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慧慧

　　

　　在中国舞蹈艺术中，民族民间舞蹈风情万种，是一道光彩夺目的风景线。

　　世界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间舞，但中国民族民间舞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人们生活中自娱自乐的舞蹈，在舞台上宣泄民情的舞蹈，或作为类似芭蕾舞剧中烘托背景的“性格舞”，而且是作为一种国家的舞台艺术而大放异彩。

　　民间舞是草根艺术，它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得到重视和发展，完全得益于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中，民间歌舞成了歌颂江西瑞金苏维埃政府和宣传革命的助手;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新秧歌运动生动鲜活地体现了“文艺为工农兵”的无产阶级文艺政策;在民主运动中，“解放秧歌”伴随着革命精神的传播舞进了人民的心田……秧歌和腰鼓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也带来了中國舞蹈艺术的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专门的舞蹈学校，将民间舞作为中国舞专业的必学课程。从此，民间舞登堂入室，开启了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西方舞蹈院校，只设立芭蕾、现代舞等艺术类舞蹈科目，民间舞仅是一种大众艺术，主要在民间自由发展。

　　从此，中国的民间舞艺术走出了一条辉煌的发展道路。在专业院校的培育下，一批优秀的民族舞蹈演员脱颖而出，阿依吐拉、莫德格玛、崔美善、刀美兰……在舞台上熠熠生辉;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感召下，民间舞生动的素材焕发出了神奇的魅力——

　　雀跃的东北秧歌与翻卷喷射的长绸相结合，《红绸舞》表现了百姓当家作主的欢乐情绪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陕北民间祭祀的“荷花灯”形式，转化成了漂浮在水面表现优美、宁静、和平、美好意蕴的《荷花舞》;喇嘛跳神的舞蹈发掘出粗犷的律动，男女叉腰动肩欢快的对舞，恰似草原上迎风而动的草木花朵，《鄂尔多斯舞》沁人心扉令人动容……

　　随着党对文艺工作者反映现实生活要求的深入人心，更多民间舞蹈作品涌现。《草笠舞》尽显黎族少女的风采;《快乐的啰嗦》通过高跳腿、夹臂快摆手的主体动作，表现了彝族人民从脚镣、手铐中解放出来自由放飞的心情，把一个民族的、集体的“快乐”集中、利索、浓烈地展现出来;江苏泰兴花鼓动律舞出了《丰收歌》;藏族踢踏舞跳出了《洗衣歌》;更为精彩的还有舞蹈意识的觉醒，使傣族原来男性模拟孔雀的假型舞化出了用女性肢体塑造的婀娜多姿的孔雀舞……

　　由此可见，新中国对各民族民间舞的进一步发掘和专业舞蹈学校教师的努力，使民间舞通过艺术提升成为一门国家的艺术;而紧密配合的舞蹈创作让民间舞的素材在崭新题材的促动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成为塑造中国新的舞蹈形象的立舞之本。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族民间舞发展更是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思想解放带来了创作题材的拓宽，以往民间舞主要是对劳动与欢庆生活的表现被突破。

　　傣族女子独舞《水》既清淡又令人惊艳，在傣族少女担水、对“镜”梳妆、水中戏鱼、洗发沐发等细节的艺术化表现中，以人显水，以水托人，鲜活灵动地表现了傣乡水美、景美、人更美的情景。喷薄而出的群舞《黄土黄》把对黄土地的深情厚意，化作对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追问和思索，寻找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何以生生不息的理由。

　　西方现代舞的传入，没有冲击中国舞台民间舞的发展，而是给了民间舞深入发展以启发。演员的身体表现力拓展了，民间舞的创作走向了人们的心灵深处和表现出艺术家独到的视角和艺术提炼。

　　在《雀之灵》中，杨丽萍用灵巧的手指和纤长优美的肢体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孔雀的动态神情的同时，发掘出了孔雀的灵魂，引申出一个超越了传统而后获得艺术新生的个性灵魂。三人舞《牛背摇篮》正是编导深入藏民生活，深悟人和牛和谐相处、人和自然相生相融情态后，由神来之“笔”编导的舞蹈杰作。

　　学院派民间舞创作使风格性动作符号在与传统相维系的同时，又具有了独立意象的特征，男子三人舞《海歌》打破传统朝鲜族民间舞的动作形式，以夸张化了的“呼吸”引导身体动态变化，从中寓意和昭示人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对生命的感悟。独舞《母亲》则用藏族舞蹈最基本的舞蹈动律，塑造了一位历尽岁月风霜，却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的藏族老阿妈形象。

　　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持续发展，使中国的现代舞蹈在世界舞坛独树一帜。如果说中国民族民间舞是新中国的立舞之本的话，那么，在强调民族文化自信的当今，民族民间舞应该是我们中国的兴舞之根。具有民族民间文化特色的中国舞蹈，将在与人民息息相关、情情相连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