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寿钧

　　

　　我自2016年起至今，为《上海采风》写了近40篇文章，都是为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过贡献的老上影人所写的。阿戴每篇都看过，看后都来电表示鼓励。令我想不到的是，他还十分认真地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寄我听取意见后再修改。我把它扣下了，因为我没有像这篇文章中写的那样好。

　　这件事却让我十分感动，感动至今。一是因为阿戴初中毕业后就进天马电影制片厂置景车间当工人了，文化程度不高，加上他胃部动过手术，最近又肺部动过大手术，却在他年近八旬时竟会拿起笔来第一次为一个人写下几千字的长文，实在难得！二是他所写下的有关我的一些事实，勾起了我关于上影的许多美好回忆。世上还是有人了解我，记着我的。三是他在文章的最后还加了一个“注”——“作者原系上影厂人事科科长、厂办公室主任、厂长助理、先进工作者，徐汇区第九届、第十届人民代表，文广局工会主席、上海市优秀工会干部”，明眼人一看就懂，他不是在炫耀自己，而是要证明，他写我是了解我的，能为我的人生作证的。而最让我感动的是，进入上影后，我从未求助过他，他却主动地帮我写就了在上影的这篇人生“文章”……

　　阿戴名镇初，与我同年。我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进天马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他已是厂里的团委书记了，我却连团员都不是。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他姓前加个“阿”，叫他“阿戴”，我觉得这样叫他好亲切，就跟着叫，叫到现在。他也跟着同学们叫我“大陆”，叫到现在。那时，才20出头的他，刚动过胃部大手术，骨瘦如柴。而我们的友谊，得从他搬走我心上的一块“巨石”说起……

　　新中国成立时，我7岁，我们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新中国第一代少先队员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青少年都应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团入党则是要求进步的重要表现。单纯为了“进步”，绝大多数人不会有太多的杂念，这是1950年代青少年的一个核心思维。

　　我在中学、大专时两次申请入团，不管如何努力，支部都能通过，一到团委却都被卡住了。进天马厂工作时，我21岁，第三次打了申请入团报告。阿戴在写我的文章中有如下记载：“我认识大陆已有半个多世纪，开始是为了入团问题。1963年他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进天马电影制片厂搞绘景工作。经过下车间劳动锻炼，搞‘社教运动’，他打了入团报告，要求加入共青团。经过支部讨论大家都同意，报团委审批。当时，我任天马厂团委书记，为了政审，对他进行了调查。中学时代，大陆是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是班干部，担任学习委员。大学时代，大陆为了争取入团，表现积极，白天上课，晚上为了建校参加义务劳动，跟卡车搬运建筑材料，脏活重活他都抢着干。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饥饿劳累过度，他在劳动现场口吐鲜血不止，被送往医院抢救。学生时代，大陆二次打过入团报告，都因家庭问题被‘卡住’。这对他精神打击很大。但他没有泄气，仍然坚持信念，不怕挫折，进厂后第三次打了入团报告。经过调查，大陆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个秀才，在家乡办过一所学校，在当地是个有名望的教育家。父母一生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两次被‘卡’的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前他父亲一度失业，为了一家生计经人介绍在家乡镇上当过几个月文书，不久又重返教师岗位。这段经历新中国成立后肃反运动中早已交代过，是一般政历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根据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团委同意支部意见批准入团。事后支部在改选中还选他为团支部书记。”

　　阿戴写了这段对同龄人的“审查”和“认定”，是想表扬我的“坚持信念，不怕挫折”。但我认为，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需经过一辈子的努力和考验后才能“盖棺定论”。我当时主要还是为了争口气，令我想不通的是，1961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比我小两岁的在读高一的大弟，都能得到部队的信任，获准参军上福建前线，我为什么始终得不到信任呢？令我如今都想不明白的是，我中学、大专时的团委书记都大学毕业且年龄又大于阿戴，却为什么不能像阿戴那样实事求是地正确领会和掌握党的政策呢？

　　我学的是电影美术，喜欢的却是读书写作。那时，单身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内，业余有的是时间，便常学着写点小文章投寄给市里的报社，发表后，阿戴分管的厂广播站就在午餐时，向食堂广播。那时，我们这种人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对业余写作还生怕别人批评“不务正业”呢，这下，得到了团委的肯定，让我放心不少。

　　阿戴对我的肯定还不止于此，他在文章中写道：“为了团的工作，大陆还协助我编辑简报。厂里进了不少大学生，除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外，还有北京电影学院不少人。按照国家规定，大学生进厂必须经过一年社会实践锻炼才能分配工作。为此，厂党委将他们编成一个个青年锻炼小组，输送到部队、工厂、农村锻炼。由于人员分散，空间距离大，要想与他们保持直接联系存在一定难度。为此，我想了一个办法：搞一份简报，每月一期，内容一是创作生产动态，二是领导讲话和文件精神，三是好人好事报道，四是当前中心任务和下一步打算。打算通过这种形式，互相沟通，做好思想工作。为此，我聘请大陆协助我编辑这份简报。他利用业余时间，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甘当一个无名英雄。事隔40年后，某天，著名导演黄蜀芹，由她丈夫陪同来到广电局我的办公室，起先我以为她有什么事情找我，因我在上影厂担任办公室主任时，她为了拍摄电视剧《围城》，腿部不慎受伤骨折，经我介绍由瑞金医院伤骨科专家帮她治疗。那天，她什么都没说，只讲：‘老戴，今天是我特地送一本书给你留作纪念。我进厂参加社教运动，你对我很关心，经常寄各种简报资料给我，至今我铭记在心。今天特向你表示感谢。’这本《东边光影独好》非常珍贵，我收下后连忙表示感谢。待我送走黄蜀芹后，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静思。暂且不说这份简报有多大价值意义，而我想的是大陆对团的工作的热爱和无私奉献精神非常可贵。”

　　阿戴通过这件事对我作出的“肯定”，肯定是拔高了。当时，我业余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只要组织上让我干什么事，尤其是我喜欢的文字工作，我都认为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只有感恩的份。阿戴当时不仅对我、对黄蜀芹，而且对分配进厂的大、专学生们都关怀有加，这份关怀，一直延续到他所担任过的人事科长、办公室主任、厂长助理、局工会主席等各个岗位上，为大家解决了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多困难，大家都把他作为知心朋友，就连黄蜀芹这样出了大名的导演，虽还比阿戴大几岁，都要尊称他“老戴”，还要连同夫君一起特意上门为他送书。

　　我在分工明确的电影厂内，能从一个绘景助理，到一级编辑、一级编剧、文学部门的负责人之一、艺委会委员，在旁人看来是个“奇迹”，在我看来，如没有人给我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我什么都不是。而我进厂后的第一个“机会”就是阿戴给我的。他给我做的这些，让厂领导看到我是个上进的青年，且还能做点文字工作，所以，在“文革”前我就被暂调到创作办公室，虽打杂差，但让我打开了眼界……

　　好景不长，不久，“文革”开始了。对此，阿戴在写我的文章中有如下记载：“‘文革’中，大陆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敢想敢说，非常有魄力。当时，我是天马厂材料组负责人，每天要组织人员对大字报进行统计编号，收集底稿摘录内容向上级汇报，为此对大字报看得比较仔细认真。当时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揭发厂党委主要领导打击迫害职工起来造反，并说17年里都是文艺黑线专政，要打倒走资派，砸烂厂党委，进行夺权。大陆看到这类大字报很反感，他会用红笔在大字报上划出一道道杠杠，针锋相对写上评论，指出与事实不符应予更正，并具上陆寿钧大名。为此造反派对他恨之入骨，贴出大幅标题大字报，要打倒‘大胆妄徒’陆寿钧，对他提出严重警告。而大陆照样我行我素，无所畏惧，不怕恐吓。随着运动深入，党委靠边后，天马厂处于半瘫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时期。保卫科李铭海跟我打招呼：‘党委靠边了，厂部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人员进进出出很杂，我担心安全出问题。你是个工人干部，大家都熟悉，能否站出来组织一些人，协助我搞好护厂值班工作。’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大陆和杨时文、斯民三以及车间一些青年知道后，怀着对厂一片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心自告奋勇参与护厂值班，每夜住在厂里值班室，却连夜宵费都要自掏。大陆对党和国家命运发生的变化表示非常忧虑。在这段日子里，我和他接触较多，互相比较了解。为此结下了深厚感情。”

　　当时，我家被“抄”，我知趣地没参加过任何派别，不像阿戴那样仍在自觉地尽责。我只是有时会压不住年轻气旺，常会凭良心说些话，做些事。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在那特殊年代，被冲击起来打死了都有可能。尤其是首当其冲却只有半条命的靠边站的团委书记阿戴。但由于他平时从未整过人，总是与人为善，人缘太好了，造反派也拿他没有办法。我们跟着他干些事没有惹上大祸真托他的福。

　　“清队”后期，厂革会让阿戴负责黄宗英的结案工作，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他面临着“组织”和“良知”的考验：从当时的“组织”来说，当然是不想轻易放过黄宗英的。而从他的“良知”来说，他认为黄宗英没有任何政历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进步的文艺活动，硕果累累，应予以及早“解放”，恢复党籍和工作，让她继续为国家作贡献。

　　可“组织”中还是有人抓住她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那些作品不放。阿戴为此找到我，希望我协助他办一件事，他说：“那些人未必都认真读过黄宗英的全部作品，只是‘文革’中的极左习惯思维在行事，你帮我看一下这些作品，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有事由我来承担责任。”于是，我认真地读完了黄宗英的全部作品，写下了我读后的结论：她的作品是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都产生过很大很好的社会影响。阿戴就以此力争，使黄宗英“解放”的问题得以解决。“文革”后，阿戴由于工作关系，曾多次接触过黄宗英，黄宗英感激他为自己的“解放”问题上出过力。阿戴却如实地向她告知了情况，把“功劳”归于我。后来，当时在解放日报文艺部任职的吴芝麟，约我一起为黄宗英写篇报告文学，我们得到宗英老师的热情接待，这才了解到原委。

　　这次，阿戴在为我写的文章中，也写到了此事，又把“功劳”归于我。我得说清楚的是，当时的压力和责任全是阿戴承受的，我只协助他做了一小部分工作。“文革”后，阿戴在落实一些老艺术家的政策上又做了不少工作，老导演叶明、徐昌霖、白沉等落实政策，他都出过不少力。同时，对我们这些已到中年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据理力争，尽做好事。对那些“造反”过的人，也有他的理解，当他们在生活上、工作安排上遇到问题时，该帮助的还是尽量帮助，继续发扬他与人为善的精神。更让我感动的是，他曾为我因在“文革”时参与过“大批判”写作要被“说清楚”的事，去跟厂领导论过理。

　　有一件事，以前我始终不得其解，那是在1990年代中期，上影厂撤销了文学部，我作为文学部的领导之一也下岗了，每月按规定只拿几百元生活费。不过对于我来说，能有这种让我在创作上得到更大空间的机会反而求之不得。我正准备大干一场时，局领导却派人来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出上影安排他职。上影朱永德老总征求我的意见后坚持要把我留下，我听说态度强硬的局领导对此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按组织原则局里有调动干部的权力，这次就算了……我留在上影后，在集团公司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二级公司，自筹资金，拍摄了好几部我写的戏，而且也是本人很喜欢的题材，总算在我退休前如意了几年，“火”了一把。我一直在想，如把我调出上影的话，虽有职有位，收入也高，但肯定会过得非常平庸，痛失了能按自己的意愿再奋斗一下的最后机会。那么，局领导这次为什么会算了呢？当然，与朱总的坚持有关，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

　　这次，我在阿戴为我写的文章中看到了一些端倪：“柯灵先生曾对我说起过大陆。原先，他的组织关系在上影文学部，那时大陆是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影视合流后，成立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局，柯灵被聘为荣誉顾问，编制划归到局机关。当时，我任局工会主席兼机关处室党支部书记，常会有事去他家中。某天，我上门拜访他谈完了工作后，柯灵先生突然认真地对我说：‘现在体制改革力度大，人事变动多。电影系统方面两件事很重要，一是优秀人才不要外流，二是剧本是基础，有了好剧本，电影质量才有保障。大陆担任文学部领导期间，他人好心细，各方面问题考虑得比较周到。工作认真踏实，对老同志比较关心，他本是创作骨干，对这类优秀人才要防止外流，不然是个损失。’”阿戴听后为我感到“欣慰”，并回局后即向局领导做了汇报。我一对时间，此时正值局领导要调动我工作之际，我想，柯灵先生的这些话，也是起了作用的。事后，局领导还点名让我去为一个重大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剧本做修改、定稿工作，这部电视剧后来不仅在中央一台国庆节黄金档播出，而且还得了奖。柯灵先生的这些话，阿戴的认真记录与传达，局领导的认定，以及朱总的坚持，构成了一个“机会”，让我能去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不然的话，年过半百的我，倘若人生还要在这时拐个弯，或许此生就废了。有了这个“机会”，我终于还能在退休前的七八年内，创造了自己人生的“辉煌期”。我始终深切感到，单个人都是十分渺小的，老天不给你体现的“平台”，你再有才华也无用。“天生我材必有用”这话，对个人励志和对社会的期望来说，是有其价值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常会出现“天生我材未必有用”的现象。这正反两句话都是值得世人深思的。

　　对于我来说，“天”未必“生”我多少“才”，文字工作原本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在上影读过名牌大学受过这方面正规专业训练和真有才的人多得是。我有幸能从业余走到专业，干上我所爱好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是与“天赐良机”分不开的。阿戴的官职，在我人生的“机遇”中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他了解我，看到我在这方面的努力，以及他一贯与人为善的秉性，总是在关键时刻秉公助力。也正由于我也了解他，看到他作为一个工人出身的普通干部，能如此为人实在不易，所以，我一直把他视作我人生中的“贵人”。

　　阿戴的“贵”，贵在他对上影的职工都能如此真诚相待。直至他退休后，退休职工们有事还会常去找他帮助解决。贵在他退休近二十年来，仍然关心着大家，主动去帮助有困难者解决困难。他只要一有机会，总是提醒如今上影的当政者：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千万别忘了让那些曾为此而作出过牺牲和贡献的老同志们共享！贵在他在老同志们离世时常会去送行，为家属捎去一丝安慰，上文提到的斯民三、杨时文故世后，阿戴因刚动过手术，无法参加追悼会，便虔诚地朝他们家的方向烧了几支香，为他们送行。阿戴没有忘记，我们曾响应他的号召，在那特殊的年代里一起住在厂里“护厂”的日子。2013年，我突发心肌梗塞被抢救过来后，关照家中，不要告诉任何朋友，免得他们来看我，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还是各自保重为好。不知阿戴从哪里知道了此事，立马赶来看望我，直埋怨我怎么连他也“保密”，而此后，他肺部动了大手术，差点送命，在医院里住了好长时间，不也把“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不想连累大家去看望他吗？好久后，我才知道，赶去医院看望他时，便把他对我的埋怨还给了他！他却笑着说：“我跟你不一样……”他退休近20年，却在命悬一线之时，还记着“党员干部”的身份，不让大家看望送礼。

　　阿戴为我写了几千字的文章，虽让我“扣”下了，我却把其“扣”在我的心底里——我21岁认识他时，他的“见面礼”是搬去压在我心头的“巨石”，如今我俩都已年至耄耋且重病在身时，他又给我送来了无价之“暖流”。我该如何“还礼”呢？在建党百年大庆之际，我想如实地记录下我此生所遇的那些闪耀着光彩的普通党员的形象，那就从阿戴写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