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河沿上蹲着一溜洗洗涮涮的人。一年到头，又连阴了许久，这几日的花花太阳正好用来清洗。天河穿城，两头连着外湖，水是现成的，不花一分钱，临河这些住家的女人们，恨不能把家抬来洗洗。守着大河过日子，干净惯了，何况到了年跟前。

　　接个电话，是二姐夫打来的，他们前天晚上就到家了，昨个忙了一天才收拾停当，打电话叫我过去喝茶。好久不见，我们上一次见，还是去年过年。姐夫一家在湖州打工已经很多年，在那边也买了房子，可过年一定要回这边的家。“那里是房子，这里才是家，年必须搁家里过。”二姐夫总是这么说。

　　我不知道做壳子工的二姐夫平常在工地上喝什么茶，每次过年回来，他总要送我几袋好茶。我提了提为我准备好的茶叶，讪讪地说，我哪配喝这么好的茶！他说，哎呦，一年到头，过年喝点好的。说着，撕开一包，给我泡上。

　　茶遇水的那一刻，分明是受了刺激，旋转，翻腾，纠缠，像生生死死的相逢。久久的，释然，和解，放下，终归于安静，它们依偎在草地上，指点星空。

　　我盯着那杯茶，沉浮在茶水里的心思如月。我意识到该说点什么，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还是二姐夫挑了头。

　　姐夫说：“一年一岁。”

　　我呵呵：“又赚了一岁。”

　　我问他今年多大了，他想了半天，说：“过年虚六十。”五十到六十之间的人，不容易一口报出自己的岁数，平常顾不上想这个。

　　我说：“岁字如刀，人是韭菜，一年一刀。”一生能割几刀？一生总能割不少刀。

　　姐夫年轻时是个手艺很好的木匠，带好几个徒弟，我结婚的一套组合柜就是他带徒弟打的，样式新，牢靠，我搬几次家，柜子一点事也没有。那年我临结婚，二姐来新房查看，见没有吃饭桌子，忙上街买了一套钢木桌椅。能折叠的那种，红灯芯绒椅面，翻过来是胶木板，光的，夏天坐。那时真穷，说“家徒四壁”也差不多，摆上二姐这套新桌椅，房间里喜庆了许多。

　　想远了。待我游神归位，茶开了，吹吹，正好一嘴喝。好茶就是好茶，丫丫芽芽，翠绿得像春天里刚下地的鹅黄子，毛茸茸的，看着心里舒坦，凑鼻子一闻，连声说香。

　　低头喝茶，抬头说话，接不上话时，又低头喝茶。二姐夫话矜贵，一句是一句，我教书，理应话多但其实不是，平时就喜欢枯坐着，像一坨干牛粪。两人隔着茶几闷坐，像一对中年闰土。这个世上，家里主事、外头扛事的男人，话都少。

　　其实，我们几十年的姐夫郎舅，可聊的很多。若扳手指头细论，姐姐和姐夫的苦处比我多，这些年，他们养过大棚鸡，开过冰棒厂，倒腾过布匹，吵嘴，打架，出走，闹离婚……一路尖刀山似的爬过来。都过去了，也都过来了，种种的煎心磨胆，烂在心里，不想再说。

　　喝茶，一杯袅袅的好茶。

　　我们在客厅喝茶，二姐在厨房，鸡蛋下挂面，没有猪油，有小磨麻油。我说吃过了，二姐说，知道你吃过了。二姐夫小学文化，家中写写算算的，工地上往来账目，都是上过初中的二姐经手。二姐不喝茶，她吃药，控制血压的药。高血压是富贵病，她说，没人管你吃多少苦，我这样的人也得高血压。

　　二

　　年到灯止。灯节一过，小城空了一大半，灯笼须子上的风都凉了。草城子桥上，天河两岸的方砖步道，走着的都是一些老面孔和背书包的学生。冰箱吃空了，不再填充，菜市上刚添了几样时蔬：豌豆尖，紫云英，蕨菜，香椿，地软，枸杞头……

　　正月十六是星期日，从窗子望出去，云含雨意。濡墨舔毫，写了一张“小米”（米芾），颇自得，晒进朋友圈里，民展兄赞了一句：还是小米养人。他是书道中人。换双回力鞋下楼，打算到丁岗河转转，接点地气。

　　路过凤凰山农贸市场门口，见里面有人交易，就踅了进去。这是我平常买菜的地方，也兼作小城花市，菜市一上午，花市全天。节后春初，花事渐渐抬头。见一辆面包车停在那里正往地下搬花，清一色的山茶花，株高五六十公分，含苞带蕾，叶子有和这个季节反差很大的鲜绿。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的。我突然就有了兴致，已经有几个人在那里选了。选了两盆树形好看的，交了钱，让老板替我捆上。丁岗河不去了，提着山茶回家。一路上，不少人扭脸看我的花。

　　记得很早前见过一幅画，刘旦宅的，题为《广州花市所见》，画面上，一个背着孩子的俏媳妇，扭过头，用一枝花，逗弄肩膀上的孩子。疏疏数笔，美得叫人拍桌子。

　　电视柜上的那只花瓶平常空着，过年不能再让它空着。年前的腊月二十八，我沿西环城河沿行走，在一家叫做“拾得”的花店买了一株百合。抱一束花像抱着一个刚出浴的美人，走在人车皆忙的健康中路上，不敢抬头，觉得一街的人都在看我，那种别扭，不到中年，体会不到。这株百合有五朵花，一朵已开，另外四朵还是苞儿。店老板边修剪边用剪子指着花苞对我说，这朵三十开，这两朵初三四开，这朵要到初十。她说得笃定，我将信将疑，又选了两枝富贵竹，用玻璃纸一并包着，回家插在瓶里，兑上清水。

　　一春花事，正如老板所料，一步不差，最后一朵，开在正月初十。

　　山茶花进家，我用湿布逐一抹去叶片上的灰尘，摆好姿势，拍了张照片传给妻子。妻子半天没有回音，晚上回了一句：“你记得，那年X送的茶花吗？”

　　X是妻子朋友的妹妹，嫁了一个不立事的丈夫，日子过得恓惶。那年冬天，家中平房漏雨不能住人，想加个顶，可是没钱。妻子给了她五千块钱。没有再多，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也很穷。后来，X独自南下打工，就不再联系。那一年春节，她回到小镇，送给我们一盆山茶花。离开的这些年，她一直在东莞的一家花圃打工。我能想象得出，火车上，她是怎样一路小心地护着这盆花。

　　三

　　年不能缺酒。酒是九也是久，长长久久，九盡花开，都是应时应景的好词儿。可过年这几天喝得太密，几乎一天两场，舌尖终于破了，讲话有点找不着声母。

　　初六那天在合肥会姻亲，半生不熟的场面，大圆桌，敬酒要“打的”。我角色是男方的大姑父，是“输方”，自然受到重点“照顾”，一来一往，半斤老酒落肚。酒店都是“双筷制”，颜色一深一浅，浅色是取食筷，深色是进食筷，开始分，吃着吃着就不分了，一回深一回浅的。

　　我问邻座的某亲戚：“近来可忙？”她说：“现在不忙，春节后花一开，会忙一些。”

　　她在市四院上班，四院是精神病院。油菜花撩人的时候，有些好好的人就会犯病，我们老家管这种人叫“花疯子”。我在乡镇教书时遇到过一个，是一个学生家长，平时好好的，油菜花一开就在外面乱跑，凭空消失一段时间，家里人也不找，等花一收，她回来割油菜。

　　开学，教师们照例一阵忙，忙过一阵子就安定下来。大课间，我邀李兄到五楼的走廊上走走。李兄不沾滴酒，偏偏娶了一个从酒厂下岗如今又在酒店当“荷王”的老婆，家中床底下还有当年酒厂用于抵工资的“巢湖佳酿”。李兄和我都是四十年前的文学青年，每每能聊到一起。我们聊文学最多，也聊杂七杂八，就是不聊酒。

　　那天，他穿了一件新袄上来，显得精神头头的。

　　我说：“现买的？”他说：“嗯，打折的，合年前，差不多便宜一半。”又说：“衣服鞋子，我都是冬天买夏天，夏天买冬天。”

　　我说：“我也是。”

　　“按说，我们中高五级，工资在学校算高的了，一千多的衣服也能往身上套，可就是舍不得。”李兄说。李兄早年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在中学语文的讲台上“槽”了三十年，若是同一张讲台，能走出一圈磨道。李兄父亲去世早，他在家里“长兄为父”，靠一支粉笔，帮着三个弟弟一一成家。

　　斜风裹着细雨飘进来。李兄望望窗外，天暗云低，眼看着，春天就要进入下半场。“年年不带看花眼，不在愁中即病中。”杨诚斋的诗句陡然上心，一片蛛丝般的凉薄。

　　四

　　铁路桥西，有一个颇似“单耳旁”的小菜市，火车定时从桥下过，黑色的炭车南下，绿色的客车北上。立在桥上，看火车，火车走了，看铁轨，半天收不回神。那是一趟北去的列车。

　　荸荠，我们土话称“蒲丘”（音），四元一斤，冬春上市（超市的牌子上写的是“地力”，老上海称“地栗”）。我买五块钱的，小贩很热心地帮着我挑，挑母的，荸荠如蟹，也分公母。晚上，将烀好的荸荠放在小筐子里，累累一小筐，这是我一个人的晚餐。

　　色谱上有一种荸荠色，大体是红色，粗看是黑色，细看黑里透红，透着典雅大气，经得起回味，很多人喜欢。我更喜欢它小油灯的模样，摆在桌上，像一只只冰壶。熟荸荠没有生荸荠好看，也没有生荸荠好吃，可我已经没有生冷不忌的胃，不能只图好看。学懒妇，躺在沙发上追剧，是反映2000年歙县高考的《大考》，边用一把小刀削荸荠。原本打算吃五个就歇，一集剧没到头，吃得只剩一个筐。春天都有好胃口，这不，一冬下来，树尖上的喜鹊大婶都胖得不成样子。

　　杏花残，小区里的垂丝海棠和贴梗海棠竞相喷雪，楼头传来叫卖声，“卖活口哎——”一声比一声近。

　　“活口”，北方人叫“毛鸡蛋”。在江淮，“活口”是相对于“夹口”而言的，“夹口”是孵化不成的死胎，二者相较，“夹口”要便宜得多。“活口”清水寡煮，趁烫嘴吃，敲开小头，先吮吸汤汁，再囫囵吃肉，味道鲜美；“夹口”不然，要佐以腊肉、黄酱去焖，这是袁枚所说的“有味者使之出，无味者使之入”。旧时，巢北苏家湾一带的乡下孵坊多，大蒜起薹的季节，“夹口”扫下“滩”，贱如泥沙。“活口”四季都有，有人提着苫着一块布的篮子钻小馆子，挨桌子问：“阿要活口？”

　　年后不宜大荤，也不可无荤，“活口”应时而来，算得小荤。

　　五

　　夜雨一犁。

　　早晨上山，南坡已经干爽，坡上是沙土，滤水快。看到发糕一样松软的熟地，我忍不住要上去踩，踩出一串脚印子，像一张张笑脸，算是我送给南山的礼物。早先，这面坡上是麦秸地里套花生，一年两茬，近些年只种一茬花生，不再种麦。种麦人，想是老了。

　　乡下还在过年，地皮封着，还没动过一锄头，进山拜年的人从田埂上抄着近道，三三两两，臂弯里夹着袄子。风是新的，贴着地皮轻吹，像呢喃，又像是耳语，痒酥酥的。刺芥，腊菜，苦苣，鼠曲草……这些早春的孩子，都竖起了带着冻伤的耳朵。

　　我去镇上拜年，进门连声说“来迟了”，妻兄妻嫂一齐说，不迟不迟，有心拜年，端午都不迟！

　　知道我要上南山，几个孩子要跟着。我说，好，吃过中饭一道去，把风筝带上，狗也带上。计划好的事，临出门时变了，他们被勒令留在家写作业。今春开学早，眼看期限到了，他们的作业都还剩一大半。

　　我一个人走。一个薄阴天，一双软底鞋。冬腊用火，野地上有烧痕，像一枚枚古老的铜元。雨脚有声。一场新雨后，烧痕稍稍润泽，有了一些绿意，“春入烧痕青”，完全复原，还要几场雨。绵密的细雨如针，穿绿色的丝线，一针针地织补，直至大地光洁如新。

　　在小镇，我是自由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是我来小镇的头几年，南山还有大片锥子似的杉木林，墨绿墨绿的，我们称之为“杉木档子”。杉木林无杂树，干净整齐，每每有晨光射入，一串串浮动的光筒，一束束倒影的光栅栏，浪漫得能拍《庐山恋》。小镇上的年轻人都爱约在那儿，我也是，带几张报纸，一包桃酥，牵着女友的手钻进去，一坐就是大半天。一个守林人，影子一样跟着，逼得我们经常换地方，可躲来躲去也躲不开，只好拉起女友，逃出“杉木档子”。

　　我曾写过《小镇文人》《雪里花雕》《送你一轮秋月》，都是老早以前的事，撕成指甲盖大小的纸屑，撒进草丛，再也拼不回来。

　　杉木林早已不在，栽杉木的地方改种过板栗，现在，板栗林又换成了茶园，一条一条圆滚滚的茶垄，像小镇年年都玩的“篾龙”，随岗峦起伏，翻山越岭而去。

　　再老的茶树，到了春天也要吐出新芽；年轻的故事，早已和着春雨入泥，化身万亿毛茸茸的茶尖。一杯南山茶，一丛心头绿。曾经的小镇男女，还记得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八十年代吗？还有那几支成天挂在嘴边的歌。双卡收录机扔了，我只保存了两盒磁带，一盒张蔷的《走过咖啡屋》，一盒张德兰的《春光美》。

　　知道我来镇上，几个朋友约在老轧花厂地界上的“旭初土菜馆”。旭初是旧相识，老板娘换了新人，一个四川妹子。说话间，菜上桌：花生米垫咸鸭，泥鳅挂面，香椿蛋饼，蒜苗炒臘肉……

　　喝年份酒，说旧人事。那个初一早上总要放几千块钱爆竹的老板，现在混水了；那个让我等在床上“炕烧饼”的小裁缝，如今带孙子了……

　　（孙远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巢湖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散文》《安徽文学》《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选刊版）》《散文百家》《美文》等发表作品百余篇，数十万字。2012年获孙犁文学奖。）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