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疆域中，关于民族性、地域性、世界性话题的探讨有很多，其中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有句名言——“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不是每一部书写民族与地域的作品都具有世界性，但民族性与地域性却无疑是作品能够通往世界的桥梁。青年作家阿尼苏小说中连接着群山的西日嘎草原与草原通往的小小巴镇，因作者坚定的文化立场与富有草原特色的地域描写，探讨了游牧民族在城市化占据主流的当代如何过好草原生活，更写出了牧民与草原紧紧相连又含有断裂危机的生命关系，有了福克纳笔下“约克纳帕塔法县”的世界性意味。

　　小说《山脚的毡房》篇幅不长，故事内容也很简单。但小说以广袤的草原和连绵的群山为根基，在短促凝炼的句式和坚实朴拙的语言中，营造出一个弥漫着冬雪覆盖草原的寂静寒冷之气的文学空间，再加上寒风包裹下的毡房露出的融融暖意，形成了坚硬质地中蕴含柔软内里的审美风格。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最高与最深处的诗意之一。”作者笔下的西日嘎草原不是经过人工改造的山水田园，也不是某些作品中增加审美韵味的写景状物的符号，而是亘古存在于苍茫天地间的原始野性的自然本身。它辽阔、无垠、静谧，散发着神秘、冷肃的气质，也有着独立的生命感和蓬勃的生机，既是牧民与大地的生命联结与同频共振，也是蒙古族人民心灵与性格的映像。以男主人公蒙古族小伙阿木古郎为代表的草原人物，也像西日嘎草原一样面容冷峻，内向少言，执着倔强却对爱的人柔情体贴。同时，阿木古郎们的草原生活是有些清贫和艰苦的，他们住毡房、土房，点油灯，穿袍子，出门要骑马，日常劳作的内容是牧马放羊、剪羊毛、铲牛粪、挤牛奶。小说中完全没有出现手机与互联网，唯一的家用电器是手电筒，想要茶盐糖要特地到镇子上去买。可以说传统的游牧生活与机械化大生产、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能够提供的生活服务相去甚远，哪怕像阿木古郎家一样干净、勤劳，也很难过上现代化的舒适生活。

　　然而小说中最精彩的妙笔，却正在于书写城市文化如何撬动西日嘎草原文化的封闭与纯净，而草原文化又如何抗拒城市文化的影响与吸摄。例如，阿木古郎的朋友向他炫耀拥有一份在镇中学当老师的正式工作，暗中贬低放牧的劳动价值，从此阿木古郎不再参加同学聚会；阿木古郎的前女友希望他把羊群賣了，在镇上买楼房和轿车，并且在他面前表现得高人一等，阿木古郎果断跟她分手；女主人公巴德玛的舅舅想把她和孩子接到城里定居，她却依然选择了留在草原上过放牧的生活，并且拒绝了生活富裕的乌力吉的求爱。虽然阿木古郎的额吉把这些归结于孩子像死去的阿爸一样“倔”“较真”，但本质上这是草原儿女在故土的召唤与城市的吸摄之间被拉扯、刺痛，其中城市文化撬动之细微锐利，草原文化抗拒之固执坚定，传递出作者自尊自信的民族情怀，也直陈了其警惕城市文化对草原文化同化、异化的写作立场。

　　好在草原是永恒的，爱情也是永恒的，这是作者对人物的悲悯，也是作者对读者的安慰。年少丧父、选择辍学的阿木古郎暗恋年长其五岁的巴德玛十年却始终不敢向她表白，而巴德玛则经历了丧夫、独自支撑家业与抚养幼子、世人对其男女关系是否混乱的揣测等等，两人均遭受了生活的种种磨挫。在合力寻回走失的幼子后，巴德玛主动捅破了跟阿木古郎之间的窗户纸，在开放式的结尾中，他们将迎来属于自己的爱情。这对草原儿女终究选择了继续保持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哪怕过着保守而清贫的生活也要抵御住工具理性、消费主义对心灵的侵染，这其中蕴含着一种超越物质世界的与悲剧性的崇高美感，草原人眷恋自然故土的忠诚与坚守很难不让我们肃然起敬。此外，作者写出了阿木古郎羞涩、内向、丰富的内心，也写出了草原男儿暗恋与守护的柔情，但还是需要依赖额吉和巴德玛敞开地母般的怀抱，他才能获得争取真爱的勇气与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塑造人物和讲故事的执拗。

　　黄骠马、小黑狗、袅袅的炊烟、苍茫的大草原、蒙古族的好儿女，这是作者心灵的图腾，也是作者永恒的坚守，祝福他始终怀抱着对西日嘎草原的追寻与热爱，不断走向通往世界性的超越。

　　（李硕，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外现当代小说、叙事学等领域的研究和文艺评论，评论散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河北日报》、光明网、中国作家网等。）

　　编辑： 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