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路经过菜市场，或者称早市，曲折、逼仄、拥挤，又时常不够整洁。我出生前，这里就已经叫“街里儿”，相当于当年北京的大栅栏，天津的劝业场，唐山的小山儿。我很多钱都是花在这条街上的：糖瓜，糖人，小人书，炮子枪，磁带，《小小说选刊》，甚至包括结婚用的两个红皮暖壶。
我最初的母校也在这里，火神庙小学。我读了半年上下，尝试过冰窖一般的教室，也翘着脚尖看过半场球赛，听了大喇叭里“好球，没有进”的解说。《陪我看夕阳》里的“火神庙小学”大部分指的是这里。后来我转到东面不远的另一所小学。东面的小学很有名，是辽将韩昌的点将台和净严寺的旧址。每年六一，我们都要合唱“古台巍然秀水滨，我学子如云”的校歌。直到现在，我一直认为这是最古风、最大手笔的歌词。
小时候我患有购物恐惧症。村里来了卖豆腐的，我奶奶差我举着海碗和一毛钱出门。我不知道一毛钱能给多少，碗里盛了一块豆腐仍迟疑着不走。卖豆腐的急脾气大嗓门：“干啥？一毛钱还想要多少！”我臊得差点没哭了。还有一次，当街来了卖糖葫芦的，我缠着奶奶要了二分钱买了一串黑枣的，结果让我爸爸撞见，说我撒谎还嘴馋，一顿暴揍。我开始觉得买东西这事儿不是给人家添麻烦就是滋长自身的恶习，根本沾不得。可后来偏偏又是跑腿儿的命。
从村口到街里儿三里地，我虽然还够不着鞍座，但照样一骑绝尘。雨水冲过的“油漆板儿”在杨树荫下晾晒得“阳湿不干儿”，风里带着杨树叶的苦味，拉砖的拖拉机远远落在身后，眼瞅就追上六路车可以拍拍那圆鼓轮墩的屁股了。“年轻的睾丸撞击着车大梁，洒下一串金属质感的驼铃声”。才美了十分钟，到肉摊儿前我就怯了。有一年正月，我在大舅家“吃请儿”，邻桌一个高瘦而冷峻的客人正口若悬河地演说如何缺斤短两外加少找人钱。人家一个案例接一个案例，语气里充满不容撼动的成就感，仿佛成功人士在演说励志的奋斗历程。我在肉摊前如履薄冰气不敢出，盯着屠户的手，想验证他有没有狸猫换太子，或者将小拇指压在秤杆上，可又实在犯怵案板上明晃晃的解骨钢刀和那张黑乎乎阴沉沉的脸。
“给一块一吧！”屠户说。
我只有一块零五分，五分还是私房钱。
“有这个大钢镚就中咧！”他大方地收了钱，把肉用麻绳系了，挂在我车把上。
我满怀愧疚地回家。我妈妈瞥了一眼说：“也忒废物，全是肥膘子！”
开春儿盖房“上礁子”，帮忙的人不少，要“贴作”。作读一声，即给帮工的人加餐。我到街里儿买馃子饼，两块钱，整一笼筐子。骑到半路上才想起着急忘了给钱。我一捏闸跳下车来，鼻子尖全是汗，胸口咚咚擂鼓。
人紧张到这种地步，一定是私心和公允在较量。善与不善就在一念之间。而我的较量结果是，好几天都绕着馃子饼摊走。原来，人们往往彼此不信任。我嗔恨卖肉的以次充好，卖馃子饼的大骂十几岁的少年也不厚道。因为不信任，因为担心吃亏受损，所以先些占便宜以防不时之需。古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可能，我们把功课都做在后半句上了。
所以，我愧疚，也恐惧。
每天总有很多人迫不及待地穿过市场。
比如，现在学校门口，电瓶车排着长队拼命寻找缝隙。后座上端坐的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核心，佩戴着红领巾的少年。那些忠诚的老臣们，伸着白发苍苍的头颅，恨不得肋生双翅。后座上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因此他们不肯避让和妥协，怒目而视，随时准备骂街。也有各色的电动三轮堵在路中央，轻而易举地把整条街顺利截流。这种三轮车多如牛毛，冬天往往装一个便携式的小火炉，烧煤，青烟袅袅地飘向身后。它们丝毫不惮汽车，大概自恃也有尾气吧。私家车只好识趣地大老远放出一两个学生，便飞快调头，落荒而逃。偶尔有冒失的司机没预料到这些草根交通工具的伟力，深陷车潮人海的包围，在抱怨甚至谩骂声中寸步难行，连喇叭都带着哭腔。
送货的商户最淡定。他们见多了拥堵和争吵，不言语，不嗔恼，像修行者冷眼旁观人间的灯红酒绿和六欲七情。其实他们的车技早已炉火纯青，稍有机会就嗖地钻出包围圈。通常是一只手驾车，另一只手捏着一条硬纸片，一边看路，一边看纸片上货物的明细。装上面条卸下豆片，杂耍儿一般让人眼花缭乱。更有高手同时微信语音：5B302，馒头十二袋！
一位经营卤下水的媳妇儿，早晨胶皮靴子棉手套，再系一条油渍麻花的灰布围裙，泥鳅似的在人缝儿里钻。下午，人家高跟鞋旗袍穿金戴银，神色傲然地出现在家长会上，一次次拒接手边的电话。
开批发站的老头，几乎一夜之间就翻盖了三层楼的门市。他胡子拉碴，穿一件印着“大桥鸡精”的蓝布长褂，每天推着两轮手推车，在楼下陀螺似的忙活。别人说：趁几百万管啥，连个裤衩都舍不得穿！偏有好事者冷不丁拉下他的裤子，果然露腚了！
正好有个乞丐也是破衣烂衫，走路露腚。当他们俩人儿同时出现在视野里，有什么分别吗？
中年妇女更不好惹。上小学时，一位胖大姨的冰棍箱子几乎堵到校门口。叫卖时，她不怀好意地将“三分五分的”喊成“三嘚儿五嘚儿的”，然后开心地坏笑。我把书包死死挡在体前，緊张得不敢侧目。桥头曾有另一位大姨卖虾皮，一嗓子“捎着虾皮咧啊”能把整个市场惊悚到静音。如今卖花生毛豆的大姐则不然。她总是朝我礼貌地微笑，关切地问寒问暖，夸我上班真早走路挺精神。我只好掏出钱来乖乖捧她的场。
我曾在《老耳》中这样写道：
“那条街车水马龙，行人和商贩，乞丐和野狗都在暖暖的太阳下喧嚣不止。就像一条从不曾干涸的河沟子里，各类游动的鱼虾杂乱无章又井然有序。”
守着小镇久了，市场上熟人越来越多。卖鹌鹑蛋的大叔和我点头致意，他儿子是我球友。文具店生意真火。老板初三复课在我前排，当时还不知道将来一个小店会给予安逸的生活。蔬菜店老板娘关心闺女的学习胜过关心菜价，时常打听市里哪所高中升学率更高。批发面条的是我六年级同桌，直性又义气。当年我俩因为没戴红领巾被老师“遣返”。他陪我回家去取，自己的原来就藏在裤兜里。如今我们大声地互相问好，早晨的太阳像面粉一样披挂在他的头发衣服和摊子上，我们彼此都能获得短暂的快乐。烙大饼的大姐慈眉善目，每次都多给我一些。她丈夫在后头和面，初中好像比我高两届，有一年元旦联欢会上跳过霹雳舞，穿过一双脚尖像牛鼻子的登山鞋。
市场的两头儿，聚集了附近村子里的几位老翁老妪，占巴掌大一块儿水泥地，铺上尼龙袋子，再码好几样时令蔬菜。正月将尽，“填仓”前后，一水儿绿莹莹的菠菜，除了包“馅儿活”，焯水凉拌，绝对解腻。蔬菜店里硕大齐整的四月水萝卜并非上品，到了五一，农家院里的别看又小又裂巴，味道却奇佳。连缨子一并切碎，拌海天酱再少许白糖，完美。麦秋前，带荚的鲜蚕豆是我最爱，简单小炒已尽得原味。圆溜溜的苤蓝我刚认识，吃起来脆脆爽爽。顶花带刺的秋黄瓜很少买，我家老爷子前后院都种了，没农药，不用洗，手一摩挲，唇齿留香。沉默寡言的黄土地把恩赐变成百色百味的果实，滋养着播种种子和希冀的生灵们。雪域高原上，风每一次吹动经幡，就是对人间祝福一遍。而我依恋的冀东平原，每一次花开，每一次结果，何尝不也是为众生祈福！
菜市场像北京的卤煮和豆汁儿，是小部分人坚守的情怀，常常得不到年轻人的青睐。这条街老，不利落，比不过雍容华贵的商场，甚至比不过跳蚤大小的时尚小店。中午时分，人和货摊撤离，音箱里电脑合成的叫卖声也暂停了播放。难得的寂静里，灰蒙蒙的水泥路呈现开来。烤鸭摊儿油渍散落，尚有余温。粗暴的砍剁之后，生肉摊儿还残留着猪和鸡细碎的残骸。水产店前，水渍里漂着鱼鳞，腥气刺鼻。一只半大的青蟹死去多时，脱落的前螯丢在下水道旁。接下来由苍蝇接管，嗡嗡的，不知大笑还是哭泣。最后，一支行动迟缓的扫把将一切清零。
略显浑浊的阳光和云朵挂在我们头上，凝固成烟火的模样。有一些云彩缓慢开裂，楼群和行人在昏暗的底片上灿烂浮现。这些存在令人生疑。我们为什么要穿过这里？
这条街的最东头是转角型建筑，卖过水泥和燕京啤酒，中元节和寒衣节也卖锡箔元宝。往东或往西，它总是终点或起点。整条街没有草木，水泥路剥夺了所有绿植存活的空间。只有穿过南北走向的邱柳路，才能看见水泥路边缘生长着的牵牛花和车前草。排水沟附近，鸡爪子花竟然也娇艳欲滴。
我摆开双臂，以每小时六公里的速度继续前行。以前充满敌意的狗，见我见得多了，渐渐失去了激情和兴致，恹恹地轉身，鼻孔里满是失望和无聊。
花草树木依旧年年岁岁地相似着。一户人家房子后面阴凉的房山上，还挂着前年冬天的干白菜，而门前的樱桃树又开花了。我注意过那些花，像一只只渐渐展开的手掌。大概是要我握一握她们，再挥手作别。
（西门兵，实名吕小兵，河北作家协会会员，出版短篇小说集《陪我看夕阳》，长篇小说《有谁要去斯卡布罗》两部。）
编辑：刘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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