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

　　一

　　家里来了一个讨债的人。

　　是父亲编筐欠下的买腊条的钱，筐卖出去了，钱却打了白条，父亲也就没办法偿还买腊条的钱。母亲称呼讨债的男人为老刘。老刘不怎么爱说话，来我家后，径直就坐在饭桌旁，自己拿筷子和碗盛面条吃。母亲说了几次，父亲出去讨债了，讨债回来有了钱，就给他家送去，但老刘就是不吭声说回去。吃完了饭，老刘还会刷刷自己的碗，放回碗柜里，而后便坐在院子里，倚着墙根眯眼晒太阳，好像他是我们家里的某位老爷。

　　有时候，老刘还会跟我说一会话。我每次都看看母亲的脸色，如果她朝我瞪眼，我就赶紧溜掉，任老刘手里有什么宝贝诱惑，也不上前靠近。如果母亲和颜悦色，她自己也跟老刘唠嗑说一些闲话，我也会放松了警惕，回答老刘诸如学习啊考试啊之类的问题。我从老刘跟母亲的唠嗑中，知道老刘的女儿跟我一样年纪；他也正和父亲一样，愁着明年开春时孩子的学费。母亲听了这话吓一跳，赶紧将问题朝别的与钱无关的方向上引。可惜，老刘已经打开了话匣子，即便母亲不搭理，他也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下去。而我，就倚在墙根旁，一个人孤独地玩着纸牌。

　　老刘大约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他于是停止了絮叨，语气也变得温柔起来。他还耐心地教我叠复杂的纸牌，或者青蛙天鹅之类的玩具。有时候我会跟他争执几句，抱怨他叠的没我好。老刘这个时候就呵呵笑起来，好像他在陪着自家姑娘玩耍。冬天的阳光暖洋洋的，晒得脊背微微发烫。鸡在院子里奔跑，拉着新鲜的粪便。猪圈里新添的两头小猪，正哼哼唧唧地叫着，这叫声让寂寞的庭院愈发地安静。我仰头看着天空，那里一片深蓝，让人陶醉。老刘也跟我一样抬头看天，只不过，他却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老刘没有父亲讨债的耐心，不过住了三五日，便卷了铺盖回家。那时，村子里已经稀稀拉拉响起小年的鞭炮声。我和母亲将老刘送出门去，母亲带着一脸歉疚的笑，让他慢走。老刘挥挥手，叹一口气，说：等老王回来，有了钱，好歹给我送一些吧，就算大家都过个好年不是？母亲再一次歉疚地点点头，说放心吧，孩子她爹讨到钱，一定送去。我不知为什么，看着老刘佝偻的腰，慢慢消失在巷子尽头，心里有些难过，好像少了一个陪我玩耍的伙伴。

　　二

　　矮小瘦弱的Laurie，迈着肯定不是练芭蕾形成的八字脚，推开教室门的瞬间，不知是谁在角落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早就听说学院要来几个年轻的美国外教给我们上课，大家都盼着男老师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女老师呢，不奢求多么漂亮，但至少笑容甜美，声音温柔。可是Laurie呢，长着一张不苟言笑的僵尸脸也就罢了，嗓音还怪怪的，说不出是沙哑还是尖锐，反正一开口，就会把人的耳膜硌得生疼。

　　但不喜欢也得接受，谁让她掌管着我们考试的生杀大权呢。在但凡外教的课便可轻松通过的国际惯例下，Laurie却一上台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哪怕是小到一次作业，但凡让她发现不好好完成者，一律不能通过这门选修课，如有作弊或抄袭者，则直接剥夺补考机会！

　　Laurie永远跟我们斤斤计较，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个人的错误，以至于最不容易引人关注的她，很快成为整个学院的焦点。大家都知道有个叫Laurie的外教，爱跟人死磕，如果你不想好好活着，就去选修Laurie的课吧，她尽可以用一次作业，就将你折磨到容颜憔悴。

　　期末考试，班里有一男生冒着风险，将小抄提前放进兜里，并趁Laurie转身的空当，偷偷拿出来。可惜，他还没来得及打开，后背上长了眼睛的Laurie，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一把拽过男生的试卷，当场撕成两半！同时尖声警告已被吓傻的学生，再有违者，将是同样失去补考机会的下场，且会被立刻驱逐出教室！

　　所有人都被Laurie震住了。谁也没有想到，Laurie会在快要结束中国之行的时候，以这样决绝的方式告诉我们，抄袭不仅可耻，更是对人生机会的扼杀。那个男生已有两次考试不及格，再有一次，他将无法顺利毕业，所以他迫切地想要得到，却最终在铁面无私的Laurie面前败下阵来。事后，不管他如何去向Laurie求情，都无济于事，她坚持认为，这是对她的欺骗，是她完全无法接受的羞耻，也是男生应该受到的惩罚！

　　学生们都说，她这样不近人情，在我们心里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离开的时候，会开心么？她回到美国，重新成为被人忽略的影子，会不会想起这段同样黯淡的人生经历？

　　我们为Laurie忧心忡忡了许久，最终，想象中的离别还是来了。相比起别的外教房间里的喧哗热闹，Laurie的住处明显有些凄清。除了班长带领的女生慰问团，用班费象征性买了一份礼物送给了Laurie，她的房间里，再也没有外人登门拜访过的痕迹。我们这些前来送行的人，站在凌乱又空寂的房间里，一时间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似乎说什么都不合适，违心地表达不舍，我们没有那么虚伪。给她一个礼节性的拥抱，又怕她浑身的刺会将我们扎伤。我们真的不喜欢Laurie，也从未对她有过一丝的留恋。她的来与去，对于我们，不过是一段不怎么美好的人生交集。

　　Laurie提着行李，关上门的那一刻，又忍不住将门推开，好像忘记了什么，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她当然什么也没有落下，她只是眼睛有些湿润。Laurie的泪水，究竟为这段难忘的时光而流，还是为她尴尬的存在而流，谁也说不清楚。我只是注视着她，拖着大大的行李箱，快步走在人群的前面，第一次意识到，她是如此地孤独。

　　三

　　开学典礼，博士乐山坐在小马扎上，世外仙人一样，边啜饮着一小瓶娃哈哈AD钙奶，边视线飘忽地仰头看操场上空云朵的画面，大概过去三十年，也不会从我的记忆里消失。对了，他还穿着公园里练习太极拳的大爷们常穿的白色对襟大褂，那衣服肥肥大大的，也或许是他太瘦太仙了，于是整个人便在衣服里四处飘荡着，好像一朵飘荡在天空上无着无落的云；那云还很好奇，时不时就停下来，探头到烟火浓郁的人间张望一会，看人类怎样蝇营狗苟地忙碌。

　　乐山是书法专业的博士，也是某个流派创始人的关门弟子。我不懂书法，有时见乐山写的字，在学院大厅里展览，过去看上一会，瞅半天也认不出几个。但是却觉得练书法的，非得是乐山这样不声不响游来荡去的闲人才可。否则人都飘逸不起来，赖在人间拼命地四处跑场子挣钱，这里一笔，那里一勾，怕书法也跟着俗了，拖着一袋子黄金珠宝一样，灵动不得，也飞升不得，活活累死在人间。

　　乐山是学院的元老级学生，本硕博都在同一个校园里晃来荡去。我怀疑他是学院门口一株盘根错节的梧桐，谁也赶不走他，更别想将他拔掉。他的根系足够发达，已与那些古老建筑、知名雕塑一起，成为校园的一个部分。我那时还猜想他毕业后会留在这个大学教书，后来这一伟大猜想，果真得以实现。于是，一辈子长在同一个校园的乐山，便成了我们奔赴北京时的根据地，只要北京城还在，乐山便也不会离开。如果北京城不在了呢？乐山也还是在，他要跟这里的泥土啊、尘埃啊、大地啊，化为一体。

　　学院的顶楼是书法系的教室，两张很大的木桌拼在一起，上面只有一支笔，一个砚台，和一沓厚厚的宣纸。书架上的书，也是很仙的颜体柳体或者王羲之之类。空荡荡的桌子上摆着一盆飘逸的文竹，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我怀疑在这样的教室里，长久地待着画画或者研磨写字，人会成为《搜神记》里的神仙，或者化身一只知了，趴在书桌上，悄无声息地就退了壳，而后翼翅一振，冲上云霄。

　　乐山有一颗童心，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这样认为。他一心沉浸在书法和绘画中，好像沉浸在游戏中的孩子，乐此不疲；外面的天光是怎样的，人群如何喧哗，似乎都与他无关。他只是墙壁上的蜗牛，慢慢地朝着树叶漏下的天蓝色爬去，至于何时可以抵达，一起赛跑的兔子又怎样超越了他，于他，根本无关紧要。

　　那时大家除了学术论文，都在利用博士身份和人际资源，去校外代课，写剧本，做策展，当主持，挣取外快。乐山出身优越，不用为了谋生东奔西跑，但他却因写字绘画的天赋，和流派传人的声誉，总是有源源不断的外快可挣。单凭这一点，就足以羡煞我们这些急功近利的俗人。于是每次我急匆匆从教室出来，赶着去见某个出版社的编辑，总会碰到乐山慢悠悠从学院对面的小花园里走过来，那气定神闲的样子，让我怀疑他刚刚在旁边假山上打完一场黄昏的太极。

　　我于是冲乐山打招呼，问他最近在忙什么？

　　乐山便孩子似的咧嘴笑道：练字呗！

　　我问室友橙子：乐山十年如一日地在校园里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他就没有烦过吗？

　　橙子与乐山是研究生时的同学，常常有看着他长大的错觉。不，在她眼里，乐山根本就没有长大过，母校像一个安全结实的蚕茧，他隐匿其中，安静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雨声，挥毫泼墨，写下一行行潇洒俊逸的诗句。有一类人，生下来就不再长大，即便读到了博士，再留校做了大学老师，他还是有一颗远离喧哗的成人世界的心。他拒绝长大，也被时间善意地挽留下来。

　　学院每个专业的老师，都能认出乐山那张孩子气的脸。新来的学生，对学校规章制度有什么不明白，去找乐山，也总会得到满意的答复。他说话的时候，慢腾腾的，有些让听的人着急。大多数博士的语速，都是飞快的，好像说话也是一场论文答辩，怕人听不懂“内容摘要”和“关键词”。女博士的语速，比男博士更胜一筹。以至于每次跟一个女同学聊天，我总是插不上话，心里憋着一肚子火，却发泄不出来。乐山就从不憋着，如果人家话多，他就微笑着不发一言，等人家说完了，他只点点头，回一个“好”，或者“行”。大家提议去聚餐，他也很少表态，我怀疑吃饭这件事，对他来说，也可有可无。

　　乐山究竟在想什么呢，走在或许连蚂蚁都是十年前那一只的校园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乐山也从来不说。好像，他即便做校园里的一只飞虫，一株小草，一朵流云，一片叶子，都无关紧要。

　　四

　　博士宿舍楼附近，有一卖油条的中年男人，每次去吃早饭，从没见他抬头看过路边的风景，也没见他像别的摊主一样，互换着尝尝彼此的早点。他的脸永远都是烟熏火燎的颜色，他的手也永远在做着揉切翻夹的动作。只有顾客吃完支付费用时，他才会抬头谦卑地笑笑，而后点头说声“慢走”。

　　男人的油条色泽鲜亮，入口生津，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周围的商贩都有帮手，要么是妻子，要么是孩子，或者老人，唯独他，始终一个人骑了三轮车，寂寞地来去。只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悄无声息地走过来，站在他的旁边。他的脸上即刻有了少见的色彩，像一株卑微的小草，突然被温暖的阳光照亮。他欣喜地拿了一条凳子，让女孩坐下，又问她想吃什么。女孩懒懒地抬一下眼皮，说，随便。他的眼睛飞快地扫视一下周围的早点摊，而后迅速锁定在相邻摊位热气腾腾的馄饨上。

　　男人要了一碗分量很足的馄饨，给女孩端过来，又憨厚地笑笑说，馅多皮薄，好吃得很。女孩并没有多少反应，埋头吃了半碗，便将筷子一丢，转身要走。他急急地将女孩叫住，说，上补习班的钱，一块拿着吧，我今天忙，没时间给你送去。女孩这才住了脚，接过他手里一沓浸满油渍的零钱，又不耐烦地咕哝了一句什么，便走开了。

　　那半碗剩下的馄饨，男人抬头看了几次，眼睛里带着一丝的渴盼，直到摊主走来将碗收起，他才失落地移开视线。

　　隔天去吃早点，见他正坐在摊位后面，一手拿着馒头，一手捏块咸菜，就着北京春天的风沙，低头默默吃着。筐里的油条还是热的，但他却像没有丝毫的兴趣，看也不看一眼。那顿早餐，因为城管来赶，我吃得很是匆忙。走的时候，他一个劲地朝我道歉，说“下次再来啊”。

　　半个月后，我又去吃，却没有发现卖油条的摊子。我失落地买了一碗馄饨，边吃边等，希望能看到他骑着三轮车的瘦削的身影。但直到付钱要走时，也没有等到。我忍不住问卖馄饨的女人，油条摊主怎么没来？女人只淡淡给我一句：死了，车祸。我吃惊，问，什么时候？女人数零钱的手，慢慢停住，叹口气说，十天前的一个早晨，他在我这里吃了一碗馄饨，骑车回家的路上，被迎面开来的卡车撞出去十几米远；一年多了，他都没舍得在我这里吃一碗馄饨，那天不知怎么地，终于肯花钱要了一碗，也算老天怜悯，让他走前能圆一个愿望，只是可怜他的女儿，母亲早逝，现在，供她读书的父亲也没有了……

　　五

　　从邮局出来，沿着店铺门口的青砖路面，走到一棵槐树下的时候，一个跨在一辆共享单车上的中年男人，忽然笑嘻嘻地冲我道：姑娘好！我确定他是在给我打招呼，但是，我却完全想不起这个人是谁，而且看他跨在单车上一脸的悠闲，不像是马上出行，倒有点本地小流氓街边无聊闲晃的痞样。

　　他又向我喊道：姑娘你好！

　　我一阵紧张，怀疑碰到了地痞，于是没有理他，一脸冷漠地快步走了几步，将这个男人丢在后面。

　　但我很快反应过来，立刻抬头看旁边店铺的招牌，天哪，这个男人前面的店铺，竟然是我来买过牛肉干的图雅奶食品店，也就是说，这个穿着蓝色短袖衬衫的男人是老板！我这糟糕的脸盲症患者，竟然在来过店铺三四次之后，还没有记住他的样子！

　　我立刻停住脚步，转身一脸歉意地对他说：实在对不起，刚刚你叫我，脑子一时有点懵。

　　他大笑起来：没事没事，你快去忙吧！

　　转身离去，在太阳下走着，想了想，这竟然是我搬到附近三年来，第一次遇到店铺老板跟我在路上打招呼。几乎，出了店铺门，大家就会相互忘记，好像我们所有的关系，都仅限于十平米的店铺之内，一旦交易结束，出门融入车水马龙的街道，我们便重新成为陌生人。只有这个活得不紧不慢的男人，他像老朋友一样记住了我，并站在路边向我热情地打招呼：姑娘你好……

　　六

　　上班的时候路过小区门口，总会下意识地朝墙上的宣传板看一眼，那里有一个年轻男孩的头像，他被评为地方模范青年，因为读书和工作的同时，日复一日地照顾瘫痪多年的母亲。男孩皮肤暗沉，面容平静，看不出悲喜。仿佛命运正坐在他的对面，跟他促膝交谈。宣传板中规中矩，有艳丽的红花环绕，荣誉称号光芒闪烁。我每次看他一眼，总想，他愿意获得这样模范孝子的光荣称号吗？

　　家里如果有一个瘫痪老人，每天窝在床上一动不动，就连小便也要站在床边，手哆哆嗦嗦地拿起尿盆，并将尿汁洒得满地都是，房间里充满难闻的尿骚味，你会怎么想？如果这个瘫痪的老人不是父母，而是公婆，你会不会每天在工作的巨大压力下，还能好脾气地、无比体贴地照顾他们？如果是自己的父母呢？你真的能在每天琐碎的家务，和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境中，做到平心静气吗？如果你恰恰又睡眠不好，精力不足，身体虚弱，自顾不暇，你又会怎样想？

　　我带着这些困惑，去网上搜索答案。我看到形形色色的回答，也看到各式各样的家庭。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听起来残酷，似乎那个做儿子的，应该被千夫所指。可是，那些指责他的人，如果愿意去体验一周每天端屎端尿、衣不解带伺候老人的生活，大约都会保持沉默。在社会福利、社会观念、经济条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人们将是否愿意伺候老人，作为评判子女人品的重要标准，却忘了，老人不拖累儿女，社会有足够好的条件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老人不将住进养老院当成羞耻，才是社会的真正进步。

　　想起朋友梅子，她是人人都赞美的好女人，工作上进，爱子敬夫，孝顺公婆。可是有一天，她的婆婆去世，公公又彻底瘫痪在床的时候，她的选择却是跟爱人搬出家，租房另住，同时雇佣保姆全天照顾，她和爱人每天饭后过去探望。而在公公完全昏迷不醒住进医院的半年，她依然选择雇佣护工照顾。当然，整个家庭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公公最后的一年，花费接近百万。

　　我只是照顾了一天，就知道自己无法胜任这个工作，如果一定坚持让我去做，那么，拖垮的不只是我的事业、身体和意志，还有我和爱人的婚姻。我愿意用金钱，换取这些老人走后将支撑我后半生的弥足珍贵的幸福。梅子这样对我说。

　　梅子当然是幸运的，她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这些花费。而那些家境一般的普通人，在无法依靠社会承担养老重任的时候，只能身陷日复一日的人生烦恼，活在痛苦、绝望、却又无能为力的边缘。

　　于是我对女儿说，等妈妈老了，不能自理了，你要么给我找一个好的保姆，要么将我送进好一些的养老院，你只需每周去看我一次即可，因为，我不想拖垮正当中年且背负人生重任的你。我不舍得你为我端屎端尿，那样的人生不是我想给予你的。我只希望你可以快乐、没有负累地走完一生，去看所有梦想中的风景，而不是被人贴在宣传栏里，成为模范孝子。你应该在天涯海角，在大地上自由地奔跑，或天空中恣意地翱翔。

　　因为，我如此爱你。我不想以孝的名义，将你跟我捆缚在一起。

　　七

　　期末监考的时候，很认真地观察了一下班里两个乌克兰的留学生，大龙和小龙。他们是相差两岁的亲兄弟，母亲在中国陪读，父亲则留在国内挣钱养家。

　　考试中的小龙，一直在咬着笔杆冥思苦想，半天才写出一个字。大龙呢，则一边忙着回答试卷，一边试图跟小龙交换视线，很明显，他想“帮助”小龙，尽管，他自己若能顺利及格，已是烧了高香。

　　我有些为难，几次站到大龙旁边，想要提醒他停止视线动作。学校今年考试改革，规定期末考试不再单独为留学生出题，也即刚刚学了三年汉语的大龙和小龙，需要跟中国学生一起参加写作课考试。想到他们连完整的一个汉语句子写起来都费力，在没有字典的情况下，两个小时内完成一份需写满两千字的试卷，真是为难。

　　事实上，在得知学校考试改革消息的时候，我就开始为大龙小龙担心。他们兄弟俩实在是很不错的留学生，彬彬有礼，从不迟到旷课，每次还比中国学生提前抵达教室。课上常常积极地举手回答问题。喜欢写诗并幽默风趣的大龙，为我们的课堂增添了许多乐趣，让学生们了解了不少乌克兰的文学作品和风土人情。小龙曾在一篇作业中，提及他的中国观察。其一，这是一个当人夸你时，按照礼仪你不能厚着脸皮说谢谢的国度，最好的答案是：“哦，哪里，哪里”。其二，中国人喜欢把钱放在信封里，而且这些信封必须是红色的。其三，亚洲人不管在任何年纪，看起来都比他们实际年龄要小。其四，一个小女孩好奇地瞅着他的蓝眼睛，问身旁的妈妈，这是什么人？妈妈回答：这是外国人。

　　这篇作业其实已经是很好的写作范文，证明小龙有着不错的观察能力，所以不需要额外限时的考试来证明什么。但所有大学都需要分数作为最终的考核依据，于是，汉语水平仅仅相当于三年级小学生的大龙和小龙，便不得不参加这场大学一年级的写作课考试。

　　最终，我敲敲大龙的书桌，并转身提醒小龙：抓紧时间，再多写一些字啊！希望他们兄弟俩加上平时的作业分，都能顺利及格。走开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八

　　大早晨的，物业就打电话来，让我提醒租房的房客，他们家男人每次喝醉了酒，都胡乱敲人家楼上的门，六楼的老太太投诉好几次了。隔着电话，我毕恭毕敬地说着好话，并挤出一脸的微笑，答应物业尽快解决。

　　房客是一家三口，夫妻俩都在一家铁路部门下属的公司工作。女人读书不多，又有些神经质，常常啰哩啰嗦一堆的话，目的只为节省一二百块房租，或者晚交一天房租，再或让我替他们更换一个好的马桶。倒是男人大气，虽然只打过一次电话，但语气却温和有礼。所以听说他酒后失礼，我反而有些诧异。

　　我很快将电话打给女人，委婉地提醒她，让她老公少喝一些酒。女人马上尖着嗓子喊过来：应该我们投诉六楼好不好？！他们家小孩子天天半夜不睡觉，一到12点我们刚刚睡着的时候，就翻东找西，弄出好大动静，扰得我们一家三口没法睡觉！我老公是爱喝点酒，但每次也只有借着喝酒，才好意思上楼去敲他们家门，但目的也仅仅是想让他们家管管孩子，别大半夜扰民！

　　我想起没搬走之前，楼上刚刚上幼儿园的小男孩睡眠不好，的确是夜夜哭啼，搞得左邻右舍都烦，也便明白了缘由，只能叹口气，提醒女人：那你们要么给物业反映一下，要么找个合适的机会提醒楼上，要么就忍耐一下，家家户户都有小孩子，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女人嘟囔了一句什么，便挂了电话。我没有听清她说的话，但却听出她的语气里满是人生的无奈。

　　一个月后，房客家的男人打来电话，向我抱怨楼上五岁男孩近来天天在房间里骑儿童车，于是隔音效果不好的房间里，便像有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开过来，又开过去。他已经按照我的建议，向物业投诉过几次了，还亲自上楼去敲门，但都没有什么效果。甚至有一次，男孩的爷爷还冲出来朝他吼：我们自己的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管得着吗？！

　　打电话的时候，房客的女儿正在学习，听见噪音，有些心烦。而房客，这个因为马桶坏了就跑到宾馆去住的男人，只能焦灼地给我打电话倾诉。

　　我想起那个夜夜哭泣的男孩，也曾经搅得我无法安眠，好在女儿跟男孩同龄，也常常制造各种噪音，便互相扯平。而男孩的爸爸，一个经常将帽子歪戴在后面的男人，则会站在楼道里唱歌。我在沙发上坐着看书，会偶尔出神，听上片刻。

　　我还记得左侧的邻居家里，有个爱弹钢琴的大男孩，每逢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便有静寂的曲子，沿着湿漉漉的阳台流淌过来。我站在窗前，会看到男孩的母亲慢慢收拾着晾晒的衣服，见她侧头，我便受了惊吓的含羞草一样，将视线躲开去。

　　我笑着告诉房客，即便你将来买了房子，可能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邻居，有谁会脱离了邻居住在空中楼阁上呢？所以你要么学会适应，要么就学会解决。而今你既然适应不了，又认为他们一家缺乏素养，那么你也可以用同样缺乏素养的方式，通过物业，或者贴张纸条警告一下，就说你已经快要得抑郁症了，如果哪天忍受不了，做出什么出格举止，他们自己负责。

　　操着一口本地方言的房客，听完我的歪招，即刻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又说：打扰您吃饭了，我实在找不到人去说这件事，所以才朝你絮叨这么多。

　　我也一边笑，一边继续呼噜呼噜地吃着面条说：没什么，你可以像我一样网上买个耳塞，二三十块钱，睡觉挺管用的呢。

　　男人又憨厚地笑了起来。

　　九

　　赶着去电视台录制一台晚会的圆桌访谈。一进门，就见导演、调度、场务都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嗓子干得能听到里面嘶嘶啦啦燃烧的声音。导演头发灰白，是一位看上去温和谦逊的老先生，但沟壑纵横的脸上，却写满了为一台晚会过度操劳的疲惫和倦怠。他不停地走来走去，跟刚刚抵达的嘉宾做着沟通，语气平和，态度诚恳。但我还是敏感地捕捉到，平静的水面下，隐匿着一座被吵嚷、喧哗和焦躁搅动得即将喷发的火山。甚至他的一两根白发，也在璀璨的灯光下微微地颤抖。

　　副导演是一个精壮的小伙，明显比导演更精力充沛，但他的嗓子也已经哑了，看得出超负荷工作的他，早已精疲力尽，车轮时刻有吱嘎一声停止运转的可能。所以当一群跳广场舞的业余大妈们，因为始终搞不明白舞台上的站位，他一声怒吼：阿姨，现在请听我说！！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脸上抹着红胭脂的大妈们讪讪地站在那里，像受训的小学生，大气不敢出一口。

　　我只待了一会，就被这种紧张的气氛弄得有些烦躁。不过片刻，便听到砰地一声，只见一支笔横空飞起，落在旁边坐满摄影师、飞行员和体育健儿的圆桌上。一个穿男士马夹的女场务惊恐地歪了歪脑袋，躲过圆珠笔的碎屑，而后满脸通红地低下头去。导演的怒吼声刺破高分贝的音乐，撞入现场每个人的耳膜。因为年轻的女场务在嘉宾录制时插了一句什么话，导演心里残存的最后一点耐心，终于在一瞬间炸掉。

　　我坐在一片被吓出的寂静中，想起在海洋博物馆曾经看到的一条长达一米的鳗鱼，它躲在窄小的只能容它一鱼之身的礁石缝隙中一动不动。如果不是它的下颌正随着呼吸微微地颤动，还有半眯着偶尔会眨一下的眼睛，人们几乎会以为它没有了生命的迹象。海洋馆的工作人员说，这种鳗鱼的寿命可长达三四十年，眼前这条冬眠一样的鳗鱼，在海洋馆不到十平米的小天地里，已存活了十六年，算得上海洋馆的建馆元老。这种鳗鱼比乌龟还懒，除了吃饭，几乎不肯浪费一丁点多余的精力。我惊讶于它对环境的忍耐能力，在十六年的漫长时光中，它是怎样熬过无边无际的黑暗时日的？这里不是可以任它大展身手的海洋，它无需捕食，无需规避天敌，它只要养尊处优地待在石缝中，即可安然地度过一生。可是，这跟坐监又有什么区别？这样的生活，远比海洋中与敌人的争斗，更需强大的力量应对。

　　人类总是狂妄地认为，自己才是这个地球的主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没有一条鱼更有毅力，以静止的方式，对抗枯燥的日常中，那些尘埃般起伏的烦恼。

　　十

　　飞机起飞前，左手边一直静默无声的老太太，指着安全带，犹豫问我：这个……怎么系？我微笑着帮她扣好，她只轻轻“哦”了一声，并没有回复“谢谢”。

　　同行的两个小时，我们彼此再没有说话。但我用余光注意到，她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窥视着我，看我跟空姐索要毛毯，看我打开航空杂志阅读，看我带上眼罩耳塞进入睡眠，看我睡醒后又将灯打开，还试图调节灯的亮度。老太太年约六十，身材瘦小，头发灰白，横生的皱纹里满是褐色的老年斑，仿佛枯枝败叶隐匿在山川河流之中。这是一张随时会被人忽略的脸，几乎每天出门，大街小巷里提着购物袋缓缓走过的老太太，都长了一张这样朴素又模糊的脸。

　　可是，她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卑微与胆怯，却让我想起第一次乘坐飞机千里迢迢奔我而来的母亲。那一年，母亲跟父亲吵架，想要离婚，却又没有勇气，在家里待不下去，便孩子一样任性地说要来投奔我。我找了县城的熟人，送她到济南机场。两个小时的飞行中，她也是这样的吧，什么都不懂，又不好意思问人。她有关节炎，怕凉，我却忘了，只一心想着让她看看天上的云朵，便买了靠窗的位置。她一路双腿冰凉，却不懂向乘务员索要毛毯，只怯生生地打量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想到这些，我在飞机着陆的时候，扭头问老太太:你来走亲戚，还是旅游？

　　旅游。她腼腆回答。

　　他们是你家人吗？我指指前排。

　　不是，我们只是一起来旅游的。

　　你是呼和浩特人？

　　不，附近托县的。

　　哦……

　　很快，大家兵荒马乱般逃离座椅，嘈杂中，她再次犹豫问我：这个……怎么解开？我很快帮她打开安全带，这次，她还是没有向我道谢。

　　出了机舱门，我们很快消散在人群里。再一次相遇，是从洗手间出来，她站在水龙头前，伸着双手，水却始终没有流出，我没有出声，只是将自己的手靠近感应器，帮她引出水来。她羞怯地看我一眼，依然没有说谢谢。

　　我注视着转身离去的这个女人，想到她跟我的母亲一样，一生中从未学会“谢谢”这一文明礼貌的用语，心中有些悲伤。

　　十一

　　在打印社，见老板家十岁的大女儿，正耐心哄劝着哭闹不停且咳嗽不止的小妹妹。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小女儿还是一个躺在宝宝车里，在印刷机的轰鸣中安静睡觉的婴儿。老板是江西人，多年前跟着同样开打印社的老乡来到呼和浩特，渐渐就在这里落地生根。大女儿、大儿子和二女儿，都已在附近读书，他们的普通话里，也带了鲜明的本地口音。而超生的小女儿，大约在成人后，会把呼和浩特当做自己的故乡。

　　小女儿哭喊着爸爸，大女儿没有办法，便抱着她站在一直忙碌不休的爸爸身后，小女儿一把抓住爸爸的衣服，好像寻到了安全的港湾，马上停止了哭泣。做爸爸的却心烦，在嘈杂中用我听不太懂的江西话，大声训斥着大女儿。大女儿倒是好脾气，并不恼，慢腾腾地跟吹胡子瞪眼的爸爸讲着道理，完全不像她神情冷淡的妈妈。

　　打印完出门的时候，见老板正蹲在门口，闷头用力地抽着烟，暂时将孩子们的哭闹声和喧哗声忘在身后。一只宠物狗抬头好奇地看他一眼，而后欢快地翘起一条腿，从他身边骄傲地跑过。门前正在融化的积雪，被人踩成肮脏的黑色。沿着积雪再朝前走上几步，便是从未停止过喧嚣的十字路口。

　　想起一年前，打印店的老板娘挺着大肚子，在声音刺耳的装订机前忙碌，那时，他们的小女儿还在母亲的子宫里。而今，她已蹒跚学步，却还是逃不掉这刺耳的噪音。忽然有些心疼，为抓住爸爸后背的衣服就立刻绽开笑颜的她。她在这个世界上，尚不知辛苦是什么，而人生的诗意，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