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9日，纪念越剧改革80周年暨袁雪芬诞辰100周年主题活动在上海文艺会堂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致敬并缅怀曾致力于中国戏曲改革并作出巨大贡献的越剧宗师以及前辈艺术家，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改革和艺术创新精神，进一步彰显上海作为文化码头、源头在戏曲发展过程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此次活动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曲学会主办，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上海戏剧学院、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上海越剧院、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承办，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协办。活动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专家学者，共同缅怀越剧宗师袁雪芬，总结越剧改革80年来的经验得失，探讨越剧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奚美娟代表中国文联致辞，并转达了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对本次活动的关心与祝贺。奚美娟表示，我们要以致敬缅怀淬炼精神意志，用“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的高洁操守，坚定守牢传统文化根和魂的信心。要以对标过去明晰前行方向，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与当下审美与时俱进，用越剧艺术塑造更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推出更多紧跟时代脉搏的作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呈现时代前行的铿锵步履。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夏煜静在致辞中指出，80年来，受时代发展的感召和上海城市精神的滋养，越剧始终保有充沛活力，从未停止改革脚步。这为新时代越剧艺术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宝贵经验，打下良好基础。党的二十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上海城市精神和红色、海派、江南文化的丰厚资源，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给了越剧艺术以充沛的源泉和澎湃的动力。让我们凝心聚力，砥砺奋进，共谋新时代越剧艺术的新发展，共创新时代文艺事业的新辉煌！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谷好好在致辞中表示，80年前，以袁雪芬为首的一批年轻越剧女演员，在上海开启了新越剧的改革，吸收话剧、电影之长，汲取戏曲艺术精髓，让越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珠。艺术为民的宗旨和开拓变革的精神，是越剧宗师及前辈艺术家们留下的宝藏，也是剧种发展欣欣向荣的储能。上海剧协、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剧种及剧团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适合其艺术规律的全力保障和有力支撑。
“纪念越剧改革80周年暨袁雪芬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10月29日在沪举办。上午在上海文艺会堂的主旨发言阶段，六位戏曲界、学术界专家先后发表主题观点。下午在上海美丽园大酒店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共分四个会场、六场分论坛进行。专家学者对越剧改革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新时代越剧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期望。本文摘录主旨发言嘉宾的部分精彩观点，与读者分享。
崔伟（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一个剧种的巨大变革和飞跃式提升，往往缘于一些著名艺术家不同凡俗的精神追求，并最终以艺术目标和创造智慧顺应时势、开创新局而异军突起。有着百年多历史的越剧即是如此！
梳理一下越剧发展历史，我们不能想象：若没有1942年袁雪芬大师等一批当代名家的时代气息、文化气质和审美面貌的历史性追求，就不可能出现迥异剧种初创阶段的那种成熟，为越剧未来奠定下无穷生机。同样，若没有越剧改革后至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越剧审美系统全面的成熟构建和剧种价值的成果性积累，也就不会有在全国剧种中立于巅峰的越剧艺术特有地位。
在纪念越剧改革80周年之际，我的感受是越剧不能不感恩前辈80年前的改革，因为它赋予了越剧在发展过程中的巨大生机。但现实的需要，似乎更应把这种改革不简单化地继承下去！因为时代不同，剧种发展氛围不同，越剧存在的艺术和社会意义也不同。我们今天继承越剧改革的精神，理应更面对越剧发展的现实呼唤，特别是在厘清剧种当下存在意义基础上，客观明确今天改革要义与先行方式。
当下越剧改革精神的赓续，已经比80年前前辈面对的课题更加艰巨。他们进行的是时代精神和艺术面貌的革命，是巨变性的改革；而我们面对的则是在当下审美环境复杂多样情况下，戏曲艺术越来越处于观众审美边缘和小众选择时如何保有艺术尊严、寻求发展活力。
这种情况下，对于80年前前辈改革精神的承继，理应是一种审美精神“守与变”的改革艺术永驻，我愿将其比喻为极为艰巨且需要智慧和定力的“审美坚守”和“艺术渐变”。“审美坚守”首先要明确守什么？我感到应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审美风格的延续要兼顾纵、横两个发展维度的现实。二是不应偏离越剧特有的唯美审美标准和艺术格局。三是表演者艺术价值与吸引力的“大杀器”不可废弛。至于“艺术渐变”，我认为则更多应是一种科学改革精神与有效改革方式的体现，一是克服急功近利的轻浮，二是以科学态度与平和心态积累成果。
《信·念》——纪念越剧改革80周年暨袁雪芬诞辰100周年主题演出海报
总之，越剧是中国戏曲中最具青春活力和审美征服力的剧种，“长三角”又是中国最具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绝佳高地，希望越剧呈现新的活力与辉煌。
傅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讲座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二十世纪越剧做了什么，1942年袁雪芬做了什么，1949年以后袁雪芬做了什么，从这三方面回应主题：今天怎么样认识袁雪芬和纪念袁雪芬。
二十世纪初，在一些新兴城市里面突然出现了一种现象：歌舞说唱小戏等这些原来被认为艺术含量比较少、没有什么文化积淀的剧种，地位突然上升，完全改变了中国戏曲的版图。越剧就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发展起来的。当时不是越剧一个剧种这样起来了，而是一大批，这些剧种在三百多个现代剧种里面至少占到一百个。在二十世纪，越剧是跟其它大量的歌舞说唱小戏一起登上了舞台，成为戏曲格局里面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尽管大剧种的人有时仍然会小视这些小剧种，可是在市场上，在观众的心目中，这些小剧种的地位完全可以跟其它剧种抗争。
在这个过程中，越剧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些剧种里的地位和影响十分突出。毫无疑问，越剧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产生了巨大影响。袁雪芬真的很了不起，她敏感地意识到需要为越剧吸引那些已经拥有市民受众的文人，这些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一批特别受市民喜爱的作者，深知一般读者的趣味与取向。1942年袁雪芬才20岁，从农村出来的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但她有如此的远见卓识，吸引了许多位文人或报人和越剧合作，当她开始接触并吸引这个群体时，越剧就从一种乡村化的戏曲形态迅速完成了对市民阶层的征服，这才有20世纪40年代后越剧的崛起。
1949年以后，袁雪芬的地位有了新变化。1949年9月，袁雪芬作为戏曲界代表人物之一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后又成为戏曲界最初的4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她社会身份的改变，加上她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政治责任感，把越剧带入了中国的主流社会，提高了越剧的能见度，让越剧能够为更广大地区的人看到、听到和了解到。这是除了袁雪芬以外，其他人没有做到的事情。袁雪芬，一个从嵊县乡村来到上海的小姑娘，她在小小年纪就完成了这个伟业，我真的是对她无比佩服。绝大多数的戏曲演员，平时的生活最主要的追求就是唱戏挣钱。我相信一个人如果潜心唱戏，是可以唱好戏的，但一个人只是潜心唱戏，很难把一个剧种带到这种高度，而袁雪芬除了唱戏之外，还努力参与主流社会的各类政治活动，并且将越剧带入新的社会与政治语境，迅速提升了越剧的地位。这才是袁雪芬作为越剧领军人物的贡献。
姜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女子越剧由绍兴府嵊县乡村里全男班的嵊县戏脱胎而来，自起源到成形，过程中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从男班到女班的双重转型，到1940年代初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剧场艺术。虽然这一独特的女子越剧现象发生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之下，但却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发生的，而是走过了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见证了越剧人自我意识和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越剧女演员群体在都市进步文化熏陶下自觉自主地发动了一系列戏曲改革，先有姚水娟等1938年开始实践的越剧改良，后有袁雪芬1942年首倡的新越剧改革，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现代性别意识日益清晰。袁雪芬新越剧改革之要义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将舞台艺术的改良与演员的自我改造联系起来，不仅要争取生存权，还要争取独立平等的人格尊严。袁雪芬的改革思想将越剧女演员和女观众心里朦胧的向往大胆地提炼出来，深得人心，成为新越剧改革的行动纲领。越剧女演员将舞台上的表演与舞台下的生活联系起来，唱戏不仅是为生存，更为自身的尊严和独立人格。
回顾历史，女子越剧是在中国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兴起的。当盛行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声腔剧种普遍衰落之时，越剧却能够异军突起，直接获得现代性禀赋而成为时代的表征，实则受益于两大核心驱动力：女性的历史性崛起和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而上海就是此两者形成合力的地点。女子越剧的兴起，不仅见证了越剧女演员的主体性，更吸引和培养了一个庞大的都市女观众消费群体。越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越剧舞台共同探讨和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喜乐、痛楚、忧虑、困惑、迷茫、追求和渴望，产生了大量凝聚着女性诸多愁思和向往的经典作品，在广大男女民众心中引发共鸣，突破了一个地方戏曲剧种的界限而成为中国现代舞台艺术的一个杰出代表。
女子越剧作为唯一一个全女班卡司剧种，不仅是国内独有，也是世界奇观。越剧来到这世上就是来为中国女性代言的，而这一使命早已使她超越了传统声腔剧种的时代局限性而获得了现代性。越剧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性别特征和身份认同，关怀女性的生命体验，为中国女性代言。这是女子越剧与生俱来的性别特征所决定的，也是越剧之于中国和世界文化的意义所在。
罗怀臻（著名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这是我今年参加的第三个越剧研讨会。如此大规模地对越剧进行学术性的研讨，既是对历史和先人的追思，也是对现状的思考，更是对未来的期盼，期盼为越剧在新时代的发展带来动能，也期盼在越剧乃至戏曲理论方面有所建树。
我移居上海36年，最初6年在上海越剧院工作，对越剧积累了很深的情感。现在回头去看，我专心从事越剧创作的6年，即1986至1991年，正是中国文艺思想解放、戏剧观念急剧变化和转型的时期。记得大约在1987年底1988年初，上海越剧院的新老班子领导有过一次对话，核心的话题就是在新的文艺思潮激荡中，是否要继续坚守上海越剧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老班子的成员包括袁雪芬、吴琛等，新班子的成员包括吕瑞英等，我不是那次对话的参与者，但是我从对话双方重要成员的口中了解了详细的情况。吴琛先生曾经约我谈我新创作的剧本意见，并向我介绍了他眼中的袁雪芬和袁雪芬致力于创建的现实主义越剧创作风格。吴琛先生还把我带进袁雪芬的办公室，袁雪芬又亲自向我阐述了她的越剧现实主义创作理想。与老院长袁雪芬和总导演吴琛交谈之后，一方面我感觉他们对我这个年轻编剧的重视，另一方面我又感觉到他们所谈论话题的凝重。如果不是过去了30多年，如果不是今天在研讨越剧的发展，我可能不会回忆起那段经历，也不会深入思考越剧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意义。
上海越剧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成就，突出地凝聚在四部经典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西湘记》《祥林嫂》上，围绕着这四部经典的创作，形成了上海越剧院的创作中坚力量和以声腔流派创始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表演艺术家的强大阵容。这些艺术家和这些越剧作品在舞台艺术观念上影响着全国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的表演风格、创作机制与管理体制。在艺术与技巧上，影响并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演员。
在纪念越剧改革80周年和袁雪芬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有四点希望：一是希望继续保持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所形成的经典作品的纯正性；二是希望继续保持国家院团应有的艺术品格与大团风范；三是希望注重理论建设并且继续尝试中国越剧，尤其是催生女子越剧新的表演流派和演剧方法；四是创作具有新时代审美特征的新的代表作品，诞生新的越剧领军人物。
王馗（中国戏曲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1942年2月26日上海《越剧报》发表了《越剧的危期到矣》，直言在严峻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娱乐业“夜市萧条，单靠日场营业势受打击”。此时的越剧，在面对上海娱乐市场独特的发展态势时，其舞台艺术面貌已经附着上诸多娱乐流俗，正需要新的文化力量的介入与引导。同年10月28日以后，直至1949年5月，袁雪芬分别在大来剧场、九星大戏院、明星大戏院等剧院，演出新创剧目，随着《香妃》《梁祝哀史》《祥林嫂》等力作的相继推进，带动了越剧界的全面改革，尹桂芳、范瑞娟、竺水招、傅全香、徐玉兰、筱丹桂等众多的艺术家加入到“新越剧”的改革队伍中，为越剧的“危期”带来里程碑式的转机。这正是2022年江浙沪地区的越剧界纪念越剧改革80周年的重要时间起点。
1942年10月起，袁雪芬以一剧《古庙冤魂》正式拉开了越剧改革的帷幕
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80年前的“新越剧”改革，当然与袁雪芬先生和一代越剧艺术家群体从1942年以后大踏步的艺术实践相关，尤其是纷纭而起的艺术团体、流派艺术及其众多的艺术作品，大多融入到了“新越剧”所标识的时代风格和时代追求中，由此也奠定了越剧文化品格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从袁雪芬先生倡导“新越剧”时所面对的“危期”不得不革、剧种不得不改、越剧不得不新的问题，即可以追溯出越剧这个剧种发展的诸多缘起：越剧的改革，与剧种的成长有关，与城市商业市场有关，与艺术的专业化程度有关。
按照越剧80年来的发展态势，以及越剧116年来形成的生存格局，特别是越剧在始终不停的改革过程中所保持的开放的、多元的艺术形态，在今天更应该提倡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多元化体现在：一、沪、浙、苏、闽等地地域文化空间带来的越剧及其院团发展的多样化，各自的剧院定位正是越剧地域化个性更趋深化的重要艺术载体，当然这些剧院的艺术传统又与大量的艺术名家及其艺术传统密切相关。二、越剧的城市与乡土文化空间带来了各有区别的发展趋向，无论是城市越剧所追求的国家舞台精品的标准，还是乡土越剧立足的传统民俗礼俗中的艺术功能，多样化的发展实际上体现着越剧受众群体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立场，这是一个剧种保持旺盛活力并且形成内在革新动力的基础。三、越剧艺术领军者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是推动越剧创新的直接力量，80年前有袁雪芬先生，还有更多地呼应着“新越剧”改革的越剧艺术家和创作者群体，而在今天的越剧发展进程中，也需要有像他们倡导改革、革新时同样年龄的年轻力量。同样的青春年龄，实际上却包含着不一样的、多样化的青春生命，这才是改革能够成功的核心要素。
黄昌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我从以下三方面谈一些认识。第一，从创作关系的调整上来看当年的越剧改革。新越剧之前，艺术创作的发言权主要掌握在旧式戏班的班长手上，资本、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40年代袁雪芬发起的越剧改革，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缺口，把演什么戏、怎么演的决定权让位于艺术家，这一点是极其可贵的，是一种艺术本位的自觉。这种自觉意识的建立，与袁雪芬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关。她从小受到父亲的教育，自立自强，这注定了在纷乱的时代下她要选择底层的立场、大众的立场；她要演出对社会有益处、对人生有价值的戏。袁雪芬为了改革的顺利实现，自掏腰包建立剧务部，与戏班的班长约法三章，在保证上座率的前提下，戏班班长不干预上演的剧目，就这样，把决定权拿到艺术家的手中。同时，袁雪芬对创作生产关系的调整还有非常系统全面的思考，她以开放的姿态尊重知识和人才，她本人不仅高度尊重编剧等文化人才，也要求演员都要尊重编剧导演舞美等人才，重视演员的文化养成，她还亲自参与过编导，体现了她对戏曲这门综合艺术各方面的追求。正是这种自觉的使命意识和艺术追求，使她成为不可多得的具备卓越艺术和管理综合能力的领军人物。今天我们要呼唤这种大师级的、具有全面素养的领军人物的出现，这类领军人物不仅德艺双馨，还要具备极强的艺术和人格的感召力，以及高超的管理能力、带领团队的创新能力。
第二，演剧形式的现代化。袁雪芬说过，话剧是越剧的养父、昆曲是越剧的养母，还要向话剧、影视学习，以此建立越剧现代生产体系。这种自觉意识是非常强的，她将传统戏曲的虚拟化、程式化的表演形式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包括舞台美术方面虚拟和写实有机结合，袁雪芬还非常注重戏曲的推广，在剧务部里设置了专职的宣传员，她们上电台为新戏做宣传，建立了电台的定票制度，甚至在那时候就通过电台进行演出的现场转播。
第三，越剧的本体特征。作为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的独特在于，她从一开始就有非常自觉的理论追求和理论意识，对越剧形成剧种的本质特征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越剧改革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戏曲艺术的本体特征没有改变，没有放弃戏曲形神兼备的特征，关键还在于她遵从并发展了符合越剧特征的审美和声腔曲调。她认为声腔和曲调是戏曲的本质特征，这一看法至今对戏曲现代戏都有指导价值，对我们今天戏曲改革和创新都有重要的启发；也是我们今天怎样看待戏曲的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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