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欧洲，曾有一条南北往来的文化通道，这就是“草原茶叶之路”。它不仅是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更是草原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张家口地处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相互交往、征战和融合的重要区域，特定的地理条件使张家口成为连接欧亚大陆文化与贸易的纽带。
追溯北方茶叶贸易之路
众所周知，契丹是宋辽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饮食以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这类食物油腻、不易消化，而饮茶则可以在溶解脂肪的同时，补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因而游牧民族将茶视同粮食和盐，是生活必须品。
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欧亚、中东地区的是契丹人。在大量查阅各类资料后，张家口市博物馆顾问陶宗冶发现，契丹的茶叶在早期主要来自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和南唐。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后，契丹是和宋朝通过茶榷制度经买卖得到茶叶。此后一段时间宋辽双方战事不断，本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嘶鸣几十年，茶叶贸易中断。直至宋景德年间，宋辽“澶渊之盟”签订后，双方终于就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茶叶之路才再次畅通。
与上述历史相对应，张家口宣化区下八里村15座辽金墓葬的年代都在公元1005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之后，因此，在这些古墓中出现绘制精美的“茶道图”，就让人不难理解了。此外，在这些辽墓中还发现了中原与西域乐器共同组合的“散乐图”，以及多幅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天文图，这些均从考古学方面印证了契丹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陶宗冶认为，宣化辽墓壁画的价值之一，就是延伸了张库大道的历史。而研究张库大道的历史，实际就是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化交流史和对外贸易史，这对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对外开放有着重要的意义。
充满政治色彩的朝贡贸易
经过宋辽元，至明代，茶叶主要通过边境上的茶马互市传至北方游牧民族。所谓茶马互市，就是以茶换马。游牧民族需要茶，中原王朝需要马，按说这本应是自由平等的贸易。但实际上，这“贸易”充满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明代中前期，明王朝与北元政权的茶马互市贸易，以朝贡贸易的形式出现。朝贡贸易是一种不对等的贸易，双方的货物比价，完全不遵照价值规律，不进行等价交换。你给我一匹马，我就还你价值两匹马的商品，这就叫做“薄来厚往”。当然，这种贸易也有限制，诸如铁器等能够用于战争的东西是绝对不给你的。朝贡贸易是明王朝的一种绥靖政策，以安抚、笼络北元政权，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商业意义。
明代中前期，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的达延汗与明王朝通贡互市，贡道由大同、张家口一线入居庸关。当时，张家口一带是朝贡商队进京的主要通道。《万全县志》记载，张家口东太平山崖壁上的“蒙海朝宗”石刻，就是朝贡贸易留下的记忆。通贡互市，使长城沿线人民的生活基本安宁。可是，和平共处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打乱了。
正德十二年（1517年），达延汗去世，其子孙们相互争斗，一些蒙古部落不断侵扰边境，多次进入长城内抢掠杀戮。对此，明王朝别无良策，只会“烧荒”。那么，什么是“烧荒”呢？就是每年秋天派兵出长城，到沿边的草原上大面积放火燃烧秋草，使过往的马匹无草可吃，以此牵制、阻碍蒙古骑兵进入长城以南。
明代，宣化叫宣府，大同叫大同府。府见府，三百五。宣府至大同府之间这三百五十里长城叫做宣大边，宣大边最高军事长官叫宣大总督，总督的办公地点设在宣府。长城沿线的一切军事行动，都由宣大总督指挥。具体到每年的烧荒行动，自然也是由宣府调度的。曾任宣府巡抚、宣大总督的方逢時，写过一首描述烧荒的诗，对烧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诗云：“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北。大碛平川绝鸟飞，茫茫龙廷暮云黑。秋风萧萧边草黄，胡儿牧马乘秋凉。将军令下促烧草，衔枚夜发何仓皇。边头路尽迷行迹，黄狐赤兔如人立。阴崖举火各因风，烈焰夜照阴山红。山头突骑飞流矢，几人还向火中死。白骨成灰散不收，恸绝胡天作冤鬼。东风吹绿旧根荑，乾坤回首又春归。惟有游魂归不得，年年空逐野烟飞。”
绝贡政策引烽火连绵
伴随着烧荒的，是绝贡政策。所谓绝贡，就是断绝朝贡贸易，断绝经济交往，老死不相往来。明代嘉靖年间，对蒙古人实行绝贡政策。
1519年，达延汗的孙子阿勒坦继承汗位，称阿勒坦汗，也称俺答汗。俺答汗上台后，多次表示希望与明王朝进行贡市。他在《贡表》中述说：“臣等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耐夏热，缎布难得……近年各边时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
可是，明世宗却坚持绝贡。朝贡贸易的中断，导致蒙古部族人民生活更加贫困，许多牧民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也没有了，矛盾的极点就是战争。《万历武功录》记载：“嘉靖十年，虏……西渡套河。……拥十万余骑，至延绥，声言入贡买卖……”俺答汗挥师十万，越过黄河，直逼延绥。一路上，十万大军摧城拔寨，烧杀抢掠。十年后，俺答部再次兴兵。《世宗本纪一》记载，这年秋，俺答部派遣使臣来到长城下，请求开市交易。明王朝不但不答应，还扬言要悬赏俺答汗的首级。于是，俺答汗率领大军越过长城，杀掠长城内人丁数以万计。
俺答汗终究是一位政治家。第二年五月，他又派特使石天爵到大同请求通贡开市。结果，大同巡抚龙大有却把石天爵抓了起来。《明史·鞑靼传》记载：龙大有将石天爵押至北京，哄骗皇上说是他龙大有用计擒获的一名间谍。世宗皇帝稀里糊涂信以为真，晋升龙大有为兵部侍郎，并将不愿屈服拼命抗争的石天爵处以凌迟极刑。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部族始终面临的问题；战争还是求和，却是历史推动的抉择。石天爵事件过去四年之后，俺答汗依蒙古最高规格“九白之制”，准备了金锅一口、银锅一口及白驼九峰、白牛九头、白马九匹，再次诚恳地向明朝提出了通贡的请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求贡仍然没有成功。而且，三名使者还被大同总兵的一个家丁设计杀害，那家丁因此立了功受了奖。
以后的三年中，俺答汗再次求贡。这次，他先是拥重兵直接来到大同军营外，“束书矢端，射入军营”。随后，又把先前抢来的汉人放回去几个，让他们带话说：过去“求贡不得，故屡抢”，现在，如果同意入贡，就约束部落不侵扰。如果不同意，我们就越过长城继续抢掠。宣大总督翁万达得到俺答汗的书信，赶紧上报给皇上，可是，明世宗却坚决拒绝。
发动“庚戌之变”只为贸易
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六月，俺答汗集结十余万蒙古骑兵，亲自率军越长城南下，直逼大同、宣府。此时的大同总兵名叫仇鸾，是当朝首辅严嵩的干儿子。十余万蒙古铁骑突然兵临城下，慌了手脚的仇鸾，一边紧闭城门，一边派人悄悄用重金贿赂俺答汗，劝俺答汗去进攻别的关塞。俺答汗收了仇鸾的钱后果然移师向东。八月十四，俺答汗从古北口长驱直入，杀到怀柔、顺义、通县，对北京形成包围之势。一时间，京师危机，人心惶惶。
当时，守卫北京城的部队只有四五万人。明世宗害怕了，赶快调集军队保卫京师。四五天后，虽然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等镇的五万余援兵先后逼近北京，但各路将士都不敢与俺答汗叫阵。更要命的是，各部队疾驰而来，后勤保障没有及时到位，谁也不能饿着肚子打仗。正在尴尬之时，首辅严嵩给各部下达了一道指令，叫各路人马“坚壁勿战”，守住军营就行了，各路将士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俺答汗见明朝援兵都按兵不动，便放开胆子在城外大肆抢夺掳掠。十九日俺答汗大军从北京城东开始，先向北，又向西，烧杀抢掠，转了一圈。八月二十二，俺答汗大军转战西山、良乡以西，让保定府也顿时乱作一团。九月初一，俺答汗指挥蒙古大军带着大量战利品，沿着潮河北上，从古北口出塞，返回了草原。臨走，俺答汗给北京城头的守军射去一支绑着书信的箭。信上只留下一句话：让我们互市贸易吧。这就是被称为“庚戌之变”的全过程。
互市贸易牵动华夷分和
仗打到这个份上，明朝是被彻底打服了。所以，第二年正月俺答汗又派特使脱脱前来要求开市。俺答汗之所以敢再次派特使前来，是他摸准了明朝廷的脉，知道朝廷不敢造次，不敢再杀使者。果真，明朝的边关守军不但对特使毕恭毕敬，还真的把俺答汗的请求递给了皇上。时任威宁侯的仇鸾在递交俺答汗请求的同时，还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开宣府、大同马市”。于是乎，“朝议从之”。
朝廷的话就是圣旨，宣府、大同两地紧锣密鼓地张罗着，准备举办马市。宣府的马市就选择在了张家口万全右卫的新开口，即现在万全区的新开口堡。嘉靖三十年也就是1551年农历六月，新开口马市正式开放。这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因为这是明朝以来张家口第一次对草原游牧民族主动开放。
俺答汗部欢呼雀跃，赶着马群进入新开口市场。至当年农历十一月，明朝廷在这里与蒙古各部交易马匹2000多匹。明朝廷得到了马，俺答汗部也得到了他们急需的生活物资。交易基本是成功的，可是就在俺答汗及其部落的首领们带着喜悦回到草原时，穷苦的牧民们找上门来了。他们向俺答汗述说，首领们有马群可以交换，穷人家里只有羊，连过冬的粮食也没有，应该再组织用羊交换粮食的互市。俺答汗听着有理，于是又派特使脱脱向明朝廷提出“请易菽粟”的互市请求。
菽粟就是粮食，是蒙古游牧部落人马的生活必需品。但“开马市”本来就是嘉靖皇帝做出的违心决定，听说俺答汗又提要求，认为他是得寸进尺，于是下诏“罢各边马市”，并下令“复言开马市者斩”。贡市关闭了，马市也关闭了，为了生存，俺答汗再次举起造反的大旗。
文献记载，从嘉靖三十年（1551年）宣府的新开口马市夭折起，到隆庆四年（1570年）的短短二十年中，俺答汗部竟然对宣大一带兴兵四十一次，其中大规模出兵近二十次。“华夷交困，兵连祸结”，可谓生灵涂炭，哀鸿遍野。
编辑：安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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