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长胜

　　《石英人性文化随笔选》（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相对于以前出版的《石英美文选》等40余部散文作品集，无疑是一个新格局。包含9辑的101篇作品，涉及历史、人物、哲思、心迹、山川、艺文、地理、生态等多方面多层次内容，都或隐或显地围绕人性探索这个核心命题进行挖掘和展开，体现了他对人的本性特别是善恶问题的分析和深思，构成了系统性的相互依存组合，给人以人生至理、笔下波澜的震撼和回味。

　　石英先生善于在作品中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和微妙之处，高扬浩然正气，批判丑类行径，阐述人生哲理，给人以知识和智慧。他善于从人性的角度去关照和开掘丰厚的历史文化，不断取得新的收获，既在客观之中，又常在人的意料之外，一篇又一篇地给人以喜爱和启迪。他在刘项相争的最后决战之役的场地——今安徽省灵璧垓下怀古，不是在赏玩风景（那里也没有名胜建筑物供人游览），而是在追索一种深刻沉厚的历史感觉，他发现“这里也许没有产生过什么剧种，却是华夏著名的大舞台之一……韩信威风凛凛的令旗，伴着张良绝版的箫声，变奏出一曲《十面埋伏》，至今在音乐舞台上仍盛演不衰”。使他感悟最深的是，“有时最辉煌恰恰是最晦暗！”一部弘大而复杂的楚汉相争史，被他分析和概括成令人惊醒的文字：“虽说作为四百年炎汉是皇朝风光的起点，但对于垓下决战的主帅淮阴侯韩信而言，其命运已提前透支。所以，表面的胜者韩信和败者项羽谁都不是真正的赢家。”如果没有相应的学养，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难以抵达文章胜境的。

　　这部“随笔选”写到的人数以百计，古今中外都有，帝王将相、历史名人、文艺巨星和普通老百姓，都是文章中的角色。石英先生无论从哪个角度、哪种层次来写这些人和事，都会带着那个时代的具体个人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理解，使其构成多棱投射，让人看到相应的历史角落和其人物的各个层面，进入到事物的核心和本质，引人入胜，启人多思。他看完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联想到与他同时代的同样是知识分子的顾炎武等三人，将他们思想中的一些要点与于成龙进行分析比较后指出：“于成龙作为清官无论何时都应予适当肯定，只是不能扬其所有而不及其余。我们虽不能苛求他也成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那样的思想家，却不能不统观他的思想而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否则，那绝不是辩证法。不全面分析一个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就不能从本质上评价这些思想和行为对人类社会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假如我们只以皇帝老儿对一个官员的评价为圭臬，那肯定认为于成龙的价值高于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但如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宏观加以考察，便会发现后三位对封建社会某些方面的批判精神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于成龙不可比拟的。”（《从于成龙想到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这种“全面分析一个人物”与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理念，是应当肯定和倡导的，否则，导致的就不仅仅是走了一次错误道路。

　　说这部“随笔选”是石英先生散文创作的一个新格局的又一个原因，是他在文笔上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注重写出对人的本性尤其是善恶问题的体会和领悟。这是创作方法问题，但又不仅是方法问题。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是互为因果的。强调前者，就是强调创作的个性化、独特化，满足读者求新的需要。强调后者，是因为不同学养、阅历、胆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作家，在同一个客体事物面前体悟到的东西是有很大差别的。他在《“坏皇帝”的另一面》里，抽丝剥茧式地分析了秦始皇、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明朝的朱厚照等皇帝之后，体悟到“所谓的好皇帝与坏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后世人的感觉，而不乏随意的倾向……历史上的腐败并不一定决定当世而亡。其中包含多方面的主观和客观乃至气数方面的因素。”他的创作方法，是建立在认识基础上的；他的认识，是通过恰当的方法表现出来的。二是在文章结构上注重选题和紧凑，有完整的艺术构思，可读性和文学性相结合。如《又逢甲申》《历史的重合与基因的弱化》《中国古代思想家是寂寞的》《两颗文星的命运》等，其题义和严整的文字，不仅吸引人一口气读完，而且有再次阅读的欲望。这些随笔有很重的分量。三是在语言上注重精炼和流畅，语义波澜起伏，语势收放有方。许多篇章，给人境到、意到、语言精美之感。他写诸葛亮：“他的手，作为一介村夫，既能收获金谷万斛；作为主帅，也能收获千里捷音。”（《琅琊阳都诸葛亮》这种虚实结合、时空交错的手法，不仅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而且收到启人联想的互动。这既是大白话，人人皆懂，又是诗的语言，精炼而耐人回味。他的语言优势，展现了集散文家、小说家、诗人、评论家于一身的气质。

　　（责编：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