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近八十年了，一直生活在上海（大概也会在此地终老），可称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尽管我自忖还不典型，上海人的缺点我都有，而上海人的长处我很欠缺，比方那份聪明、精明，当然我是以自己是个上海人而自豪的。
这年头都强调与众不同，强调个性，而上海恰恰是一个极有特色、太有特色之地，无法替代。对于身为上海人这个角色，我本习以为常。这回疫情之中，东想西想的，忽然就有了一份冲动，想要思考一下，上海人到底魅力何在，为何能如此与众不同，想进行一番深入的探讨。可惜我本人才疏学浅，不擅写文章，而要把上海人写得准确生动、入木三分，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没有本事写，也只能期待有哪一位上海人重重地落笔，写下的文字能让我们心服口服，说一句：“就是它了！”
我说一下点滴感受，恕我有点胡说八道，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放在大家面前的一些想法，只是作为抛出来引玉的一块小小的砖头而已。
首先恕我坦言，现在的所谓上海人，外地来沪找工作的朋友，实在离真正的上海人、骨子里的上海人，还有很大差距的（这跟他有无才能、是否勤奋无关）。上海男人骨子里的那些东西，他们是很难学到手的；而上海女人那一份独特的优雅和精致，有时还令北方、南方的女孩子很难成为地道的上海女人。也因此，你看《少林寺》中觉远和尚李连杰，还有来自湖南的名作曲家谭盾，最终都热衷于找一个上海女人为妻，恐怕并非偶然。
那么，若问我心目中最有代表性的上海人是谁？我又可坦言，起码有这样几位：陈叙一先生（上译厂掌门人、翻译、导演家），木心（神奇的大作家、大能人），还有陈逸飞（作品可流芳百世的大画家）以及陈钢先生（作曲家，和何占豪合作作曲的《梁祝》蜚声世界，至今无人可以超越）。
想从前，三十年配音生涯，上海人三个字是完全在排斥范围之内的。那时候，不成文规定，在厂里上班，不准许说上海话。这倒也对，动不动就亮出上海话，必然干扰普通话的纯正，而所有上海籍的演员（主要都是中青年演员）对此也都习惯了。这几年，一部《繁花》把我们都触动了，连香港大导演王家卫也被吸引，不惜花费6年时间打磨一个像样的剧本。王导掌控的最终成品，永远是个谜，不到公映你绝难想象。顺便提一下，这回居然连我这个一向躲在幕后搞配音的，也被邀去试镜，便可见一斑。
因为不太说上海话，我在家里也不多话，多半是在背台词，用的也是普通话，如此一来，讲上海话便怪怪的不太流利，于是一张口，人便笑我像唱沪剧，我亦很无奈。我现在很想用上海话来塑造角色（当然不能忘乎所以，冲击了我的普通话）。其实退休之前曾有过一个配音机会，一部描述耶稣故事的外国影片，拉到我们厂里，要求全部要用上海话来配音。于是，几个前辈演员尚华、于鼎他们便好不纳闷，居然会有这么一天，译制厂完全用不着他们。这个特殊经历想想也蛮搞笑的，片子里的老外演员居然都说起了纯正的上海闲话。可惜，此片是特别为东南亚一带制作，上海未曾播放。
有人曾突发奇想，让“佐罗”这个形象，用上海话来配，效果会否很特别？哪怕作为一个娱乐节目上舞台朗诵？我付之一笑，无非挺滑稽的吧。但我主观上自然是不大赞成这样的举措，我尊重“佐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敬可佩，不可随意用作娱乐。总之，变味了，不妥，不妥也！
父亲在我怀里死去。在以往的采访中我很少提及。那一天，就是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工作安排是，厂里要我们几个人去故事片厂帮忙配点音，而要配的正是国产片《青春万岁》。我太大意了，以为会像往常那样“早出晚归”，于是放下我的父亲，赶紧骑车去录音了。那真是一个命，一直主治我父亲病的大夫出差离开了上海，而那帮实习生束手无策，未采用对我父亲最有针对性的那种药。结果，抢救失败，父亲未留下任何一句遗言，就……这是一个小例子，多少可看出上海人的工作态度，那时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上海男人都能做到。一句话，把工作做好就是了！
我是否够啰唆的？再提一个事吧，和上海有关的事。其实这件事还只是一个构想，只是一个故事大纲、梗概，先在这里和读者朋友们分享一下吧。
一个犹太小女生通过她的旁白，讲述了她犹太奶奶的恋爱故事——《我奶奶的上海之恋》。她的奶奶和她父亲，犹太父女两人，到处碰壁之后，终于逃难到不需签证的上海虹口区，邂逅一位酱油店小开，展开了一段难忘的初恋历程。这小开是医学院一年级学生，而她的奶奶年轻那会儿已是奥地利极具天赋的小提琴演奏家。一年多时间，他们两个同甘共苦，相互帮助，一起上街卖艺，一起抵抗小日本鬼子的侵扰。全剧充斥英语、上海闲话，还有上海普通话。奶奶的初恋终因男孩是三房合一子而致失败。然多少年后，奶奶——美国一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又在学中文的孙女牵线下，趁赴上海演出之机，与老小开重逢……这个剧本，哪怕是做成音乐剧，我想象中亦是很动人很有趣的，尤其是充满上海味道。犹太民族是少数民族，我亦是穆斯林，难怪我脑中一直在萦绕着这个生活中完全可能发生的故事。
我已不年轻，想主动地做一些事，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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