荒雪》，厂里领导找我说，给你一个任务，汤晓丹导演提出来他退休前要跟一个摄制组从头到底拍，他要了却自己一个心愿，他要以“下摄制组”来为他的整个事业画上休止符，他才真正地离休。我说没问题，当然欢迎，虽然我独立拍戏了，但我可以“近水楼台”地请教大导演岂不是美事。不过我原以为，他只是来摄制组过个瘾，没想到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就跟他自己拍戏一样，我们干什么他也干什么。有一次我们要去看外景，剧务对汤晓丹导演说，看外景要走很多山路，您就不要去了吧。汤晓丹导演面无表情地说：“哦，我看倒是你可以不要去了。”我马上跟剧务说：“你瞎说什么呢！”就这样，汤晓丹导演还是跟着我们跋山涉水，我就让工作人员多照顾着点。就是这样一位老导演，当他要离开他的导演岗位时，还如此认真地完成每一项工作内容。无形中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榜样！用“心”拍出好电影，为中国电影事业添砖加瓦、奉献一生！
包起成（电影导演）：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有部影片《怒海轻骑》，因种种原因拍到一半拍不下去了，电影局就把汤晓丹调去。汤晓丹导演向原导演了解了剧组、剧本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逐一解决，最后他负责拍外景，原导演拍内景。片子完成以后如何署名？厂领导建议汤晓丹在前，原导演在后。汤晓丹坚决不同意，坚持名字放在后面，甚至不放都可以。后来还跟北京的领导提出要让原导演排名在前。后来那位导演听到这个消息，看到银幕上名字出现在汤晓丹前头，他抱着汤晓丹痛哭流涕，非常感动。
上影厂很多优秀导演，都在汤晓丹手下做过助手，在他的培养下茁壮成长起来。我跟汤晓丹导演的第一部戏是重拍《渡江侦察记》，第二部是《傲蕾·一兰》上下集。拍《渡江侦察记》时，我跟于本正刚从学校出来，汤晓丹导演让我们分镜头，还要上黑板画，下头坐的都是知名摄影师、美工师，我们真是诚惶诚恐。在片场，汤晓丹导演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做执行导演，拍完以后有什么问题都由他来承担。
特别让我感恩不尽的是，我第一次拍独立大戏《肖尔布拉克》，我很想通过这部片子，让自己能够上一个台阶，从副导演到独立导演执导一部大片。但当时的领导准备把这个片子给别人拍，我很郁闷，心想：为了组织这个剧本我费了多大的劲啊！汤晓丹导演得知我的困惑后，亲自找领导保荐了我！这太重要了，这是我进电影厂第一部独立执导的戏，这第一步是何等艰难！汤晓丹导演还当了影片的顾问。他完全把这部片子当成自己的工作，看外景，谈剧本，选演员，到最后剪片子，他都在现场。
老老汤的一生既是上海电影厂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篇章，他把一生献给了电影事业，为上海电影厂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让我们这些学生无限的怀念，他所说的话，他的神态，他的一切，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学生应该牢牢记住的。
孙渝烽（电影演员）：汤晓丹导演是一个在我们电影界值得大写的人。一次厂里通知我去试镜头，到了才知道试的是刘伯承的角色。我当时傻了，面露难色地跟汤晓丹导演说，戏里的刘伯承还年轻，我已经有点谢顶了。他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说，谢顶很正常，我年轻时也很早就谢顶了。后来我看他年轻时的照片，头发其实茂密得很。化完妆后，我在穿衣镜前好像找到了一点感觉，再去见导演时，我给他敬了一个礼。“像，还挺帅的！”然后就把剧本给我，“刘伯承的戏不多，但他是一个关键人物，回去看看剧本吧。”
只要汤晓丹导演认可的演员，他一定会首先给你很大的自信，这对演员来说很重要。到组后，汤晓丹导演给摄制组提的要求是：真实和动情。有一段斗争的戏，有人觉得两位演员过于激动，应该在情绪上控制一点，但汤晓丹导演说：不用，就这么演，就这个情绪！当时的革命青年，在生死关头就是这么充满激情。后来影片在译制厂做后期，很多配音演员看了也说这场戏是不是有点过，配音时是不是要收敛一点？我说不要收，我当时在现场听汤晓丹导演说的，就是要激情饱满。
有一次，汤晓丹夫人蓝为洁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汤晓丹导演对你的那篇文章很赞同。那是2009年，我在《解放日报》写了一个千字文，把我观摩某部影片后的疑问写了出来——为什么在电影院里看这部电影，出来一个明星，大家就窃窃私语，这是谁谁谁。似乎票房是上去了，但同时也影响了观众看戏。汤晓丹导演那时候已经住在华东医院了，他也看了电影和文章，说：“小孙说得有理。”汤晓丹导演一辈子都在关心中国电影。希望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好好地认真看一看关于汤晓丹导演的一些资料，把这些好的作风传承下去，拍出好的电影，让我们的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许朋乐（上影集团原副总裁、上海影协原副主席）：我刚刚一直在想，我跟汤晓丹导演很熟，几十年了，虽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但经常接触。说句实话，今天在座各位详细描述的精彩故事，丰富了我脑海中汤晓丹导演的形象。他对艺术有坚定执着的追求，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银幕将军”，就是他用自己的艺术才华铺垫出来的。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有乐于助人的优秀品格；他也是一个能人，有深厚精湛的艺术功底；他还是一个强人，有执着不弃的艺术追求。他感情很丰富，但他的理想信念很坚定。他为人非常低调，很随和，就像隔壁爷叔一样，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
我们做艺术也好，将来从事工作也好，要学会做人，要做能人。要有文化，要有本事，要做强人，要有理想信念，要有精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乐于助人，他带了那么多的弟子，不计名不计利。搞艺术的人，一定要有追求。多一点性格，少一点脾气；多一点理想，少一点名利。这就是我想告诉年轻同志的。
夏瑜（《上影画报》原主编）：汤晓丹导演自学的精神非常可贵，令人敬佩。他自学的能力很强，兴趣广泛，而且能够触类旁通。他小时候就擅长自学，拿根树枝在地上写字画画。随着画艺的提高，他开始帮邻居在家具上画花鸟，在老家还有了点小名气。他后来到上海，跟几个左翼青年一起开广告公司，归根结底也跟绘画相关。战火毁了广告公司后，他便走上了电影之路。进天一电影公司，先是免费画布景，然后正式做电影美术设计。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作为美工的汤晓丹被拉去救场当导演，结果一炮打响！从此从美工变成了电影导演。
因为是画画出身，汤晓丹导演的电影作品在视觉方面特别强，他可以把分镜头剧本全部画出来，就像是一本连环画。他会从视觉的感受出发，脑子里有一个沙盘，整个战争怎么打，都有一个总体的思考。他这种方法可能跟好莱坞的导演更接近。冯小刚拍《集结号》前还到医院里专程拜访汤晓丹导演，为什么呢？冯小刚也是绘画出身、美工出身，他们肯定在对电影的理解上有共通的地方。
除了前面大家说到的汤老借助中英字典学英语，他还学德语、法语、日语，包括在医院里，他也坚持画画，不管什么工具，铅笔、彩色笔、圆珠笔，他都可以拿来画的。他拍《傲蕾·一兰》，很多服装都是自己设计的。那些少数民族的服装，他在下生活的时候写生记录下来，到创作时他就会把这些服装还原出来、用进电影里。
我觉得，汤老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
汤沐黎（汤晓丹长子、著名画家）：今年是先父汤晓丹导演逝世10周年，感谢上海影协举办追忆活动。先父身前非常敬业，他会觉得后人用新眼光来看看他的老片子，就是最有意义的纪念活动。先父自小爱画画，19岁离开老家云山村时，全无拍摄电影的经验技能，他出走的目的是拓展美术事业。
1929-1932年这三年，先父在上海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不乏中国演艺界之精英。有两人对他的转型影响特别大，一个是老牌编剧苏怡，时在艺术剧社和大道剧社担任要职。先父频繁观摩他的话剧排练，从这位年长10岁的大哥那里，学取掌控舞台剧的经验。另一位是先父参加左翼艺术家聚会被捕，在狱中结识的难友沈西苓，出于对电影的共同爱好，两人获释后就结伴去“过瘾”——买票进虹口大戏院，怀揣干粮泡一整天。反复观摩每部影片，背诵全套台词，拆解分析构图、摄影、用光、剪辑、音响、表演、美工和特技的处理，直至烂熟于心。
先父深知导演事业的要求很高，深感补课的重要性，他早早展开了一场广泛持久的自学运动。在临危受命，导演了影片《白金龙》后，为了锻炼编写能力，他亲自动手把小说改成剧本，导演了生平第二部影片《飞絮》。他开始学弹琴，方法是替在上音学习的室友租钢琴，让他省下琴房排队时间，来给自己授课。以致30多年后他拍《不夜城》时，尚能读懂王云阶作曲的五线总谱。另一位室友是专职化妆师，成了先父请教舞台化装知识的良师。
沐海回沪开音乐会，先父闻讯必至。一方面欣赏，一方面是虚心向儿子学习。他会认真准备“功课”，研究上演曲目，尤其对洋歌剧，要搞清他们的故事情节、作曲家生平、歌星特色等，这样他就有了资本与指挥家评论一番，自觉受益匪浅。
先父在自传《路边拾零》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这个人的一生，如果说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么首先就是我甘当人家的学生，不耻下问。其次就是老老实实地自学。我认为自学可以成大材，古今中外不乏先例。我从踏进电影公司大门开始，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学习，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语言朴素，但每次重读都给我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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