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娜

　　薛老今年九十，挥墨自如，看他作画的过程简直是另一种艺术：一双苍老的手，握住毛笔的手指却灵活流畅、翻转自如，柔软的笔尖仿佛有灵魂一般，落在纸上时粗时细，或虚或实，线条宛若天生天长。聊天中，薛老更显耳聪目明，对自己过去的作品如数家珍、“指挥”女儿翻找画作时精准无比，对自己在绘画上的体会与追求既清晰又清醒。看到这样的薛老，就仿佛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集于一身，运筹帷幄而又烂漫不羁，让人不禁觉得，九十岁，也不过是第三轮“三十而立”的开始吧。

　　事实上，在绘画这件事上，薛老丝毫不输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在疫情之前常年坚持去山中写生。“这些年来，我写生去南方比较多，江浙一带，还有江西、福建、四川，北方则是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八十岁时，我还能挟个本子在高高的山上跑来跑去，看到雄伟的高山，也要忘乎所以地振臂高呼一声——大山，我来了！”

　　谈到写生，薛老很有心得。在他看来，虽然现在的拍摄器材高清又轻便，自己年岁已高，让女儿或学生去拍了照片来临摹才是最优方案，但照片再清楚、再逼真，也比不过身临其境的感受。薛老说：“大自然是最丰富的素材宝藏，哪怕是同一处，不同季节、不同光线，甚至遇风遇雨，所得都是不同的。太行山我去了六七次，每次都有新发现，雄伟的、秀丽的、空灵的……时有不同感受。另外，在自然环境中的放松甚至放纵的情绪，是特别好的创作状态。”

　　在薛老看来，写生之于山水画，是一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必要过程——“造化”，即大自然，“心源”，即作者内心的感悟。艺术创作来源于对大自然的师法，但是自然的美并不能够自动地成为艺术的美，因为这个转化过程，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再现模仿，而是更重视主体的抒情与表现，是主体与客体、再现与表现的高度统一。而这种统一，正需要画家对大自然有真实的感触。

　　如此，再看薛老家里墙上挂着的各式山水画，仿佛更多了几分山风艳阳，愈加真实。事实上，这也正是薛老中国画的一大特色，因为“笔墨当随时代”正是他的创作宗旨——画画的事情，加入创新，有人欣赏有人不欣赏都很正常，重点是时代的审美需要。但如果你因此而想要和他探讨作品中的“创新”观，他会笑眯眯告诉你：“我的画啊，创新是来自于民族传统。”何出此言？还是要从薛老投身绘画的丰富经历中找答案。

　　薛邃，生于1931年，祖籍江苏昆山，居上海。最早，他秉承家学，自小跟着做私塾先生的父亲学习诗、书、画。而青年时代他考取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时，却是选的油画专业。“因为身体原因，没多久我就退学了，但这一段学习西画的经历，却促成了我很多的反思与沉淀，当我再次回到中国画时，我想清楚了很多，从此再没有离开，觉得中国画尤其山水画是具有超前的魅力，无愧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瑰宝，是无法替代也无法被同化的。明乎此，我觉得还是应该立足于我们自己肥沃的土地，去栽植参天大树，播种芬芳兰茝，同时，也不妨灌植一些野菊山花。”

　　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这一段常人眼里的“弯路”，在薛邃看来却是“礼物”——在他看来，人的一生何其丰富，对人对事，所有花上去的时间都是没有浪费的，所有的经历都会留下痕迹，继而带来影响。“当时最早只能接触到的是苏联绘画艺术，尤其是列宾等现实主义画家，给年轻的我带来了特别的震撼。到改革开放之初，我接触到一套书叫《世界美术全集》，当时也是因为我在学校教授国画，才有机会阅读到此类的图书。至此我才得以看到除俄罗斯以外的艺术，有欧洲、非洲地区的绘画。再后来，我有机会去德国交流绘画，有一天的时间去柏林博物馆参观，当时陪同的人想我一定会去看欧洲的提香啊伦勃朗等的经典之作，但我没去，转而去了非洲馆，在那里我感受到了非洲艺术的野性与质朴，我开始在自己的水墨画中尝试融入非洲艺术的原始感，居然很和谐。与此同时，我也非常喜欢马蒂斯、夏加尔、高更的作品，特别是高更的风格是从日本的浮世绘而来，这也给我的山水画创作带来很大的启发;另外，再逐步吸收了一些像毕加索、米罗等的风格。图式方面，我借鉴了康定斯基的构成，但我是用中国画的笔墨语言进行融合变形，所以在保证整体趣味的同时，并没完全变成了‘康定斯基，因此大家会觉得仍旧是一幅中国画，但是却有些新意。”

　　除此之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薛邃的山水画中往往会有很大比重的人物出现。对此，薛邃表示，在中国绘画中，当山水还未从背景的角色中独立出来时，人物画一直是主角。随着时代的推移，山水画成为主要門类以后，人物才渐渐淡退出主角的位置，但仍有许多画家在山水画中，把人物放在比较重要的地位，兼画人物的山水画家如赵孟頫、王蒙、文徴明、唐寅、萧云从，乃至清代华嵒、石涛等。“而我之所以常在山水中安置人物，其一是丰富了画的内容，而人物与天地山川本就是有感应的，另一方面，我的有些题诗题跋，是描绘了人物在山川林泉中的高蹈雅致，这就更需要以人物形象来加以表现。但这也是画家们的一个课题，要留待一段时间的探索，才能找到合适的表达。”

　　记者：从您开始学习国画到现在，已经与之结缘六十余年了，可以和我们讲讲您最初是因为什么选择拿起画笔的么？

　　薛邃：不是六十年，是八十年。这大概是我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也许还有点小天赋。我从小喜欢绘画，家庭环境更促使我走上了绘画道路。我父亲是一位私塾老先生，他能诗会画，家里还有一些芥子园画谱之类的书，因此我也拿起画笔，漫漫长途，竟然走了七八十个年头。

　　记者：很多人都觉得您的中国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了，而是有一种现代意趣在里面。在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您又有了哪些创新呢？变法的根据来自哪里？

　　薛邃：对于我的画，很多人觉得很“新”，其实我仅仅是在传统的继承中，汲取了许多规范程式以外的元素，画了许多年的传统山水，渐渐地感到有点视觉疲劳。而宋元以来，许多有成就的画家，都是把传承与创新，作为一种追求，元代从宋画中升华是一大变，晚明清初更是涌现大批别出机杼的画家，如董其昌、八大、石涛、戴本孝等等，因此我有了“通变”之想，广泛的学习和撷取前所未曾拥有的艺术形态。追溯古老艺术，譬如敦煌和其他石窟的壁画，以及民间原始状态的绘画形态，这些未雕之璞，蕴藏着无穷的美感形态。但照搬是下策，感悟和以人为主变化运用才是合理的途径，因为这些原始状态的画，充满着生气和异趣，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于是我步入了传统程式外的领域，渐渐形成自己的画风。

　　记者：我们知道您十分喜欢外出写生，最近还出门么？

　　薛邃：这一年多因为疫情，就很少出门了，但在这之前，我几乎每年都要去山野写生。关于写生，我有两种认识，其一，自然界是最好的也是最用之不竭的画本，能提供画谱以外的种种形态，具有千变万化结构，也能催化新的技法。其二，对于自然界真山实水的观察，会产生许多性状的推想，雄伟、秀丽、厚重、空灵等都是产生画品画格的启示。

　　我的写生，大都撷取要领作素材记录，是从为我所用的需求出发，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为实景所缚。而一幅作品的产生，须思虑周到，从感受到完成，期间包含有画家对自然的认知、消化到释放的过程，乃至注入多方面思考、立意、构图，加上诗意的阐发，这就是“厚积薄发”，就是“内法心源”，古人所谓的“通变”也即在此。

　　总之，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佛家的所谓“渐”而非“顿”。用心，寻求积累，思考是唯一的途径。

　　记者：山野之中可有什么趣事和我们分享？

　　薛邃：有一次，我在小山坡上写生，四周静悄悄的，我隐约听见身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转头一看，一条一米多长的蛇，正盘在我的草帽上，也许是带的面包的香味把它引来了，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约十分钟后，蛇才慢慢游去，我赶紧逃离这里……还有一次，我在山上写生，流连忘返，以至于下山的时候天都开始黑了，路也渐渐看不清，我们飞快地下山，因为走得太急，腿疼了好几天。

　　回家后，我给穿的跑鞋也画了一张“像”，以示感谢——谢谢它带着我看过那些美景。

　　记者：虽然今年您也已经90高龄了，但您依然每天坚持绘画。因此绘画对您意味着什么呢？

　　薛邃：步入鲐背之年，幸喜思维尚可，能经常画画写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做自己最高兴做的事情，已是一种幸福，是对生命的鼓舞。我要再作努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