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展雄

　　

　　 《革命者》围绕1912年至1927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展开，讲述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积极探索改变中国、拯救民族的热血历程，热忱追寻正确革命道路的故事。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这是一段严肃而荣幸的创作历程。

　　

　　人物形象的塑造

　　 如上所说，李大钊有多重人物身份。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相比现有的书面材料中较为定型化的李大钊形象，我们无意于对教辅读物进行影像式复述，更希望给当下的电影观众呈现鲜活多面、有血有肉的李大钊。在早期的前史工作中，能够找到的多是一些关于李大钊先生即得性的描述，这些描写僵化固定而脸谱化，感知不到真实的人。由此我们选择去阅读与李大钊共时性的历史书写，如鲁迅先生的文章、梁漱溟先生的回忆，用历史的话语进行探寻。爬梳史实、研究细节，不拘泥于受到太多意识形态规约的后世描写，而回到历史的现场中做深度开掘。

　　风格形式的呈现

　　 同时，我在处理影片的风格和形式时，也希望能在以往创作模式和类型观念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去和观众的艺术经验对接，在影片中用一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或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段落，来展现李大钊先生的精神气质。在李大钊和孙中山进行谈判的1924年，共产党人才900多人，对李大钊先生这一代革命者来说，如果他们内心不是浪漫的，他们就无法坚持自己所信仰的一切，这是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基础，也是李大钊先生和当下电影观众精神的联结。

　　 《革命者》在结构、风格、节奏、美术、表演、剪辑等方面，一定程度上都与观众所熟悉的常规的电影形态有所不同。从传统的角度来说，影片或许不能称之为“史诗片”，而应该是“诗史片”，换句话说，它不是《史记》，而是《楚辞》。对于导演来说，风格化是一把“双刃剑”。我完全可以按照观众熟知的方式剪辑这部影片，但是我坚信，当这部作品以一种通俗或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观众必然会感觉到影片的平庸和无聊，而以这种特殊方式呈现的时候，也必然会对大众的观影认知形成挑战。我作为电影导演，是乐意承担这个风险和接受这次挑战的。

　　

　　叙事结构的创新

　　 《革命者》以李大钊为中心，用多角度、放射性的叙事结构，与其他人物进行勾连。其实在剧本层面已经搭建了这一结构的雏形，以不同人物的视角展开叙事。考虑到这是一部关于李大钊先生的作品，我在剧本的基础上调整方向，把叙事的时间节点停留在李大钊去世的时刻，将其作为整部影片的结尾，去掉关于他身后事的部分，将焦点重新聚集到李大钊这个人物身上。同時考虑到影片需要某种限制性，甚至是带着“镣铐”的叙事节奏，我们加入倒计时的时间轴来增强影片的紧迫感。这个“镣铐”反而成为影片叙事的推动因素，让它能够与类型片的模式相结合，提高观众对叙事时间的感知度，营造紧张的叙事氛围。

　　

　　虚实原则的把握

　　 影片放射性的结构涉及众多历史人物及其人物关系，一部分有史可据，也有一部分是合理化的虚构和想象。关乎“度”的问题非常难把握，当某个情节没有史料支持，就要权衡艺术化创作的程度，营造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和认可的创作空间。历史上对李大钊先生进行详细记录的史料不多，先生牺牲很早，那时他的孩子都还年幼，所以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特别详实的史料考据也比较少。创作中我们一直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经过严谨地史实考证后进行剧本创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中国李大钊研究协会”以及党史专家们的众多支持和帮助。

　　 如影片结尾，李大钊与毛泽东在景山上看北京，这一情节是我虚构的。李大钊在北大工作的时候，他住在景山旁边，我想他会不会曾去山上散步和晨练过。另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是毛泽东在1921年从北大离开北京后，直到1949年的开国大典前夕才再次回京，那时候，毛泽东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了。这太神奇了，所以我在这场戏里加了一句话，毛泽东说：“这次离开北京之后我再也不回来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愿望看下去满地都是红旗。”这个细节是真实发生的，因此我把两个历史阶段跨越时空衔接起来， 展现出当时未来新中国的缔造者心中的远大抱负。这是一种革命之间的联系，一段完成大业的伟人与一个开启大业的领袖之间的对话，也是全片最华彩的高潮段落。

　　

　　经典影片的影响

　　 当前大家普遍存在一个误区，谈“主旋律电影”这个概念的时候，总觉得是老生常谈。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即常在电影史中提到的革命电影。《革命者》对蒙太奇的运用以及开场对开滦煤矿类似“敖德萨阶梯”式的展现等片段，都尝试借鉴爱森斯坦的《十月》《战舰波将金号》等作品，同时也参考和吸收了贝托鲁奇、帕索里尼等意大利左派导演的电影语言和技巧。

　　 我是一个影迷，看着DVD碟片长大，我不是电影专业的学生，但从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做导演的梦想了，开始接触的是特吕佛、希区柯克等导演的作品，渐渐随着兴趣追根溯源，找到了爱森斯坦、格里菲斯等导演。在《革命者》中有很多相关细节，比如张学良那场戏背后的广告是《党同伐异》。一方面，“党同伐异”这个名字对整部影片都有意义;另一方面，它同时是格里菲斯的代表作，是蒙太奇的另一种指称，具有段落性及互文性。

　　

　　创作经验的总结

　　 对我个人来说，这次创作更像是给自己上了一堂课，通过阅读大量史料，温习中国现当代历史，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缺失和漏洞。作为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我对这方面知识有所积累，但在创作时，还是感觉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在接到《革命者》这个项目时，我感到很兴奋，这是我自己的喜好所在。李大钊首先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是一位文人，他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具有那一代人典型的特点，即先受到中国传统教育，后又接受了西洋教育，是身处黑暗和光明中间的那代人。他的情怀，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绵延，这无关他的信仰，而关乎他一心想要为国、为人民的精神。这种精神对知识分子和文人来说，是与生俱来且流动于血脉中的部分，也是我特别认同的地方。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也有相同的情怀，只不过他的方式是革命，而我是通过电影展现的。

　　 就同类题材的拍摄而言，我在接到项目的时候没有把它视作一部主旋律电影的任务来进行创作和拍摄。作为一个导演，在创作一部作品或者一个题材的时候，首先要喜欢这个人物或作品，要有热情来面对它，不然创作难以顺利进行。今后若还有主旋律作品找我拍摄，是否参与还是会取决于我自身对影片内容的喜好。对于主题创作来说，真正理解、深入、热爱、专注，才能对题材和人物有新的发现，有艺术表达的愿望，有艺术创新的动力。

　　（本文作者系电影《革命者》的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