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濯与《第二次握手》
文/张扬
“躲在阴暗角落里写”惹麻烦
最初知道“康濯”这个名字,是在我的儿童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长沙读小学,但已经“越级”阅读初中或高中的语文课本。康濯的作品经常被选作当时的中学语文课范文,也被我过早地吸收了。我至今仍能记得若干情节。可是那时却不知怎样读“濯”字。从那以后,我一直注意康濯和他的作品。当然,这种注意就像注意其他著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从来没有幻想过自己能有与他们之中任何一位结识的幸运,更不敢幻想与他们之中任何一位建立特殊关系。在青少年时代的我的心目中,他们全都像天上的北斗星。
虽然我自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写作,在同辈人中写得也较好,但从来不投稿,只是“躲在阴暗角落里写”(这是借用后来批判我时的一种形象说法)。一篇又一篇地写,写了只给身边几位朋友看。
《第二次握手》就是这么写出来的。1963年写了初稿,以后写过好几稿,其中1970年稿造成全国规模的传抄,1975年1月因此被“四人帮”逮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后,于1979年1月平反,随即到了北京,住进北京结核病医院。
监狱与世隔绝,长期的住院生活何尝不是与世隔绝。就在这种沉闷无聊的日子里,大约是1979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护士忽然通知我:“刚才接到电话,湖南省文联主席康濯今天下午来看你。”
我又惊又喜。确实有一种“北斗星”即将降临在我面前之感!
午休之后,湖南省文联几位同志来了,为首的便是康老。他走进我那间普通病房,坐在一张白漆木凳上,很亲切、随和,谈得很多,也没有顾忌。他又高又瘦,精神矍铄……我怎么看,也看不出他是颗“北斗星”!他不完全是个普通人吗?然而,我感到,他的可亲之处恰好在于他的普通。
我的女朋友来了,康老打趣道:“你和张扬的事,将来怎么办呢?他嫁到北京来,还是你嫁到湖南去?”
“我跟着他走吧。”
“那好!”康老拍拍她的肩,慈祥地笑起来,“咱们一言为定,今后你就是湖南的儿媳妇啦!”
1980年5月,我病愈出院,回到湖南。当初我出狱时,北京有两家单位争着要我,一家要我去当编辑,另一家要我去当记者。后来一看我病得那么重,特别是听医生说我可能活不了多久时,便都打了退堂鼓。《第二次握手》出版后,出版社发了大财,湖南省文联什么都没要,只要了我。在我的工作安排方面,康老是出了大力的。
我在文联大院中生活和工作,与康老经常能见着。我去他家很方便,他有时也来看我,他用乳名称呼我妻子,也真像对待“儿媳妇”一样。我们的孩子出世后,他又送来婴儿的衣物和钱……
阅案卷发现意外
在这平静水面激起巨浪的,是一件意外的事——1986年,一家月刊约我写篇回忆录,披露当年《第二次握手》文字狱全部内情。我写好寄走之后,一位当法官的青年朋友忽然利用职务之便借出了当年的全部案卷,并交给我使用一周。我昼夜不停地一页一页翻阅案卷,才了解到许多我从来不知道的细节。
我是1975年1月被捕的。1976年,公安机关向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我的“罪行”,遇到一位姓李的善良法官。这位李法官想保护《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苦于压力太大,孤立无援,便采用拖延战术。一直拖到1978年,形势变化日趋明显,他便来到湖南省文联,找到主持工作的康濯同志,介绍了案情。康老立刻表示他早听说过这部手抄本,明确表示这是一桩冤案,应予平反。他将尽全力支持!
李法官与康老“一拍即合”。康濯同志立刻开始行动,一方面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大声疾呼,一方面到各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那里去奔走“游说”,为《握手》及其作者鸣不平。而当时政治形势尚不明朗,下令围剿《握手》的姚文元虽然已经被捕,但在这桩文字狱上助纣为虐的另外一位“大人物”却还炙手可热;另外,1975年湖南大肆围剿《握手》的主持者,到1978年时还在当政。也就是说康濯的努力实际上是跟上面“对着干”。
然而,他义无反顾!他的斗争的另一个侧面,是组织文艺界为《握手》提供鉴定意见。因为“四人帮”及他们的帮凶曾纠集了一批喝过墨水的打手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作品的“反动”;今天要推翻这桩冤狱,势必也要从文学、艺术乃至各种学术和政治角度提出强有力的相反论证。案卷中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当时的一切,记载了康老不屈的努力……
不久,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发现了这桩文字狱。1978年底,他们派人来湖南调查。康濯热情接待了北京客人,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从案卷中可以看到,无论对省法院那位李法官,还是对团中央系统来的人,康濯一直给予有力的支持。1979年1月18日我平反前夕和出狱之后,他又在省会文艺界各种会议上作特大喜讯宣布了这一消息……
看完案卷后,我立刻给那家月刊写信索回稿件,依据案卷全部改写了。
这个案件波及全国,后来的平反斗争也很复杂,为推翻这桩冤狱而作过贡献的人很多。我由衷感谢他们,他们都有恩于我。但是我也要说,他们之中没有向我作过任何表白的人只有两位,其中的一个就是康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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