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我这迈出的每一步会分别踩在哪些先人的肩头上呢？硌痛他们什么地方了吗？我还进一步想，如果没有先人如大地般坚实的肩膀，我们会掉进多少米的深渊而不能自拔、鼻青脸肿？
时间让大地上的一切变得抽象，抽象到荒谬而荒凉，然而，它又让大地上的一切变得具体，具体到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每一处枝繁叶茂，其下面必蕴藏着、生长着发达的根系，这些根系不断抵达、润育的却是那说不完道不明的荒凉与荒芜。这说不完与道不明的背后又都是时间在潇洒滴答，每一声滴答既有雨声，也有雷声，雷霆万钧；既有犬吠，也有鸡鸣，鸡飞狗跳；既有果熟，也有草长，草长莺飞……
现在这里，草仍然在长，这些一岁一枯荣，同时又在任何一个朝代都蓬勃得无边无际的植物几乎不做选择，不穿衣戴帽，不左顾右盼，默默地几乎是从任何一处泥土中挣扎着探出头，清瘦而典雅，清香而无邪。常常有人称自己洞彻草木，知其兴衰与喜好，知其性情与定律，神农似的。我一万个不赞成。我想就此下一个结论：只有草木洞彻人类，几乎每一种草，每一株草，不仅为人类化瘀止痛、舒筋活血，而且无论人类怎样将它连根拔起，它都一直毅然决然，不带任何杂念地紧随并陪伴人类左右，将自己坚守到清新与清澈，而后点化人类，为人类在悬崖峭壁抑或宽敞之处凿开、掘进、让出一条又一条道路，即使逼仄也仍然通畅，供人类行走、奔跑、安睡，让人类与这万千世界一起清澈。现在，我看见这个立了一块“连塘城遗址”的大理石石碑的地方也是如此。
你想象一下，这块石碑像不像一块惊堂木呢？同行的蔡兄笑着问我。我说，它不是木，而是一块石头。石头并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却糊里糊涂地指称别人的出处。蔡兄感觉，这块石头既有些不伦不类，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没有办法，人类叫它就在这里指正，它便煞有介事，而且是那种很多人都认为不容置疑的正确的煞有介事。其实石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一座城池的开阖、一段历史的存在与烟消云散，一块不相关的石头怎么可能让它尘埃落定？何况，这世界哪一处尘埃能够真正落定？它们随时随地都可能被一阵风重新卷起或送走。我在想，我与蔡兄到此，是否也卷起了它们中的某粒尘埃？
现在，我正认真审视着这块石碑，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它的字面意义：连塘城遗址，以及这几个字的字体——魏碑。我曾敲碎过很多石头，也曾见过很多石头被敲碎，除了在敲击它时偶尔溅起的尘埃以外，什么也没有。所以我很武断地认为，在它们的内涵与外延中，几乎没有哪一点是实质性相匹配的。当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个连塘城的内涵与外延，我因而只能摇头，甚至还是下意识的。与我一起摇头的，我看到还有周遭这一大片乔木与灌木。
四周一片寂寥，这临近中午的小山林，不是荒山，胜似荒山。有几只斑鸠在叫，一声接着一声，几只蝴蝶在飞，或上下翻转地横穿这山间小路，或轻轻落入草叶花丛。春末夏初，已有许多枝叶斑驳，也有许多野花盛开，它们时不时地摇摇头，又点点头。我突然不知道自己是穿行在历史的荒山野岭，还是行走在现实的葱郁之中。
事实上，没有谁能将历史与现实完全切割开来，历史没有横断面，更没有完成时。因此，任何一处荒山野岭与葱郁，实际仍然是某段历史的延续，或是某段历史的折射与投影。所以，我与蔡兄此时两者兼得。
我们在延续或者走动历史，虽然历史肯定会完全忽略。
一台挖掘机就停在我的左前方，橙红色的，不鲜亮，也不黯淡，半旧不新，估计主人回家吃饭去了，机械臂有些委屈似的空空垂立着，与立在其旁的“连塘城遗址”大理石石碑并无二致。我判断它在挖一条排水沟，沟挖得已具雏形。两旁横断面上清一色黄土黄泥，黄土黄泥中生长着千年未曾变化的小鹅卵石。这些从未见过天日的小鹅卵石似乎并不关心“连塘城遗址”这块大理石石碑，当然也就不关心连塘城的存在与否，它们坚信它们之间无瓜葛、不相干。实际整个世界，包括我与蔡兄也都无法关心连塘城，几乎无从下手，即便下手了，也如这台挖掘机，只是挖掘出一些黄土黄泥，连着这些千年未有过变化的小鹅卵石。
这块石碑，仅一个标记，如此而已。现在，這些小鹅卵石在尽情地享受这个春末正午的阳光，或许它们担心那台挖掘机随便一个时间，随便一个动作，都会很快再次将它们送进下一个不见天日的千年。
世事常常如此。而下一个千年会是什么样的沧海桑田，没有人会去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也许就是人类与时空的隔阂，与自然的隔阂。自然有法度，人类亦有法则，人类的法则常常不堪一击，因此，自然常让人类处于荒山野岭之中。但在荒山野岭之中，人类仍然刨坛问罐，匪夷所思地运筹帷幄。
历史中这个连塘城是不是处在荒山野岭之中？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既为城，当时肯定有城墙、瓦砾，有青石路面。立下此石碑之人，或许真有其确凿的证据。有史料载，连塘城内设有炮台，早发三炮，晚发三炮，号令马出马归。这样一个所在，自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但答案同时又是肯定的。这里，现在，即便是颓垣断瓦也难以寻见，关乎城的一切皆无蛛丝马迹。
过去与现在可以如此不着笔墨地安放吗？理由在哪儿？荒山与葱郁，古人与今人居然如此这般结合起来，这可能也就是自然法度与人类法则的完美结合，它们甚至相互印证，相互发声，甚至还相互取景审视。真正是“壤草凌故国，拱木秀颓垣”。昏庸无道、荒淫无度的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于诗于文居然造诣深厚。他的祖宗刘裕曾就在香茗山不远处长江之滨的雷池与卢循开战，并就此奠定刘宋江山。我感觉这个两级分化的刘骏硬生生就是荒山野岭中一株难以找寻的断肠草：牛可以吃，驱虫，不死，人直接吃便断肠致命，但开水焯了后，其又溢出美味，全草入药炮制，可止咳利尿解毒。同一植物生出二象，既杀人也救人，真是让人寸断柔肠。
自然如此这般造化，实际就是时时向人类提出的一种忠诚的告诫。
想起许慎想起《说文》。他认为：“荒，芜也。”其似乎只对无人烟之地谓之荒。古代战争以夺取城池夺取人口为胜估计也是这个理。而我们现代人，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个人，只称不毛之地谓荒。时代不同，荒也实行了迁徙与调整。在我看来，荒只能是生命禁区，比如戈壁，比如沙漠。草木健在，岂能随便一个荒字了得？何况这些草前呼后拥，参差而齐展展，俨然举着个“二分无赖”的行头。
又是一对矛盾。矛盾于自然往往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生命张力。
连塘城，处今安徽望江县境内香茗山脚下，虽此地属太湖、怀宁及望江三县交界之所，却与它所在的山一样籍籍无名。香茗山属大别山余脉。大别山造化古南岳后，进一步南向，力量明显不足地隆起了几个几百米、百十米的小山坡，这便是香茗山，尔后香消玉殒，再往南便是滚滚长江。动如脱兔的长江与静如处子的小香茗共同布施，刚柔相济，在此长江黄金水道互为感应，榫卯一般。是守候这座连塘城吗？没有答案，我不敢妄加评判。但所有的守候总伴随着满目沧桑与悲壮。据乾隆三十三年《望江县志》载：“元末大富豪毕寅，率望、太县民拒贼，护耕筑此城。其南有关马城，城东高阜有望马楼，小茗之巅有大寨烟墩，四望相应。与民约，贼至入堡，贼去则耕，时平归朝，用为枢密指挥。”县志之载简陋，通过此等断断续续七弯八拐的羊肠小道，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血肉甚至包括这座城的子午卯酉，的确是不大可能的。不过，我又反过来思考，如果据此能够了解一个地方的血肉，那历史的沉重感、历史的烟火气一定会让一代一代的我们喘不过气来，甚至寸步难行。
如此想来的话，难以寻找也并非毫无裨益。
当然，通过此等记载，我等还是大致能知道，这个偏寂的香茗山下大富豪与大匪徒同时存在着，大约匪徒与寄生虫不差上下，他永远都是跟随着或者追随着富豪走的。有匪当然要拒，因而此城乃一抗匪护耕之所在，类似城堡，应属乡民们一锹一铲不屈的堆砌。
此地虽三县交界，元末时并非军事要塞，更非严格意义上的城池。元末明初，山河动荡，兵燹不断，毕寅号乡党乡梓构筑此城，我相信，毕寅肯定通晓奠定刘宋江山的雷池之战。卢循为海盗，与毕寅所拒类同。刘裕一战定江山而驱逐海盗，因而毕寅筑城，既融有黄金水道的飘逸潇洒，更有小香茗冷峻倔强的疗效。据传，城旁关马城、望马楼等子系统亦系其所为。当地曾有民谣“绕城跑一圈，腿脚都发软”，足见毕寅手笔之大，百姓养马之多。关马城，城墙高三余米，宽约两米，城垣为椭圆形，有东西两个垛口，各有木栅关闭。城内拴马桩数百根，配有马槽。城东有一放马川，地势平坦，水草丰腴。城西有一归马林，丘岗起伏，绿草如茵。春夏，启开东垛口，马队浩浩荡荡，直奔放马川。秋冬，启开西垛口，马队直抵归马林。如此大费周章的毕寅，当时乡民应大受裨益。有民谚称：“毕寅在，匪不再！”但毕寅不久被害。相传毕寅被害后，关马城、连塘城等俱随之被毁。
这段文字记述的轮廓清晰，甚至连报复性的毁城也是有鼻子有眼。有着万千委屈的连塘城、关马城、望马楼、放马川、归马林等等便只能在历史的深处不声不响地吟唱，甚至连吟唱也是十分有限。那台红色的挖掘机旁边似有坑洼的浊水，或许这点点滴滴都是从千年之外流淌而来。放眼望去，这里空空荡荡，满眼葱郁也仍然空空荡荡。毕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当地镇志载其为枢密院宰相，但宰相并非具体官阶，枢密院内应无此官衔，明代已不再设枢密院。县志无此人物传记，不可稽考。此地好像也无毕寅墓冢，蔡兄问了几个乡友，皆不知。或许毕寅已完全化为这里的黄土黄泥，又或许那台挖掘机挖出的小鹅卵石与他有关，像他生前一樣，无牵无挂坚决地守护，描绘点缀着这里的一切。
一切均为幻象或符号，并以幻象或符号的形式让我们观看。我们观看着、想象着，或推波，或叩门。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些幻象或符号，那毕寅便不存在了，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连塘城、关马城、望马楼等也就不存在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如此。这块大理石也就不做这石碑之用了。
那它会做什么用呢？蔡兄追问。我说，它本来就是一块石头。蔡兄说，石头里会蹦出猴子。我笑答，不是每块石头都会蹦出猴子，特别孙猴子。所以不是哪一个历史人物都能从石头里蹦出来，也不是哪个现实中的人物都能自由进入历史。能自由进入历史的只能是历史人物。但它们出来时，并非衣冠不改、相貌堂堂，亦并非言语通畅、谈笑自若。连塘城也就只有连塘城的人能够进出，钥匙永远掌握在他们手中。
我们只是一些站在连塘城之外张望的人。此刻，在阳光下，手搭凉棚，一实一虚，亦今亦古，有雾有霾。真是不解，不明。但又想解，想明。虽天开地阔，了无遮蔽，我们的视线甚至可以延伸到渺远的地平线，但我们仅仅只能是不依不牢，像这块大理石一般，像那新开挖的排水沟两侧的小鹅卵石一样，既无法高高举起，也无法轻轻放下，永远杵在这里。甚至也不是永远，不知什么时候也就如连塘城一般，不存在了。
有株蒲公英挡住我们的视线，这株蒲公英就长在这块“连塘城遗址”的大理石石碑旁边。它已然开出了小花，黄色小花，我忍不住随手将这棵蒲公英拔了起来，有点像向日葵，甚是可爱，难怪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称其为黄花地丁。既是一颗“地丁”，可见其入土之坚决、守土之用心。也正因为如此，我刚才并没能真正将其拔起，我在拔的时候，其根似很不愿意，其茎便折断了，断章取义似的，其根仍钉在大理石石碑脚下。
每一株植物都有它的使命。蒲公英微苦、微甜，归肝、胃经。有利尿、缓泻、退黄疸、利胆等功效，且药食兼修。我在想，这棵蒲公英为什么会长在这里？它的使命是什么？它的茎实际已高过了这块大理石石碑，周围的许多植物包括那些一摇一晃的狗尾巴草也都高过这块石碑。它们的影子既重叠又有些分离，并随着阳光的增减而增减，随着阳光的移动而移动。
我突发奇想，在它的下面是否存在着某根拴马桩呢？连塘城有那么多拴马桩。或许它就是关马城内某根拴马桩新长出的那部分。
现在，我感觉它虚虚实实地从千年的深处探出了头。
（金国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诗歌、散文、文艺评论散见于《诗刊》《星星》诗刊、《文艺报》《天津文学》《散文》《散文海外版》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多部。）
特约编辑：刘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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