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母亲拉我到奶奶生活的房间，吞吞吐吐地说，房子也要收拾一下。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奶奶离开我们大半年了，房间陈设还是原来的模样。碗柜、床、炭火桌，甚至放菜锅、饭锅的小木架，都是奶奶生前的摆设。只是床上没了被子，碗柜里的碗也蒙了尘。炭火桌，母亲偶尔会生火，温暖着奶奶的房间。来了客人，母亲会去奶奶的房间生一团火，招呼着大家。
母亲和我在奶奶的房间走了走，东瞧西看。一些往事被唤醒，曾经的场景再次浮现，消失的时间似乎重新返回。一些器物在时光的淘沥中逐渐失去了作用和功效，有的被遗忘甚至丢弃，有的落在角落里，或是藏了起来，却终是不知藏在了哪里。有的器物藏在心里，活在人的情感中。
一
口哨上结着红绸带，丝线散乱，如挂着的流苏。我拿给母亲看，母亲问是怎么找到的，我指了指奶奶放针头线脑的小圆木桶。这是你爷爷的东西，老人家最后的那几年，经常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地寻找口哨。
爷爷做过乡长，只是“官”越做越小，快五十岁时，只做了生产队的小队长，爷爷一样很负责，做得有滋有味。小队里有事，爷爷扯着大嗓门，逐门逐户喊着社员的名字，说着出工了，开会了。嗓子喊哑了，喉咙喊痛了，就抿一口水，在喉咙里打几个转，继续拉扯着大嗓门。
大队决定给生产小队发一个口哨，爷爷是小队长，理所当然有了口哨。大队举行了隆重仪式，十五个小队长，齐聚学校操场，民兵营长整着三排队伍，喊着口号，带着十五个小队长绕着操场跑了三圈，列队来到操场中间。课桌拼成的主席台，用长条形红绸布罩着。两位长相俊俏的媳妇端着一木盘子，木盘子底部用一块四四方方的红绸布覆着，上面整齐地放着十五个口哨，每一个口哨上结着红绸带。银白色的口哨在红绸布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醒目。
大队长把崭新发亮的口哨挨个挂在十五位小队长胸前。十五位小队长鼓着腮帮，将口哨吹得震天响。十五个口哨声音一齐响起。出工的、在家忙着家务的社员，赶到操场，看到大队长站在主席台前的凳子上，哨子含在嘴中，鼓起腮帮，?——?——?的哨音再一次响彻操场。大队长放下口哨，对着全体社员大声说道：今后，三声长哨音，就是要出工；两声短哨音，就是要收工。出工、收工或参加其他重大的活动，不再挨家挨户上门喊了，大家听哨音。
那天，爷爷胸前挂着亮闪闪的口哨，一路哼着拉花小调回家，还不时把口哨含在嘴里，轻轻吹一吹。爷爷跟奶奶讲述领口哨的事，无比自豪与荣耀，奶奶破天荒地炒了两个鸡蛋奖励爷爷。后来，爷爷和我说起这件事，依然兴奋与开心。我问爷爷，哨子还在吗？爷爷骨碌骨碌地眨着眼睛，朝我看了看，双手往胸前一甩，说，早就不见了，找不到了。现在谁还用口哨啊。说罢，哈哈大笑。
我吹过爷爷的口哨。我不但吹出了三長两短，我还吹出了不同的哨音。那次，爷爷带我去大姑家。不知是爷爷忘了把口哨取下来，还是特意的，反正爷爷胸前吊着的口哨非常耀眼。在一处不见人烟的地方，走累了，坐下休息。我将脑袋朝爷爷的胸前靠了过去，趁爷爷没注意，嘴含口哨，用足力气，接连吹了三下。我感觉缓不过气来，舒了一口气，又猛地吹起，爷爷用力从我嘴里夺过口哨，说着：你怎么敢吹口哨呢？口哨是不能乱吹的。说罢，拿起路边的木棍，朝我敲了过来。
这事让我激动了好几天。我和小伙伴们说起，他们都不太相信，更多的小伙伴吐出舌头，发出啧啧的声音。只是这样的好事后来再也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更没有发生在我的小伙伴们身上。
队里农活很多，口哨作用很大。哨子声响彻云霄，传递到每家每户，有时，还传至隔壁小队。这个小队的哨子声落下，那个小队的哨子声接踵而至。有时晚上也吹响哨子，如小队开会，或紧急任务，或邻里纠纷，吹响口哨，聚拢社员，一起商量。我记得最热闹也最长久的哨音，是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那会儿，白天晚上的哨子声是不绝如缕。
后来，哨子声越来越少，包产到户，家家户户四季劳作，不再需要队长的哨子指挥了。爷爷的口哨，已经失踪了许多年了。
二
捡拾旧物，仿佛一道时光的闸门被提起，奔泻而下的水流，在漫长的时日中，汇聚成为一片浩淼无边的水面，闪烁着众多的光点，它们成为了我记忆中的场景和细节。
这是一个微型的小长方形木盒，我拿给母亲看，说，这个小盒子，要不要扔了。母亲接了过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和我说，难道忘了盒子的主人？看着母亲手掌心里的盒子，我茫然。母亲说，这是你父亲的粉笔盒，他生前还说：这个粉笔盒是传家宝，要传下去。我记起来了，是的，这是我父亲的宝贝。
在很长的时间父亲是老家学历最高的，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在家务农的年轻人。几年后，在大队干部的极力推荐下，以一位民办教师的身份走上了讲台。
从1971年开始，父亲在村里一直以“民办教师”和“农民”的双重身份，行走在学校与老家的乡间小道上。父亲在大队小学教书。一年四季，从田间地头到三尺讲台，处处留有他带着泥巴的脚印与汗水。开始只拿队里的“工分”，到后来按月领工资，三十多年的教师生涯，粉笔盒始终伴随着父亲。就如一面镜子，映照着父亲在三尺讲台的忙碌。父亲的艰辛与快乐，希望与收获，都在这面“镜子”里有着清晰或隐晦的痕迹。
记忆里，老师都是夹着课本，一只手里端着粉笔盒走进教室，我的父亲也不例外。父亲将粉笔盒擦拭干净，然后从一筒粉笔里拿了新粉笔，放入粉笔盒里，里面还有几截长长短短没用完的粉笔。父亲说，粉笔盒每天都承载着新的使命。
父亲开始教书时，并没有粉笔盒。临去教室，从一筒粉笔里抽出几根，夹在书本里，或是放入口袋。有几次，父亲去教室的路上，并没有发觉夹在书本里的粉笔掉了。等到上讲台，粉笔不见了，那种情形常常让父亲尴尬，只好捡拾起丢弃在讲台前短短的粉笔板书。父亲说，学生看到了不会说，但自己内心却不好受，觉得不上心似的。而放在口袋里的粉笔，也经常断了，短了，不好板书，有好几次，还被校长看到。对于父亲来说，既懊恼又有歉意，觉得对不起学生，对不起教师这职业。
有一年暑假，学校请了木工师傅，修复坏了的课桌。父亲已经是学校总务主任，有时会去看看师傅的活计怎样，课桌是否修好。看到落下的边料，和师傅说做几个小盒子装粉笔。
父亲不是那种心灵手巧的人，动手能力不行。花了大半天，做成的粉笔盒，非常笨拙、毛糙，歪歪斜斜，师傅看了看，说我来做吧。不到一个小时，七八个粉笔盒就做好了。父亲用手抚摸着粉笔盒，如同抚摸着他的学生，是那样的舒畅与满足。
新学期，教师领到了崭新的、红色的粉笔盒子。当然，红色是父亲漆上去的。后来父亲辗转去了其他学校，粉笔盒却一直陪着他。几十年后，父亲退休清理自己的物品，他跟校长说，这个粉笔盒，我就不留给学校了，打算带回家，收藏着，想学校了，就看看粉笔盒。父亲说得云淡风轻，却是婆娑着泪眼。校长没多说话，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点着头。
弟弟师大毕业，分配在一所高中教书，准备去学校报到的那几天，父亲看上去更像个小孩，逢人便说，我的传家宝要传给我的孩子了。真的到了弟弟去学校报到的时候，父亲却压根儿没有把粉笔盒拿出来。
三
几十年前，我家有很多砂罐子，高的、矮的，方的、圆的，有耳的、没耳的，到处都是。那时的砂罐子用途很广，老家还生产砂罐子。流传上百年的《资水滩歌》有一句滩词：沙塘湾里砂罐好，宝庆汉口把名扬。说的就是老家的砂罐子。
后来，有了搪瓷器物，比砂罐子牢靠，还耐用。而后，有了铁制的器物，使用砂罐子的人家越来越少。砂罐子便退去了寻常百姓家。只是在一些老人的家里，偶尔还能遇见一两只砂罐子，大多也是在房间某个角落，孤独、落寞地守着一方偏隅，与灰尘、时间为伍。
这里有两只砂罐子，要不要扔了。我说着，母亲走了过来，擦拭着砂罐子的提手，提起砂罐左看右看。少许停顿母亲说，就放这里吧，不要扔，扔了可惜，由着它吧。
奶奶留下的砂罐子有耳朵，一只是四耳，一只是两耳。母亲说，制作砂罐最难的技艺就是砂罐上的耳朵，是砂罐子技藝的精华。耳朵要能承压，要提起几斤甚至数十斤重的东西。还要均衡，提着砂罐子才不会倾倒。砂罐子上没有耳朵，则显得很呆滞，谈不上灵巧。
眼前的砂罐子，实在是没有惊艳的外表，甚至木讷得没有表情。母亲指着砂罐子上的提手，说是一年冬天，快过年了，奶奶买了几只砂罐子，用来炖年羹肉，吩咐我爷爷在砂罐子上安个提手，那样更好用。
爷爷去了山里，选了合意的老腊竹回家。所谓老，是有十年以上“竹龄”的竹子，十载寒冬，经霜耐寒。腊月里伐下，故称腊竹。经受了冬天的风霜雨雪，腊竹的肌肤会变得坚韧而细腻，没有火气，没有虫蛀。将砍下的老腊竹放在屋檐下，让它自然阴干。然后，在晴好日，截取其最好的一段，根据砂罐的高矮、性能、容量，用稻草将腊竹烧制成不同弧度的提手。砂罐是用来在柴火灶上煮饭、炖骨头、烧水的，下面是一团浓浓大火，一锅的好饭好菜在柴火灶上烹煮。提手质量不好，断了或是烧焦了，摔到地上，摔坏了砂罐不说，那一锅的美味佳肴倾倒一地，是多么可惜。有了腊竹提手，不用担心摔坏沙罐的“烹饪故事”了。
眼前还在的每一样东西，母亲都说得出来历。屋子里的器物，和生命的流速同步。比如那根拐杖，还静静地倚靠在奶奶卧室的角落里，它陪伴了奶奶生命的最后时光。
卧室里的柜子，堂屋里的碗柜，都是奶奶的嫁妆，少说也用了八十多年。烤火桌，都断了几根木梁，一直舍不得丢。父亲在时，说要换新的烤火桌，奶奶说，还可以用，老东西，用习惯了，顺手了，用起来方便。
精巧的书桌，是母亲的嫁妆。母亲等待出嫁，我的外公外婆去了屋后的山里，砍了樟树回家，剥了树皮，将樟树截成几段，在阳光下暴晒月余，请了乡下最好的木匠师傅，花了三天做成书桌。外公用砂布一遍又一遍地将书桌打磨光滑，又买来大红油漆，一遍又一遍地将油漆刷在书桌上。母亲说，她的嫁妆中，只有书桌最值得炫耀、最有价值。
母亲和我说，有的东西要留下来。特意留了下来，其实也没有多大用处，只是为了保留一份不愿割舍的记忆。
（张强勇，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人民日报》《散文》《散文百家》《湖南文学》《湘江文艺》等报刊。出版散文集《乡村指纹》。）
特约编辑：刘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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