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在一个化工厂宿舍长大,它建在一座茶山之上,高大的围墙像一座城堡,方圆十里你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而进入这个宿舍则是一条狭长的达三百米的水泥斜坡,坡道中间是台阶,两边是齿状摩擦道,这样推单车的人也能自如地上下。沿着这条水泥斜道蹬到最高处就是一块平地,左边是白色的单身宿舍区,右边是宿舍区的公共厕所。沿着水泥路走十米往左一拐,是一条香樟树拥簇的水泥大道,大道的尽头能看到一个灯光大球场和一个苏式的电影院,电影院顶上有一个巨大的红色五角星,它的左边附设了食堂、水房和幼儿园。电影院前台的地下室还有一个阴森的图书馆,里面的书统统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选品标准,因为纸质粗劣,每一本页面都是黑的,打开之后散发着一股浓烈的纸霉味,我曾经偷偷地跟着人翻窗进去,最后终于因为里面的书太过无趣而放弃。
大操场旁边是白色的干部楼,其前后左右还有三栋红砖制成的双职工宿舍楼,这其中的某种等级秩序不言而喻。这是建立于70年代的一个千人规模的郊区中型化工厂的标准格式。城堡里的人在城堡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自成一个小世界。操场两边有郁郁绚丽的夹竹桃,俊俏的绿叶,秀丽的粉花,其他的通道都种满香樟,只有干部楼前种着一排法国梧桐,人们在这树荫下生活,喝酒、打架、打牌、煮饭、生孩子、结婚、离婚……
我印象中最大的一次宿舍区全体动员,是深夜突然听到许多人在叫嚷,后面的灯光球场和电影院突然灯光大亮,一堆大人在外面走来走去,大人们神色兴奋又慌张,但又严厉斥责我们必须去睡觉,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大事发生的感觉——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一场深夜捉奸,我们厂最能干最年轻的车间主任爱上了我们楼下一个老工人漂亮的二女儿。在他们刚刚躲到电影院放映厅那个高高的放映间里亲热时,警惕而正义感爆棚的人们神兵天降,然后又飞车接来了车间主任年轻美丽的老婆,据说两个美人当场就撕打起来。现在想起来简直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但是它就是这样发生了,成了宿舍区数年之内都让人激动不已的大新闻,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车间主任成了厂长,生了儿子,而二女儿远走他乡,再也不曾回来。
这样掀起风浪的事,当然很少,宿舍区里的生活大部分是平常到不能再平常,平常到使人绝望,所以你全不然不觉得那些喝醉酒的男人,骂骂咧咧的女人,孩子剧烈的哭喊有什么不妥。但是你模糊地知道这样的世界是没有光的,家家户户都散发着破罐子破摔不得不过下去的悲情。大部分人家里都是脏乱不堪,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里要住四五六口人,家家都闹得鸡飞狗跳。我记得唯有一户姓丁的人,家里干净得有种圣洁的气氛,每次去她家我都觉得似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只有些微的几样家具,到处都飘动着一股温柔清凉的空气,连床底下的水泥地都擦得锃亮,我要时刻控制自己用舌头去检查地板有无落灰的冲动。后来我妈说因为丁家妈妈是船家的女儿,所以才能有这异于常人的干净。很快丁家就搬走了,宿舍区仿佛剔除了一个异类,大部分人的家更加坦然地乱起来,一条大走廊通着,吃饭的时候互相乱窜,孩子们从这头打到那头……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直到了90年代,报纸和电视里天天在叫国有企业改革,宿舍的房屋日益破旧,厂里时而上班时而放假,人们一茬一茬地走,留下来的人们越来越沉默,他们聚集在黑暗的棚子下,聊天喝酒打牌赌博,无所事事,流氓们在棚子下面的晦暗处睁着灼灼的眼。
1999年,我离开它的时候几乎是迫不及待,像离开一个破旧的茧,我觉得自己破茧而出,腾空而去,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想要再回到这里。但是20年之后的我无一时一刻不在想它。我听到很多人去世的消息,大部分是癌症,化工厂的污染太盛,人们因为莫名的疾病而去世。2017年再次回到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城堡只剩下了围墙,里面是一块空旷的泥泞空地。幼儿园倒是还有几面墙,里面长着一人多高的杂草灌木,我惊奇地发现它远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我家曾经所在的位置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泥坑。只有那条水泥斜道还保持着我记忆里的样子,而这条在我记忆中充满希望甚至可以用秀丽来形容的坡道现在却变得如此细小、破旧和荒谬——没有了宿舍区没有了人,这条通向宿舍区走人的通道还有何意义。
拆迁之后一切荡为平地,我们的厂区和这片宿舍区被报纸命名为人类不宜于居住地带,不久的将来,它将成为长株潭高速公路边上一块无名的坡地——谁能想到曾经有上千人在此处繁衍生息,绝望撕扯,亲热炽烈,那时住在这里的人们以为自己一辈子乃至世世代代都将生活在这里。
是的,一切看似坚固的终将烟消云散,甚至连一棵香樟树也不会留下,庞然大物终归会在某一天轰然瓦解——世事荒谬,真相迷离,只有在记忆里,只有在文字里,它们依然生动地存在——我沉郁的香樟树,我阔大的梧桐叶,我妖艳的夹竹桃。
春光一片大好,真爱如此难找,植物们在春天的微风里沙沙作响,抚慰着那颗惊疑不定的少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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