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攀

　　一

　　一提起“南方”，便会涉及坐标的多重性，因为对于中国而言，南方一直以来有其相对固定的划分与认知。而从整体的世界性话语来说，中国又意味着“东方”，如此一说，似乎又存在着某种西方中心的“东方主义”式的意味在里面，且不同区域内也自分其南北西东，所以“南方”的内容非常复杂，它的含义也尤为丰富。尽管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和歧义，但确乎依旧无法完全取消南北方的称谓，这样的二元对立也许会产生种种问题，却并不能取消如是之分化。况且，“南方”一直以来都是多元共生的，尤其是文学与文化的因素参与其中时，便很难去穷尽其中喻义。更关键之处在于，当下所提及的“新南方”及其写作实践，是正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代风潮中的产物，其包孕着种种制度与精神的开放，并且不断地冲击着我们既有的认知，勾勒出地方路径中驳杂丰富的新异状貌。

　　当然提出南方之“新”只是问题的开始，重要之处还在于如何对复杂南方重新将之赋型，在阐释学意义上将“南方”主体化与对象化。以往我们提到南方，常常是以长江以南来划分，关于南方其实还有很多内在的区域厘定，江南、华南、西南、岭南等，他们分属不同的系统，或锚定不同的界域，这样就涉及一个问题，表面上的地理性区隔，事实上背后是一整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科技的以及制度的话语在里面。今天重新再提南方的写作，无法回避的是以前提南方的时候，都会牵涉的经典南方作家如苏童、王安忆、韩少功、格非、欧阳山等，他们对于江南、岭南，以至整个南方文化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如今的南方之“新”，仍旧无法绕开其中的“影响的焦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新南方”不仅仅只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也不只有很细腻丰富、丰饶富庶的形态——尽管其时常亦表现出对经典南方文学的致敬——同时也有海洋、有高山、有湖泊，有大江大河，还有蓬勃的海洋。可以说，新南方写作最重要的特质之一，便是面向岛屿和海洋的书写，海南作家孔见的《海南岛传》、林森的《岛》《水里岸上》《唯水年轻》，北海作家小昌的《白的海》，广东作家林棹的《潮汐图》、陈继明的《平安批》，等等，不仅更新了南方写作的疆域，更启发了中国文学的新走向。

　　不仅如此，南方还是神秘野性的，这么说并不是想将之引入神秘论的怪圈中，也并不是通过特意的标新立异推举一个地方性命题。这里所要重点提及的是南方的语言。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是以词典的方式如李跃豆词典等，仿佛再造一套话语；林棹的《潮汐图》则通过注释，直截明了地标示粤语的叙事形态。《北流》写了那种母系的价值和伦理在未曾被打开的那种被层层包裹起来的南方，如何层层拨开一种日常的神奇与诡秘，那是幽深的心理在渐次打开，尤其是小说用北流的方言来写，地方性的意识通过一般情况而言难以完全洞悉的话语呈现出来，这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是“新”奇有加的“词典”，悖论或说有意味之处就在这里，仿佛在阅读小说之前，必须要先读懂其间的种种词典，或者是阅读小说过程中，出现了某个字词或者句式无法清晰理解的，都需要回过头来参照词典，进入粤语方言的语境中才能不至坠入迷雾。这也是一种神秘之所在。林白曾自述她从普通话向粤语方言写作的艰难转型过程：

　　当然北流话只是粤语中的小方言，属粤语勾漏片。北流话之于香港话，犹如唐山话之于北京普通话。

　　北流话不但受众小，更重要的找不到太多可用的词，需沙里淘金，淘到金子之后还得找到合适的字，小方言进入写作实在是要满头大汗一身身出的。但既然我能够毫无障碍地听懂香港话，小方言汇入大方言或可一试。

　　还有句式，是完全可以改过来的，普通话句式啰嗦，粤语句式简劲。

　　如向右转，粤语：转右；到某地去，粤语：去某地；把某东西拿给我，粤语：给我某东西。

　　我开始在长篇中试起来。

　　而《潮汐图》中，尤其是小说的前两大部分，同样将粤语的方言嵌入叙事的肌理，成为整体性的价值植入。不仅如此，无论是林白的《北流》，还是林棹的《潮汐图》，小说中南北的两套话语的穿插，甚至中外之间的语言碰撞，都激荡出了非常丰富的精神内涵，事实上这里面牵涉的是相左文化系统，甚至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南北、中西之间有交叉与交融，也有无法消化的东西，有冲撞和抵牾。

　　二

　　实际上，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南方，在世界主义的革命想象中，一直有着强烈的变革精神，孙中山、毛泽东、陈独秀等掀起了“南方”的革命浪潮；及至当下，南方再次“新”了起来，社会变革的潮流再次翻涌，这是一种现实精神与文化质地的承续与绵延。这就不得不提到南方的革命传统，以及“新南方”中的演化和衍变。陈继明的《平安批》、光盘的长篇小说《失散》、刘玉的纪实文学《湘江战役的民间记忆》、庞贝长篇小说《乌江引》、张梅长篇小说《烽火连三月》等，重新召唤革命战争尤其是曾经在南方燃起的红色“记忆”，及其播撒至今的爱国精神、革命传统和国族意识。这是“新南方”对于革命文学谱系的新的增益。“南方”自身之革新激活了既往的革命资源，将那些浩然情义与家国情怀释放出来，在此意义而言，南方之“新”，是传统，亦是革新。由此不得不提到的新南方写作，事实上存在着双重传统，一是经典的南方文学，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包括湖湘文化、云贵四川等，当然其现下也呈现出诸多尝试和新义，这里特意加以区分，只是为了更为突出“新南方”的内质；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港台文化及其影响下的岭南文化，后者固然自近代以降也有自成一脉的文化表达，但港台地区尤其是粤语方言文化的兴盛，使得“新南方”的诸区域有了更为多元的参照。

　　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讲的是淮扬名厨陈诚的生命史，其中还是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南方写作那种无以复加的细腻精致，是很传统的写法，当然也涉及到当下的文化传承与精神取舍问题。杭州的钟求是的短篇小说《地上的天空》以及《父亲的长河》，语言、意境、象喻都奇佳，《地上的天空》写一个平时老实巴交的男性朱一围，有自己普通的家庭和日常的生活，很难想象庸庸碌碌的他会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但是他去世之后，却通过“她”者的讲述，发现他跟网名为“衣艺者”的女士陈宛签了一个下辈子的婚姻协议，也许这样的一纸来世协议，是要逾越平淡无常的生活，又或许是对自己情感的承诺与救赎，很小的一个切口突然间岔开来，透露出人性的飞跃。一个人主体的那种多重感、自我的多义性显露无疑。生命中有的门窗关闭之后，如何再去突破，如何冲开头顶严严实实的天花板，这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生命隐喻，颇为精致甚至近乎抒情的叙述完结了之后，演绎出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钟求是还有一个短篇小说叫《父亲的长河》，写“我”的71岁的父亲患上老年痴呆症，唯独记忆的是自己在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最后“我”带着父亲回到了儿时成长的地方，在那里，出人意表的事件发生了，父亲半夜出走，我忙不迭地去寻找父亲，发现他来到童年的码头，自己划着一艘小船——那是他记忆深处不曾忘却的所在——划向了长河，而我在岸边追着父亲跑，不断地呼唤他。但是父亲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径直驶向了他“生命的长河”。

　　1.与工作平台进行对接: 演习前10 d，中心领导率领医疗队骨干赴某型登陆舰所靠码头，开展后勤带动演练对接活动，对舰艇现有卫勤力量进行了人员、装备及技术调研，实地查看和论证了医疗指挥组、手术组、收容处置组、重伤救治组和医疗保障组等5个医疗组室的展开区域，模拟演练了伤病员在舰艇上前接、救治与后送等全流程。演习前9 d，组织医疗队讨论军事演习后勤带动演练方案和实施计划。演习前8 d，参加上级机关组织的演练方案对接会，了解整个演习计划和医疗队演练目的，进一步修订完善方案，明确医疗队物资搬运协调、上舰时间、模拟伤员、担架员的派出、住舱及机动运力等问题。

　　而到了福建作家陈春成那里，则显示出了新南方的新质。他的《夜晚的潜水艇》，前面写博尔赫斯的拥趸是一个富豪，因为博尔赫斯曾提到一枚硬币掉到深海，他便一定要把硬币找到，于是不惜倾家荡产，雇佣了阿莱夫号潜艇，以及所有的能耐去寻觅，“富商明白找到的希望微乎其微，但他认为找寻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向博尔赫斯致敬，像一种朝圣。其间所耗费的财力之巨大和岁月之漫长，才配得上博尔赫斯的伟大。”这样一种以有限去探求无限、以已有探索未知的作品，打开了“南方”所未曾有的意蕴。这样的写作方式，尽管撕开的是一个很细的甚至是隐秘的精神出口，但切开了之后却呈现出了一个庞大的场域，一个阔大而开放的想象的空间，文化的与情感的界域无形中就打开了。

　　陈继明的《平安批》写的就是所谓“下南洋”的故事，小说叙述了晚清以来，以主人公郑梦梅为代表的潮汕人到东南亚谋生的故事，却一直延伸至民国初期、抗日战争、新中国诞生及其20世纪末，对于海洋与船行，及其于东南亚的行旅中的见闻行止，有着详细的描述。而马来西亚的黄锦树、黎紫书等，则是由外而内的叙事投射。黄锦树的小说写热带风情中那种地理的气候、南亚的环境，跟人的内心、小说的情节紧密纠缠，“南方”被层层叠叠的缠绕式的叙事包裹起来，成为了一个多重复义的文本，不断地朝向汉语的腹地敞开，同时又能链接出新的含义。“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这里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这里以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以广州文化为核心文化。也就是说经济上，‘珠三角’地区又迎来了一次腾跃的机会，同样，‘南方写作’也迎了来一次‘新’的机会。”因而，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一带一路”倡议，又或者是中国—东盟的交流互动，是跨境的诉求以及跨区域的联合，构成了新的文化链接，这是新南方写作的一种极为重要同时又有待探索的所在。

　　当然，“新南方写作”也有很日常的与世俗的作品，如黎紫书的《流俗地》，聚焦于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市井生活，最是凡俗之处，往往最见人心人性，而且对于世俗风情画的描述，往往成为文学最常见的地方性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特别论及马来西亚作家的写作，还有一重意味，就是由东南亚所连接的，是“新南方”中的区域联系。具体而言是中国—东盟的各方面合作，当然这里重点提到的是文化的与文学的勾连。这就涉及“新南方”的区域性整合问题。南方接壤区域之间的联结，或山或海，互为融汇，相与合作，其将产生怎么样的一个政治经济的变动，我们也可以尽情想象，而且类似的区域性整合目前越来越多，这也是“新南方写作”需要去面对处理以及重新探知的文化资源。

　　说到这里，关于“新南方”的地域锚定，似乎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探讨的‘新南方写作’，在文学地理上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因为，这里的文学南方‘蓬勃陌生’，何止杂花生树？！何止波澜壮阔？！”这里不仅“界”定了相关的畛域，而且指出寓于其中的写作投射出来的形态。对于此，杨庆祥则厘定得更为清晰：“我以为新南方应该指那些在地缘上更具有不确定和异质性的地理区域，他们与北方或者其他区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对峙’。在这个意义上，我将传统意义上的江南，也就是行政区划中的江浙沪一带不放入新南方这一范畴，因为高度的资本化和快速的城市化，‘江南’这一美学范畴正在逐渐被内卷入资本和权力的一元论叙事，当然，这也是江南美学一个更新的契机，如果它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能形成反作用的美学。新南方的地理区域主要指中国的海南、广西、广东、香港、澳门——后三者在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粤港澳大湾区。同时也辐射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习惯上指称为‘南洋’的区域——当然其前提是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写作和思考。”也就是说，“新南方”突破了既往对于国内地方性文学的表述，而是以汉语写作为核心进行推衍，延伸至在特定的整体性文化辐射下的“南方”汉语表述。

　　三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提到的是当代广西文学的边地书写。李约热的小说充满了野气横生的气质，他有个长篇《我是恶人》，那里充满了南方边缘乡土的神秘想象，将“恶”作为叙事的主体与中心，牵引出人性的与历史的精神岩层。朱山坡的《风暴预警期》，写南方的风暴，台风过境，铺叙人的爱情、亲情，亚热带的感情伦理，在风暴过后，也经历了一个摧毁与重建的过程。那里充溢着重重叠叠的情感危机和纠葛，无疑体现出南方的一种独具特性的“风”景与风气。陶丽群的《母亲的岛》，将女性的自主意识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反抗进行勾连，母亲为了避开日常的琐屑，踏上孤岛，独自生活，获致了孤绝的自我，以照见一个真切的精神内面，亦仿佛成为女性版的《树上的男爵》。关键之处还在于，如果将母亲的处境及选择作为边地的隐喻，则可以将“南方”的另一重隐秘的镜像揭示出来。

　　而海南的文学书写，则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空间想象。比如说林森的《海岛的忧郁》《暖若春风》，海南岛的世俗人性，通过纵向的代际与横向的日常加以表达，包括前述引及的《岛》《唯水年轻》等小说，打破了既往那种对于闭塞而蛮荒的地域性文化认知，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经历了现代的文化冲突，其中试图表述的是现代化的体验及其中的精神重构。岛民、渔民们如何生存和感知，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日常的生活，还有精神的认知，特别是更为年轻一代的生存及焦虑，还有寄寓在他们身上的文化的显像与作为——一种新的发生于南方岛屿之中的文化主体建构，这个事实上很重要，传递出了既往的南方写作所稀缺的元素。当然，这里面的内涵极为丰富，还包括东南沿海、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广西的北部湾，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城市及其书写，都代表着南方的新的表达在里面，如来自北方的北海作家小昌的小说，历史的遗迹如何作用于群体/个体的内心，那些颓废的海边小镇青年，以及亚热带海滨城市的群体日常，如何突破自我的精神硬壳，又何以形构现实的念想及理想，成为了南方的风景与风“情”。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南方写作”是新的经验触发了新的价值认知，其中包括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种规约，冲击了既有的对于南方的认同和想象，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去看以往的南方文学形态，其中很多价值认定已经失效了，由此才重新建构现下的对于南方的新的想象；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南方写作”如果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或者是理念，又或者仅仅作为某种想象被提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包孕着新的表达和新的形式。“马尔克斯写马孔多，是极其‘地方性’的——尤其是当我们对照其传记来阅读的话——可我们为马孔多所震撼，是因为其展现出来的共情性，他笔下的香蕉林，又何尝不是我在海南岛屿上所常见的情景？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开篇写港口城市、写腥臭的海风，又何尝不是我每天所生活的环境？出生于马来西亚的黄锦树，其笔下不歇的雨、刺鼻的橡胶树、茂密的雨林、无序的风暴以及穿行期间的漂泊之人，又何尝不是我每天所经历与亲见？关键是，我们有类似马尔克斯、黄锦树等人的视野和认知吗？”于是，这里便需要谈论更为本质的问题，那就是“新南方写作”是叙事的和美学的，这无疑构成了其最为重要的形态。

　　循此所要探讨的新南方写作的另一个重要内质，便是其中的世界性，质言之，南方也是世界的南方。如朱山坡所言：“写作必然在世界中发生，在世界中进行，在世界中完成，在世界中获得意义。一个有志向有雄心的作家必须面向世界，是世界性的写作。所谓世界性的写作，是有现代的写作技巧、独立的写作姿态，其作品具备人类共同接受的价值观，传达的是真善美爱，是写全世界读者都能读得懂、能引起共鸣的作品。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关心的是全人类，为全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独特的个人体验。这才是新南方写作的意义和使命。”朱山坡的短篇小说《萨赫勒荒原》，便是从中国走向了非洲，构筑了一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小说以援助非洲的医生为叙述主体，师父郭医生与“我”前赴后继，而非洲人民亦有情有义，穿越萨赫勒荒原的历程，便是见证彼此情谊的经过。尽管那是一片荒原般的情境，但是“就像今天这样，坐在你的位置。他对大荒原的风光无比喜欢，不断用相机拍照。不过那时候是春天，是大荒原最美丽的季节。”南方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南方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新南方写作的开阔与开放，更在于为新的共同体打开共情的空间，构筑情感的与心理的联结，并在未来命运的同气连枝中，召唤新的意义认同及价值话语。

　　四

　　当然，所谓的南方，我们同时也有着一个古典的经典的想象，那就是偏安的南宋，在那里，南方固然是精致细腻的，但同时也是软弱的、保守的，追求暂时的安稳。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进入近代以来，南方却开始迸发了改天换地的热情。纵观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历程，中国南方的革命气息非常浓重，是革命的发源地，深刻地改变着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如果我们往回看，康有为、孙中山等广东人，都是最早发出变革的呼声的。临近港澳，西风中转后猛然灌入，是广东最先开启改革开放的缘由；可往更早的时期追溯，下南洋、出海外，不断往外荡开，不安分的因子早就在广东人、广西人、海南人的体内跳跃——就算茫茫南海，也游荡着我们劳作的渔民。但是，这些元素远远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视野，远远没有被我们写作者所重视、所表达、所认知。”来自广西的红色革命城市百色的作家陶丽群，她有个小说《七月之光》，讲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小说叙述一个在中越边境的老战士老建，从战场上回来受到了战争的创伤，生理上也出了问题，他和他曾经失之交臂的伴侣终于可以共同生活，但由于他从战场回来受了伤，因此与伴侣之间只能通过情感进行结合，直至最后，他们收养了一个中越混血的孩子，三个人在边境之地，重新组建家庭，就在这样的情感与家庭环境中，老建的生理创伤奇迹般复原了。这个小说很有意味，一方面固然来自革命战争留给人物主体的心理以至身体的创伤，如何在情感的包裹中恢复的经历；更重要之处在于，新南方写作中的边境叙事，也即前述的区域整合与勾连之后，逾越边界的言说，成为了新的叙事场域，其中包括跨境的情感联系亦在里面；不仅如此，小说最后，老建和伴侣领养的中越混血的孩子，事实上其意义超越了战争本身，当中呈现出来的呵护与爱，跨越了战争的创伤，治愈了自“身”的疾病。也就是说，这个治愈的过程，不需要通过传统或现代的医学手段，完全是通过情感的与精神的连接，获致新的认同和认知，终而重获“新”生/新“身”。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回归“新南方写作”的地方叙事路径之中，那么南方也便意味着一种心理的图示，同时也是灵魂的属地。博尔尔斯的《南方》固然通过达尔曼，展开了关于南方大地的深切认同甚而是心理执着，精神的无畏往往在深信不疑的畛域，会毫不保留地展现出来。达尔曼从狱中出来了之后，面对突如其来的决斗，决然走向了自己熟悉的平原地区，走过穿越自己内心腹地的南方。他为什么能够义无反顾，甚至是一种内在的下意识反应，是因为有那种灵魂的归属以及内在的笃定在里面，对于“南方”所投射出来的价值伦理的义无反顾以及不容置疑。在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中，纷纷“下南洋”的中国南方潮汕子弟，同样义无反顾地怀抱着文化传统的坚固质地，远渡重洋，也历经革变，始终回望故土，秉持文化精神的中国传统，在革命战争时期将内在的国族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历尽时代与历史的变迁，始终不忘地方气质与民族气节。杨文升有个长篇小说《神山》，写一个叫挂丽姬的苗族人民世代居住的地方，苗王经历了生命的五起五落，但是依然斗志昂扬，如达尔曼视死如归的斗志一般，苗王要带领他的家人与族群，建立自己的生命领地，让子孙和家族世代繁衍，小说就发生在崇山峻岭的亚热带，在茂密的雨林当中，却又不断地与中国的现代历史交叉，现实的属地与灵魂的质地便渗透在少数民族所坚守的界域之中。

　　五

　　南方是既有的也是未知的，它有着自己既定的经验，也有固定的表达，丰富多元的文学作品及其展开的文化形态，构筑了一个经验的与经典的南方。但是这里提出的“新南方”却是未知的，它是开放的，它是一种基于地域认同的一种敞开式的写作形态，那里映照着一个朝向未来的蓬勃开放的当代中国。

　　我们所理解的南方事实上释放出来的不仅是地方性的文化规约、政治的意识形态，也有经济的导向、科技的创造、制度的展现，更重要的是，“新南方”更体现出国家战略在文学与文化层面的反映。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南方写作”，其实不只是主体的与个体的认同，也不单是某个地域性群体的认知，其同时是一种国家的与民族的想象，它是在国家战略的指导下进行的区域整合、跨境互联、地方重塑等，是一种国家战略上的文化认同和精神想象。

　　如前所述，“新南方写作”的疆域不仅在于中国的南方以南，更是延展到东南亚等地，除了众所周知的黄锦树等人的作品，这里还想提及的一个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作家黎紫书，她的长篇小说《流俗地》，更新了东南亚所折射出来的新的南方经验，“我明白读者们读到马华文学中那些热带的、磅礡的、近乎传奇的元素会有多么惊叹，但马华怎么可能只有这些？你能想象一整个马华文学圈都在写雨林、杀戮和流亡吗？其实写城镇、人与世俗生活不是更合理吗？当然李永平、张贵兴与黄锦树都极具才能，写得非常出色，但我年纪越大，就越明白自己该写的是别的作者写不来的东西。我们该追求的是差异，而不是类同，每个作者‘各展所长’，写出马来西亚的不同面向，这样马华文学才会有更多的活路和更大的空间。《流俗地》这样的小说，我以为，正是在中国台湾的马华作家写不来的。”很明显，黎紫书将东南亚所习见的热带的“南方”进行了新的颠覆。那是一个五方杂处、众声喧哗的民间世界，这样的芜杂荒诞与泥沙俱下，也许只有一个发展中的未完全见出完整境况的地域，才能真正析解出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处理，那就是“新南方写作”的语言问题。如黎紫书在写作中提到的：“至于我的写作，最明显的影响就是语言吧。由于在一个多元民族和文化的社会里长大，我觉得自己对语言的敏感度和包容性都比较强，还有对语言的使用也比较灵活和有弹性，可以为不同的作品设计不同的语言。这一点应该可以在《流俗地》里看出来。”不同的语言和心理状态所形塑的话语及文化想象，在《流俗地》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为它取名《流俗地》，其实有好几层含义。一是小说以风俗画为概念，就像《清明上河图》那样，一长卷推开了去。我以为地方书写，风俗就和语言一样，可显地道又饶富趣味，能使小说更灵动。另，我觉得‘流俗地’三个字凑起来很有意思。流者，液态，水也；地者，土也；‘俗’字呢，是‘人’携着‘谷’。在水与土之间，在流变与不动之间，民以食为天，这与小说的构思十分契合。再，流俗也指小说里没有超脱的人和事，大家都为世俗所缠，升不了天，最终落入泥淖成为俗人。”对于小说而言，盲女古银霞所负载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也不只是一座城市和寄寓其中的凡常生活，其更是一种地域的与文化的多重折射。而能够体现这种多元复杂的，唯有语言。可以说，正是种种地方性语言——更准确地说是方言——构成了“新南方写作”的核心元素之一，“对我来说，各种主义无非手段，正如小说中的语言，华语与粤语或其他方言交缠，甚至与英语马来语句式混搭亦无不可，对于作者而言，若是对语感有足够的触觉和掌握，这些不同的语言便都是交响乐团中不同的乐器，只要能指挥它们适时适当地响起，也能谱成乐章，进而如流水般推动叙述的节奏和情节的流转。”不仅是黎紫书的《流俗地》如此，事实上，很多以方言见长的南方小说，都呈现出不同话语之间的周旋缠绕，如林白的《北流》、林棹的《潮汐图》，以及陈继明的《平安批》、厚圃的《拖神》等，莫不如是，普通话与粤语、潮汕方言、英语、马来语等的碰撞融合，彼此协商对话，形成了小说叙事内部的多声部结构。而其中透射出来的，无疑是南方的新异与新义，尤其是无法定于一格的语言形式与难以完全统摄的现实世界，相互融汇又彼此推撞，试图衍化出新的文学与文化形态，以探索“南方”正在演变的宏大局势。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认知引向当代中国文学的场域之中时，关于南方的新的文化认同、精神想象和价值再造，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审美流变、话语更迭等因素相关联，这样的“新南方”则更为充实自身。“语言如此，写作也如此，越来越驳杂，越来越浩瀚，现实对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东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地方，香港和澳门一直都是市场经济的典范，这个区域包括周边省区写作的大融合，是值得期待的，前提是作家们必须有新的视野、新的思索。而能从这个区域得到灵感并写出伟大作品的人，也许不是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作家，这就是新南方写作的呼唤和意义，表面上它有一个范围，实际上却宽阔无边。”可以这么说，正是“南方”不断革新的社会历史局面，倒逼着寄托于南方的文学叙事返向自身，去不断探询那个变革的“视野”，并形构新的“思索”。从这个意义而言，“新南方写作”并不是一个固化的定于一尊的概念，而是在新的文本和叙事的探索中形成并更新的意义范畴，与“南方”相对的，不仅是北方，还有不断变更的地理坐标中的文化比对，是一个以既定的范围为轴心发散开去的价值孵化状态。

　　六

　　除此之外，在文学层面，“新南方写作”还延伸出了诸多有意味的触角。如少数民族文学、海洋文学、科幻文学、革命文学，等等，与南方的多元丰富相联系的是，寄寓其间的“写作”同样是多维度的，呈现出澎湃而异质的形态。此前谈过“新南方写作”中的民族与革命，以及边界与区域，而在“新南方”里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文学的与文化的虹吸效应，不仅是文学题材方面的拓宽，而且涉及到不同文化主体的汇聚和融合。广州有个诗人叫冯娜，是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却在一个大都会写作，既有现代生活与情感的铺陈，也不忘关注西南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她那里，边缘地区的生活及文化被置于一个充满现代性的地方，通过多元的充满种种可能的修辞回过头去敲击原生态的世界，迸发出非常绚丽的精神色调，也形成了一种多层次和多样态的文化复调，在《云南的声响》一诗中，冯娜写到：“在云南，人人都会3种以上的语言/一种能将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样/一种是在迷路时引出松林中的菌子/一种能让大象停在芭蕉叶下，让它顺从于井水/井水有孔雀绿的脸/早先在某个土司家放出另一种声音/背对着星宿打跳赤着脚/那些云杉木龙胆草越走越远/冰川被它们的七嘴八舌惊醒/淌下失传的土话——金沙江/无人听懂但沿途都有人尾随着它”，事实上，对于当下而言，少数民族文化是一扇大门，一般轻易是无法打开的，而必须要用现代的视野，以新的形式，通过一种充满变革的修辞与之相糅相撞，才能迸发出火花，否则它仅仅是一种文化的知识性说明，甚至构成不了文学。而为什么说“新南方”有这种多重的周旋和冲撞在里面，因为在一个具有创造意义的空间中，在不同文化蛰居于斯的新场域，各自对话或龃龉，形成了焕发着郁勃生机的“新南方”。

　　循此可见，新南方写作中对于传统与现代是区隔甚深的，其中的趋新与趋异极为明显，贵州的作家肖江虹曾写过《百鸟朝凤》，探讨的是文化遗产的存灭问题。他还有一个中篇小说《傩面》同样写民间传统，一提到文化传统，人们第一反应就是要去保护它，我们不能让它消灭、消亡，然而肖江虹的理念是非常开放的，他并不排斥“遗产”的消泯，那些似乎正在走向消亡的，只有其内在精神能够留下来，也就是说，形式的东西也许可以灰飞烟灭，但如果其精神的内质有真正的价值，最终还是可以经由其他的文化宿体存留下来。尤其面对当下很多传统的东西、民间的文化都已经慢慢地消失，便很有必要去触摸这个问题，而不是一出现一个古已有之的存在，便认为文学就有义务一定要去保护，无论如何都要保存，事实上并非如此。肖江虹的小说可以说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同时也更为开放的角度去谈论文化传统与精神遗产的问题。

　　当然，新南方既有《流俗地》中书写的日常繁杂的人生，同时也是激荡而蓬勃的，不仅在于当代的变革，而且寄寓其间的种种革命，都绵延着漫长的历史，也形成了自身的精神传统，杨文升的《神山》、陈继明的《平安批》，都提到革命与战争，带来人及人性的冲击。纵观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但是对于革命的书写却是一块石头，轻易是很难敲开的，我们可能仅仅是一些简单的书写，但是关于革命文化其实有非常深广的内涵，需要更具难度意识的写作。从这个意义而言，新南方写作也许能够提供新的视野，特别是其中的跨学科、跨界域、跨文化，为传统题材的表达提供了非同往常的镜像。而文学也由此不断走向无远弗届的世界，探寻外在的不同学科、知识、人文、科技的元素，如量子力学、暗物质、黑洞、电磁力等在科幻文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知识与科技的更新对于文学形成了非常多的冲击，迫使既往的认知打开新的空间。如王威廉的小说集《野未来》中，与北方科幻写作的大开大合不同，南方的科幻体现出了更为隐微的、事实上同样开阔的精神之境，《后生命》里写到：“在这个小小的生命世界里，几个清澈的水球在零重力环境中静静地漂浮着，有一条小鱼从一个水球中蹦出，跃入另一个水球，轻盈地穿游于绿藻之间。在一小块陆地上的草丛中，有一滴露珠从一个草叶上脱离，旋转着飘起，向太空中折射出一缕晶莹的阳光。”这是人类的“后生命”的状态，既是预示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未来的再生。《地图里的祖父》，则是以技术析解和延续魂灵自身，将属灵的精神寄身于三维立体的成像之中，同时思索关于人与技术的存在之道，“要是人类在这同一个时刻全体毁灭了，那么在这颗行星上就只剩下祖父的身影走过来走过去了。由于仪器是太阳能驱动的，因此他的身影会永远走动下去，直到仪器生锈毁坏。那会是一个特别孤独的景象吗？那会是GPS里边一个虚构却又无限真实的地址吗？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谁来观看呢？也许真的会等来长着一只眼睛的外星人？”或许，与“野”未来相对的，是某些所谓“正统”和主流的未来，“在王威廉的《野未来》里，科幻不再在这些宏大而渺远的层面起建设性作用，恰好是，科幻从体制性的想象中逃离出来，与普通甚至卑微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科幻并不能改变这些人的命运，也无法改变既定秩序和游戏规则，仅仅是提供一面诱惑之镜。”事实上，“未来”的未知是多维度的景象，王威廉在这里无疑引入的是另一种思考的维度，并为之提供完整的参照。

　　七

　　前面提到，不断更新的“南方”既是我们日常的冀望，同时又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情感的认同。当然，这样的象征和认同，使人们真正于其中体验与生活，又不断抽离形而下的成分，形成认知的方法。新南方写作牵涉的疆界，既是国家民族的，也是跨地区以至世界性的。其是一种多元复义的形态，在阐释学意涵上不断拓宽自身的边界，因而需要去发现与开掘，着眼于更宽阔的领域，文学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进而反过来去处理那些打开缺口与空间的所在。在此基础上，新南方写作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探询文化的方法论，通过文学与文化去撬动更多的东西。

　　我们自然不可能无边无垠地去处理各种知识和理念，但新南方写作有助于重新思索那些习以为常的价值伦理，不断以既有的认知体系去撬动他者的领域，更新现存的未知，确认或移动僵化的方位，“地域写作，这不仅是一个空间定位，也是一个时间定位，它包含着现代化的进程以及现代性观念在社会层面和人的精神层面的渗透和所产生的化合反应。所以当我们说‘新南方文学’时，应该将‘新’当成一个动词来理解，它是一个由旧到新的文化动作。”因此，作为方法的“南方”事实上很有意义，也就是说，新南方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也不仅仅是想象的形态与精神的表征，而应将其视为一种观察、理解和建构的方法，这种方法既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就像《平安批》里面一开头讲潮汕地区有一口井，郑梦梅年轻的时候很恐惧，但是又始终充满着想象，于是在他眼前展开了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生活，另一种是跳下井里面的憧憬，通过后者，郑梦梅能够克服恐惧、到达南洋、建功立业。因此不得不说，新南方写作具有辩证的思维，同时又意味着恒久的文化探询，构成了丰富的参照意义和思辨维度，其形塑了一个具备生产性的精神界域，那里激越着勃动的生机，同时要克服链锁和桎梏，形成同具延伸性和创造力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