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寿钧

　　

　　1963年夏，我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进天马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注意到厂里职工都对党委书记丁一同志非常敬重。她的年龄与我母亲相仿，朴实慈祥，又敢于承担责任，从不婆婆妈妈。大家感到在她领导下工作很舒畅。

　　至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三年里，我对这份“敬重”开始有了些了解乃至切身感受：这位年至“知天命”的老革命，自1960年1月，从上海普陀区委文教书记的岗位上调派到天马厂来任党委书记后，能抓住重点，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双百”方针，在她领导天马厂的这几年里，拍出了《红色娘子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英雄小八路》《小刀会》《魔术师的奇遇》《女理发师》《燎原》《红日》《金沙江畔》《宝葫芦的秘密》《霓虹灯下的哨兵》《舞台姐妹》《年青的一代》等各类在当时深受观众欢迎的好影片，不但让天马厂打了个翻身仗，而且在重铸上海电影的第二个辉煌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她尊重艺术规律，虚心学习，乃至到摄制组去蹲点，这个过程，也使她从“外行”领导“内行”，开始转入到了“内行”领导“内行”。

　　她从未以“外行领导内行”为荣，也不认为“外行”就不能领导“内行”，更未懂了些“艺术ABC”就冒充“内行”，去横加干涉“内行”的创作。我不知在文艺单位当领导的是否应该这样，但她与主创人员的关系确实较为融洽，有利于创作和出成果。当时的天马厂，被上级誉为“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丁书记是天马厂的一把手，说她为此创备了条件，也不为过吧。

　　同时，她对青年的培养、工人干部的提拔和对普通职工的关心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有两位职工因公受伤，家庭环境局促，家人难以照料，于是她特批，允许他们出院后暂住到厂里养伤，还发动共青团员们发扬雷锋精神，帮忙照料，我也心甘情愿地参与其中。因为她领导有方，我也有了争取进步的动力。让我深受感动的是，我这个当时在电影厂内毫不起眼的绘景小助理，取得的些许“进步”竟也会引起她的关注和鼓励。在把我放到工厂和农村去锻炼了一段时间后，她又根据我对写作的爱好，把我暂调到创作办公室去工作，这在等级森严、分工明确的电影厂内，当属一大“新闻”。

　　可就在丁书记得心应手领导天马厂前行时，一场谁都难以理解，谁都阻挡不了的政治运动冲垮了一切……

　　“文革”刚开始时，丁一是上海市电影局“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天马厂领导小组的组长，准备担当起领导运动的责任。从青年时代奔赴延安算起，直至“知天命”的当时，她已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有教训也有经验。而时隔50余年后，我回忆起来，才明白她当时是以她的“常规常理”在办事。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青年锻炼小组的两位青年主创人员在参加过“崇武海战”后成了英雄。有人却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节外生枝，硬说负责调配摄影器材的一位老技师从中破坏，没给他们调配最好的拍摄器材，否则会拍出更好的片子。丁一却实事求是地出来承担责任，她说了两条：一是，厂里的最好器材都用在了生产上，不可能配给青年锻炼小组;二是，这次“海战”谁都不可能事先知道。如果她知道的话，她肯定会命令那位负责器材的老技师调配好器材的。她虽说的是事实，但不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些人认同。令她万万想不到的是，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受过她培养的青年摄影助理竟提出“天马厂长期以来是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新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是破坏运动的名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反革命”。丁一一下冲动起来，反驳道：“什么反革命，你说我是反革命！我革命了30多年了，你才是反革命。算我看错人了。”这话一下触怒了造反派，引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将其定性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一大事件。更令丁一想不到的是，22天后，张春桥在电影系统大会上也把她抛了出来。半个月后，市委派来的工作队宣布：“天马厂党委靠边。”随着运动的深入，丁一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再到“大叛徒”，她似乎真的成了“反革命”，一直在厂里被监督劳动和批斗……

　　直到“文革”后期，丁一才被恢復党籍，乃至宣布“解放”，而后被任命负责后期工作。1975年年底，她才被允许重新接触创作生产，也只被任命为文学部党支部的副书记，在工宣队的监督下工作。

　　我当时在局、厂党委直接领导下的“剧本研究小组”工作，组长是“文革”前天马厂的团委书记戴镇初。我们向来相互信任，无话不说，常与当时在文学部担任编剧的杨时文、斯民三一起，交换些对时局的看法。我们有如下两点共识：一是对当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想不通，希望国家该稳定起来了;二是恢复电影创作生产该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市里有人直接来抓反走资派的题材，总感到有些不正常。因为我们一向认为丁一同志代表着党对电影厂的领导，所以，我与斯民三便一起去向当时的文学部党支部领导丁一请教。这是我唯一一次与她直面交流。她亲切地接待了我们，慈祥得像位母亲，然而一听到我们竟有那样不合时宜的想法时，顿时板下脸来，对我们一顿训斥。

　　事后，她还让斯民三帮她写“向造反派学习”的发言稿，并鼓励他投入反走资派题材的创作。我呢，由于种种原因，被第二次“送”到“干校”去改造半年，并在局党委的安排下，也参与了大批判的写作……

　　“文革”后，天马电影制片厂与海燕电影制片厂合并，恢复上海电影制片厂厂名，丁一当上了上影厂党委书记，与徐桑楚厂长一起，拨乱反正。我和斯民三却被列为需要“说清楚”的对象，有些昔日揪住丁一不放的“老运动员”，如今又揪住我们不放。我们能“说清楚”吗？我俩原先都是在美术办公室工作的，好不容易干上了我们喜欢的活，进入了文学部，当时最怕的是再把我们送回原部门，所以对那些无中生有的罪名也不敢申辩。正当我们惶惶不可终日时，对我们的批斗却突然烟消云散了，斯民三仍干编剧，我则开始了编辑生涯，但我俩还是受到了少加半级工资的惩罚。这段经历，让我们对人事、人世有了更深的认识，得益不少，但心底里终存有一个心结，从此对这位丁书记敬而远之。

　　浩劫结束丁一官复原职时已经60岁，党需要她继续工作到近70岁，1985年时才与徐桑楚、齐闻韶等老干部一起离休。有人曾对这“三驾马车”“文革”以后的工作作出过如下评价：“在新上影‘三驾马车的运转期间，共有《从奴隶到将军》《曙光》《天云山传奇》《南昌起义》《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喜盈门》《巴山夜雨》《城南旧事》等近40部影片获得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优秀奖，以及在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苏联塔什干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吉福尼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国外电影节中获奖。他们的努力，创造了上影的第三个辉煌。”此人说的都是事实，我想补充的是：一、这些影片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成就上，都比“文革”前的那些优秀影片又上了一个台阶，充分发扬了上影老中青三代优秀艺术家的才智。这与厂领导班子在选择拍摄题材和用人得当上所具的慧眼是分不开的;二、上面列举的影片还不能完全反映上影第三个辉煌期的成就，还有如《庐山恋》《小街》《泉水叮咚》《大桥下面》《女大学生宿舍》《咱们的牛百岁》等作品，同样各放异彩，深受观众欢迎。这些优秀影片在全国影坛百花齐放，发扬了上影影片向来关心百姓生活的优良传统，充分显示出上影领导班子在准确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上确实高人一筹;三、这些优秀影片的生产过程，也并非全是一帆风顺的，有的甚至还险些被打成“大毒草”。所幸上影领导班子不再唯唯诺诺，该据理力争的总是据理力争，对此，上影的职工都看在眼中。作为厂党委书记的丁一，坚持电影厂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敢于承担领导责任，协同老厂长徐桑楚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她复出后的表现和工作成果可圈可点，连老厂长徐桑楚都称她为好书记！

　　斯民三和我，在“文革”后至我们退休的20多年内，也一直在努力工作，总想证明，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们也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与时俱进。上影新的领导班子也肯定了我们的进步，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俩都入了党。90年代，斯民三被评为一级编剧，我在被评为一级编辑后又被评为一级编剧。我们又相继荣获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和各类荣誉。我们都一直低调为人，从未吹嘘过自己，如今写来只是想证明，当时的厂领导没有白把我们留在文学部工作，我们也没有辜负后任厂领导的期望和支持。为此，我一直怀有感恩之心，在徐桑楚、韩尚义、王林谷、吴贻弓、张元民、朱永德等领导故世后，都为他们写过悼文，由衷地表达我对他们的深切怀念和感谢。而对丁书记，那个“心结”却总难以解开。

　　老来与好友戴镇初偶然聊起往事，阿戴告诉我：在我与斯民三“蒙难”时，他曾去找过丁一，如实地诉说了我们在“文革”中的整体表现，说可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丁一听后默然良久……“好些事你在牛棚中不清楚。”阿戴又斗胆地加了一句。丁一这才感叹地吐出了一句话：“算我对亲者严吧！”我一对时间表，此事正发生在对我们的批斗“戛然而止”的前夕。我才明白，那时领导班子所作出的集体决定，应该也与丁一有关。我不知她是否对人说过我们之间的那段往事，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后也从未与我们交流过。如能做到这些，我则对她更为敬佩。说实话，我的心结仍未能开，所以也从未主动去找过她，更何谈为她写点什么了……

　　丁书记逝世于2005年10月1日，享年88岁。恕我孤陋寡闻，在她身后似乎未曾看到过几篇像样的悼念文章，不像那些老电影艺术家们走后那样，悼文连续不断，哀荣持久。但在老上影坊间，有关她的故事我倒听说过不少。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上影公寓小区物业管理经理冯光辉说给我听的那件事：

　　光辉生父是家里的老大，抗日战争时是家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队长，同时，又把两个弟弟送入了部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兄弟仨都在一线浴血战斗却都能幸存下来，实属不易。老三复员后因文化程度不高，一直在天马厂当门卫，又因婚后无子女，老大就把光辉过继给他。特殊年代，光辉小学还未毕业，之后上初中也没好好读上书，加上他养父工作三班倒，疏于管教，光辉在社会上瞎混轧上了坏道，曾被“劳教”过。“文革”结束时，有子女可以顶替退休职工的政策，别人都可以，光辉就是被上影挡在门外。光辉的养父与生父老弟兄俩商量后，给丁一写了封信，汇报了他们的情况，说他们兄弟仨革命了那么多年，从未为个人的私事向组织开过口伸过手，这次，因涉及光辉的前途与命运，希望上影能执行党的政策……丁书记拿了这封信亲自到人事科和保卫科去，问两位科长，光辉的顶替符不符合党的政策。这一问就把两位科长问住了，然后她让他们看这封信，并语重心长地说道：一个孩子在混乱的十年中犯了点错，况且现在已经改正了，他父辈仨兄弟又积极投身革命，九死一生，在符合党的政策下，你们还能把他推向社会吗？你们忍心吗？！光辉就是这样顶替养父进的上影厂。养父一直关照他，千万别忘了丁书记，要好好工作，别给丁书记丢脸！光辉一直在上影后勤部门工作，如今也退休了还被返聘为物业管理经理。这故事，他反复跟我讲了多遍，每次总说，没有丁书记，就没有他今天……

　　戴镇初则是丁一一手培养起来的工人干部，他在局工会主席的岗位上退休后，仍一直在為上影职工做好事，是大家公认的一位好干部。丁一逝世后，阿戴也一直在给我讲有关她的故事，说她廉洁奉公得让人难以置信。谢晋拍《啊！摇篮》的战争场面时，有人被“战火”烧伤了，瑞金医院的医生在抢救治疗上出了不少力。丁一和桑楚亲自出面请客答谢，用餐费没报销一分，全由他们承担。他还举了另一个例子：“文革”中，丁一家的房子被占。“文革”后组织上重新分配了一套淮海路的房子给她，而那套房子的原住户也一直在要求落实政策。这其实是与丁一无关的，应由有关部门去解决。丁一却坚决要求退出，让原住者落实政策，并委托戴镇初去全权办妥此事。戴镇初一说起此事就摇头感叹：她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子女考虑啊！我知道，阿戴给我说这些事，是让我多了解和理解丁一，他是希望我好好写写这位好书记的，只是他最清楚我的心结，说不出口而已。

　　真想不到，天赐我一个机会，让我能更深入地了解、理解丁一……

　　最近，我有位老乡给我来电，他是电影界之外的人，却是丁一儿子丘保华的文友。他告诉我，保华出版了一本书，是写他母亲的，很深刻感人，问我看过吗？我说没有。于是，他主动把保华送他的《我的母亲——丁一》这书快递给我，希望我好好读读。

　　我反复拜读了此书，才对这位我在她手下工作过20多年的党委书记有了深刻的了解和理解，不但立马解除了我的心结，而且压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写下了以上和以下的这些文字……

　　保华在此书的《自序》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写作中，我得到原上影厂一位老职工的反馈，他认为我写的丁一不是他们心中的形象。我知道母亲在上影厂老职工心中的地位，也明白他的意思：我应该为母亲评功摆好，像人们在悼词中常做的那样。这不是我的初衷。我确实有纪念母亲的动因，但主要是还原历史，至少是我知道的历史。在历史中，个人只是匆匆的过客，他们的功过成败只有应和了历史才有意义。况且我并不认为母亲是什么英雄人物，她出身普通农民家庭，在大动荡的年代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后来碰上了‘文革。人们在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构成了其在正常时期的反衬，母亲并不例外。”

　　保華确实尽量以自己的“初衷”在写这本书。这也是他母亲的初衷。丁一离世时，把她写下的大量日记和未完成的回忆录原封不动地留给了保华。保华明白母亲的意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去认识他们的母亲，才是对她最好的纪念。保华在写作此书时，尽心尽力以此为依据，并把这些都投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体现。他所还原的母亲的“历史”，让我真实地感受到更像是“历史”中的丁一。我也是上影厂的老职工，我不认为保华笔下的丁一不是我们心中的形象。如果抛开个人恩怨来看的话，保华笔下的丁一，更像丁一自己，也更能让我接受。并且，也更能敬重她！我真希望曾在丁一领导下的上影老职工们能读到这本书，让我们一起来怀念她……

　　保华在书中所披露的丁一日记和回忆录里，有几件事特别打动我的心：丁一的前任丈夫李冠慈，是她的革命引路人之一，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结为夫妻，以便有利于展开革命工作，他们生有一女，取名李凤英。后又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分多聚少。丁一到了延安后，听说李冠慈在敌后根据地已另行结婚，她自己，则在“抢救”运动中陷于痛苦甚至绝望时，得到了负责联系她所在党支部的一位叫丘金的干部的理解和同情。丁一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经过‘抢救运动被诬陷、孤立以后得到一个能倾诉真话实情的朋友，我感到幸福，于是在组织上给我做了甄别结论后，我和丘金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于是，丁一单方面提出与李冠慈离婚，并与丘金打了结婚申请报告。保华在书中写道：“1945年，抗战胜利了。母亲与丘金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胜利。胜利生下三个月，李冠慈到了延安。他仍旧单身，满怀希望到延安来找母亲团聚。他们见了面，母亲向李冠慈讲述了她遭‘抢救后的经历。母亲向李表示对不起他的忠心，求他原谅。李冠慈只有接受，没有责备。他们相互表示：‘不是夫妻，仍是朋友。他们相互祝愿对方今后生活幸福。当李冠慈离开延安时，母亲特意前往送行，他们从此断了音讯。李冠慈其实并没有再婚，直到1947年在冀中病逝。时隔三年，母亲于1950年才获得消息。从感情上说，母亲认为自己亏欠了李冠慈，遗憾终生。”

　　我从保华披露丁一的日记中看到，她曾多次梦到李冠慈，一直感到对不起他。她在离休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就带着她与李冠慈生的女儿李凤英，以及女婿和外孙，一起去为李冠慈扫墓，下面是她那天写的日记：“1986年4月1日。到唐山扫墓。带凤英、石光、永红一块坐小汽车，8时出发，11时半抵唐山烈士陵园。为冠慈同志扫墓，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预先得到了老丘同意。人要做到临死时能‘回首往事无遗憾很难！我对冠慈欠了一笔感情账。他1947年逝世，逝世前没再婚，使我一想到他，一谈到他，就有内疚感，这一辈子无法偿还，只有一辈子记着他！他忠厚，对党、对友都忠厚，永远向他学习！对着烈士墓，我热泪滚滚，放声痛哭。哭后感到堵在心口的东西消失，轻松多了。感情债，只有以感情偿还。人的感情复杂，没想到他会死，但他却死了，奈何？该写点东西纪念他，早想写，只笨得老感词不达意，写不清楚。决心再努力。脑子中老有‘债放不下，先写了一个短的悼念词，计划明年清明节扫墓。有了这个草稿，想到什么再修改。要千字左右，短而有内容……”

　　我读到这些片段时，忍不住掉泪了，丁一与李冠慈的故事，如能好好琢磨的话，其中包含着多少丰富的内涵啊！电影厂党委书记的故事，就是一部好电影。我当时最直接的感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其“人性”与“人道”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普通人，而这些，又是任何一部优秀影视剧必不可少的内涵。在丁一主管上影期间，能出那么多好作品，就容易理解了。

　　谢晋筹拍《舞台姐妹》，剧本一出来就得到了丁一的全力支持，她还上下沟通，趁前去北京开会时，把谢晋叫到北京，认真听取夏衍、陈荒煤的意见，把剧本改得更好。影片拍成后，张春桥横加干涉，她仍坚持己见，认为这是一部好片子。直至上面指出这是部“毒草片”，全国上下奉命批判，她仍然说：“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没有什么不好。”当然，她当时不可能知道她将会为此付出多少代价，她只知道，这部电影主题是革命的，艺术质量是高的，对这样的电影，党委书记应该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上影在投拍《牧马人》时，上海市电影局主要领导不同意开拍这部影片。丁书记和徐桑楚厂长商量后，还是坚持要拍。在请示文化部领导并得到默许后，谢晋就带着摄制组去祁连山下出外景去了。拍了一个多月，那位电影局主要领导请示市委后得到的回复是，你们电影系统自己看着办，市里不便过问。于是，那位电影局领导勒令丁一代表上影厂到电影局做检讨。消息传到外景地，剧组乱了方寸，谢晋眼看控制不住，只好叫了暂停。丁一不服，与徐桑楚、张骏祥等一起去市委宣传部申诉。时任市委书记的汪道涵看过剧本后，给予了肯定，才让谢晋继续拍完此片。

　　这两部影片如今都成了中国电影的经典，为上影争得了不少荣誉。但其拍摄过程之曲折艰难，在丁一任上影书记期间并非孤例。当然，最终取得的成果，应归功于党与时俱进的文艺政策。而对于执行和把控者来说，丁一无疑是此列中的优秀者。我认为，除了她坚持党性之外，这与她在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所吸取的经验与教训是分不开的。她尽量争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回首往事时，少一点遗憾……

　　写到这里，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该如何准确评价丁一？我没有资格去作这个评价。好在保华在此书的最后写下了“我对母亲一生的评价”，摘录如下——

　　作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长女，母亲自幼有好胜心，敢担当。她在少年时期就赶上了革命时代，接触了爱国者、共产党员，并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走上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道路。到了延安，母亲既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也受到过整肃，开始成长为职业革命者。新中国成立了，母亲似乎很长一段时间没找到一展身手的平台，直到受命来到天马电影制片厂。

　　在电影厂，母亲工作得尽心尽力，也倍感电影制作的风险和艰辛。为了尽快摘掉“外行”帽子，母亲甚至亲自参与了《燎原》的制作全过程。工作刚有了些起色，一场“文革”，将母亲和中国电影一起推入了无底深渊。“文革”中，母亲备受批判、迫害，也对自己一贯的理念和目标发生过动摇。“文革”后，母亲痛定思痛，不再犹豫，与电影艺术家们一起，迎来了上影厂第二个春天……她是中国电影一个重要发展时期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就是我母亲的一生。

　　母亲是一名革命者、共产党员，具有那一代人的群体特点：严于律己，勤奋工作，富于牺牲精神，但有时又过于循规蹈矩……当然，历史地看，那一代人也并非都不能思考。改革开放就是那一代人中的头脑清醒者带领全国人民走过来的。至于母亲本人，“文革”还未结束，她竟能体察民意，组织纪念周总理活动！“文革”后，她尽管依然是“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却尽量不搞“极左”。她一方面尽量不压制不同意见，坚持不整人，一方面积极执行了某种较为宽松的文艺路线。她曾和业务领导、有关文艺家一起“犯上”，力保《牧马人》一类“敏感”片出笼……我在问到她工作后期的这类表现时，她说过：“革命革了一辈子，哪能再这么糊涂下去？！”

　　当然，她不是英雄……她人微言轻，对电影创作绝无生杀予夺之权。她文化不够，尽管最高至开封女师的学校教育让她在同类人中崭露头角，但管理电影创作和生产对她是勉为其难……在我的定位中，母亲就是个普通人……

　　在我的心目中，母亲的为人处事，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正确对待”……就是最后在华东医院高干病房里，她也被评为积极配合治疗的“模范病人”……

　　当然，这只是从总体、从她的身份、从大节上看。另一方面，她也有自己的常规常理。她比较讲道理，不以势压人，更不主动整人。面对艺术，她也还能靠本能和有限的文艺修养看出个上下高低（尽管从一个管理电影创作的长官来说远远不够）。最可贵的，是电影厂广大职工还是接受了她……从这点上讲，作为一名电影厂的书记，她还算合格。

　　母亲一生的所作所为中就有这种常規常理的闪光。为了这点，我尊敬她，爱戴她并将她的生平记录下来。

　　保华在尽力还原历史中的母亲和母亲的历史后，最后写下的自己对母亲一生的评价，我在这儿基本上原章照录了。对于如何准确地评价这位在上影工作了24年的党委书记，保华有他的优势：他长期生活在母亲身边，丁一不但愿意常与他交流，而且在临终前又把所有的日记和回忆录底稿以及其他有关材料都交付给了他，她信任这个儿子会公正地评价自己。而保华的“劣势”在于，他毕竟没在上影工作过，关于母亲在上影工作期间的表现，很难反映得如上影老职工们所切身体验到的那样丰富多彩和贴切。从这点上看，那位老职工的反馈“你写的丁一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也有一定的道理。保华为了弥补这个“短板”，他也曾作过努力。他在此书的《引言》中写道：“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我进上海电影博物馆参观后的失望。我在那里找不到母亲的任何资料”。为了写好此书，他又去《上海电影志》中找母亲的资料，而有关丁一的条目中，与电影有关的内容也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任职期间，重视贯彻知识分子政策”。

　　看到这里，我只对保华有个希望：如你能走进上影老职工群体中去多做些了解，你会更好地写活你的母亲，并对她的评价更全面和精确。

　　看到这里，我还想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丁一任内天马出品的那些优秀影片，在被诬为“大毒草”时，都会把责任推到党委书记丁一身上——“搞了坏作品，都是在你领导下！”为什么丁一任内上影出品的一些优秀影片，在面临“停拍”的关键时刻，又要让丁一代表上影去做“检讨”，而一俟风平浪静、平安无事了，那些鲜花和掌声，那些名利的收获，就与这位“重视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党委书记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作为党的领导，丁一在上影整整工作了24年，直至她年至古稀离休。自1960年被党组织派到天马厂出任党委书记，再到浩劫后任上影党委书记，她从未被调离过天马和上影，也很少有人对她有意见。这总也可以证明，她这个电影厂的党委书记是合格的！

　　我不想为她“鸣冤叫屈”，也不想为她“评功摆好”。我只是感到，在还原历史中的丁一和回溯丁一的历史中，一切经验乃至教训，对后来人如何当好电影厂的党委书记，有着宝贵的启迪和教益。于是，我在丁一诞辰105年时，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写完了上述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