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

　　在社会主义文艺大舞台上，儿歌常常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儿歌可以培养儿童的音乐能力，传播必要的知识，教导日常行为准则，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在社会主义文艺中的儿歌还负担着传达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和道德规范的功能。比如，在处理路上看见他人遗失的财物这件事情上，就涉及重大的道德难题。民间通行的“见者有份”的分赃式的处理方法，显然是不恰当的，不仅有悖傳统价值观，也与社会主义新道德相去甚远。

　　关于路上捡东西的儿歌，比较有名的有两首。一首是文革前的《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路上捡钱这等好事，其实难得遇到，但想想还是令人兴奋的。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可见，如何处理这捡来的一分钱，还是一桩值得严肃对待的事，何况是对一位完全没有挣钱能力的小孩子而言。在这件事情上，古人的道德教诲是“路不拾遗”和“拾金不昧”。前者主张视而不见，这种做法对于发现者来说，虽无道德亏欠，但遗失者的损失依然没有改变，这种“自我清洁”做法，乃是一种消极主义的道德立场；后者则鼓励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可以捡起来，但不可以自己占有，而是要还给失主。可是，要在现代社会的大马路上找到一个“一分钱”的失主，绝对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实际上意义也不大。现代社会提供了一条全新途径来处理这个难题——交给警察。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是现代社会公共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警察不仅为公共安全提供保障，而且有时还是公共道德的守护者。警察成为现代国家在公共领域的安全和道德的象征，交由他们来处理“一分钱”这个棘手的问题，表明了对现代国家制度及其公共秩序的信任。故此，1950年代的这首儿歌，乃是那个年代，公众对现代社会公共意识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试图从儿童开始，形塑国家警察的公益形象，并倡导一种社会主义新道德。

　　另一首是1970年代的《小小螺丝帽》。这首歌同样也是关于路上拾捡遗落之物的歌曲，只是这个遗落之物比较特殊，它不是私人财物，而是公家的物品，并且是一种缺乏日常实用性的物品——一颗对于普通人来说了无用处的螺丝帽。歌中唱道——

　　路边有颗螺丝帽，

　　路边有颗螺丝帽，螺丝帽。

　　弟弟上学看见了，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螺丝帽，虽然小，

　　祖国建设不可少。

　　捡起来，瞧一瞧，

　　擦擦干净多么好。

　　送给工人叔叔，

　　把它装在机器上，

　　嗨，机器唱歌我们拍手笑。

　　关于螺丝与机器的关系，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基本隐喻之一。将国家和制度比作一架机器，公众则是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这一比喻给社会主义国家形态染上了浓重现代工业文明的色彩。教育经常鼓励青少年，要做国家机器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如此被强调，可能是因为在当时，人们常常看到螺丝太容易生锈，而且，不锈钢生产也严重不足。所以，并不是任何人随随便便都可以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只有少数经过刻苦努力、悉心保养心神的人，才可以做到，就好像神秀禅师所说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也是社会主义新人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

　　小学生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在路上拾捡一些鸡零狗碎的什物，玻璃弹珠、纽扣、羽毛，铁丝、钉子、形状特别的石子，等等。至于像螺丝帽这样一类的金属物品，而且是工业零件，则是相当罕见的。一旦得到，那是可以大大地炫耀一番的。我们小时候在上学的路上也捡到过个把废旧零件，而我们这些道德水平可疑的小学生，往往是将这些物品据为己有。至于说送给工人叔叔，这种念头我们也是有过的，但工人叔叔一般脾气都比较大，还没等我们走近车间，他们就会吼叫道：小孩子跑进来干什么？滚！这样的工人叔叔，绝对不会对我们所捡来的东西感兴趣。再说，我们所捡到的螺丝帽也不一定就是他们机器上的那一颗。

　　机器上的螺丝帽掉在路上，要么就是机器坏了，螺丝到处乱掉。要么就是螺丝报废了，自己从机器上掉下来了。如果它是一颗报废了的螺丝帽，这个问题就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完全可以交给废品收购站。社会主义工业国有，工业零件通常也就属于国家财产，哪怕废品也属于国家，理应交给国家。捡废品交给废品收购站，支援国家建设，这在当时也是经常被鼓励的行为。有一度学校还号召我们这么做，作为一种课外劳动。所谓“节约闹革命”的内容之一，就是倡导尽可能变废为宝，废物利用，以节约资源。

　　现在，有一颗螺丝帽，并非作为隐喻的螺丝帽，而是真实的螺丝帽，令人遗憾地被遗弃在道路上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但也容不得多想，因为弟弟还要上学，不可以迟到。弟弟迅速做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小学生所应该做的正确选择——捡起来，交给公家。

　　问题是，那位工人叔叔所采取的行动令人困惑——他迅速地将这颗路上捡来的螺丝帽安装到了他的机器上了。歌中并没有交代清楚螺丝帽掉落的原因。总之，螺丝帽跟机器之间的契合度很成问题。如果根据工业上的安全生产的要求，这种螺丝帽绝对不可以再次使用，只能报废，否则会酿成安全事故。工业产品是讲究标准化的，每一个零件，每一颗螺丝，都有特定的规格和形制，岂能随随便便就捡一个装在机器上？而歌中弟弟所遇见的这位工人叔叔好像对安全生产规则一无所知。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当时的工业生产条件比较差，工业物资相对紧缺，旧螺丝帽也凑合着用。如果是这样，那这首儿歌无意之中泄露了当时国家的工业水平，一种欠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劳动生产状况显露无遗。在今天看来，这种状况令人堪忧。

　　关于机器在安装了那颗废旧的螺丝帽之后的运行状况，歌中用机器唱歌来表达。这显然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这种歌唱与其说是关于机器和国家工业的，不如说是关于社会主义新伦理的。而这个新伦理既包含了道路拾遗的传统伦理内容，也包含了热爱公共财物的社会主义新内容，还包含了那个特定时期的“厉行节约”的特定内容。机器的歌声与儿童的歌声相互唱和，唱出了一曲欠发达工业社会的伦理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