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一位刚刚调到我家乡工作的老领导告诉我：我去过你们村了，真穷！我问：何以见得？他说：全村连个玻璃窗户都没有。

　　虽然我是农村长大的，还真的没有注意过窗户代表着一个村庄的生活水平。老领导说的没有错，那会儿我们全村的窗户都是纸糊的。

　　平板玻璃在清朝雍正年间即已进入中国。中国的第一家平板玻璃工厂创建于1922年。半个世纪过去，玻璃对于家乡的农民，依然是奢侈品。

　　许多语言的流行都和那个年代的生产、生活环境有关，都有具体的形象和载体。比如过去形容一件事，特别是男女之间互生情愫，双方心知肚明，就差表白了，常常说：只剩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今天的孩子们大概很难想象，那时的窗户纸确实一捅就破，甚至日子久了，风吹日晒，不捅也破。破了怎么办，一次更换整个窗户上的纸是舍不得的，于是，哪一格的窗纸破了就补哪一格，几乎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有补丁。有时候为了让窗户更加明亮一些，就用毛笔蘸了煤油去刷窗纸。刷过之后确实明亮许多，但是用不了一天煤油就挥发了，窗纸照旧。而且，用煤油刷窗纸这种事多半是孩子们偷偷干的，因为煤油比窗纸还贵。

　　纸糊的窗户最怕下雨，所以家家户户都有为窗户挡雨的设备，我们家乡叫“雨搭”。比窗户大一些，方形的木框中间是苇席。每当发现有下雨的征兆时，便把它挂在窗户外面。长大后知道有所谓“雨打芭蕉”，小时候只知道雨打雨搭。春天的细雨打在上面是唰唰的声音，像是一只手在抚摸大地。夏天的骤雨打在上面是啪啪的声音，密一阵，疏一阵，像是有人在天空中击缶。

　　我们家的房子在村子最南面，不到两公里就是国道。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安宁过。要么外敌入侵，要么军阀混战，要么土匪肆虐。老百姓只求安安生生地种地过日子，可是连这都做不到。正是因为不安定的世道，让住在村边的人家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从来不把油灯放在窗台上，怕被外人看到灯光惹来麻烦。可是，如果我们放学或外出晚归，奶奶一定会把油灯拨到最亮，放在窗台中央，让我们在公路上就能看到窗户里透出的灯光。

　　窗户不仅用来采光，还用来计时。上高小的时候学校在邻村，每天要起大早。家里没有钟表，奶奶摸索出一个经验，夏天能看清房顶的檩条，冬天能看清窗棂，就该喊我起床了。奶奶自己更是用窗户计时。那时母亲下地劳动，奶奶在家照看我们。每天要确保母亲收工回家能吃上饭，而且是热饭。奶奶就不停地看窗户。我家的窗户有十一根窗棂，当太阳照到第九根的时候，奶奶知道，该做午饭了。

　　农村有个风俗叫“听窗根”，我们那一带叫“听说话”。参与听说话的人以青少年为主，被偷听的主要是青年夫妻，特别是新婚第一夜的小夫妻。听窗根并不被认为是下流行为，在文化活动贫乏的年代，甚至像是一种娱乐活动。而且新婚夫妻的家长希望有人去听，因为有一种口口相传的说法，第一天晚上如果没有人去听，很有可能被鬼听去。另外，纸糊的窗户也成全了听窗根的活动。因为玻璃隔音，倘若是玻璃窗户，什么也听不见的。那时候自由恋爱已不再被视为大逆不道，但多数的农村青年依旧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前并无来往。因此，那时的第一夜是名副其实的，尽管有的家长在女儿出嫁之前，会找一个已婚的、老成的、关系密切的妇女，以过来人的身份向女孩传授一些经验，但事情如何开始却是没有脚本的。因此，一百对男女的新婚之夜，有一百种开头。印象最深刻的是听楚留的窗根。楚留和我不是一个家族，论乡亲辈分我叫他叔，比我大十来岁。他自小没娘，跟着爹过日子，日子紧紧巴巴，但是人很厚道，长得也端端正正，娶了个邻村的姑娘做媳妇。新婚之夜，上炕熄灯，好长时间听不见说话。后来女方先开口了：“这新被子挺舒服，布票这么紧张，棉花也这么紧张，准备四床新被子也不容易哩。”楚留说：“那都是为了今天过事……借的。”女方不再说话。突然，楚留呜呜哭起来。新媳妇有点慌：“借的就借的呗，俺又没说嫌你穷，哭什么？”楚留抽泣着说：“想俺娘……要是俺娘还在，再穷也得给俺操持一床新被子吧。”我们一众听窗根的像被冻住了似的，一阵沉默之后，悄悄溜出楚留家。

　　都说农村是人情社会，其实，传送人情的载体，并不像今天人们理解的那样奢华。街坊有个李奶奶，心灵手巧，尤其会剪各种各样的窗花。每年春节，她都用大红纸剪一些窗花，分送给四邻八家，薄薄的窗花里饱含了厚厚的人情。而灶台上方大红大绿的灶王爷图案和洁白窗纸上鲜红的窗花，就成了春节里最亮眼的装饰。

　　历史上从何时起民居有了窗户呢？我刻意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这方面的考古挖掘资料，但窗户肯定早就有了。估计最早人们意识到房子要有门，随后就意识到了要有窗户。唐诗宋词中写到窗户的，恐怕仅次于风花雪月。由于窗户的特殊作用，它不仅因风景、情景入诗，更常常作为感情、特别是思念之情的载体入诗。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思念北方的亲朋故旧，千年传诵不衰。苏轼的《江城子·夜记梦》，透过窗户的那一份思念，至今拨动世人的心弦。苏轼十八岁的时候，娶了十六岁的王弗。所有的书上都说王弗美丽聪慧，低调谦恭。其父王方是乡贡进士，王弗幼承庭训，知书达理，但她初嫁时从未对苏轼说自己读过书。每当苏轼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终日不去。红袖添香，也属常情。令苏轼吃惊的是自己偶有遗忘，王弗便从旁提醒，从无差错。苏轼问其他的书，王弗都浅浅一笑，回答“略微知道”，令旷世才子苏轼刮目相看。有客人来访，王弗幕后静听，然后帮助苏轼分析是否可交，“幕后听言”成为千古佳话。苏轼与王弗琴瑟相和，恩爱有加。可惜王弗二十七岁便命赴黄泉，苏轼沉痛的心情可想而知。偏偏他又步履坎坷，命运多舛。在这样的情况下梦到王弗，苏轼悲从中来：“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我没有看过关于苏轼的影视剧，但我觉得这“小轩窗，正梳妆”的情景无人拍得出来。虽然不过一个小小的窗户，一个窗前梳妆的美丽女子，但那痛彻心扉的哀悼，那荡气回肠的思念，只能存在于读者泪水满眼的想象中。

　　名人名言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一直对此体会不是很深刻。有人在某些场合眼睛里全是谄媚，在某些场合又藐视众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灵呢？还有人说眼睛一眨就是一个心眼，眨眼频率越高心眼越多。我的一位堂祖母只要是清醒状态，就不停地眨眼睛，有些初次见面的人据此判断她心眼特别多。其实我们都知道，她那是毛病。为什么通过眼睛这扇窗户难以窥探心灵呢？因为这扇窗户可以拉上窗帘，还可以在玻璃上贴膜。

　　但我相信，心灵是一定要有窗户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深圳率先开放了。当时最普遍的说法是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户。这个窗户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社会主义还可以这样搞。深圳发生的一切都直击我们的心灵。于是，我们的观念开始变化，我们的思维方式开始变化，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化。变化的标志之一，就是连我们那样穷了几百年的村子，家家户户也都安装了玻璃窗户。

　　前些日子回老家，看到楚留媳妇，头发全白了，身体却非常健壮。她正在自家墙根下坐着马扎看孙子，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我上前叫了一声楚留婶子，我们便聊起来。她说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大儿子学的木匠，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做木工。二儿子从别人手里流转了百十亩土地种果树，种的红梨特别受欢迎。因为分家时大儿子分的是老宅，所以他们老两口平时住在大儿子这边。我一边说话，一边下意识地去望院子里的窗户。楚留媳妇留意到了我的目光，邀请我到家里坐一会儿。走进院子，看到明亮的玻璃窗户，我马上想到今天窗户里面的炕上，一定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新被褥。因为依旧保留着北方农村来了客人炕上坐的习惯，楚留媳妇把我让进里屋。来到里屋才发现，居然没有炕了，取代炕的是一张老榆木的雕花双人床，床上一床棉被，一床蚕丝被。楚留媳妇说：“非要把炕拆了给我做张床，说是不能白学一顿木匠手艺，就当孝顺我哩，其实我愿意睡咱那土炕。”凡尔赛体的抱怨中透出炫耀。

　　透过楚留家擦得纤尘皆无的玻璃窗户向外望去，视野好开阔，而且一切都那么清晰。原来家乡的天可以这样蓝，家乡的云可以这样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