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朋乐

　　人的一生能做别人没有做过或者很少有人做过的活，那是值得一辈子骄傲和玩味的事。

　　1993年，我有幸参加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筹建和举办，亲身见证了中国没有电影节的历史是如何被终结的。那是一次大胆的创新，更是一次艰难的探索，因为我们没有基本的专业经验，也缺少足够的资金支撑，任务很重，人手很紧，困难很多，要求很高，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必须毕其功于一役”。二十多年过去了，也许当初我们所经历的，今朝已经难以感动别人，但是在我们的心中，这些点点滴滴依然那么清晰，那么温暖，那么回味无穷。

　　壹

　　第一次听说我将参与筹办上海国际电影节，负责整个电影节新闻委员会的工作，我喜忧交加，喜仅仅几分钟，稍纵即逝；可是忧却像一块膏药牢牢地贴在我的痛处。说喜，这么重的担子领导让你挑，说明你具有这方面的潜质，这种信任自然体现了自身的一种能耐和价值，难免有点沾沾自喜。但这点嘚瑟很快就被随后而来的忧挤兑得无影无踪，一想到具体工作，我就犯愁，就害怕，就有一种“猪八戒抱刺猬”的感觉，咱没干过这样的活呀。整个电影节工作班子里，除了担任组委会领导的电影局局长吴贻弓导演有过参加国际电影节的经历，绝大多数人“既没看见猪吃也没看见猪走”，都是电影节的门外汉，懵懵懂懂啥都不明白。更让人闹心的是这新闻委员会要承担的责任太多太重，各种宣传品的设计制作、各类见面会新闻发布会的组织策划、各项宣传推广活动的落实安排，大大小小、琐琐碎碎，可以说头绪繁杂，面广量大，可我们七拼八凑也就近十个人。更棘手的是，这“国际”两个字分量忒重，“外事無小事”，让人一看就有点发怵。又要大张旗鼓、热热闹闹，还得谨小慎微、不出丁点差错，这活儿扎手。

　　说难真难，就说编辑电影节的会刊吧。这可是体现电影节脸面的一张重要名片，一册在手，电影节一目了然，其内容涉及电影节的评委介绍、参赛片、参展片的介绍、主要活动的预告等等，不能遗漏，不能有误。但是，由于上海国际电影节刚刚步出深阁、撩开面纱，在整个国际电影界还缺少知名度，加上通讯联络、交通运输不像今天这么便捷发达，因此许多我们需要的图片资料不能及时到手，即便到了，有些也缺胳膊少腿。怎么办？我们只能专门安排两位对外国电影有所研究的同志，从外文报刊上寻找替代品，硬是拼拼凑凑填补了空白。评委的邀请和落实也是件麻烦事，迟迟定不下来，但我们等不及，只能根据组委会的指示，将已经明确表示意向的评委悉数上了会刊，遗憾的是电影节开幕前夕，还是有两位评委婉拒了邀请，放了我们“鸽子”。

　　编会刊，材料不全，是件麻烦事，编排印刷手段落后，更令人伤脑筋。那时依然沿用照相排版技术，内容版式确定后，图片要扫描，文字需通过照相翻印在相纸上，再根据版式样稿剪贴，然后制版进入印刷。程序复杂，费时耗力，每天晚上，新落成的影城四楼大会议室里，一群人围立在会议桌旁，找的找，剪的剪，贴的贴，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行或一个字不见了，几个人趴在地毯上，瞪大眼睛旮旮旯旯寻个遍。幸好那时还年轻，腿脚还算灵活，换成现在，爬几次就能浑身散架。就是这样的技术水平和工作速度，有前瞻性的领导要求我们与国际接轨，电影节期间，每天出一份中英文对照、图文兼容的“每日新闻”杂志，及时报道电影节方方面面的活动和信息。这是个很大的难题，能否很好地完成，我心中无底，但领导的要求，我们不能打折，“没有干不好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不能还价，没法推诿，唯有攻坚克难，破难而进。我们对版面做了精心设计，事先将每期的彩页版做好，留下十六页黑白版到电影节期间当天采访、编排、拼版、印刷。这活不重但累人，耗时耗精力。电影节期间，每天上午开编前会，明确采访目标和任务，晚上九点集中所有的文字、图片，进行筛选和修改，打印，一遍遍校正，再根据版式设计编排，通过照相制版出样，最终出大样，作最终的修改，然后签字付印。这时基本上是“身披一道朝霞了”。尽管程序一道又一道，过程一坎又一坎，好几双眼睛吹毛求疵，反复审读，为的是不留瑕疵，不出纰漏，然而因为每天工作近二十个小时，常常通宵达旦，错误就偷偷地从疲乏中孳生了。我作为主编，每天最后一个离开印刷厂，第二天一早最先来到办公室，刚出印刷厂的《每日新闻》需经过我的检查后才能分发。我这么做为的是如果发现谬误能够及时处理，以免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影响。没想到，难以预料的事真给我撞上了。电影节开幕后的第三天，一早，当我在办公室里打开还飘着油墨香的《每日新闻》时，仅仅扫了一眼，后脊梁就腾起一股凉气，心里暗自直叫“出大事了”。一篇采访当时国家电影局长的文章，配发的照片竟然是一位体型面容相似的韩国导演！估计是昨夜美编由于疲劳而看走了眼。我心急如焚，但没有声张，只是关照这一期《每日新闻》不要发，马上送回印刷厂，已经发的几本也要追回来。随后，我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找了一张局长的照片，坐上专门配给我的可以畅行无阻的新闻采访车，一路疾驶，赶到印刷厂，直奔厂长室。那位我熟悉的徐厂长，熬了一通宵，正准备离去，却被我拦在了办公室。听完我的三言两语，厂长急了，转身出门进了广播室。“上夜班的同志请注意，请大家留一留，有重要任务”，车间的喇叭里顷刻传来了厂长的声音。于是，在厂长的直接指挥下，各工种分头行动，拆的拆，重新制版的重新制版，印的印，装订的装订，足足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总算神不知鬼不觉，在11点钟将完整的《每日新闻》送到了宾客的手中。有人问我“今天的《每日新闻》怎么晚了”？我笑笑：“还好吧，没怎么晚。”表面上很镇静，可心里犯嘀咕：如果按时拿到，那我就摊上大事了。

　　从1993年开始，我连续13届担任《每日新闻》的主编，遇到这样“临时抱佛脚”的事还是蛮多的，由于处理及时，几乎都没有露出蛛丝马迹，但心里那份“如履薄冰”的感觉挺折磨人的。折磨的次数多了，也就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超脱感了。

　　贰

　　电影节要扩大影响，做出品牌，记者的参与是少不了的。不过记者是“无冕之王”，难对付、难伺候，让人挠头。上海国际电影节一亮相，吸引了媒体的眼球，毕竟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嘛。尽管鉴于我们的接待能力，对记者的参与设置了一些条件，包括收取报名费、限制名额等，但趋者依然如鹜，有国内的，有港台地区的，有国外的，一下子来了几百个，长枪短炮，个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削尖了脑袋“捕风捉影”抢新闻。新闻委员会专门安排了几个同志对付记者，并再三叮嘱“对记者要厚待、宽待、善待”，还设立了记者评奖、记者沙龙，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免费为他们提供一些类似咖啡、茶水、小点心的服务。但是还是搞不定摆不平，双方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冲突。而导火线恰恰都是和采访有关，尤其是一些小范围的采访，由于粥少僧多，轮不上的自然就不平，不平就鸣，就申述，就抗议。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只能笑脸相迎赔不是。说心里话，这不能怪记者，人家交了钱付了费，车马劳顿，寝食不安，为的啥？不就是抓点新闻抢点镜头吗？我当过杂志主编，深谙记者的苦衷，总是想方设法满足记者的要求，尽力为他们提供方便，但有时也常常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印象最深的就是好莱坞著名影星索菲亚·罗兰的光临。一方面，这么大的世界级“腕”第一次来中国，这可是特大新闻，记者谁不想见见她，采访她；另一方面，人家大牌明星绝不是谁想见就见的，她有自己的规格和要求。事先经过方方面面协商，同意安排十名左右的记者直接去机场内接机。几百个人中选十人，可谓“百里挑一”，选谁都得咬牙跺脚下狠心。权衡再三，人定了，但行动还得“悄悄地”，一切都在不动声色中进行。谁料，就在这十名记者坐车去机场后不久，我的办公室里突然闯进来一位年轻人，他一进门就扑通跪地，像捣蒜一样对着我磕头。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赶紧伸手拉他起来。他不从，嘴里咕噜着：“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我能答应啥呢？我如坠云里雾中。我拉他，还是不起，我急了，嗓音也大了：“起来！我答应你。”话音刚落，他一咕噜爬了起来，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听口音，是海峡那边的。我问，你让我答应什么。他告诉我，这次台湾来的媒体中，比较大的有两家，这两家互相间争得很厉害，这次报社对他采访上海国际电影节有极其苛刻的要求，如果那家竞争对手采访到的新闻，他没采访到，回去就自动去职，而这次安排去机场的十家媒体中就有与他们竞争的那家媒体。原来如此！没想到我们考虑到台湾地区“骨肉情”的特意安排竟卷入了一场势不两立的纷争。我明白了年轻人的意图，我决意帮他一把，免得他回去后饭碗被砸。我立马和在机场负责接待的同志通了电话，为他争取到了一个名额。他喜出望外，竟然抱着我，在我脸颊亲了一口。我愣住了，望着他跨出门外的背影沉思了好一会。我为新闻自由带来的残酷竞争感到不可思议，更为小伙子的敬业精神而心生敬意。幸好，在数百名记者中，像这样不顾脸面追求好新闻的还是屈指可数，大多国内媒体的记者关心的是有没有统发稿，只要拿到统发稿，任务就基本完成。因此每次写统发稿可得费点心思，尽量让那些靠统发稿交差的朋友能掌握点干货。

　　叁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有”。电影节一下子涌来上千宾客，各种色彩就五花八门了。尤其是国外来的客人，很难了解他的面貌、立场和思想。虽然都是电影人，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迥异，一些初来乍到的老外，有的对中国不熟悉不了解，认识上有偏差；有的戴着有色眼镜，挑刺找茬，借题发挥。记得第二届电影节期间，来了一位法国导演，带来一部由阿兰德龙主演的影片参展。他一到上海就对接待部的工作人员提出想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接待部的头查阅了他的有关资料，同意了，希望我安排一下。因为原计划中没有这样的安排，我对临时加这么一档节目有点异议，理由是不太清楚他的诉求，更不明白他对记者想说点什么。管接待的同志告诉我，他是法国左翼人士，是总统咨询团成员，又是哲学家、诗人、作家、电影编导，言下之意他不会撂什么“屎橛子”。于是，我们安排他与记者见面，由我主持。一开始，他讲法文，通过翻译，他告诉我们，他喜欢中国，尤其对上海这座城市特别向往，因为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爆发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等，说他下了飞机就去瞻仰革命先烈洒过热血的南京路。我听着，心里漾起一股热乎乎的感覺，一个法国人居然这么熟悉中国历史，这么崇拜我们的先烈，确实感动了我。然而，就在我刚出现一点“相见恨晚”的感觉时，这老兄话锋一转，说出了我极不愿意听到的一席话。他说，70年前，中国革命的仁人志士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浴血奋战，今天，魏某某——这个姓魏的名字一出现，我的神经倏然间全被吊起来了，我竖耳细听，身上渗出了冷汗。果然，这家伙是来砸场子的，公开宣扬的论调是与我们的意志相悖的。我赶紧打断了他，尽量压制自己的情绪对他说，我们这里是电影节的记者见面会，谈的应该是电影的话题，请你不要……他似乎很接翎子，旋即调转话题，谈起了他的电影。可是，仅仅过了几分钟，从他的嘴里又冒出了那个十分敏感的名字。我二话没说，又打断了他。他又把话题转了过来，不过没说上几句，他居然操起英语，大放厥词了。这回，我可不能再彬彬有礼了。我提高嗓音，义正辞严地警告他，因为你所表达的，完全违背了我主持这次见面会的宗旨，我不得不宣布会议到此结束。说完我就离场了。也许，他不太明白，他说的这些与我个人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我干嘛这么义愤填膺？他更不清楚，我们是有组织的人，很多场合是代表组织的，得罪他就是维护组织。还是法国大使馆的人比较了解中国国情，很快就“将这位哲学家打道回府”。

　　国际电影节自然要遵循国际惯例，顾及国际影响，同时也不能搁置我们的立场和原则，因此，权衡是十分重要的。我记得从第一届开始，我们的一个兄弟邻国就积极参与，而且处处要享受“兄弟的待遇”，要求我们像他们那样划分敌我，区别亲疏。这哪行啊？中国已经打开国门二十多年了，我们的朋友遍布五洲四海，更何况我们办的是国际性的大型电影活动，当然不能盲目依附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动辄“感冒”，发点脾气，提些抗议。我们一方面据理力争，毫不妥协，一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生活上的特殊照顾，让这些刚走出缺衣少食困境的同志感受到我们兄弟般的热情，避免了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有一天，这些兄弟拿着《每日新闻》找来了，指着其中一张美国导演、评委奥利佛斯通和韩国电影《悲歌一曲》女主演吴贞孩的合影照片责问我，为什么登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反动派勾结在一起的照片。我真想笑，但不便笑，只得耐着性子解释了一通，也不知道他明白不明白，反正我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几句话。他们气咻咻地走了。为了息事宁人，不要把事情搞僵，当晚，我们准备了一桌简简单单的饭菜，把他们的肚子填饱了，气自然也就被挤走了。

　　肆

　　中国人过节，少不了吃喝。作为国际电影节，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相聚逢首，吃一点，喝两盅，在国人的词典里，似乎是常规礼仪。但作为国际化的电影节，我们恪守的是国际制片人协会指定的规矩和规则，吃吃喝喝自然被排除在外，于是，吴贻弓等领导明确要求，无特殊情况和特别需要，各部门都不能请客吃喝。这道规矩一列，竟然引起一些费解。那些在国内很有知名度的电影人和电影界的领导风尘仆仆来到上海后，都由接待部门统一安排食宿，一日三餐，大多自助。一开始，这些平时都有专人陪吃陪喝的人心有不快，还把这些和上海的“小气”连在一块了。后来经过解释，大家总算明白这是“国际规矩”。说国际规矩，不是瞎掰。电影节开幕后，当时专程来沪考察的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秘书长肖恩，一连几天，逢饭点，就猫在主会场上海影城三楼的“影城酒家”捕捉设宴吃喝的现象，结果令他释然。正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从起步开始，就按国际惯例“循规蹈矩”，严格要求、谨慎运作，才崭露头角，得以跻身A类国际电影节之列。

　　说起吃喝，自然就想到当年我们的特殊待遇。因为工作多、任务重、时间紧，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填饱自己的肚子，靠的是赞助来的八宝粥、火腿肠、瓶装水等充饥解渴。不让肚子饿，办法多的是，可不让人在夜以继日的繁忙中没有倦意，感觉不到疲乏，除了传说中的灵丹妙药，还能找到什么呢？这天，电影节办公室主任江平给我送来一大箱当时市面上流行的保健品“活力OK”，告诉我这玩意儿是中药西制，可以提神醒脑，祛乏消累，每天坚持喝，能让你活力四射，不知疲倦。我将信将疑，先尝试着喝了几支，感觉良好，于是在得到江平的无副作用的告示后，我加大剂量，每天一早喝上十支，效果堪称神奇。一连数月，我每天加班加点连轴转，竟然不困不累，始终像个充满气的皮球，到处蹦蹦哒哒。真的该感谢这有着洋名的中成药，为我保驾护航，当一大箱“活力OK”全沉入我的皮囊后，我也顺利地度过了充满挑战和紧张感的日子，完成了组委会交办的各项任务。让我惊奇的是，在电影节结束后，几乎所有参与者都瘦了，唯独我，重了好几斤。当我把这样的收获告诉别人时，有人提醒我，“这活力OK中是否含有激素？”我不明就里。当我的体重继续飘红时，我开始意识到我被“激”中了。果然，时隔不久，这种保健品“活力”已尽，再也不能“OK”，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然而我的体重却久久地沉浸在“牛市”中，至今仍保留着累累硕果。这是电影节给我的永久的馈赠。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将迎来二十届的生日。尽管自己已退出“江湖”，电影节与我们也“不搭界”了，但抚今思昔，心生感慨。在电影节日趋成熟、声名鹊起的今天，当初我们曾经经历的这些也许已经被时代和科技的发展淘汰了，但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储存着这些经历，那一件件一桩桩值得留恋的往事，泛着青春的光彩，熠熠生辉，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