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继高

　　时光荏苒，一晃20多年过去了。1999年创作电影剧本《生死抉择》对于我来说，早已成为遥远的往事，我也由当年30多岁的青年向“奔六”迈进了。经过20余年的历史检验，业界已公认《生死抉择》可谓中国反腐电影的里程碑之作、上海电影的标志性代表作之一。

　　《生死抉择》最早的创意其实来自一位分管文艺的市领导，希望沉闷许久的上海电影能推出一部精品力作，力争在全国一炮打响。领导将长篇小说《抉择》推荐给时任上影厂厂长朱永德，上影厂闻风而动，很快启动了剧本创作工作。

　　其实，我一开始的角色并不是编剧，而是责任编辑。1999年初我和原著作者张平先生沟通，请他来上海签订版权合同，仅以六万元就成交了电影改编权。至于编剧人选，我和朱厂长不约而同一致推选上影著名编剧，其时正负责上影剧本创作工作的贺子壮。子壮兄也义不容辞，慨然接下了任务。不料，刚开始创作时，贺子壮提出，宋继高不要做编辑了，我和他一起做联合编剧，责任编辑由我复旦的老同学、上影著名编辑张微定来担任。我受宠若惊，也不客气，没有多想就欣然从命。多年后我才悟到，若不是我的顶头上司贺子壮的这个英明决定，我将失去一次弥足珍贵的编剧机会，之后的扬名立万就更甭提了。一定意义上说，贺子壮是我的一大贵人！

　　我和贺子壮商量好剧本改编方案后，我写出剧本初稿，贺子壮修改好第二稿，然后交到导演和张平手中。最开始的剧本实际上是原著小说的浓缩版，也许是因为忠实于原著，张平相当满意剧本改编，导演也基本认可。接下来就要送上影厂艺委会审查剧本了。我有点恍惚：难道事情就这么简单容易？

　　果然很快就风云突变。上影厂原定的导演被认为分量不够，压不住阵，需要找一位实力雄厚的大导演。于是《生死抉择》最关键的人物于本正导演出山了！大名鼎鼎的于导一上来，就给我和贺子壮兜头一盆冷水：剧本不行，很不成熟，离拍摄的标准还远着呢！我和贺子壮、张微定面面相觑，早就知道于导眼光很高，对剧本要求很严，但连原著作者都认可的剧本竟然被他否定，怎么办？！贺子壮说只能迎难而上，无论如何要达到于导的要求。这时贺子壮的母亲病重，他要在床头尽孝。于是商量下来，由我对原剧本推倒重来，重新出一个剧本大纲，大纲经于导认可后再写剧本，免得做无用功。

　　

　　电影《生死抉择》海报

　　我勉为其难，煞费苦心，花了近一个月写了一稿剧本大纲，有一万多字，是个相当详细的电影提纲了。我还斗胆将电影由《抉择》改名为《生死抉择》。我忐忑不安地交上提纲，等候着各方的“宣判”。很快张微定的反馈意见来了：这真是你弄的？相当不错！我的第一部电影《危情少女》就是张微定做编辑的，可以说是这位老同学把我引上了电影编剧的道路，他的认可让我先放下了小半颗心。不久，结果来了，于导和朱厂长认可这稿提纲，甚至连片名定为《生死抉择》也同意。我暗暗舒了口气。

　　这期间我关在外面旅馆帮朋友修改一部电视剧剧本。贺子壮强忍丧母不久的悲痛，花费一个多月，按照新的大纲，兢兢业业创作出新的一稿剧本，交了上去。艺委会和于导提了不少意见，我们继续修改。

　　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张微定在上影厂附近的一家宾馆给我开了房间，把我关了进去，大有不完成任务就不放出来之意。当时，我的儿子才四五岁，太太在著名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注册会计师，工作繁忙，时常出差，因此平时都是每天我带儿子出门去玩，这时候我自顾不暇，也就顾不上他了。后来工作完成，太太带儿子来接我回家，一个多月不见，犬子对我这个老爸竟然都有点陌生了。

　　我关在宾馆里面苦战多日，香烟也不知抽了多少，因绞尽脑汁，用脑过度，导致情绪亢奋，甚至有几晚都失眠了。最后，交出沉甸甸的五万多字剧本时，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我下意识地感到，如果于导还不满意，子壮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无能为力了。只好请于导另请高明。

　　我为什么有这种下意识感觉呢？几年后，我和大编剧邹静之先生一起喝酒，他谈起给张艺谋导演创作《千里走单骑》剧本，一稿一稿改得苦不堪言，最后他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久考出臭棋！我当时就一震。后来，我长期做编辑组剧本，又加上做了几年创作策划部主任，在实践中我越来越感到，一位编剧创作电影剧本，写个四到五稿是个极限，如果还不行，要么放弃这个题材，要么换编剧。2006年，我在《收获》杂志发现了麦家先生的一部中篇小说《密码》（后来他扩充成长篇小说《风声》），并当机立断买下电影改编版权，请麦家亲自操刀改编剧本。但他只提供了五六页剧本，我一看，这是电视剧写法呀，果断叫停，准备另请编剧，也避免了无用功折腾麦家兄。

　　我自信这稿剧本写得酣畅淋漓，把我所有的潜能都发挥出来了，把电影提纲推上了一个新高度。贺子壮也花了很多功夫创作，做了很多修改。但最终能不能入艺委会和于导的法眼，我们实在心中无底。在忐忑不安中熬了一个星期，张微定突然跑来兴冲冲地告诉我：艺委会和于导对这一稿剧本挺满意，剧本就算通过了，接下来就是成立剧组筹备开拍，你们编剧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子壮兄也颇高兴，他与我是命运共同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我如释重负，大喜过望之下，竟然情不自禁地口出狂言：于导这么难的关都能过，以后写任何剧本都不怕了！

　　

　　电影《生死抉择》剧照

　　我早就是电影导演中心论的信奉者，通过这次和于本正导演的难得合作，亲身体验过后，我愈加信奉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电影真理。可以说，没有于导的高标准严要求，《生死抉择》剧本绝对达不到目前的水平。于导也许提不出具体的修改方案，但他能犀利地指出剧本存在的问题，迫使你不得不思考，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去用心修改，最终达到他的要求。2000年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生死抉择》荣获最佳影片大奖。于导也获最佳导演提名，遗憾的是最终落选了。次年他获得华表奖最佳导演，算是略微补偿了一下。我和贺子壮反而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编剧，尤其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编剧而言，可以说是走了大运。毫不客气地说，于本正导演也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大贵人，我会永远感激他！

　　无论如何，还要感谢的是张平先生！没有他的长篇小说《抉择》提供了震撼人心的原创故事和鲜明独特的人物，便不可能有我们的剧本和电影《生死抉择》。新时期的电影正是在和一流小说家的联姻中获得了文学的滋养，显得更有底气和厚度。

　　长篇小说的巨大篇幅和一部电影的有限容量构成了一对天生矛盾。将一部43万字的长篇小说搬上银幕，对编剧来说是个莫大挑战。面对着原著这个庞然大物，许多编剧不自觉地先在自信心上矮了半截，恨不能将原著的所有精华都塞进狭小的电影时空里，像小学生描红似的亦步亦趋。结果看似忠实原著，实则只取其貌而遗其神，改编剧本和影片便成为原小说的注解和附庸，无法获得电影本体的独立存在价值。

　　

　　张平小说《抉择》

　　我和贺子壮很快就取得共识：真正的改编者必须以平等对话的心态，借小说之杯浇自己之块垒，运用丰富的电影手段将原著的文学语言彻底置换为视听语言，以创造性的改编迫使原小说来一次凤凰涅槃。我们正是力图这么做的。张平的宽容和理解使我们对他心爱的小说动了许多手术，下面试举数例。

　　叙事结构上，小说《抉择》以主人公李高成的大量心理活动和作家的长篇宏论为推进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精彩则精彩矣，但显然和电影的叙事本性相违。还有在小说中，腐败分子一出场基本嘴脸就一览无余，如果在电影中让他们的狐狸尾巴一点点暴露是不是效果更好呢？于是，我俩借鉴了侦破片的一些模式，以层层剥笋的叙事结构，编织了一个悬念层出不穷、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矛盾深刻尖锐、情节一波三折、戏剧冲突激烈甚至惨烈的故事主体。这种叙事方式强调了悬念在电影中的巨大功能，好的悬念设置，永远是故事之魂和吸引观众非一口气看下去不可的法宝。

　　悬念有各种各样，但最高级的悬念应该是人物命运尤其是主人公的命运悬念。在电影《生死抉择》中，最大最核心的悬念是李高成的命运悬念，其他大大小小的悬念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悬念运转的。李高成的命运起伏构成了影片情节主线，我们将他推入各种矛盾漩涡的中心，让他在危机四伏中艰难摸索、判别、取舍乃至牺牲，在极限情境中刻画塑造人物形象，力图让观众始终为主人公的命运捏着一把汗，不知不觉地与他同呼吸共命运。当这种移情关系建立起来后，李高成这一形象自然就会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了。

　　在人物关系上，我们作了两处重大的改动。围绕着市委书记位子之争，李高成和杨诚互有猜疑，互有戒心，而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又和如何查处中阳纺织厂集体腐败案和国有财产流失案扭结在了一起，这就使得矛盾和悬念更加扑朔迷离。李高成和杨诚的人物关系构成了全片前半部的基本戏剧张力。吴霭珍这一人物基调的重新设计，既使影片情节发展变得合理化，更是为了塑造李高成这一形象服务。夫妻关系的这样调整，既写出了李高成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更写出了当家庭亲情与国家和人民利益发生根本对立时，李高成的巨大心理冲突和最终的抉择之难。

　　在小说提供的人物基础上，我们更着重人性化写人的方法。正面人物如此，反面人物亦然。尽管我们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但还是把他们当作人来写，力图避免脸谱化、概念化。既写出腐败分子的贪婪共性，又试图写出每个人的具体腐败动机和个人原因。既写出他们卑劣的人格，又不放过他们尚未泯灭的人性一面，如吴霭珍的贤妻良母色彩，严阵的高雅书画情趣和舐犊之情，曹万山对养父严阵的孝心，冯敏杰的忏悔意识。人是复杂的，腐败分子亦如此，只有把对手写成是人而不是鬼，才能见出李高成的艰难抉择。

　　我还别出心裁地把李高成夫妻的女儿设计成智障者，从而让吴霭珍的堕落找到更扎实的心理依据，也能让观众同情地理解女主人公。著名学者、北京电影学院郝建教授对我的这一设计拍案叫绝，在有关《生死抉择》的长篇影评中写道：这一设计起码值五十万票房。须知，当年的电影市场极其低迷，每年的全国票房才十个亿左右，一部电影如果能有一二百万票房，制片人就谢天谢地了。

　　出于对戏剧的偏爱，我精心设计了一场李高成与他仕途上的恩人严阵的对手戏。在封闭的空间里，两个人互相试探，话中有话，旁敲侧击，暗含机锋，柔中带刚。这场重头戏我写得痛快淋漓，两位演员也飚足了戏瘾。不久，我的苦心孤诣得到了回应。在《生死抉择》上海首映礼后举行的首场研讨会上，我的大学班主任陈思和教授对这场戏颇为称许，专门做了重点解读，声称是他在电影中看过的最精彩的对话对手戏。弟子能得到老师如此赞许，我当时真有受宠若惊之感。张平当晚与我喝酒，也为这场戏叫绝。

　　其实，《抉择》孕育、诞生了《生死抉择》，影片后来也加倍反哺了小说。时值五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评选，《抉择》不但获得茅盾文学大奖，还因为得票最多，荣登五部获奖长篇的榜首。不久，山西省授予张平“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当代文学史上，有两部小说可谓大大沾了电影的光，一部是《红高粱》，另一部就是《抉择》！

　　当《生死抉择》在全国放映接近尾声时，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联合召开了盛大的《生死抉择》研讨会，沪上文艺界、高校界的众多大咖也纷纷登场，连德高望重的徐中玉、钱谷融两位老先生也大驾光临。会上，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认为，《生死抉择》借鉴了古希腊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的叙事模式。说实话，我们创作剧本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俄狄浦斯王》，但影片的客观效果确实在无形中向《俄狄浦斯王》偷了师：两者主人公都是历尽艰难探索真相，探索到最后，竟探究到自己身上和身边的亲人，并最终为此付出巨大牺牲。荣广润教授的发言让我俩眼睛一亮，精神一振，有找到知音之感。

　　今天反思《生死决择》剧本成功的奥秘，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俩人的大学经历。贺子壮在跟随张骏祥先生读研究生前，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高才生。我在复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师从余秋雨先生读研究生，跟着导师研究戏剧学。因此，戏剧对我俩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潜移默化的。后来我在接受浙江电视台采访时，记者问我《生死抉择》是否还有什么遗憾，我脱口而出：就是对话多了一点。这也是戏剧影响的后遗症。

　　《生死抉择》堪称是一部原汁原味的上影原创电影。除了主演和不少演员是外请的，从编导到摄录美等所有主创，都是出自上影本厂。上影调动一批精兵强将，在于本正导演的统帅下，强势出击，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大戏。

　　《生死抉择》是一部货真价实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我和贺子壮能深度参与其中，真是与有荣焉。继2000年斩获金鸡奖最佳编剧后，次年也就是2001年，我俩又荣获华表奖最佳编剧。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先后摘取金鸡华表两大编剧奖的，在上海滩众多编剧中，只有贺子壮与我两个人。区区我辈，何其幸也，我永远感恩《生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