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华

　　近年小说创作有关亲情伦理的书写，主题向度主要表现有二。一是表现家庭内部亲情伦理的代际关怀，着意书写代际间的脉脉温情。如钟求是的《星期二咖啡馆》、龙仁青的《转湖》，尽管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伤痛，但代际之间伦理温情的重建，依然散发着温馨而充满人性的光泽；二是注重书写代际间的伦理冲突，涉及罪与罚、沉沦与救赎等。这类书写体量更大，触及时代发展内部的真相。如马小淘的《骨肉》、王彪的《你里头的光》、艾伟的《风和日丽》、迟子建的《群山之巅》、须一瓜的《灰鲸》等。史若岸的短篇小说《漂泊的父亲》则是写在时代的急遽变迁中，人性的沉沦、亲情伦理的异化及最终在死亡面前，子（女）对父亲的宽宥和亲情伦理的回归。

　　首先，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现代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已经非常普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主要人物角色甚至是主人公参与叙事，如《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的“我”——霍尔顿·考尔菲德；一类是小说中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见证者，如《孔乙己》中的“我”——咸亨酒店里的小伙计。《漂泊的父亲》显然属于前者，小说之所以采用“我”的叙事，作家肯定有着自己的认真思量。小说几乎完全是“我”的遭际，“我”的体验，“我”的情绪，“我”和父亲、母亲、祖父母之间关系的展开，当然主轴是父亲和“我”之间亲情伦理关系的深度演绎。在“我”不紧不慢的讲述中，家庭内部的亲情伦理从纠葛、疏离逐渐走向撕裂和崩塌，父亲因为赌博，输掉了和母亲结婚时买的房子，母亲不得不改嫁另寻生路，父亲只能常年在外漂泊流浪、居无定所。“我”没有怨恨母亲，因为亲情伦理的瓦解并非是她的过错。“我”和父亲亲情的隔膜、疏离、形同陌路源于父亲的不堪、父爱的缺席。小说中“我”的叙述不仅仅是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便于创作主体抒发感情、唤醒读者内心的共情与思考，也更加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从而让读者有着更深的代入感，与此同时，小说的叙事因为“我”的首尾贯通，保持了叙述的连贯性与完整性。

　　其次，小说叙事体现出青年作家难得的沉稳、内敛与文本的审美张力。开篇伊始，小说给我们营造了一个比较低沉、冷漠、压抑、隔膜的家庭伦理氛围。“我”对父亲的回家并不知情，同样父亲对“我”从大学回来也是满脸讶异。父亲开门后我们彼此没有说一句话，小说通过一系列的细节、回忆、感想慢慢揭秘了亲情异化的其来有自。“我”的电脑屏幕被压坏，无端和父亲关联起来，说明了对父亲的怨愤；回忆母亲改嫁前的细节，母亲的痛心疾首和留下玩具之后的一走了之；回忆祖父母对我的关爱——生病时让我吃整瓶的西红柿酱，祖父给我买高档的台灯；“我”成长的过程和父亲的日渐疏远与相互缺席；“我”和父亲见面的厌烦、难堪通过无语沉默、修空调的尴尬和吃饭时“我”的无所用心得以一步步呈现；祖父通过电影票期待父亲和“我”修复关系的良苦用心；电影院里看电影时，“我”和父亲的拧巴、别扭无以掩饰；回去的路上，“我”和父亲一人抱着一个西瓜尴尬地走着……文本叙述似乎朝着这个方向一根筋地走到底，给读者的阅读感受是作家有意要彻底撕裂亲情伦理，要将血缘人伦情感完全解构。如果最终是这样的叙述营构，这篇小说很难臻于优秀，盖因这样的解构叙事自1990年代以来已经数不胜数了。当“我”和父亲看完电影从影院出来，回去的路上，小说的故事情节方向出现了陡转：父亲告诉“我”，他得了肺癌，可能不久于人世，期待他临死之前，“我”和祖父祖母能去海南他栖身的地方旅游一趟。小说在叙述父亲告诉“我”他身体罹患癌症的时候，旁边树下的荫凉处正好摆着“楚河汉界”的中国象棋棋盘，这个意象或场景的出现，别具匠心，具有不言自明的隐喻意义：似乎在这之前，“我”和父亲只是符号意义上的血缘亲情关系，实则在情感、心灵意义上形同陌路，好像楚河汉界一样，井水不犯河水，彼此在生命里没有交集、没有交流，从未在对方的心灵世界里存在过。小说前面那么多“我”和父亲关系深渊般的叙述，就是为了小说结尾，父亲面临即将到来的死亡，“我”最终将失去无论是符号意义上或血缘意义上的父亲，这个“楚河汉界”终于疏通了，“我”终于回忆起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吃烧烤的情景，选择了宽宥父亲所有此前的种种过失、缺席甚或罪孽。由此，小说完成了亲情伦理异化与复归的审美书写，叙述在情节、结构、腔调上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审美张力，超出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两代人的和解既在预料的叙述逻辑之外，又在心灵、生活、情感的情理之中。

　　再者，于颠覆性的亲情伦理叙述中展现人性宽宥救赎力量的逐渐回归。小说令人信服地写出了“我”对父亲实现人性宽宥极为艰难的转变过程。由于父亲早年的罪愆和家庭亲情伦理的瓦解，“我”在现实中几乎视父亲是存在的不存在。从小说行文和字里行间，我们能捕捉到“我”对父亲的极度冷漠。“我没有回头，径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根本没有嘘寒问暖，哪怕象征性、礼貌性的敷衍都懒得去应付，对父亲的无视和厌烦从小说叙述的开头即可略见一斑。“我”关在自己的屋内，不愿与父亲有任何的交流，祖母房间里挂着的父亲的衣服，只是祖母睹物思人的物象，于我，只是一个没有地址的明信片般存在，引发不了我任何思念的情感。玻璃缝里夹着的亲人照片，家人的快乐只是另一个时空的存在。父亲的这次回来，似乎性格秉性也没有多少改变：“脸上带着浅薄和自得的神情，仿佛在挑剔这个世界，又像在轻视这个世界。”在修空调的时候还不失时机地训诫我，试图保留一点家长的权威。无论父亲夸张的语气或带有表演性的行为，“我”都无动于衷。但小说在叙述演进中，还是为后文的反转留下了“蛛丝马迹”，比如“我”发现父亲也并非一无是处，父亲的头发还算浓密、身材还没有走形。在电影院，“我”目睹父亲的发根处是雪花一样白，似乎对“我”的内心也有触动。父亲想拉近和“我”的关系，提议去吃烧烤，想唤醒“我”与他之间的温情记忆等等，这些为后面情节的反转，最终实现“我”对父亲的宽宥起到了逐层铺垫的作用，它们草蛇灰线般蛰伏于叙述的深处。叙述最精彩之处当是父亲告诉“我”他患了肺癌后“我”的反应。小说这样叙述：“我愣住了，转过头看着他。自我记事起，父亲就带给了我许多戏剧性的场面，但一直以来，我都只是观众，从未设想过自己要去出演。如今，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父亲忽然将我拉进了戏台，慌乱中，我只觉得无所适从。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哦’了一声。”这是小说的神来之笔，内心从极端的冷漠到人性宽宥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需要转圜，当时的情境，“我”的反应看似冷血，不可置信，但符合当时的心理真实。正是有了这个过渡，后面吃烧烤回忆的出现才符合叙述的逻辑，才最终完成了人性的宽宥。这一艺术书写的过程丝丝入扣，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到位，做足了戏份，体现了作家不俗的写作功力。

　　简言之，《漂泊的父亲》与单纯写代际冲突所导致的亲情伦理颠覆的叙事有所不同，小说核心命意是书写亲情伦理的异化、宽恕及其救赎，这样的小说在当下具有独特的叙事意义。现实中类似这样的亲情、血缘伦理走向瓦解有太多惨痛的例子，这是因为时代的扩容和世俗生活的加速，代际差异、代沟所导致的代际冲突进一步加剧，导致了传统亲情伦理的倾覆。文学如何在这些创痛上重建人伦关怀，如何实现冲突的代际和解，如何实现亲情关系的去藩篱化，如何实现人性的宽宥，如何洞悉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内心真相，这篇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审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