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该有伟大的寂静
中国青年报刊文说，1934年，被称为“中国话剧百年一戏”的《雷雨》第一次走上舞台。这部四幕话剧在浙江省上虞市春晖中学大礼堂举行试演，就连不太懂普通话的村民也看得入了迷。当年，因为它的上演，校园里引起阵阵骚动。有些已经由父母订过婚的女学生看过后，坚决要求父母解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将如此丰富的人性集中表现于完美的戏剧中，是非常困难的。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戏剧的经典。”曹禺的三女儿、编剧万方，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评价《雷雨》。从话剧到电视剧到电影，80年中，《雷雨》历经多次被改编。“它吸引大家不断作出新的解读和呈现，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尽管有很多改编使某些部分已经脱离了原剧本身，”万方说，“但这恰恰证明，《雷雨》是一个宝藏。《雷雨》的经典性没有被改变。它的价值和魅力在于，没有多少戏剧剧本能超越它的结构。”万方透露，自己也在改编《雷雨》，并且已七易其稿。《雷雨》这样的现实主义戏剧是否已经过时？万方说：“真正的创作者在创作时绝没有想到要创造一种主义，创作者心里只在想着一件事：对人类的境遇、人类的天性，进行深刻的思索，在创作中做出尽可能生动的反映。他们需要寻找一条道路，一条最能表达自己内心的最酣畅淋漓的通道，于是他们找到了。”
一次万方在开车时，听到广播中在介绍一部话剧，其导演说：“我可以保证说让看戏的观众两分钟笑一次。”万方很诧异：“两分钟笑一次，这是戏剧要做的事吗？”万方认为，当下之所以现在现实主义戏剧不突出，是因为大家观念改变了，有更多手段和形式可以表现戏剧。同时，大家也忽略了戏剧该有的“伟大的寂静”。
“作为编剧，我的观剧经验是——期望得到喝彩，甚至有笑声就好，好像害怕演出时观众席里没有声音。”万方说，这或许是因为本身创作力不足导致的。或许，有些编剧太想从观众口袋里掏钱，于是必须让他们满足，以为只要让他们笑就好。殊不知，观众最了不起、最有力量的反应，其实是寂静。”
这种“寂静”很被曹禺看重。万方回忆说：“父亲曾经一度怀疑自己的作品，尤其经历过‘文革’之后。一次我去看《雷雨》，回来后，他问我：观众还能坐得住吗？我说剧场非常非常安静，他听了很欣慰。”
“笑场”是因文化断层导致理解隔阂
东方今报刊文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雷雨》日前在上海上演，整整3个小时的演出中，场下不断听到笑声不断。网友说，周冲的脸上两大块胭脂“很傻很天真”，四凤“表演做作”，繁漪“看上去足有五十岁，大热天穿丝绒旗袍”……在网友毫不留情的拍砖下，此版《雷雨》频频让观众忍俊不禁，甚至角落的窃笑最后演变成全体观众的哈哈大笑。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副总经理喻荣军分析说，“《雷雨》为什么会引人发笑，的确值得深思。”他说，“《雷雨》本来就有很多点好笑，这一版演员对表演继承得也不够鲜活。”不过，他把话又说了回来，“观众的心态不对。因为前面出了笑场的事件，很多观众来看这个戏，就是想来看《雷雨》到底好笑不好笑的。当然，整个戏看完之后还是非常震撼的。对剧院来说，还是要有坚守，不能一味迎合观众。”导演顾威也听了很多意见，“有人说我们该内部检查，可能是表演不到位。上世纪五十年代，朱琳演出鲁侍萍时，一句‘你是萍……凭什么打我的儿子’，老被观众笑，于是朱琳就把这句词拿掉了。后来周总理看完戏，给她打电话问那句词为什么拿掉？朱琳说，我说不好，一说观众就笑。周总理说，那是你们演员的问题，不是曹老爷子写的问题，这词儿一定要说。后来朱琳调整了表演，观众就不笑了。”
更多人将《雷雨》遭笑归结于时代。“我知道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学校、老师的问题。他们还懂不懂得什么叫经典，什么叫权威，什么叫做追求。”最近，许多戏剧界人士纷纷对《雷雨》笑场事件进行反思。戏剧评论家刘莐认为，《雷雨》笑场事件，不应一味恼怒于年轻观众，如何让年轻观众在经典里找到自己、找到真正心灵在场的体验，才是戏剧人应该深思的问题。
文人的操守
齐鲁晚报刊文说，中国是一个敬畏权力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权力一说话，咱们小百姓立刻俯首帖耳，连个扁屁也不敢放的。所以找工作、办执照、打官司……诸如此类的事情非找“门子”不可。“门子”者，权力之谓也。旧中国的官场，有所谓“请托”之说，其实就是找有权的人从中说话。1927年，钱基博先生（钱锺书的父亲）任南京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梅光迪任文学院院长。国文系要重新改组，但各方面推荐教授、副教授的信件已成堆。梅先生让钱先生起草国文系教师的聘任条件。这天，梅光迪先生领来一位先生见钱先生，介绍说:“这是支伟成先生，蒋总司令介绍给张校长！”一句话，我们也可知这支先生的来头了。一是由当时中国最高统帅介绍给校长，又由文学院院长亲自带来，那么，此人即使是白痴，安敢不任用为教授也？这支先生果然取出蒋中正的亲笔信给钱先生看。不料钱先生说:“总司令给校长的信，我不敢看！不过我觉得总司令可以委任一军长、师长，而没有资格聘用一小学教员，因为不在他职权以内；并且小学教员需要哪一种人和哪一种知识，做总司令的人，他不会了解。”支先生大窘，又取出段祺瑞、孙传芳的两封信。原来这支先生也非等闲之辈，他撰写的清代朴学大师传，寄给那两位“大人物”，段、孙二人来信称赞他。他想拿这两封信使钱先生惮服。不料钱先生却说:“大著读过，极佩宏通；不过因着段祺瑞、孙传芳的话，价值却减低了！从前孔子作《春秋》，没有听到送给季孙、陈恒（鲁国的权贵）看，得到恭维。”支先生怫然而怒，追问道：“国文系能否聘我为教授？”钱先生说:“正在拟订聘用条例，如果先生符合条件，即使没有总司令的信也会聘用，如果不符合条件，有总司令的信也难以从命。”支先生遂大怒而去。后来，钱基博先生终因人事上的权力掣肘，留下一信，不当这国文系主任，提着皮箱走人了。
这件往事，让人慨叹久之。不巴结权贵，看重读书人的操守，像钱先生这样的人如今还有吗？文人写了一本书，屁颠屁颠地送给权贵，如果得到赏识，立刻拿来炫耀，这不是常见的吗？如今讲操守的文化人有多少？像钱基博这样的先辈大约被视为傻子了吧。
没有内心驱动，哪有创新
经济观察报刊登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的专访说，我最近去以色列，非常有感触。一位70多岁的企业家请我们去他家做客，他都卖掉了好几个公司，钱对他已经不是问题了，他说自己在研发一款可以代替老坏视网膜的芯片，未来可以把芯片植入盲人的眼球，从而恢复人体的视觉成像系统，进而重获光明。我就很奇怪，到底是什么在驱动着他在这么大的岁数，来做这样的研究。后来发现这样的企业家（在以色列）不止他一个，是有一大批。为什么，我说不清楚，一个不信教的人很难理解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的内心。但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和启发。还有一个当地的风险投资家，听说中国企业团里有一位经济学家，主动找我聊天。他说以色列的基尼系数是0.7，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我觉得奇怪，你一个风投，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投资家说，以色列的收入两级分化，原因在于企业非常愿意创新，很容易产生富翁。他们有了钱，就把物价抬上去了，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很大的问题。他说，自己要想办法把创新向传统行业扩散，提高传统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传统行业工资水平，降低基尼系数，缩小贫富差距。这哥们压根没跟我说社会责任，他很自然，说如果一般老百姓，员工不能够很安定地生活，公司也办不好。
我一个朋友问扎克伯格，你为什么要做Facebook？这个大男孩回答，他刚开始就觉得是把女同学放到上面来比较这件事情很cool。做着做着，6亿人都放在这平台上，太有意思了。所以你看他的驱动，不是金钱的需求，而是其他方面的追求，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客观评价，完全看你自己的内心获得了多大的成就感。
没有这种内心的驱动，哪会有创新。
“学问”与“学位”之倒置
光明日报刊文说，纵观最近挖出的贪官，竟有好几位学位不低者，有的甚至“酷爱写论文”，到处兼教授。至于写出或讲出些什么真知灼见，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推测，凭着其穷凶极恶的贪欲，若想用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恐怕殊难胜任。探究他们“迷醉学位”的背后动因，答案并不深奥：就像历史上各种“时髦标志”一样，什么吃香搞定什么，如今官场上学历很被看重，那就当然得手握敲门砖了。至于“学问”，那就另当别论，要紧的是想方设法﹑以最快捷径弄到“学位”。如何看待“学问”与“学位”的关系，能够检测一个社会优劣如何。懂得学问的高低深浅，才能尊重学问和学者。真正的学问家﹐眼睛只盯着学问而不是学位。陈寅恪先生从12岁起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高等学府求学18年，可他游学多年却没有一个学位。何故？他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研究。对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学位，他却淡然视之，不以为然。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时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便推荐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清华的校长曹云祥问梁：“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那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闻之大为生气，遂答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立即决定聘请陈寅恪。
这事要是放在现在，一没有胸怀开阔、惜才如命的吴宓和梁启超，二没有敢于拍板的校长曹云祥。人们今天赞叹陈寅恪这样的学界泰斗，但又深知陈寅恪们再也不会出现了。如果谁想学习陈寅恪的特立独行，恐怕没有好日子过，至少你的学位就欠缺，哪还有你发言的份？陈寅恪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稀缺品。看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只要看人们如何对待“学问”与“学位”。假如两者关系是倒置的，那么社会肌体一定出了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