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莽

汽笛的呼唤

我记忆中的华北平原上的故乡，一条河从它的东面流过，站在岸上能看到绿树丛中的村庄和蓝色的远山。有人说童年时的记忆是灰色的，而我以为是寂静的，像一部部无声的小小的电影，当你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它……

　　暮春的阳光下，我们赤裸着小小的身子，一股微风吹来，水面漾起了波纹，沾了水的肌肤是有点冷。我们还是把网慢慢推向岸边，轻轻地抬起来，四只小胳臂一起举过头顶，一串晶莹的水滴从网上淌了下来，阳光穿透了它们，发出比星星还要闪烁的光来。网中间坠下的部分，几条银色的小鱼弹跃着，引发了我们的一阵欢呼。正午的阳光那么温暖，站在低洼的河道里，高高的与白晃晃的晴空相接的两岸挡住了视线也挡住了风，四周静极了。在我们看不到的春天的田野上，突然升起了一阵火车汽笛震荡的微鸣，那遥远的声音，让几个站在水里或岸边的孩子都愣在那儿倾听着，而后便是耳鸣中的寂静。我相信生命中是有一种神秘的召唤，我想当时他们一定也听到了那汽笛的声音……可他们是谁，现在在哪儿，他们是否还记得我，这些我都已无法知道。但那些银色的弯成弓形的，在岸边潮湿的泥土上跳动的小鱼，曾经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一直伴随着我童年的记忆。

　　还有那水渐渐退下去的河滩，赤脚踩上去是沁凉而松软的，每一步都会印下一个清晰的小脚印。河滩上布满了刚刚长出来的小小的三棱草，我们用它尖尖的叶子逗那些小洞里的灰绿色的小虫。那是放学后的下午，把书包和鞋放在河边的树下，我们几个小伙伴赤脚在河滩上玩儿。那小虫不知叫什么，它们从小洞里探出头来，当你用草叶一捅，它很快地就缩了回去，有时它会从另一洞口钻出来，一蹦就消失了。三棱草在秋天就长得很高了，一簇一簇的与那些水中植物一同摇曳在秋风中。

　　我记得那秋天的风，松软的河滩，阳光下淌落的网中的水珠……少年蒙昧时期的许多往事都已不复存在了，而这些大自然所赋予的细节还是那么生动而清晰。那时我六岁，还能隐约记得那位乡村女教师和蔼的面容。她送我们走出那座早已废弃了的乡村教室，站在墙壁斑驳的高高的拱门旁。外面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自然的世界。应该说那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她留在我记忆中的还有那件和所有的乡村女人都不同的蓝制服。那腰身上的曲线和有拱顶的建筑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那座建筑是什么时候消失的，那条河是否还在，在我离开了之后就再也不知道了。它们在我记忆中一直没有变，它还是那片寂静的属于我的童年的乡村。

老槐树开花的春天

那棵槐树已经很老了，树冠覆盖了整座庭院，而到了春天还是开满了白色的花，股股幽香仿佛一直延续到夏天。

　　槐树开花的时候，奶奶买了一群长着黄色绒毛的小鸭子。它们在大槐树下一边叫着一边吞食着飘落的花瓣。那只猫卧在堂屋的蒲团上，不时地偷眼看看。但它没有动，它是一只受过奶奶训练的好猫。

　　槐树花开败了的时候，小鸭子已经可以下湖了。它们排着队笨拙地翻越堂屋的门槛，从装睡的猫的身边摇摆着走过，走过木栅栏门，穿过枣树园子，就是村边的湖了。湖水还是清凉的，我们还不敢下湖游泳。

　　那时的枣树，刚刚开始长出嫩绿的叶芽，星星点点地缀满了整座园子。

　　春天和夏天是怎样消失的，当我在秋天的夜空下，透过老槐树枝叶的缝隙寻找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时候，属于春天的小鸭子已经长大了。每天的早晨，鸭圈里都会有几只青色蛋壳的蛋。它们依然是每天排着队晨出暮归。有时，它们会无缘无故地晚归，奶奶就在岸边“鸭、鸭、鸭……”地叫着。天渐渐暗了下来，湖面上映出了夕阳西下后的蓝色的云层，我们沿着湖边转到对岸去寻找它们，旷野已笼罩在暮色之中了，湖岸边那些长满柏树的墓地把一丝阴冷投在我们心上，我们匆匆地赶路，高声驱赶着滞留在苇丛中的鸭群，对岸传来的奶奶的呼唤声支持着我们。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勇敢的行为，而墓地那黑森森的柏树林所发出的瑟瑟的风声，使我在第一次接触毛骨悚然这个词时，马上就找到了那种感觉。

　　对于我，那片湖水依旧充满了童年的神秘和欢乐。它蓝色的水面那么宽大，环绕着半个村子。我家的枣树园子就在它的岸边，每到夏日的正午，是孩子们游泳的时候，我们在水中欢叫着，那是只属于天堂和少年的声音。

　　枣园中的那口老井的水永远是清澈的，把木桶挂在辘轳的铁钩上，摇动弓形的手柄，麻绳都倒完了的时候，木桶就漂在水面上了。当它贮满了水，绳子就拉得很紧了，使劲摇动辘轳，它便吱吱呀呀地把水桶绞了上来。盛夏，那清凉的水喝上几口就凉透了身心。然后，在树下睡上一会儿，游泳后的疲倦就一扫而光了。

　　秋天的早晨，早熟的枣子被风吹落，红红地撒了一地，麻雀蹦来蹦去地啄食着。有时，不知谁惊动了它们，便轰的一声成群地飞到了树上，唧唧喳喳地叫着，似乎在交流着一场虚惊后的感想。而乡村的清晨总是平静的，那散发着草香的炊烟把人们送入了新的一天。

　　中秋，人们将打下的枣晒在苇席上，那是一种沉着的红色。醉枣的坛子还不能开封，最少要半个月。即使到了春节，醉过的枣还是那样饱满而清脆。而后便是人们盼望的春天了，我少年时代记忆最深刻的老槐树开花的春天。它那么单纯，那么飘逸，那小小的白色的花朵是清香而甘甜的，就像我们无忧无虑的那些乡村里的童年。

大地的礼品

湖边枣园对面的河汊，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初夏，岸边的浅水中长满了草。它们不是那种从水底长出的藻类，而是生长在潮湿的河床上的草，当初夏的雨水渐渐涨了上来，它们便处于浅水中了。它们的叶子细长，有些呈三棱型。如果说疾风知劲草的话，它们应属于劲草之列。一阵春风吹来，一片葱茏的碧色，只有草尖整齐地弯向一边，如果你仔细地倾听，草丛会发出轻轻的呼哨声。这些长着草的浅水下，有许多小鱼游弋其中。

　　河边潮湿的泥地里，还长着一种“甜根”，我说不上它的学名。用手轻轻地将它从泥里抽出来，长着节的根白白的，有半尺多长，用河水洗净，吃起来有一丝清凉的甜味儿。有时我们每人揪上一大把，坐在河岸上慢慢地嚼，悠闲得像一群小田鼠。河岸边还有一种草叫“地梨儿”，我想是应该加上儿化音，那长在泥水里的“梨”那么小，有蚕豆一般大，皮又黑又硬，啃去了外壳，白色的芯比甜根更有味道。这些小小的植物的根茎，给乡村里的孩子们增加了那么多在田野里流连忘返的情趣和理由，在孩子们闲暇的童年岁月里，太阳照耀着，河水闪烁着，属于大地的孩子们，无忧无虑地游荡在乡间的原野上。黄昏来临村子里飘出了炊烟淡淡的柴草的气息，夕阳把我们瘦小而细长的影子拖在沉沉的大地上，有时我们会听见谁家的母亲那悠长而清晰的呼唤。

　　大地的确为孩子们准备了许许多多的礼品，比如高粱、玉米不结粮食的那种茎秆，我们叫它们“甜秆儿”。还有紫色的野葡萄，吃起来是酸甜的。还有一种花叫“猪妈妈草”，叶子很大，毛绒绒的，匍匐在地表上，花是淡紫色的，花朵长长的，开得不大。它喇叭形的花朵像羞涩的乡野少女们，收敛着它的花型，花上也长满了细细的白色绒毛。轻轻地从花萼上把花摘下来，用嘴吸吮，甜甜的蜜一样的汁液就沾满了舌尖。

　　这土地是广袤的，它用自己的胸膛养育了那么多儿女。我想起了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中的歌词，它说：“大自然没有坏天气，阴、晴、雨、雪都是它的赐予。”是的，生活给我们的不都是美好的乌托邦式的阳光与歌声，有时，苦涩也会和我们相伴，它有时是亲切的，比那些浮泛的所谓的幸福更有意味。

　　有时苦涩让我想起故乡那棵粗大的杜梨树，湖岸边它弯曲的身躯伸向湖水。它的果子那么小，只比黄豆大一点，在墨绿色的叶子下，一簇簇地生长着。我们爬上高大的树干，品尝它的果实。那甘甜后的苦涩，有另外的一种滋味。它别致的感觉，至今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有如童年的某些往事，有如乡村的女人们，在寂静的夜晚哼唱的那些带着哀伤的曲调。

它不是“小银”

我记得很深的还有那头驴，当然它不是“小银”。它比西班牙希梅内斯的那头小毛驴要高一些，背部的颜色也深一点。它大部分时间是在磨房里，眼睛被蒙了布，不知路途地在磨道上转。我不是很喜欢它，当然不是因为后来的那件事。

　　我更喜欢那只大黄狗，我们都叫它“黄子”。

　　那是秋天，地里的庄稼熟了，我坐在驴背的驮架上，和人们一起去驮庄稼。也许是驴很久没有吃到鲜饲料了，一见满地被割下的红薯秧，便挣脱了缰绳，将我一下摔在了路上，木制的驮架砸在了我右手的小臂上，手一下就不能动了。那会儿我只觉得眼前突然失去了平衡，秋天的田野也旋转了起来。黄子突然大叫着，冲到了驴的前面。

　　奶奶带着我穿过村子，在一个水塘边的房子里，请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奶奶看我那只不能动的手臂。她看了好一会儿，用手抻了几下，就用夹板固定了起来。听奶奶说，我脸上的汗珠直淌，但始终没有喊疼。晚饭后，奶奶打开夹板看我的伤势，她握住我的手向前轻轻一拉，只听“咔”的一声，手臂折断的部位变得平直了。我记得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炕桌上点了煤油灯，大家都围着我看，那声音好像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半年后，我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照透视，医生说，几乎看不出是骨折过的。那时我五岁，旺盛的生命力很快就掩盖了那痛苦的记忆。那驴子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它依旧在磨房里走那条没有尽头的路。当然，它也不会知道，关于一个孩子骨折的经历。

　　有人说往事如烟，但小时候的往事是不会飘散的，它们简洁而清晰地勾画出了我的童年。养伤的那些日子，黄子成了我最好的伙伴。我走到哪儿它总是跟到哪儿，摇晃着它那粗大的尾巴，似乎随时都在等待着我的呼唤。

　　乡村的夜晚是那样的寂静，白天喧闹的鸡群都已上了窝，为防止黄鼠狼的袭击，鸡舍用一块石板封上了门。忙碌了一天的毛驴也吃足了草料，站在它的圈里睡着了。黄子俯卧在门前的石阶上，守护着我们的家。夜晚的狗叫声传得很远，一阵一阵的，似乎在彼此传递着消息。黄子很少叫，有时在一片狗吠声中，我也能听到它粗壮而短促的叫声。很多年后，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听到了另一种犬吠声。那是牧羊犬的叫声，它们发出的不是汪、汪、汪的有节奏的声音，而是狼一样的长长的吼声，在草原星空低垂的旷野上，那声音体现了野性的力量。那时，我想起了黄子，如果把它放逐在大草原上，它会不会像杰克·伦敦笔下的那只混迹于狼群的狗一样发出荒野的呼唤。

　　华北平原上的乡村是祥和而寂静的。那头使我致伤的驴不是有意的，当然它也不是“小银”。黄子的温顺更多于它的野性，村子里的许多狗都很怕它，但对人它总是顺从的，不论何时，只要我们想要它，只需“黄子、黄子”地一叫，它便会出现在身边。有时，它听到了呼唤，从很远的地方跑回来，在你面前摇动它粗大的尾巴表示歉意时，你会看到，它的腹部还在一缩一胀地喘着粗气。当我们抚摸它光滑的脊背，它就蹲下来看着你，表现出一副满足的样子。

　　黄子和那头毛驴都已回归了养育它们的那片土地，在我的记忆中，它们和我童年的生活是永远融为一体的。

故乡的家

我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写过：“一片雨中的风景／是故乡北屋古旧的门廊／黑暗而神秘／褪了色的人像在深红色条桌与瓷器之上……雨水积满了庭院／倒影摇乱／而阳光下／……只有磨房、临湖的园子／开满繁花的老槐树……”透过记忆虚掩的门，那座早已不复存在的庭院还历历在目。

　　那是一座临湖的庭院，院子的南面是一片湖，再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了。它处于两面临水的村子的西南边。在院落和枣树园子之间是一排磨房，在我的记忆中，一头灰褐色的小毛驴总在拉动那个发出轰轰响声的大石磨。无论冬夏，成群的麻雀也总爱在磨房四周的院落里飞起飞落。

　　南屋外面是一片菜园。在南屋与北屋之间的院落里，一棵老洋槐树的树冠覆盖了整座庭院。对小时的我，北屋永远是神秘的。在深褐色的木板隔墙之间，在深红色的条案和方桌之上，贡品和香火，还有那些褪了色的人像，因铅粉而变黑的眼白和面颊，把我胆怯的感觉拉向了一个不可知的年代。它们似乎体现着这个家曾经有过的某种辉煌。

　　奶奶是这个家的家长，我没有见过爷爷，他很早就去世了，唯有奶奶支撑着这个家。大伯、爸爸和姑姑们都离开了家乡，奶奶守护了它许多年。“大跃进”时，奶奶也搬到了北京，只留下了那座老房子。现在，它也早已不存在了。

　　我在老家的那几年，家里还是蛮热闹的，我和哥哥、弟弟，还有几个表兄妹时常住在那里。晚饭后，奶奶看着我们在大炕上连滚带爬地嬉戏打闹，有时候也给我们讲那些乡村流传了很久的故事。我记忆中有《门栓和狼》《牛郎和织女》《老大、老二和老三》，也有奶奶那一辈人所经历过的那些战争的往事，直系和奉系军阀的故事、乡间土匪的抢掠、卢沟桥事变后撤到村里的二十八军，他们的大刀上还带着血迹……那些都已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而我们的乡村生活是充实而无虑的。

　　那几年的乡村生活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那种情调还会不时地涌上来，它们总在我的生命深处环流着。在那首《黄昏，我听到过神秘的声音》的诗中我曾这样写道：“归栏的羊群，静悄悄地／隐没在炊烟弥漫的村子里／我的伙伴们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止住了歌声／田野多么寂静，多么寂静／在徐徐升起的一片幽鸣的后面／有一种声音／来自天空和深远无边的岁月／当你站在深沉的黄昏之上／就能听到它。”这种带着磁性的神秘有时让我着迷，在城里的时间久了，我就会深情地想念它。想念那村边被父辈们走的河道般低洼的路，想念候鸟们筑巢的季节，想念久别的村庄黄昏里孩子们的喧闹。

乡间的庙会

在华北的农村，有一种传统的习俗，每个村子每年都有定时的庙会。相邻的村子不会同时举行，在相对的农闲时节，它们各有自己的节日。

　　每逢庙会时节，村里张灯结彩，空地上的戏棚是用苇席搭的，台口用彩绸装饰，大红大绿的别有一番情趣。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乡村还没有电灯，几只比马灯大许多的汽灯挂在戏台上，把乡村里平淡的日子都照亮了。

　　庙会一般是三两天，每家都有亲友从四面八方的村子里赶来，他们套了牛车或牵了毛驴儿，穿上节日里的衣裳，篮子里的饽饽是点了红点的。这种走亲家人们称它为“上庙”。穿了新装的孩子们把村子装点得鲜活了起来，商家和小贩们也赶了来，为乡村里的节日增加了另一种氛围。卖艺的，卖衣服和布匹的，还有卖居家用品和各种农具的。我记忆最深的是吹糖人、卖芝麻糖和甘蔗的。庙会是比人们重视的春节、八月十五等传统的节日更具交往性和商业性的。

　　在乡村的那几年，我和大人们赶过几次庙会。一早起就等着来接的车了，在乡间的土路上，木轮的大车上铺了苇席和棉被，女人和孩子们摇晃在上面，听着木轴发出的吱呀声和车把式悦耳的吆喝声。他们抱着结了红缨子的鞭子，有的跟车走在路边上，有的坐在车辕上。拉车的牲口也在脑门上结了红璎珞，人们相互应答着，这是一年一度的乡村里的节日，它点缀着质朴而平和的乡村生活。

　　五岁那年家乡的庙会在我记忆里留下了终生难忘的两件事：一是自己买了第一本书；另一件是第一次看了“鬼戏”。

　　那是一本薄薄的小人书，一毛二分钱。书中讲的是一个战国的成语故事《一鼓作气》。我被封面上的战旗和战车吸引，那时我们天天拿着从庙会上买的木刀木枪，编撰着从戏台上看来的故事。那是我的第一本书，我把它保存了许多年。为它也留下了一些愉快和不愉快的记忆。

　　庙会上最吸引人的是唱戏了，河北梆子那嘹亮的唱腔和急促的伴奏声划过夜空，老远就能听见了。无论春夏秋冬，台下总是熙熙攘攘的挤满了人。孩子们为了看得清楚，很早就用条凳占上了地方。开场锣鼓响过三遍，戏才真的开始了。往往开头总是一两段折子戏，然后才是正戏。最吸引孩子们的不是戏的内容，是那些奇异的戏剧服饰，武将的靠背旗和长长的雉鸡翎，花旦的凤冠，还有丑角的花脸。许多戏的内容都已经忘光了，唯有一场鬼戏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那戏的名字叫《狮子楼》，戏台上的汽灯都调得很暗，台上用酒点上了几簇鬼火，那蓝色的火焰后面不时地闪出死鬼武大青色的脸。王婆领了几个抬棺材的人在火焰间往返跳动着，他们唱着一种类似口诀的快板，那种惶恐不安慑住了台下的人群，我至今还记得因恐怖而紧紧抓住了大人的手，那几簇蓝色的火焰跳动得几乎让灵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乡村的生活在孩子们的心中是平静的，它的阳光明媚，土地与炊烟般的质朴让孩子们无所牵挂。白天和夜晚把孩子们的心截然地分开，那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在我的想象中，夜将神秘的事物掩盖起来，那些黑暗中大地的絮语，那些闪动的遥远的星星，是的，这世界上的确有着我们所无法感知的空间，也许因此人们总是充满了幻想。

　　不知为什么，在乡村的记忆中，我总有一股无名的哀伤，即使在高亢的戏剧的唱腔中，我也能听到它的存在。它们幽幽地飘荡在大地上，或许，这就是华北原野上的“燕赵悲歌”，它神秘地在人们心中无尽地盘桓，已有上千年了。

湖上的灯火

农村生活有许多时候和精灵鬼怪是分不开的，大人们经常告诉孩子们，蛇和刺猬不能祸害，它们是大仙，黄鼠狼更不能打，它也是大仙，打了这些大仙，它们会经常找你的麻烦。男孩子肩上有两盏灯，走夜路不能回头，回头肩上的灯就灭了。过春节时不能随意乱说话，走路要稳着，不能乱跑，否则会惹到神灵，冲撞了接回家过年的祖上的魂灵。各种鬼怪的故事更是晚饭后、睡觉前经常的娱乐活动。孩子病了要叫魂，风水先生的法事，丧事上的纸人纸马，吊丧仪式上人们的孝服，哭丧棒，孝子棺木前的哭拜。还有夜空中划落的星辰，苍茫的银河，牛郎星、织女星等等，这些让乡村孩子们内心的世界变得丰富了起来，也构成了他们立体的自成逻辑的爱憎观。

　　当然还有那些各式各样的节日，春节前的对联和福字，贴在门口、窗户、磨坊、猪圈、鸡窝等不同地方的不同字符，既是祈福，也是辟邪。年前，人们收集很多穿过的旧布鞋，在街头搭成高高的鞋塔，夜晚用柴火从里面点燃，据说这样可以去掉一年的邪气。土地庙的香火，上梁大吉的鞭炮，五月端午的粽子，中秋节圆圆的小糖饼……到处都有着神秘的传说和有意味的形式。

　　我有一首诗的题目就是《湖上灯火》，讲的不是一般的灯火，也不是船上的渔火，那是与生命相关的神秘的召唤之火。

　　我记得小时候妈妈讲的一个故事，一个水里的淹死鬼到了可以解脱的时候了，阎王让小鬼告诉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戴铁帽子的人，那个人是他的替身，那个替身成了水鬼你才能够进入轮回，转生为人。淹死鬼很沮丧，以为这下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世上哪有什么带铁帽子的人啊。说来也巧，一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雨，一个赶集的人回家晚了，正匆匆地赶路，走到桥边大雨倾盆而下，他就把刚刚买的铁锅扣在了头上遮雨，雨下得很大，天又有些黑了，脚下一滑，他掉到了淹死鬼等着的桥的下面，成了一名新的淹死鬼，那个等替身的水鬼就进入了六道轮回之中，也许转生成了一个新的人，也许成了家禽或其他的什么。

　　在乡村的传说中，有许许多多的飘在世间的冤魂，他们总在期待着一种解脱，以回到生命的轮回之中，于是，在七月十五中国鬼节的晚上，人们在河水或湖泊里放河灯，用以解救那些期待中的魂灵。人们用小小的葫芦片，滴上一些油，用棉花搓成细细的灯捻，点着了放在水面上，那些小小的河灯，被风吹着漂向远方。人们说，每熄灭一盏就是一个灵魂得到了拯救。那时我们站在湖边，默默地祈祷，希望有很多很多的亡灵得到我们的拯救，那是一种童心中真诚的善意，它一直在我的心里温暖地存在着。我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美好的传说∕七月里，那个召唤亡灵的日子∥（湖面上漂满闪烁的灯火∕我也曾长久地站在那儿∕默默祝愿着∕灯火尽快地熄灭∕湖水像一片没有播种过的土地∕幽暗的、平静的土地）∥那些战死沙场的人们∕那些在民族的叹息中∕无辜丧生的人们∕那些在生活的河流里被淹没的人们∕生命在流逝的时间里缓缓浮起∕灯火一盏盏熄灭∕那许许多多的受难者∕不必再那样长久的，在大地上游荡

　　——节选自短诗《湖上灯火》1982年9月

　　那些神秘的故事一直在我心中，那片蔚蓝色的湖水也一直在我的心中，无论我在哪里，它都会温柔地闪烁。人生经历了那么多往事，但我心中因为有着这片湖水，这片拯救灵魂的湖水，它也在拯救我迷失在人生中的那些晦暗时光。

祖屋复原图

我为家乡的院落画了一张记忆中的复原图，两面临湖，西面临湖的是一片枣树园子，中间有一口老水井，再向里就是外院的栅栏门，栅栏门向西，门的南面是碾房和磨房。听哥哥说，南面临湖的原来还有一排南房，南房外和湖水之间是一条能走马车的车道，后来湖水的波浪不断地侵蚀，道路消失了，变成了河滩。南屋因无人居住也倒塌了。在我记忆中那里已经变成了菜园。内院是一个不完整的四合院，有北屋，西屋和南屋。南屋中间有通向内院的过道，内院里有一棵很高大的洋槐树，春天开很多的幽香的白槐花，夏天有浓郁的树荫，几乎遮住了整个庭院。当然还有一些乡间常见的菊花、西方莲、牵牛、无花果、指甲草等等，那些都是奶奶、妈妈或姑姑种的。南屋外是一个很大的葡萄架，它是出了内院和南屋门道的绿色凉棚。我们经常会在葡萄架的下面吃饭、游戏，还有过七月七披着红色的被单，听银河边牛郎织女会面的经历。

　　南面的小菜园里种着辣椒、小葱、茄子、扁豆、西红柿等，南瓜会爬到磨房上，我在一首诗中这样写过：

　　姑姑用手掌拍打几片叶子∕然后贴在我和她的额上∕冰凉地 一丝清香蹿入了我的鼻子∕那是初夏∕尖厉的蝉声刚刚响起∕昨天在小树林里捡到的蝉蜕还是潮软的∕薄荷嫩绿的叶子长在篱笆边∕还有韭菜 莴苣 茄子和紫叶的苏子∥这已是几十年前的记忆了∕那年的薄荷和苏子叶∕早已消散了它们质朴的香气∕姑姑在外省的小城颐养天年∕电话里的声音虽不苍老∕但遗忘 让她的心干净得如同孩子∥

　　——摘自短诗《清凉的薄荷》2012年7月23日

　　是啊，“那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在外省 在乡下 在城市∕在列车的轰鸣和期盼的书信中∕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的家里∥曾经的平和与安详伴着不谙世事的童年∕曾经的苦痛和罹难伴着半个世纪的动荡与变幻”。父亲那一辈兄妹六人，伯父，大姑，父亲，还有三个比父亲小的姑姑。祖父过世得很早，奶奶是这一家人的家长，除了大姑，从北京回到故乡，最后终老于此，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在外面工作，奶奶虽葬在故乡，但故于北京。

　　祖屋是祖爷爷修建的，那时他在北京当差，回乡修了这座院子。青砖墙，起脊的灰顶，北屋七间，东西屋各三间，隔墙都是深棕色的老杨木板。南屋东侧是院门，门口有三层石阶和方形的刻花石门墩。是一所典型的京城一进的四合院的建制。后来太爷爷一代兄弟分家，院子分割成两半，中间加了一道不高的篱笆。我小的时候东院的本家爷爷、姑姑，经常隔着篱笆说笑和逗我们玩儿。

　　那年在绍兴，我看到鲁迅的家就是半个院子，他散文中写到的那节矮墙应该也是分家的界墙。只是他的家在镇上，出了院门就是大街，而我的祖居在村子的西南角上，出了栅栏门就看见枣树园子和一片湖水，在湖边能看见蔚蓝的远山，能听到远处火车汽笛的微鸣。

　　那年我们举家搬到了北京，那些从京城运到乡下的家具，条案、八仙桌、樟木大柜、半月形大理石面的小桌子、太师椅等等又回到了北京。

　　我们曾有一个临湖的园子∕老井和枣林相伴∕岁月无声∕而远方的汽笛长鸣∕唤有梦想的人们匆匆地出走∕不知远山有雨∕不知湖水干涸 枣林成炭∕一晃过了半个世纪∥远山有雨∕把乡愁化为默祈∕明净的湖水映母亲的白发∕她再也不曾回首∕那条不长的乡路∕静静地期待∕而母亲沉默∕她在心中告诉亲人们∕因远山之雨∕误了一个相思者的归期

　　——录短诗《远山有雨》

　　这是写于2007年的悼念母亲的组诗中的一首，那年母亲九十岁，病弱离世。那几年，每次回家陪母亲，我们都会睡前卧谈。谈家常事，谈现实的生活，也常常谈起家乡的亲人，谈我们小时候的往事，也谈起祖宅、枣园和那片湖水。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半个世纪，世事风云，白云苍狗，我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也有幸福的时光，许多亲人都离开了这个世界，许多乡亲没有了音信。母亲离开故乡再也没有回去过，许多晚辈来看望她，她的神情中有许多的期待和思念，但物是人非，一切都已是那么遥远。

　　是啊，时间恍然，一晃就已过了半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