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茅威涛

　　不知历史，不能明晓过去；不知过去，无法走向未来。

　　七十年前，上海文联正式成立，也是新中国正式成立后的第一年。在那个年代，没有微信、没有微博、没有抖音、没有智能手机和网络，我们的前辈们用自己的智慧让原本属于宫廷的艺术走往民间，让原本属于草台的曲艺走进城市，让原本属于中国的文化走向了世界……那是一段让人心潮澎湃的历史，至今当我们重温前辈们留下的字字句句、留声影像，都还能从中感受到那份滚烫的虔诚与纯粹的热情。

　　烈士们用鲜血换来了全新的中国，文艺家们用灵魂铸造了新中国的气质。经过一个年头又一个年头的努力，熬过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的艰辛。七十年、七十一年，我们承接着前辈们的心愿走到了今天，亲眼看到了他们为之努力、热切期盼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物资充盈的新世纪，新科技、新机遇使人眼花缭乱。今天在上海出生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艺术，他们甚至比我们更清楚艺术与娱乐的区别。今天在上海的家庭，应该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和电脑，电视机里有几百个频道，电脑联网不出门就可以看遍世界。

　　那么，面对这样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再做些什么呢？如何承上启下更好地完成前辈们的心愿呢？吴冠中先生曾说：“现在文盲不多了，但是，美盲却很多。”

　　今年九月初，我在位于西湖边宝石山下的小百花越剧场，办了一个名为“粉笔头·戏剧+创造营”的暑期活动。邀请了濮存昕、金星、牟森等艺术家，还有上海本土音乐剧青年才俊刘令飞、郑云龙，为杭州师范大学的学生以及马云公益基金会乡村教师计划的教师们上了为期一周的艺术课。七天的课程，我和我们的学员们都受益良多。

　　在活动期间，乡村老师们告诉我，他们的学校没有艺术课，就算有艺术课，也是体育老师和数学老师代上的，因为校领导们普遍觉得艺术没用，当然更是师资匮乏。我一时无法找出合适的言辞替他们反驳校领导的观念。我也问我自己：艺术有用吗？有什么用呢？我们既无法直接带动经济的发展，也无法直接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既不能代替米饭填饱肚子，也无法代替砖瓦修补漏雨的屋顶。可是与此同时，我又想起了我们的前辈，想起了那个与现在相比不算太好的年代。所以当初的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才把我们一步一步带到了今天？

　　艺术可以和知识一样改变命运吗？普通人也许不会相信，但我相信很多与艺术结缘者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受益者。我们这一生若没能邂逅艺术，没能邂逅那位让我们一瞬间的回想就眼眶湿润的良师并受其启蒙，我们的命运又当如何？

　　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这个新身份，使我在深感责任重大的同时，也对自己长期的信念更加清醒与坚定。

　　当下，我们的现实生活仍然存在物欲横流、精神匮乏的现象。即便在今天，还是有很多的孩子没有接触过艺术；即便在今天，还是有无数的观众没有走进过剧场。我们不能在娱乐酿成的酒里迷醉，亦不该在虚名汇成的海中沉浮。我时常和我的学生们说：“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是特别幸福的。”但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不得不逼着我年近六十了却依然像个孩子一样跌跌撞撞继续探索，个中滋味很艰难也很快乐。因为我知道，我正在做我的老师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但是，我的学生们非常不解，她们时常眨巴着清澈的眼睛问我：“茅老师，您让我们只做好一件事，可您自己为什么忙于各种身份而未曾停下来呢？”

　　我无法解答学生们的疑惑，就像无法向那位乡村教师解释艺术是否有用。但我相信学生们有一天会理解的，就像我们曾经也未必完全理解我们的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们有一天也能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正如我一直带着老师们的骄傲，才终于坚持走到了今天。

　　日前，《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剧协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彦的文章，其中提出：“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传统，不仅仅是思想灵魂、精神价值，也包括讲述技巧，进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构建这个大时代的戏剧艺术格局，让文化传统与现代审美深度契合，从而贡献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脉动。”读来感同身受。我理解中的文化，是所有艺术家们对故乡和祖国的情感。就像杭州人对于西湖，上海人对于黄浦江，中国人对于天安门，那是一种流淌在代代人血脉中永恒的情感记忆。我理解中的初心，就是我们的老师与无数艺术前辈们的心愿。由于这个心愿，他们和伟大的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精英们一起，为我们建设了对他们而言像梦一样的今天。而我们又将带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们什么样的明天、什么样的未来呢？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