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刚

坏孩子

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洁白的衬衫衣领被领带勒进了颈部的赘肉里，腹部鼓得浑圆，像一个随时可能撑破的球体。肉嘟嘟的脸上，两侧眼袋很夸张地吊着，上眼皮浮肿得像两个亮晶晶的小塑料袋子，使得双眼看起来小得有些不成比例。他每跨出一步，脸上、颈部、肚皮的肉就颤巍巍的。步伐却很敏捷而又稳健，真叫人疑心，他的身体里是不是藏有一个特殊调节装置，让他的身体不断地横向生长，同时保有一如既往的协调和平衡。

　　他径直走到我身旁，微笑着低头冲我的胸牌看了一眼，嘟哝了一句：“嗯，对的！”

　　我注意到了他的脸，却没注意到他的手。我记得他的手之前还扶着桌沿，等我的注意力从他脸上被拉扯到手上时，他已经稳稳当当地坐在凳子上，肥胖而短促的手指并拢，排成了一张微型挡风。但很显然，他想护住的不是奄奄一息的火苗，否则他就不可能那么快速地将它推移到我眼前，又飞快收起双手。他那么小心翼翼地护着，又快速地将结果展现出来，让我想起小时候，大人们赶集回来给我们分发糖果时耍出的把戏。堆在脸上的理所当然有心满意足的自豪，说明他对自己魔术般的把戏很满意。

　　我看到了那一刻他脸上浮现的笑意，也看到了眼前整齐码放的三盒香烟。那是一种很昂贵的品牌，有一次我领取了一笔不菲的稿费，特地买过一盒来犒劳自己。

　　“医生，不好意思。”他说着，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了另一盒同样牌子的香烟，使劲抖动了几下，微微倾斜的烟盒里冒出一根过滤嘴。他朝我递过来，要我抽一根。我无声地笑一下，指了一下办公室墙上“严禁吸烟”的牌子。他恍然大悟似的“哦——”了一声，将香烟盒竖起，在办公桌上快速轻杵了几下，刚才冒出的过滤嘴便很听话地缩回到烟盒中。

　　将烟盒揣回西装口袋，他的手却没有立即抽出，转而伸向了口袋更深处，掏了好一会儿，再伸出来时，指间便夹着一张经过反复折叠的纸片。他小心翼翼地，把纸片一层层展开，平放在桌面上，伸出双手压住纸片的中间部分，接连向两侧划了几下，让纸片上的皱褶尽可能平整，然后双手扯着纸片的两侧，送到我眼前的半空中。那是一张出院证明书。

　　到这里事情也就变得简略和清晰了：他指着已然摆在我眼前的纸片，要我把那个名字换成他提供的另一个（为了保险），同时把治疗结果栏里的“未愈”改成“痊愈”，我很肯定地表示我无能为力。当然，那张出院证明书上的名字不是他的，而是在他的煤窑里下井干活的一个员工——我医治过的一名患者。他的想法，即便是他的员工在场，甚或由他的员工本人亲口提出，我也同样是无能为力。

　　出院证明书写着的那个名字，我起先其实有些模糊，在他肥胖而短促的手指不断敲击着纸片，给我强调他希望改动的两个地方时，那个名字的主人便开始在我脑海里一点点变得清晰：几个月前，那个名字的主人在他的煤窑里干活时伤到了腰椎……那个名字的主人住院期间，很多次因为治疗和陪护问题给他打电话，他每次都满口答应，但就是不见答应的事情兑现……后来，那个名字的主人实在没办法，只好办理了出院。

　　他脸上透露出讶异之色，嘴角嗫嚅着，好几次想要开口说些什么。沉默了不大一会儿，他突然挺直了腰身，冲我问道：“就真的，不能，改改？”与此同时，一直在桌面上摆弄纸片的手指开始弯曲，三两下折叠回了原来的样子，揣回了西装口袋。然后轻摇着头，双手抓住桌沿慢腾腾地直起身，走出了我的办公室。没走出几步，又猛地转过身来，恶狠狠地抓起依然整齐地码放在办公桌上的香烟盒，恶狠狠地吐了一句：“不好意思！”这才甩着双手，昂首挺胸地离开了。

　　我看着他恶狠狠地抓起香烟盒，急匆匆地昂首挺胸地离开。他的背影刚从办公室门口消失，我就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我再次想起小时候，每次大人们赶集回来，总会拿出几个糖果分给我们，每次刚一分完，弟弟妹妹就不干，觉得我分到手的比他们多，哭闹着要从我手里抢过去。我不同意，站在一旁的大人就夸我是个好孩子；我依然不同意，大人就挥起巴掌朝我扇过来，训斥我是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从那以后，我就顶上了坏孩子的名声，并且标签一样保存至今。

伙伴

少年坐在护士工作站外的长凳上，趿着拖鞋的右腿横放在左膝上，呈一个草书的“4”字形，随着身体不停抖动，随时可能滑落下来变成“八”字的样子。大约是为了阻止右腿的滑落，少年的左手勾住右脚踝，一次次地将它向怀里拉，而握着手机的右手则紧紧地贴在耳边，黏合在一起了似的，头不住地左右摇晃，右手也跟着不住地忽左忽右。

　　“你来！你是厉害的就过来！”少年冲着手机大吼。

　　护士工作站就在医生办公室的斜对面。少年的大吼突然而且高亢，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我清楚地听到了。在医院，我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哭的、骂的、吼的、叫的、吵的、闹的，高亢的、低回的，短暂的、持续的……很多时候，住院楼的整条走廊，就是各种声音的发源地和集散地；很多时候，它们突然发生，很快又自行消失了，仿佛风中的烟雾，风一止息，烟雾也就差不多消散了。

　　少年接连大吼了几声，声音渐渐小了下去，可过了不大一会儿，又突然高亢起来，吼出的也是同样的话：“你来！你是厉害的就过来！”与此同时，我还听到护士工作站外的长凳与地面摩擦发出一声巨响。

　　我腾一下站了起来。

　　站起来，我就看到长凳上的少年不断摇晃的身体和渐渐胀红的脸。我微笑着，冲少年压了压双手，意思是要他把声音放低一些。那时候，少年的目光正好从我站立的地方扫过，我和少年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接，但只是一瞬，少年就扫视到下一个目标去了；那时候，少年刚刚从一阵大吼转入低语，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目光扫过的一切，包括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统统被他忽略，什么也没有装下。但是，少年后来还是发现了我，梦醒似的挺了一下身，双眼和嘴同时大张着，把手机从耳边拿开，冲我扬了一下眉毛：“你说什么？”丢下这句话，便扭过头去，继续对着手机大吼：“好！你来！老子就在医院等你！”明显地有了些挑衅和威胁的意思。

　　我觉得该是我说话的时候了，我想我必须争分夺秒，见缝插针。“这是病房，请你小声些！”我对少年说。说完这句话，我突然就觉得应该为少年提供一个去处，如果少年必须要大吼的话。于是指了指走廊出口，那里可以去到医院住院楼前的小花园，“要不，就请到医院外面去打！”我说。

　　“你是干嘛的？”少年收起手机，抬眼问道。

　　我扯了扯身上的白大褂。对少年的明知故问，我有些忍无可忍。

　　“我晓得你是医生！医院是国家的，又不是你家开的！”少年将手机放进裤兜，腾一下起身，双手已经紧握成了拳头。我以为少年接下来就要用拳头做出进一步的回应，脑海里快速地思虑着，如果少年真的挥拳过来，我该如何是好？

　　我静静地等待着。少年恶狠狠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鼻腔里“哼”的一声，握紧的拳头慢慢地松开了。

　　若干时日以后，我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同事们听。同事们一个个都很诧异，都说以他们对我的了解，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他们的理由有三：我是一名医生，而对方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少年坐在那里是在呼唤同伴，而不是呼唤我，或者也可以说，我主动上前搭讪，肯定让少年以为我是想成为他的同伴了；少年说到了我和国家，而我只是无数个普通个体中的一个，国家是包括少年和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由此可见，少年心里可能根本就没弄明白，两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

　　我想了想，觉得同事们说的都很在理。但私下里，我更认可的是伙伴关系问题。

摇晃

他说，他要找李存刚。

　　看着我的同事和医院保安一个个露出满脸狐疑的表情，似乎觉得直呼我的名字是有些不妥，于是他将自己的话重说了一遍：“我要找李存刚——医生！”他满脸诚恳地对围拢在身边的人说。话刚说出半截，就被一个突起的酒嗝生生地打断了，酒嗝过后，赶紧补充了个还算完整的后缀。说完，便迈开步子，歪歪扭扭地冲向我的办公室。

　　那个寒冬浓密的夜色里，我的同事和医院保安闻着他熏天的酒气，知道他喝高了，商量着将他弄到保安室去，等他酒醒后再弄清楚他为什么非要找我。看到医院保安挡住了去路，他伸出手，猫着腰，几次试图拨开，都没成功，便转向保安旁边的缝隙，伺机冲破保安的阻挡。眼明手快、人高马大的保安早已是看在眼里，他刚一侧身，其中的两个便站到他身边，一左一右将他钳制住了。眼见自己的阴谋没能得逞，还被两个人钳制住，他转而开始叫喊：“李医生！李存刚医生！李存刚！”他一边叫喊，一边挣扎、蹦跳、下蹲、前仰后合，试图摆脱保安大锁一样锁住他的大手。他的叫喊一声高过一声，突兀地划破宁静的夜空，病房里很多人都听到了。我的同事和保安实在没办法，只好打通了我的电话。

　　那是他第三次来医院。第一次是他本人。他是个泥瓦匠，有一天在建筑工地砌砖，被高处掉下的一根撑杆（圆木）砸断了腿，住了三个月的院。第二次是他的妻子，因为他长期在外做工，家里的一切活计全靠妻子一个人操持。那是个秋天，他的妻子背了一大袋刚刚掰下的玉米棒子，路过一个小水沟时跌落了下去，腰椎粉碎性骨折。得知妻子受伤的消息，他嘱托亲友将妻子送来医院，他则从建筑工地直接赶过来，找到了我。

　　这一次是因为他的大儿子。几个月前，他的妻子又为他生了个儿子。入冬以后天气异常恶劣，他早早地找建筑工地老板结清工钱，回了家。他给了大儿子些零钱，要他买零食吃，淘气的大儿子却买了鞭炮。冬天的山地里结了冰，大儿子燃起一挂鞭炮后准备跑开，刚一迈开步子，就咚一下摔倒在地，挣扎了几次，怎么也站不起身。他抱起大儿子，发现小腿已经弯曲成了一张弓。他心里咯噔一下，终于回到家的热情，瞬间板结得比结冰的山地还要冰冷。等他叫上一辆“黄鸡婆”（跑短途客运的微型车），急匆匆地赶来医院时，已经过了我的上班时间。安排好大儿子住院，他就带上“黄鸡婆”师傅和一起来的几个亲友到餐馆吃饭。餐桌上，他说什么也要敬亲友们几杯酒。饭后回到医院，他想要见到我的念头突然得异常强烈。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走进医院大门便被他堵住了。他紧紧地抓住我，一个劲地就昨夜的事情向我道歉，又一个劲地恳请我，无论如何要亲自看看他大儿子的腿伤。寒冬的清早大风呼啸，他抓住我的手一个劲地说着，脚下依然有些站立不稳，整个人摇摇晃晃的，仿佛还未完全从昨天的醉意里醒来。我伸出手去想要搂住他，我的手还没来得及碰到他的腰身，他的另一只手已经飞快地扣在我的肩膀上。

　　我没想到他会那么敏捷地扣住我，身体一时间失控，跟着他，在那个早晨的寒风之中，醉汉一样歪歪扭扭地晃动起来。

时间小史

她顶着一头秀美的披肩长发，一张精致的红扑扑的脸。Z叫她白靓子。根据Z自己的解释：白，是指她的肤色，而白靓子，则是白娘子的谐音。当然，也可以就叫她白娘子，Z补充说。

　　Z身材矮小而瘦弱，大学毕业来医院工作时，曾经有过一个谈了几年准备谈婚论嫁的女朋友，身材健壮，皮肤黝黑。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两人并排着侧卧在床，人们一定会以为床上就躺着他女朋友一个人。这话，人们当着Z说，背地里也说。背地里说起的时候，有人就禁不住为Z担心，说Z那弱不禁风的身体怎么匹配得上女朋友的健硕，说Z和他女朋友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听人们说得次数多了，Z渐渐就觉出了不适，继而是反感和厌恶，到后来就索性和女朋友一刀两断了。代价却是沉重的，Z说要分开，女朋友的家人不干，声称都谈那么长时间了，不能你说分就分，Z因此承受了女朋友家人反复不断的大吵大闹。无法安宁的日子一长，Z就更加地坚定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说，那就赔钱吧。Z的女朋友及其家人看Z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也就不再试图挽回，一来二去，Z拿出了工作这么些年的积蓄，这才彻底把事情了断。然后，Z花了若干年，才慢慢从那段岁月里走出来，其标志，就是看到白靓子时表现出的不能自已、恍惚和无所顾忌。

　　她来医院是照看她表哥的。她的表哥多年前离开老家攀枝花，在康定开了一家餐馆，后来还兼做起甘孜到成都的牛羊肉买卖。有一天载了一卡车牛羊肉翻越折多山，路过一段暗冰路面时车辆失控，滑到了路边的高坎下，小腿被严重变形的车厢挤压粉碎性骨折。以Z干了多年骨科医生的经验，这样的骨伤治疗应该手到擒来。每次Z为她表哥换药、绑小夹板的时候，都需要她站在床头一侧，帮助扶住脚踝，目的是防止在没有外固定的情况下，脚踝端的扭转或其他异动导致骨折错位，同时也便于换药和固定夹板。这时候，Z和她面对着坐在床上，只要一抬眼，就能看见她披肩的秀发和红扑扑的脸。这样的距离是Z求之不得的，但这样的距离也加重了Z的不能自已。开始的时候还没什么，没过几天，每次Z为她表哥换过药，她表哥便觉腿部不舒服，有时候甚至痛得大汗淋漓。她只好找到Z再去固定一次。如此反复了几次，她表哥和Z就都坚持不住了，Z只好找到我，主动将为她表哥治疗的事交给了我，一直到两个多月以后愈合出院。她表哥很感激，Z也很感激。Z感激的方式，就是在我接手她表哥的治疗之后再说起她时溢于言表的兴奋，和随后反复念叨而出的“幸好啊”，言语间满是我替他解围后的庆幸和激动；而她和她表哥，则是在出院离开时，买了几枝富贵竹，装在一个精致的花瓶里送给我。

　　Z的老家在成都市郊。“白靓子”随她表哥出院离开几月后的某天，Z突然向医院提出了辞职，态度比当年与女朋友分手还要坚决，义无反顾。Z的理由是作为家里的独子，必须回家照顾年事渐高的父母。Z不是医院第一个辞职的，医院领导相信Z说的是真的，我和同事们也都相信Z说的是真的。不相信也没办法，好比一场爱恋，当一个人铁了心要离开时，再怎么挽留也都是徒劳无益。

　　后来有一天，“白靓子”突然从攀枝花打来电话。我起先没记起她是谁，她在电话里几次说起她表哥的名字，又说到与我曾经同事多年的Z，我才恍然记起她的身影来。我问起她表哥的腿伤，她说早就完全好了，没事儿一样了。但她给我电话，却不是因为她表哥的腿伤，而是要向我了解一下Z。她说在这个世界上，她就相信医生的话，除了Z医生的。哦，不，Z根本就不是个医生。她恶狠狠的话语里，隐约藏着哭声。我这才知道，Z从这里辞职离开之后，并没有真如他所言回老家，而是去了“白靓子”所在的攀枝花。

　　差不多一年以后，我又一次接到她从攀枝花打来的电话。她咯咯咯笑着告诉我，他们已经分开，Z回了成都。我有些好奇，也有些明知故问：为什么？她急刹车似的止住笑声，说：Z的母亲病了，很严重的病，他不得不回去。顿了一下又说，她本来想去看看，但不想大家都难堪。说着，就又在电话里咯咯咯笑了起来。

　　她咯咯咯笑起来的时候，我的目光正好停留在了办公桌上的花瓶上。自从她将那些富贵竹送来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将它们放在办公桌上的电脑旁，并且按照高人的指点，发现枝叶出现一点点枯黄时，即刻为它们修枝，看到花瓶里的水位低下去时，即刻为它们换上清水，蓬蓬勃勃地养了四五年。四五年间，同事们办公桌上的各种绿色植物都换了又换，富贵竹一直活得很好。春天里，我出了一趟两个月的远差，回来时发现，它们全都枯死在了花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