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相崧

　　乔洪涛的短篇小说《桃人记》，围绕在老虎岭上种桃树的三位桃农刘建国、牛宝山和李长增展开，讲述了三则令人感叹唏嘘、悲欣交集的故事。从这三则故事里，让我们看到了当下农民的喜怒哀乐，也看到了他们百折不屈的韧性与挣扎。

　　三则故事中，最吸引我的是《刘建国》。这个一没文化二没技术的农家汉子，可以说代表了中国乡村中的一个群体。他年轻时也曾跟随汹涌的民工潮出去打工，但因为没有技术，只能干出力多挣钱少的建筑工地“下工”。因为经济条件差，他娶了一个“脑瓜不灵光”的媳妇。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样一个媳妇，几年前还因为车祸被截了一条腿。

　　农村汉子想要与天挣命，想要活出个人样，只有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教育下一代上。遗憾的是，刘建国的儿子刘小民后来变得好吃懒做，迷恋游戏，甚至还跟他动手。农村教育的凋敝和家长外出打工疏于管教儿女的现状，与其说是作家的艺术加工，毋宁说就是一种现实。

　　因为去年桃子价格不好，刘建国家里的桃少卖了四万多元，并导致儿子定好的婚事黄了。而今年，五月里又下了冰雹。这无疑令这个原本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也让刘建国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他为了减压，只能不停地抽烟；实在憋闷得不行了，就跑到宅子前面的山头上，像狼一样吼上几声。但该来的还是来了。在桃子收获的季节，桃子价格一日日降，桃商也变得越发挑剔。刘建国一怒之下，将一筐筐红彤彤的油桃倒进汶河，并暗下决心，要把自己的桃树砍了。后来，刘建国在砍树的过程中，因为脑溢血累倒在地里。

　　不得不说，这是直面农村现实的沉重故事。农民到何处去？农村该怎样发展？从鲁迅、王鲁彦、沈从文到赵树理、周立波，再到高晓声等改革开放后的一大批作家，都在寻找这个答案。当然，乔洪涛也通过小说进行了思考，并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

　　在《刘建国》的结尾，作者写道：“刘小民背对着他俩，说，种桃不如卖桃，我和朋友已经联系好了市场，合伙收桃往外地发，这么多桃卖不出去，烂地里有什么用！”现实面前，反而是刘建国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显示出了面对生活的韧性和不屈服。这个形象的转变似乎有些突兀，但我相信，作者是进行过认真而严肃的思考的。新农村的未来，难道不正应该寄希望在农村的“新人”身上吗？

　　从这个角度说，《刘建国》跟接下来的《牛宝山》，在主题上便有了延续性，在对“乡村振兴”问题的思考上，构成了一个系列。牛宝山跟刘建国一样，是个善良勤恳，却又略显保守落后的传统农民形象；不同的是，在教育下一代这件事儿上，他获得了成功。他的儿子牛思群成绩优秀，考上了“重点本科”，毕业后留在了北京。但是，现实中的牛宝山并不像村里的“刘建国”们想象的那么幸福和无忧无虑，在他身上展现的，是另一种“桃人”的人生。

　　如果说靠卖桃给儿子刘小民娶一门媳妇对刘建国来说“亚历山大”，那么靠卖桃帮儿子牛思群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对牛宝山这位村里人人羡慕的“父亲”来说，更是如同“老虎吃天”。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牛宝山也有很多难处“不足与外人道”，可毕竟这个身在京城的儿子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精神寄托。但是，这个宝贝儿子却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要辞职回穷山沟创业。这件事对牛宝山的精神冲击太大了。

　　高材生牛思群还是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做直播的新女朋友。在水蜜桃成熟之季，他们网络直播售卖当年成熟的第一枚蜜桃，竟拍出了九百九十九元的高价。牛宝山一开始不以为然，最后在支书的讲解下，他打消了顾虑。“管不了那么多了，老子啥也不想管了。……由他们折腾去！”

　　从牛宝山和牛思群这对父子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是紧跟时代发展的浪漫憧憬与想象。在赵树理、柳青和高晓声等善于描写农村生活的老一辈作家笔下，都会有意地设计出新旧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民形象。在《刘建国》和《牛宝山》中，乔洪涛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牛宝山》中，结尾处的牛宝山脚下有了劲儿，腰板也就挺直了许多。

　　《李长增》中的李长增跟牛宝山一样，都因为培养出了大学生而受到村里人的尊敬，但也都有着他们自己才懂的辛酸。《李长增》中的“儿子”在市里上了班，且已娶妻生子。为了给儿子买房，李长增磕干家底儿，支持了二十万。孙子出生之后，李长增的老伴儿牛凤英，便开始常住城里儿子家照顾孙子。因为城乡生活的差异，也因为代际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村里人都说牛凤英进城享福去了，可他们老两口私下里却管那种生活叫“坐监狱”。

　　因收获季节的到来，加重或者说激化了原本就存在的这种矛盾。李长增虽然是个能人，会修理，会泥瓦工，会木匠，可身体不好。牛凤英急着回家帮忙，一天两三遍给李长增打电话询问情况。终于忙中出错，一不留神，大孙子磕在了桌角上，磕破了额头。这场“事故”，不仅让她被儿子儿媳赶回了老家，最让她伤心的是，还让暴怒中的儿子狠狠地甩了一个耳光。

　　她从儿子家离去的时候，小说的描写充满柔情而令人伤感。“牛凤英进屋背了包袱，又把手臂上一只银镯子摘了放下——那是过六十六岁生日时儿子儿媳花七百块钱给她买的——她还给他们。”“最后，她拿了一张俩孙子的照片悄悄放在身上，一步一步出了楼门。”在女人回到农村老家之后，家里的桃收完了，她的丈夫李长增也在晚上睡去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在农村人淳朴的观念里，老辈人都希望年轻人好好读书，不要重复父辈的艰辛和劳苦。可当这些儿女们跳出“农门”之后，因为城市沉重的生活压力，他们不仅不能够反哺父母，还会从经济到精神，从肉体到灵魂，继续着对父辈的压榨。在《李长增》的结尾，女人埋葬了李长增之后，拒绝了儿子的邀请，决定把土地租出去，靠着李长增给她留下的八万块钱家底和养老金了此一生。这个选择不可谓不决绝，但我们不得不怀疑，作为母亲的她能够决绝到底吗？

　　《桃人记》，看似由三个互不联系的短篇组成，实则有着其深层的内在逻辑。这三篇小说都采用了“父与子”的人物逻辑关系来结构故事，写了当今农村中或从农村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年轻人——没知识没文化的刘小民、具有新思想的新时代大学生牛思群、生活负担沉重的城市工作者李长增的儿子。小说不回避对现实困境的着力刻画，但在“残忍”中却透露着温情；在对农村、农民出路的探寻中，也不乏希望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