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几乎是预料到结果的。离开威海之前，她从医疗器械公司下班刻意晚走了半个小时。她站在一楼质检科的大玻璃窗前，看着领导们的车一辆接一辆消失在门卫的拐弯处。几个上白班的男工人还冲着玻璃窗打了一连串的口哨。从她来到这里的那天起，他们就这样充满热情，那口哨热烈而真挚，早已成为一种稀缺之物。因为隆冬的寒冷，他们又吹出一团团暖暖的白汽，算是最有人情味儿的告别。
不久前，他们因为她的到来而心神不宁，轮番被车间里的数控机床割破了手指，这不仅仅是人本身的问题，男性工人占了百分之九十五，大家心照不宣，两性分配失衡应该引起这个世界的注意。
确定除了厨师们在为夜班工人准备晚饭，钻在远处的食堂里没时间抬起脑袋，夜班工人已经交接了白班的工作，轰隆隆的机床又响了起来，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关注她了。她还是装作加班的样子，从对面小吴的检验废品盒里偷了一颗“髓内钉”（可从固定腿骨钢板中穿过），完美的深罗纹旋转可以有助于更深地刺入身体而不易拔出，她在手指尖旋转了一下，好似误装进自己的手提包里。
现在，她一个人躲在卧室里用报纸把它重新包好，准备带回银城去，以备自己最绝望的时刻可以用得上。
她以她是外地人的特殊身份求得了提前回家过年的特权。尽量想得周全些，为奶奶带些海苔之类的柔软的吃食，为爸爸妈妈带些干虾仁、扇贝丁、牡蛎等海鲜，妈妈一生都喜欢包饺子和包子。给外甥女带些可以磨牙助长的鱿鱼丝、墨鱼片。在离开之前，她对自己的丈夫说了一句：“如果我们还是想不到未来的方向，一切都结束了。”
话一出口，她拎起包冲出家门，一秒钟都足以让她重新想起些过去的生活，那些记忆会拦住她。坐在客厅里的姜南没有起身，他失去了一个人应有的表情，他盯着妻子的身子在包裹的重压下歪歪扭扭，像一个中年妇女迅速松垮下来的身体，却又因为决绝的劲头而整颗脑袋向前探出去，脖子需要有一段距离才能把迟钝的身体连接上，这是一个艰难的运动过程。想想，时间过得真快，她也在走向衰老，他不能再想些什么，能做的只有将整颗脑袋埋进自己的臂弯里去。
秦丽要回来了，自从来自威海的那通电话来到银城，他们就都在那里了。最先钻到门口的是外甥女朵朵，她挤在姥姥和姥爷身体的缝隙间，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她高喊着：“小姨，小姨。”期盼了一年的小姨会给她带些大海边神秘的礼物。
是妈妈执意要亲自来开门，她扎着一条蓝色方格的围裙，只需看一眼秦丽的脸，她就知道了女儿这一年在外的一切消息——秦丽的脸上趴着一只黄蝴蝶。妈妈沉默地走开了，回到属于她的领地厨房里去剥菜、剁肉。
爸爸只会站得笔直，对自己的女儿也是一副过了火候的谦和样子，探着脑袋向门后望，他没有找到另一个人的影子，颤颤地问一声：“回来了。”秦丽唤了爸妈两声，径直朝客厅里奔。奶奶是内心最激烈身体最稳妥的一个，她像定海神针一样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方才遥望着门口几个高低排列的人，现在又都涌到了客厅里。
每年春节前的一周，秦丽和姜南总是要回来待上一两天，他们每一年都扬言明年就可以在威海定居了，他们这样扬言了十三年。两边父母家里各待一天，再算上来回路上用掉两天，家人与秦丽每年的重合密度为4∶365。是吝啬了些，但这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事情，每一方都为了对方不忍心多提出点额外的要求，只是今年来得早一些。
想想吧，中国每年离开家乡涌向陌生城市的人层出不穷，这样比例的家庭也许像涨潮一样，每天涨满城池，每天刷新人次。秦丽一想到那泥石流一样拥堵的车站，包裹像背在每个人肩上的大山，大山与大山在碰撞中引起人与人的争执。除了大人能从正常的车门挤上去，孩子像物件一样只能从客车的窗口塞进去，无法再想象那些像镜子一样翻倍繁殖的流浪人群了。可她一时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坐在奶奶身边，只会一包又一包把带回来的吃食全部掏出来，堆满茶几。
“大海里还有长我这个年龄吃的东西吗？”奶奶说话了，以她八十七岁的生命长度预知，她最懂得一年的时间足以把亲人之间的“亲”搞得陌生不堪。
朵朵在尖叫，她无法想象人可以把鱼撕成彩条一样细长，却这样好吃，她一边兴奋着，一边贪婪地抱着整整一包烤鱿鱼丝，“小姨，那这鱿鱼是大海里长的专门给小孩子吃的？”
家人都笑了，看着朵朵把鱿鱼丝一条一条分给姥姥和姥爷，又给老奶奶的手掌心里挂上了一条，秦丽突然觉得自己经历了两扇截然相反的门。她从威海那扇家门里逃出来，携带着那扇门里所有无望拥堵的生活，奔进银城这扇门。如果这是一个怀抱的话，她陷入了一个庞大的热气团，这个气团温暖无比，摇摇晃晃有被窒息的危机。
姐姐和姐夫要到晚上才能回来吃晚饭。秦丽没有再次带来有关“明年”与“威海”的消息。她和朵朵挤在一起，吃一年到头最快乐的一顿晚饭。妈妈又瘦又轻飘，从朵朵出生开始，她的日日夜夜就被一个婴儿的成长占据着。她贫血严重，气息微弱，话是从嘴里吹出来的风。但她还是故作坚硬地安排着爸爸把菜一个又一个端上来，她把煮好的饺子给奶奶盛上一小碗。然后，认认真真地在桌子上把饺子摆成一条线，朵朵面前一条线，秦丽面前一条线。
“小姨，你在那里做什么呀？”
家里人都在那一刻缩紧了一下。妈妈取了整齐一线的饺子中的一个塞在朵朵的嘴里。爸爸把脑袋埋进醋碗里。奶奶眯着眼睛嚼一个饺子皮儿，像一座永远都归于平静的钟。秦丽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在威海做了些什么，她像一个流窜犯一样去过许多地方，卖过快餐，为羊毛衫厂做包装工，在渔网厂里织渔网，在服装厂里上衣服袖子或者钉纽扣，现在在一家医疗器械厂做质检员，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薪水，这令她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个被诅咒过的人，那些可以安身的去处都一一倒下去。和她一样频繁流窜的丈夫姜南安慰过她，市场竞争总是要牺牲掉一些人，而碰巧了，我们就是那些被牺牲掉的人。他每次都会反问秦丽：“你不觉得很悲壮？悲壮是一种美。”
显然，她在威海的日子并不如意，家里人都心照不宣，没有人勇敢地谈过这个话题，那是一个巨大的不断推演的伤疤，被叠加十三年的期盼烙下的伤疤，不可治愈几乎成为了一种常态。
爸爸最理解秦丽，在餐桌沉默的持久空间里，他给秦丽倒了一小杯白酒，两个人无声地碰着杯子，“在外边，就是去寻梦，你把它看成哪个样子，你就会活成哪个样子。”爸爸把杯子吸得像吹响的口哨，他把全部的力量都用在了薄薄的杯壁上。他头发花白，黝黑头发的所有青春都留给了黑龙江那片无边的黑土地，那是爸爸一辈子最得意的梦。
也许这是每一年最值得留恋的事情。爸爸每年都要等着女儿回来为她长足信心，买一盆鲜花，这是妈妈最不理解爸爸的地方，她的话一直追到门口，“一个老男人，还花痴！”
“我早早就看好了，有一盆紫红色杜鹃花，你妈妈最喜欢紫红色。”爸爸时常用这样不合时宜的举动拯救了自己的女儿，他坚持所做的那些无用的事物滋养着干枯的秦丽。
银城这里除了年的繁忙，没有丝毫流离失所的样子。人们脸上都喜气洋洋的，虽然人从一出生就要这样重复着过年，即使年成为了一个不得不过的任务和概念，大多数人还没有想出更好的方法可以替代，人们还是乐此不疲。这些年银城发展铝业加工，人们的生活有了改善，环境和饮用水却付出了代价，但那是银城人所无能为力的，看起来就像与他们自己无关。
一想到过年，秦丽就想起妈妈那句话，“生活不就是重复吗？”藏在秦丽心里灰暗角落的念头就会冒出来：也许“放弃”可以对重复生活做出一种惩罚。
她又一次把妈妈的那句话说给了爸爸。爸爸有这样一个无法泯灭的好心态，他不会受到打击，他兴致高昂，在银城宽阔的枣香街上，他被自己的女儿挽着胳膊，偶尔几步会蹦跳起来，“那是因为你妈妈不舍得买花！”
花店在枣香街的南头儿，离家有三里地的路程，门面像一本书的封皮，但里面就是一个繁盛的植物园，爸爸径直朝着一棵杜鹃花去了。他和老板打着招呼，站在花前欣赏它，蹲下来看它结实挺拔的茎。秦丽也跟着蹲下来，他告诉秦丽：“我来了好几趟了，每次都是为了来看它。”
“爸爸，你不觉得生活无色无味吗？”秦丽看不出这一棵与周边的杜鹃花有什么不同，除了颜色明显的差异，红色、粉色、雪青、白色，它们拥挤不堪，都在费心费力地准备开放。
爸爸又认真地数了一遍花苞，在他没有来的这几天里，花苞不多一颗也不少一颗，他自在地哼起了小曲，和秦丽小时候所看到的一模一样。那时候，黑龙江的家里有一面长方形的镜子，把客厅照得翻倍地生长。爸爸刮胡子要用掉二十分钟，他刮掉的是胡子，哼出来的是《沙家浜》。现在，他依然保持着他清脆的嗓门儿，“把自己的鼻子打开，把自己的眼睛睁开，把自己的心敞开，谁也管不着。”
秦丽重新挽住爸爸的胳膊，她想告诉爸爸，人有的时候连这点力气都丧失了。她听见爸爸呼出了一口气，声音只有秦丽听得见：“如果实在打不开，就回来长长力气。”
面对着这盆被爸爸早早在内心里占为己有的杜鹃花，爸爸的举动成为秦丽生活中真正被滤掉的那一部分，她曾瞬间对生活有了好感。出了花店的小门，爸爸偷偷告诉秦丽：“这棵花苞最多，比那些棵多两个，就能多开几天。”
从这盆花搬进家里，每个人都跟着像绽开的花，它打破了这个家固定的模式。朵朵每天要到阳台上看望它五次，并亲吻它。爸爸干脆就坐在阳台的椅子上，观察每一朵花苞展开第一个花瓣儿。奶奶双眼盯着变化莫测的电视节目，这档有话就说的节目是她生活的轴心，这里跟她分享了每个陌生家庭的喜怒哀乐，她也跟着悲伤和幸福，那悲伤和幸福就跟她自己的一样。但现在她总是走神儿，她埋怨自己的儿子：“总觉得眼睛边上烧了一团火。”
秦丽在紫红色的家里渐渐平静下来，紫红色是有热度的，人有了热度才能把几个迟钝的感官化开。她渐渐什么都忘记了，忘记了威海那永远不会停止的工作更换，她也阻止不了那些企业牺牲掉。忘记了她对自己究竟能干什么的自虐性的追问，忘记了他们和威海最终会以抛弃还是妥协的关系收场，忘记了自己的丈夫姜南，这个男人跳过了无数个企业，终于在一个韩国佛龛厂做了绘图员。希望是工厂里的人道听途说，他们说日本那边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看重他们的传统生活，那些佛龛里装的是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死亡仪式，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死亡，何必让后代们记住自己。所以佛龛销量才会大量减少，这对姜南所在的这个小小佛龛厂是致命的，工资本就有限，还拖欠了几个月，还能去干什么，这些统统都被秦丽忘记了。
离春节还有四天，姜南没有像往年一样回来，秦丽也没有提起姜南要回来。家里人感到了惶恐，姐姐在一天傍晚下班后匆匆吃完饭，匆匆刷净碗筷，匆匆出门。她和姐夫趁晚上的时间去办些年货，出门的时候她这样告诉秦丽。
这一夜是有史以来最漫长的。秦丽四十岁了，她第一次看到微观的时间缓慢地迈开每一步。
“今年还要回老家边庄过年，你爸走了还不到三年。”奶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给自己的儿子。今晚，她如期打开电视看那档解决家庭纠纷的节目。但，不影响她坐得板板正正的，郑重的程度像一个族长宣布一件要命的大事。
爸爸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嗯”了一声。他突然那么严肃，脑袋低沉着，只能看到脚尖周围的地面。
“跟大女儿他们说了，多办些年货，过年拉回去，就不在边庄再麻烦了，年前年后待不了几天就要回来的。”妈妈坐在另一个独立的沙发上给朵朵修理一件过小的内衣，她把袖子剪掉了，准备改成一个小背心。朵朵专注地看着那件丢失了袖子的内衣，“小姨也回老家吗？”
秦丽在沙发上打了个哆嗦。这些日子她不是她，她每一天被临近的年推着走，那是一个巨大的鸿沟，她判断不出来应该向哪里走。能给自己机会暂时停下来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家。
“我想，我想今年跟你们一起回老家过年，”秦丽补充道，“很简单，就是想待在爸妈身边，没什么别的。”
奶奶把电视机关掉了，她误以为自己把电视节目里主人公的话和孙女的话混淆了，她端正地盯着秦丽。多年来积累在每个人内心的忧虑终于在这一刻被刺破，他们如履薄冰地善待着对方，为对方保护着小小的尊严。能听得到每个人急促的呼吸声，密集的二氧化碳在迅速地向这方空间积聚着。
奶奶冲向了爸爸，“我早就跟你说，在外边这么多年飘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儿，你以为你这是袒护你女儿，不闻不问，你这是害她。”
“总要给孩子留点希望，”爸爸把眼神递给妈妈，“再说，怎么生活，得由她自己做主。”妈妈把心思用在那件断袖的小背心上，她的手指带着那根针快速地在小背心的袖口处穿来穿去。
秦丽特别厌倦自己这副妥协的可怜样子。她精心包裹了十三年的奋斗者的外壳终于可以卸下来了，她重新把自己的话说了一遍：“我今年想和你们一起过年，不回威海，不回姜南家。”
“不可以。”奶奶定夺了这个请求的结果。
“为什么？”秦丽转向了爸爸，“你不是说过，可以回来长长力气吗？”
“你已经出嫁了，”奶奶回答着秦丽，“出嫁的女儿跟爸妈过年，是会被整个边庄笑话的！”
“我只是想待在你们身边！”
即使最初秦丽预料到了这样的结果，她的大脑在瞬间还是闪过了那个精致的髓内钉。她仔仔细细地用《威海晚报》把它包裹好，独自一个人躲在卧室里棱角分明地守着它。那个髓内钉经历了上千里路来到这个家里，不久会被插在自己的脖颈上，但那只是在想象中。现在，坐在现实里和自己的亲人面对面，秦丽几乎招架不住，她浑身软软地瘫在沙发上。
“现在不是从前了，我看。”爸爸想让妈妈说句话，妈妈隔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那都是以前的老规矩了，要不。”
“边庄就是靠了这样的规矩才到了今天。你们是揭了伤疤忘了疼，你们忘了边庄那个刘云，刘三家的女儿，跑到娘家过了一个年。说什么的都有，说是被丈夫甩了的，说是在外边搞了事情回来躲债的，说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回娘家遮丑的，说是要离婚的，年初三都没过得去，不是死在娘家了？你们都忘了吗？”
奶奶痛哭起来，她用尽全部力气把过去的世事哭个干净。眼泪汪汪地盯着对面的孙女，那双历经了两个世纪的眼睛里布满纠结的血丝，她把重重的一口气吞进了胸脯里，浑身打起颤来，“这是一辈子又一辈子传下来的规矩，边家人的脸。”
在这一辈又一辈传下来的观念面前，所有的人都成了匍匐者。奶奶难以丢下边家人的脸面，爸爸妈妈失掉了父母的身份，他们懦弱不堪，几乎异口同声：“是啊，别人会笑话的。”声音细微到弱过鼻息。
什么时候这个家成了一个审判庭。妈妈放下了手里的小背心，她思量了好久，“你要是回去了，不能总憋在屋子里。拜年的人总要到家里去，他们会看到你。边庄是小，可是边庄嫁到周围村子里的人很多，娶进外村的人也很多，他们要是知道了，会告诉外村人的。你也是知道的，边庄周围的村子连着村子，人们都可能知道的。”朵朵害怕极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郑重的场面，也不明白小姨回家过年这样的小事情会这么重大。她挤进姥姥的怀里，偷窥着老奶奶在沙发中央停停歇歇地哭泣。
妈妈也很恐惧那些四处流动的边庄人，她又想起了一件事，“而且，有十多年了，边庄人都跑出去打工，全国各个城市都有，上学的、找工作的，还有出去找老婆的，找男人的，他们会把消息带到各个城市里去……”
“这倒也是，现在国家和国家都联系得那么紧密，外国人来到中国，中国人走出国门，连动物都南极北极互换，他们会把消息传播到整个地球。”也许是负气，秦丽竟然补充了妈妈无限旋转的逻辑怪圈儿，自此却揭了人的老底，每一个个体都深陷其中，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影子，这真令秦丽惊喜。她发现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她的遭遇和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可能有着隐性的关系。
妈妈已经没有力气说下去。爸爸是边庄有名的孝子，他把歪倒在沙发上的母亲扶起来。她还在弱弱地哭泣。爸爸重新回到小板凳上，“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尊严。”
秦丽被震动了，她窝在沙发上咀嚼着一个人的尊严。有那么一刻，她突然发现自己是个无处可去的多余人。她盯着妈妈怀里的朵朵，她特别需要她，但她因为恐惧背朝客厅，把自己牢牢扎进姥姥的衣服里。她的世界只剩空荡荡的白色，她淹没在白色里，特别想抓住什么，能就近想到的只有临来前工厂里那几个为她吹口哨的男工人，他们和她还并不熟悉，年龄也许长她两岁，他们和他们的口哨热烈而洒脱，没有小心翼翼掺杂在里面，仿佛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粹透明的理解方式，他们又吹给她一团团暖暖的白汽。那一刻，秦丽懂得自己那么需要陌生的他们。
姐姐和姐夫又搬了些年货回来，难以预料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朵朵终于从姥姥的怀里钻出来，躲到妈妈身边，小声咕嘟：“他们为什么不让小姨回家过年？”
姐姐和姐夫觉得小题大做，他们没有体会到虚弱的秦丽真正所需要的。他们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罩。那虚弱的渴求无法进入别人的感知。姐姐和姐夫把置办的年货分包，大部分留给爸妈带回边庄去。姐姐匆匆忙忙把这件事情化解了，“让妹妹在我这里过年不就行了。”
紧张气氛在这一刻获得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平衡，你能听得到他们一下子轻松下来的骨骼、肌肉和内心，它们各自发出松散下来的啪啪声，那和石化的规矩被临时妥协有关，和人没有关系。
秦丽坐在沙发上看过每一个亲人。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完整的长时间地待在一个家里。爸爸像是哀求自己的女儿，“听你姐姐的吧。”他做不到直视自己的女儿，他重新把目光移到地面上，他一下子苍老下来。那种自由打开自己的鼻子、眼睛和内心的力量消耗殆尽，仿佛一辈子坚持做那些无用之事来挽救生活的希望在今晚彻底土崩瓦解。
妈妈面对这个家已经疲惫不堪，她的身体和内心更加孱弱，轻声说道：“在这里吧，老家还没有暖气，很冷，你从小身子就弱。”
秦丽瞬间决定放弃，她躲进了自己的卧室。在起身离开客厅时，右眼边一团火热，阳台上那棵杜鹃花绽开了好几朵花苞，火热的紫红色就越来越多。但在今晚，它却不存在。
外边零零星星有放爆竹的，只是零零星星地各处响一下。隔着玻璃窗，秦丽还没有认认真真地看一眼层层叠叠铺展的银城。它壮硕无比，她在它这里上了初中和高中，但现在那些过去的痕迹全部消失了。这是在这个全家团聚的夜里她才刚刚看清楚的，原来银城也是她所流窜过的诸多地方的一处。
她让自己躺好，想着奶奶说起的那个死去的边庄女人。她猜不到她遇到了什么难解的困难，也许很简单，像她一样只是想在父母身边停一停。秦丽把那颗髓内钉取了出来，放在路灯散射进来的微弱光线下。完美的深罗纹旋转，完美的金属聚光度。她触摸了一下髓内钉的钉尖儿，因为是残次品，它还不算锋利，但对付人柔软的脖颈还是不负众望的。她把它夹在手指间像玩一支铅笔那样灵活地翻转，看着这种天生可以用来解除又制造人痛苦的矛盾的小物件。
她想象着被一种观念笼罩下的人们，为边庄那个女人补充各种结束自己的方式。奶奶没有细致地说出她选择的死亡方式和细节。那应该是她自己喜欢的，那是她的权利。因为想到个人的权利，秦丽突然欣喜了一下，有种落地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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