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暗算》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麦家，长期以来一直从事谍战小说的创作。包括《解密》《暗算》《风声》等作品在内的若干部长篇小说，为麦家赢得了中国当代谍战小说第一人的美誉。尽管说他的这一系列作品明显带有类型小说的特点，但却并不应该因此而受到某种程度的轻视。依照小说面前诸种类型平等的基本理念，无论是带有明显纯文学意味的严肃小说，还是更多接近于大众读者的类型小说，都应该获得来自于同一个思想艺术标尺的评价。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证，就是那位以武侠小说的创作而独步天下的小说大师金庸。武侠小说，当然是一种类型小说。金庸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凭借自己超人的艺术天赋而把武侠小说经营到了超越文类特性局限的地步。一方面，金庸的小说当然是文类特征非常鲜明的武侠小说，但在另一方面，当我们用带有普世性质的终极文学标准来衡量金庸小说的时候，你却可以发现，他的那些作品其实也毫无愧色。对待麦家的那些谍战小说，我们所持有的也无疑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但这一次，麦家耗费了八年心力精心打造出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版），虽然也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谍战的影子（具体来说，所谓谍战的影子，乃集中体现在小说主人公上校抑或太监当年曾经在上海时的那一段军统生涯。身为军统人员，胆大心细地周旋于日、汪、蒋之间，其谍战色彩的具备，自然不容否定。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对于主人公的那段谍战历史，麦家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做任何深度或广度的展开。在我的理解中，作家之所以要这么处理相关的谍战部分，乃因为自己之前的作品已经在这一方面有充分的书写。既然已经有之前作品可以发挥充分的互补作用，那《人生海海》也就没有必要在这一方面做任何具体展开），但从根本上说，却很显然已经实现了对于严肃小说亦即纯文学的强势回归。尤其不能被忽略的一点是，在《人生海海》的写作过程中，不仅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变成了麦家的故乡，而且在其中也很明显融入了一些自传性因素（所谓自传性因素，集中地体现在主人公上校身上。据《人物》杂志对麦家的采访可知，麦家有着一段极其痛苦的童年记忆：“他的人生是从不被认可开始的，外公是地主，爷爷是基督徒，父亲被划成了‘反革命’，都是‘黑五类’，带着这样的成分，六七岁的麦家虽然懵懂，但已经隐隐觉察到自己的家庭被人歧视。”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政治畸形时代，置身于如此一个家庭里，麦家的自卑自然可想而知。用当时一位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他有点受人欺负的，很自卑，不敢抬起头来做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年幼的麦家虽然一向习惯于隐忍，却也总有隐忍不住做出本能反抗的时候：“12岁的时候，3个同学骂他父亲‘反革命’、‘牛鬼蛇神’、‘四类分子’、‘美帝国主义的老走狗’，骂麦家‘狗崽子’、‘小黑鬼’、‘美帝国主义的跟屁虫’，他气疯了，跟人开战，结果被人多势众的对方打得鼻青脸肿。”尽管说麦家的反抗乃是出于维护自尊的内心需要，但他却无论如何料不到，到头来，强悍的父亲竟然会因此而对自己大打出手。大约也正因为如此，麦家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内心对父亲充满“怨恨”。这种“怨恨”，一直持续到2004年，方才得以终止。只要把现实生活中麦家的这些经历与《人生海海》相比照，我们即不难确认其中自传性因素的明显存在。虽然很难简单断言父亲就是上校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但他的苦难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麦家的创作灵感，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也因此，麦家这一次《人生海海》的写作，即意味着他与故乡的一次和解，也带有明显的自我疗伤性质：“麦家终于和故乡取得了和解，书中的‘我’在结尾处原谅了村子里那个造成自己家破人亡的仇人，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是我的胜利，饶过了他，也饶过了自己，我战胜了几十年没战胜的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鏖战。敌人都死光了，一个不剩，我感到既光荣又孤独，孤独是我的花园，我开始在花园里散步，享受孤独留给我的安宁。’”由以上对照分析可见，麦家在《人生海海》的创作过程中，的确有着对自我生存经验的艺术征用。自传性因素的存在，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文本事实）。既然是曾经的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一部强势回归之作，那我们也有必要充分考量一下，作家的这部强势回归之作，到底抵达了怎样的一种思想艺术高度。
面对这部《人生海海》，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恐怕就是这个多少显得有点怪异的小说标题。说实在话，倘若不结合小说文本的具体内容，单只是这个标题，甚至会让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病句，或者是一个搭配不当的词组。在普通话的语系中，所谓的“人生海海”无论如何都难以讲得通，以至于只能给读者造成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只有等到第三部第二十章的时候，借助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前妻之口，我们才能够彻底搞明白，却原来，所谓的“人生海海”乃是一句典型的闽南话：“一个十七岁的乡下傻小子。付得出死的勇气，却拿不出活的底气——当时我连‘人生海海’也不知什么意思。她扑哧一下笑了，告诉我这是一句闽南话，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又不止是这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但总的说是叫人好好活而不是去死的意思。”质言之，所谓的“人生海海”，就是在强调人生充满苦难的同时，更加强调人在面对着这些苦难的时候一定要有坚定的意志生存下去。如此一种生存理念，所充分凸显出的，首先就是有着极惨烈人生遭际的“我”的前妻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着父亲、母亲以及哥哥三位亲人接二连三地惨死于红卫兵之手的死亡场景，在自己也万般无奈，“只好用年轻的身子抵出头费”方才逃得一条活命的情况下，“我”的前妻却不仅依然坚强地活着，而且还要努力活出生活的质量来。如此一种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一种“人生海海”。与之相映成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人生海海”理念一种恰当注脚的，是前妻向“我”转述的一种英雄主义精神：“报纸上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真相，什么是英雄主义，对爱不爱生活这个说法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要我说，生活像人，有时或有些是让人爱的，有时或有些又是不让人爱的，甚至让人恨。总之我对这话并不太认可，但我一直记着它，因为这是我向前妻求爱时说的一句话，也是她临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请一定不要忽视麦家在这里施出的一种障眼法。只要联系整个文本，我们就不难确定，在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不依不饶地热爱生活，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这部《人生海海》所要表达的一种核心生存理念。然而，对于这种核心理念，“我”的态度却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并不太认可”。之所以在“并不太认可”的情况下却依然记住了这句话，乃因为它既是“我向前妻求爱时说的一句话”，也更是“她临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在遭遇车祸不幸弃世临终前，前妻对“我”说：“记住，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如果你死了，我在阴间是不会嫁给你的。记得当初你向我求婚时是怎么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紧接着，她告诉“我”，这句话其实出自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之口：“你要替我记住这句话，我要不遇到它，你也一定遇不到我，死几回都不够。”毫无疑问，对于“我”前妻来说，如此一种“人生海海”一般的英雄主义理念，乃是能够给予她足够的生存勇气，使她在饱受人生磨难后一直坚持含着屈辱和仇恨活着的根本理由所在。究其实质，无论是“我”，抑或是“我”的前妻，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艰难的生存困境中生存下来，正是“人生海海”这样一种英雄主义理念强力支撑的直接结果。依照一种常规的理解，所谓的英雄，只应该出现在血雨纷飞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与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无关。但到了麦家这里，对英雄主义的理解却很显然已经具备了新的意义。战场上固然可以产生英雄，日常生活中一样也会有英雄生成。如果说战场上的英雄只需要呈现一时的勇敢，那么，日常生活中的英雄所需要付出的，就是更为恒久的生存勇气。这一点，不仅突出地体现在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以及“我”的前妻身上，同时也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小说主人公上校身上。又或者说，麦家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借助于“我”的前妻把一种“人生海海”的别一种英雄主义理念传达出来，正是为了艺术地将其迂回折射到本名为蒋正南的上校身上：“其实那张报纸上根本没有那句话，是她要送我这句话，用报纸的名义说，可以增加它的权威性，反正我也不懂西语。真的，我前妻真的是个好人，就是命苦，像上校。”是的，像上校，这句话恐怕才是真正的点睛之笔。无论是“人生海海”也罢，还是罗曼·罗兰一种日常生活中蔑视一切苦难的生活英雄主义理念也罢，如此设定的根本意图，实际上都是为了能够更加充分也更具艺术性地托举出上校这个主人公形象。
然而，在展开上校形象的具体分析之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却是麦家在艺术层面上关于叙述者的特别设定。尽管说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设定在当下时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但麦家《人生海海》中的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却仍然有其值得可说之处。首先需要确定的一点是，这个“我”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本身也是小说不可或缺的一个故事参与者。关键还在于，这个“我”，不仅参与故事，而且还有着突出的成长性特征。整部长篇小说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二两部分中的叙述者“我”年仅十四岁，尚处于懵懵懂懂的少年阶段，到了第三部分中，叙述者“我”已然成长为一位历经沧桑世事，对人生有着敏锐与深刻洞察力的中年人。麦家之所以要在前两部分把叙述者“我”专门设定为一位懵懵懂懂的少年，乃是为了借助于他的懵懂无知在营造一种神秘与陌生感的同时更好地完成叙事任务。
比如，就在小说刚刚开始不久，上校就给我讲述了他原来从事地下谍战工作时一位四川籍女部下的奇怪故事：“这故事我听得半懂不懂的，尤其是后面，他越讲越奇怪：‘我就这么意外地撞见了她底细，然后回头想她的过去，我大致推算得出来，她该是天生好这一口的，她去做尼姑就是为了吃这一口。兴许是端错碗了，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被人割了舌头……’”什么叫天生好这一口？这一口又是哪一口？为什么会被人割掉舌头？所有的这一切，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真的无法弄明白：“我听不懂，讲给表哥听，他也懂不了。这故事对我们来说太深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几乎是零蛋，一团黑，抓不着问题，想问都不知怎么开口。问题沉下去，沉得太深，沉到海底，我们哪里捞得着？我们只见过水库。”叙述者“我”和表哥他们听不懂，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却看得很明白。这位军统女谍战人员实际上是一位同性恋，上校所一再强调的“这一口”的真正奥秘原来在此。如此一个讳莫如深的同性恋问题，在那个时代“我”这样的懵懂少年那里，简直就是天书一般，根本就不可能搞明白。假若我们把这个看似随意穿插的故事与小说的主体情节联系在一起，那么，合乎逻辑的一个结论就是，麦家其实是在巧妙地借此而折射着小说中极其重要的那个所谓“鸡奸犯”问题。
再比如，到了第二部的第十二章，在偷听老保长讲述与上校有关的故事的时候，“我”也曾经陷入过不解的状态之中：“我连这些都已经理解不了，叫了五个号，什么意思？试验田什么意思？如果不排四号和十四号，是因为‘四’‘死’音近，不吉利，那为什么不排十三号？还有，九号得的什么病？一定是传染病吧——我想应该是肺病。可肺病是要传染身边所有人的，怎么可以专门用来害人？我理解不了，完全理解不了。当然最不能理解的是上校，他不是在当军统特务嘛，上有上级，下有下级，有组织和使命任务的——专门杀鬼除奸，怎么搞得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跟个大流氓似的？”你可以发现，作为一位十几岁的少年，在刻意偷听老保长故事的过程中，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拼命理解老保长讲述的全部内容。但非常遗憾的一点是，即使已经如此，他仍然有很多东西是搞不明白的。他可以从“四”与“死”谐音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到底为什么要把四号和十四号排除在外，但却无法从基督教的角度出发，与曾经背叛过耶稣的犹大联系起来去理解一定要把十三号也排除在外。他可以凭借自己有限的知识把九号所罹患的疾病理解为肺病，但却又无法解释为什么九号的“肺病”不仅不会传染身边的所有人，而且还可以被用来专门去害人。至于到底为什么不仅要排号，而且还要叫号，试验田到底是什么意思，所有这些，就更是尚且处于懵懂状态的叙述者“我”难以理解的了。当然，所有这些疑问的重要程度，恐怕都无法与上校这一人物形象简直就如谜一般的存在相提并论。事实上，也只有从上校这一人物形象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够从根本上理解麦家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在小说的第一二部分设定“我”这样一位尚处于懵懂无知状态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究其根本，作家如此一种艺术设定的主要意图，乃是要借助于这样一位正处于关键生长过程中的懵懂无知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最终很好地营造出一连串并非不必要的艺术悬念。即如这段疑问性突出的叙述话语中，到底为什么要排号、叫号，九号到底得了什么病，身为军统特务的上校，其所作所为到底为什么会如此这般无组织无纪律到简直就像一个大流氓的程度，所有这些，事实上都可以被看作是设定非常成功的艺术悬念，在充分吸引广大读者注意力的同时，也能够很好地推进整部长篇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说到艺术悬念的设定，类似的段落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其实并不少见。比如这样一个段落：“在将近三年时间里，我听他讲过很多故事，有的吓人，有的稀奇，有的古怪，这个是让人难过的，讲得他眼泪汪汪的。这些故事总是那么吸引人，我经常听得不眨眼，一两个钟头像火烧似的烧掉了。不过我最想听的事他一向不讲，比如他是不是睡过老保长的姘头；有没有跟师长老婆偷过相好；他是怎么当上军医的——爷爷讲得对吗——最后又因什么被解放军开除的，等等。请他讲，他总是生气，有时不理我，有时骂我。”“其实我最最想问的是他到底是不是太监，当然我知道这是绝对不能问的，问了保准要吃耳光。这道理不沉在海底，是浮在水面上的，小瞎子就是教训，活鲜鲜的。”更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发现，《人生海海》中的几乎所有艺术悬念，都是围绕上校的身世之谜设定的。上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十恶不赦的恶魔，还是普度众生的善人？上校所走过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曲折离奇的人生道路？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也都是广大读者的核心关切所在。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存在的主要意义和价值，就是为这种艺术悬念的营造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
在注意到“我”这样一位成长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同时，我们也更须注意到，《人生海海》中其实也有着变相的双重第一人称叙事的设定。由于不管是从年龄的差距而言，抑或还是从人生阅历的丰富与否而言，叙述者“我”与核心主人公上校之间存在着比较遥远的距离，所以从直接的途径并不可能获知更多事关上校的秘密。很多时候，“我”只有充分地借助于甚至包括上校自己在内的那些知情者的转述，方才能够完成小说叙事的根本使命。具体来说，在《人生海海》中，曾经先后承担这些转述使命的第二重叙述者，主要有“我”爷爷、“我”父亲、老保长，以及那位到了第三部分方才粉墨登场的林阿姨等这样一些同时也参与到故事进程之中的人物形象。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视的一点是，这些第二个层次的叙述者，都较“我”长一辈或者如同爷爷和老保长（关于老保长，一方面，他是爷爷的终身好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俩曾经“好了一生一世”，但在另一方面，早在战争期间，他却也曾经跟着上校去往上海滩真正地享了一阵子艳福，他的年龄因此而似乎一时难以做出准确判断。但考虑到小说中他曾经假扮上校娘舅的那个细节，我们最终还是把他定位成了“我”爷爷的同代人）一样干脆就长了两倍。比如，就在上校于不知不觉间成功潜逃，“他根本不是什么太监，而是可恶的鸡奸犯”的谣言满村传播，以至于“我”爷爷为此而忧心忡忡，到最后差不多要抑郁而终的时候，老保长主动跳出来意欲拯救“我”爷爷了：“我的祈求得到照顾，有人来救爷爷了；不是母亲寻来的郎中，而是自己上门的老保长。”醉醺醺的老保长在“我”家甫一现身，就直截了当地对气息奄奄的“我”爷爷道明了来意：“你得的是心病，药水救不了你，只有我能救你。你也不是被阎王爷点了名，而是被小瞎子点了名，他一张大字报贴得你不得安生是吧？这畜生贼精的，知道怎么害你，知道这样就能害你。为什么，因为他戳到你的痛处了是吧？你心里本来就有个鬼，疑心太监跟你儿子在搞鸡奸犯……”其实，真正戳痛了“我”爷爷内心世界的，不仅是小瞎子那张真正可谓是煞费苦心的大字报，也更是老保长这一番可谓字字诛心的话语。老保长接下来的一番长篇讲述，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把气息奄奄的“我”爷爷从病床上“戳”起来，也正是因为他切中了“我”爷爷病根的缘故。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同样是在偷听老保长讲述的过程中，方才对上校既往的一段历史有了真切的了解。再比如，到了第三部分，当“我”在一九九一年第一次回国见到林阿姨和上校他们的时候，林阿姨在一语道破“我”意欲对往事有所探究的潜在真实意图之后，也难以自抑地展开了关于上校故事的讲述：“我觉出她有一种讲述往事的冲动。他和一个大孩子生活在一起，整天只能陪他说相似的话，却没人陪她说说自己，她一定是很孤独的，埋在心头的往事也许更孤独。随着年岁的向老，这种孤独也在长老，面临死亡的威胁。她也许并不怕自己死去，因为怕也没用，迟早的事，阻止不了。但往事可以活下来，往事——尤其是沉痛的往事——有活下来的自重和惯性。”一个正常的女人，哪怕是出于内心里真正的爱，长年累月地与智商业已回返到幼年时代的老年上校生活在一起，其内心的孤苦与郁闷自然可想而知。尤其是，这个女人的内心深处还埋藏着那么多虽然不足为人道，但却有特别想与他人有所交流的既往人生故事。对于渴盼着能够与他人有所交流的林阿姨来说，“我”的出现可以说是非常适时的：“但这个夜晚，我的出现对她几乎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我的身份是那么符合她的渴求，几乎是恰到好处；既是当事者——上校挚友之子，又是局外人——置身万里之外。她静静坐在那儿，灯光下，苍老毕现，欲望毕露，菜色的双唇被等待的渴望搅得蠢蠢欲动。”就这样，憋闷已久的林阿姨，面对着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感觉上却是睽违已久的丈夫上校的故友之子，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以当事人的身份讲述了发生在她与上校之间那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消灭了“我”的关注视野中上校复杂暧昧身世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盲点。
然而，在充分强调“我”爷爷、“我”父亲、老保长以及林阿姨他们这些第二重隐身叙述者重要性的同时，我们恐怕也得意识到由他们所转述的那些内容真实性与否的问题。这一方面，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小说临近结尾处来自于小瞎子的那段叙述。由于内心里一直深怀怨毒的缘故，学会了打字上网之后的小瞎子，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之后，他仍然念念不忘地要把“我”父亲继续诬陷为一位为人不齿的“鸡奸犯”：“我就这样被他培养成了他想要的人～说实话我一点不恨他～因为要没他供我养我对我好～我早饿死冻死病死了～死一百回都够了～我能活到今天全托你爹的福～他为了供养我把疯子的家底都掏空了～包括他的宝贝疙瘩～一皮包用金子打的手术刀具～都被他偷了卖了～”在当事人都已经去世后，小瞎子的以上这番话语甚至会让愤怒异常的“我”有一种百口莫辩的感觉。如果不是林阿姨在上校临终前向“我”出示了传说中的那套手术刀具，那“我”父亲的“鸡奸犯”名声差不多就要被狠毒的小瞎子坐实了：“我终于看到传说中的东西：金子打制的医用手术刀具，大到剪子，小到缝针，大大小小，十来好几件，样样簇新，光芒闪烁，仿佛几十年的封存和黑暗把它们擦得更锃亮，憋得光芒要一口气喷薄四溅，刺得我当场流泪。”虽然说导致“我”禁不住当场流泪的原因肯定有很多个方面，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绝对是“我”父亲借此而彻底洗清了长期被诬名为“鸡奸犯”的莫须有冤屈。既然小瞎子口口声声说“我”父亲为了供养他竟然把上校那套用金子打造的手术刀具都已经“偷了卖了”，那么，这套手术刀具完好无损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戳穿了小瞎子所刻意编造的谎言。问题在于，假如说小瞎子的叙述存在着谎言成分，那其他人的叙述就都是可信的吗？这就牵涉到了自从进入现代小说阶段之后一个非常突出的叙述不确定性问题。更进一步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不是存在着所谓的真实，从一种终极的意义上来说，恐怕也都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哲学命题。很大程度上，所有的真实全都依赖于叙述，都是叙述出来的真实。极端一点说，倘若离开了叙述，这个世界恐怕也就不复存在。正因为我们总是会面临到底应该相信与否的两难困境，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就只能够采取一种信中有疑或者疑中有信的审慎态度。一方面，我们所依赖的只能是相关叙述者的叙述，另一方面，却也更需要凭借多年积累的阅读经验，对这些叙述内容的真伪做出接近于事实真相的合理判断。
正如同轮渡的使命乃是要把船客从此岸成功地摆渡到彼岸一样，作家麦家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在叙事方式上做以上这些努力，其终极意图也不过是要“摆渡”，要把自己对复杂暧昧的人生命运的感悟与体会，令人信服地传达给广大读者。恰如我在很多地方已经反复强调过的，一部真正称得上优秀的长篇小说，必然要成功地传达出一种强烈的命运感来。《人生海海》留给读者的深刻印象之一，正是对命运感的深度咀嚼和成功表达。当上校不无得意地讲述了一伙鬼子被报复心极强的马蜂活活蜇死的故事之后，首先出现了这样一段叙事话语：“我知道，那些鬼子都是被马蜂毒死的，而他父亲则是被鬼子的毒气弹毒死的，冥冥中好像是配好的，一牙还一牙的意思。”紧接着，就是“我”爷爷发出的一种由衷感叹：“这就是命，事先讲不清，事后都讲得清。”与此相类似，到第二部将要结束的时候，“我”父亲终于从狱中的上校那里拿到了一份申明：“父亲拿到一份上校亲笔写的申明，大纸大字，写给全体村民，希望大家原谅我爷爷。上校写得情真意切，有理有据，大家看了都感动，都服气，就原谅我爷爷了。”关键的问题是，“据说申明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是命。”或许与这个申明与自家爷爷紧密相关的缘故，紧接着，围绕着这个“命”，叙述者“我”便大发了一番感慨：“我无所谓自己的命是好是坏，只在乎这消息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其实我不用逃命啦。但等我有这个思想时我已经上船，下不了船啦。我想这可能就是我的命，逃命的命，亡命天涯的命。”“一切都是命，这话爷爷以往多回讲过。那天，我十分后悔离家时没有和爷爷告个别，我猜他一定为我的无情无义伤心死了。这大概是他的命，对我好言好待十六年，却没有得到我一分钟的话别。”上校命中注定要有被关进共产党监狱的一劫，“我”的命运是“亡命天涯”式的海外漂泊，而爷爷的命运，则是“我”的“无情无义”。需要注意的是，这所有关于命运的感慨，都坚实地建立在相关人物跌宕起伏人生经历描写的基础之上。质言之，能够在深度透视表现人性内涵的基础上，把如上所述的命运感成功地传达出来，正可以被看作是麦家这部《人生海海》最突出的思想艺术特点之一。也因此，接下来我们将把分析的重心转向人物形象塑造的分析，以更好地理解把握麦家笔下的那些生活英雄形象到底是怎样被锻造出来的。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乃是那位身兼第二重叙述功能的“我”爷爷这一人物形象。按照“我”们那个地方的方言，爷爷是一个典型不过的“巫头”：“巫头和巫婆是一个意思，男的叫巫头，女的叫巫婆，专指那些爱用过去讲将来的人，用道理讲事情的人。爷爷就是这样的人，爱搬弄大道理，爱引经据典，爱借古喻今，爱警世预言，爱见风识雨。享着太阳，看着人来人往，听着是是非非，爷爷经常像老保长讲下流话一样，讲一些莫测高深的大道理。”由这样的描述介绍可知，已经上了一些年纪的“我”爷爷，属于乡村世界里那一类很是有些德高望重的伦理秩序的坚守与维护者。假若回到允许士绅存在的时代，那么，“我”爷爷就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能够为乡村世界“立法”的那一类士绅形象。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会对爷爷做出很是具有一些高度的评价：“我爷爷和一般老人不一样，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我爷爷是个民间思想家、哲学家、评论家，是我课堂外的同学和老师。”但就是如此一位乡村世界里的现代“士绅”，到头来竟然因为儿子被小瞎子暗指为“鸡奸犯”而忧心忡忡不止：“爷爷几次对我讲：‘准许天塌下来，也不许鸡奸犯这污名进我家。’”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那段时间，爷爷有种兵临城下的紧急和谨慎，像个新兵，眼里塞满放大的敌情，心里盛满誓死的斗志，随时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绝不容许鸡奸犯这脏东西入侵我家。”到后来，尽管说老保长毛遂自荐后对既往故事的讲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爷爷内心深处的强烈疑惑，把他从死亡线上硬生生地拉了回来，但从根本上说，爷爷那个内在的心结却依然没有能够彻底解开。在我看来，接下来麦家最狠的一笔，就是无所顾忌地戳穿了爷爷的最后一丝伪装。却原来，为了彻底帮助父亲洗清“鸡奸犯”的名头，“我”爷爷竟然干出了以告密的方式出卖上校的恶罪勾当，以至于怒气冲冲的老保长在获悉内情后曾经气势汹汹地直打上门来：“你给我讲实话，是不是你向公安揭发了上校？是不是？讲实话！讲啊！”“事情很快搞清楚，确实是爷爷揭发的上校，他虽然不知道上校躲在大陈村，但他派三姑跟踪了父亲，就知道了。”总是满口仁义道德，习惯于训诫他人的“我”爷爷，之所以突破道德人格的底线，使自己最终成为一个千夫所指的犹大，正是为了和公安之间完成一个交易：“干部终于明白爷爷的心思，这是个交易，互相帮助，互相给好处。这是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干部答应下来，爷爷便交出地址。然后便有后来的一切，上校被捕，公安来村里贴公告，交易是成功的，双方都满意。”但“我”的那位身为“民间思想家、哲学家、评论家”的爷爷，却无论如何都没有料想到，在洗清父亲所谓“鸡奸犯”罪名的同时，却又会使自己的家庭背负上更为沉重的道德精神负担：“老实讲，鸡奸犯是很丢人，但以前闹鸡奸犯时大家从没有当面歧视我，公开奚落我，顶多个别人背后嘀嘀咕咕，用怪的目光看我，而且只是偷看，不敢直看。”到最后，在那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熟人社会的乡村世界里，“我”们一家果然为爷爷的这一告密行径而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我”爷爷被迫在猪圈上吊自杀且不说，家里的其他人也大都因此而遭受了各种天谴：“我忽然明白，即使村里人已原谅我们家，但我们家却无法原谅自己，甘愿认罚赎罪。爷爷寻死是认罚，大哥忍辱是认罚，二哥年纪轻轻抱病而死和我奔波在逃命路上，亡命天涯，又何尝不是认罚？”阅读《人生海海》，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之一，肯定少不了“我”爷爷。究其根本，“我”爷爷这一人物形象的艺术成功，正在于麦家在他身上不无敏锐地洞察到了由道德“圣人”到告密犹大之间的微妙人性转换，并由此而充分地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暧昧和命运的神秘吊诡。唯其因为有着难以抹去的告密这一劣迹，所以“我”爷爷的一生其实是失败的一生。
倘若说“我”爷爷的一生乃毫无疑问是一种失败的人生，那么，上校与老保长他们的人生就绝对称得上是生活英雄的一生。先让我们来看那位总是处于醉醺醺的状态，总是三句话离不开女人，总是习惯于讲下流话的老保长。老保长之所以一直被叫做老保长，乃是因为他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度担任过村里的保长这一职务。无论如何都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他这保长乃是一个典型不过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伪保长：“他当的是伪保长，吃的是汉奸饭，按理要把上校押去县里交差。但老保长一向不做汉奸事，他只吃汉奸饭不做汉奸事，甚至秘密帮国民党、共产党做事。”尽管不知道麦家在构思设定老保长这一人物形象时是否受到过余华《活着》的潜在影响，但老保长这一人物形象的若干行迹，却的确能够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联想到《活着》中的福贵这一人物形象。如同那位出身于富家的福贵最后因热衷于赌博而败家一样，《人生海海》中的老保长其人，也是因为酷好赌博败掉家产，到最后因祸得福地被划定为雇农成分。当然，强调二人相似一面的存在，却并不就意味着麦家没有自己的创新之处。虽然人生经历绝对称得上复杂，但老保长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却是懂得知恩图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决维护曾经为自己还清了巨额赌债的上校的名声和利益。用他自己一番信誓旦旦的话来说就是：“这村里人全死光光我都无所谓，只希望他别不得好死。如今这世道真他妈的作孽，把一个大好人糟蹋成这样。拖着老母亲四处流浪，要藏着躲着过日子。这都是小瞎子这畜生害的，要早二十几年我当着保长，必定把这畜生枪毙了。糟蹋一个好人就是罪，活该枪毙。你们不晓得他为国家立过多大功，又受过多少罪？那个罪过啊你们想不到的，生不如死啊！他是个英雄你们知道吧，只是……只是……怎么讲呢，人都有命的，他命苦，总被人糟蹋。”也因此，与“我”爷爷仅仅只是为了所谓家族的声誉便不惜出卖上校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一贯嗜酒总是处于醉醺醺状态的老保长，不管处于何种情势之下，都自始至终恪守着关于上校的秘密，未曾有任何不应该的泄露。“我心里惦记着他呢，他是我活着唯一的惦记呢。”结合文本，读到老保长如此情深意长的话语的时候，很多眼窝浅的读者，恐怕是要禁不住流泪的。对于生活于和平时期的老保长来说，能够顶住包括政治与道德在内的各种压力，坚决恪守上校人生秘密的行为本身，就毫无疑问称得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生活英雄形象。
当然，说到生活英雄，《人生海海》中最核心的一个人物形象，就是那位一直处于漩涡中心的上校。很大程度上，麦家之所以要用长达八年的时间来酝酿创作《人生海海》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根本目的正是为了写出上校这一人物形象来。就此而言，《人生海海》绝对可以被看作是先有人物形象后有小说故事情节构思的一个典型范例。在尚处于少年时代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看来，村里虽然有不少怪人，但最“出奇古怪”的一位，不管怎么说都只能是上校。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个，他当过国民党，理所当然是反革命分子，是政府打倒的人，革命群众要斗争的对象。但群众一边斗争他，一边又巴结讨好他……”“第二个，他从前睡过老保长女人，照理是死对头，可老保长对他好得不得了。”“第三个，他是太监，不管是怎么沦为太监的吧，反正是太监，那地方少了那东西。但每到夏天，大家都穿短角裤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经常偷看他那个地方，好像还是满当当的，有模有样的。”“第四个，他向来不出工，不干农活，不做手工（包括木工，他的老本行），不开店，不杀猪，总之什么生活都不做，天天空在家里看报纸，嗑瓜子，可日子过得比谁家都舒坦，抽大前门香烟，穿三接头皮鞋和华达呢中山装。”“第五个，他养猫的样子，比任何人家养孩子都还要操心，下功夫，花钞票，肉疼、宝贝得不得了，简直神经病！”如果说《人生海海》是一部借助于艺术悬念的营造而渐次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长篇小说，那么，其中最具有艺术悬念色彩的，无疑就是这位既被叫做“上校”也被叫做“太监”的简直如同谜团一般的人物形象。
从最早被强征入伍后去打红军，到抗日战争期间的积极抗日，到以军统特务的身份周旋于日汪蒋之间，再到朝鲜战场上与美军对垒，一直到后来因“大汉奸”的罪名而锒铛入狱。既进过国民党的监狱，也进过日本人的监狱，还进过共产党的监狱。由上校所走过的以上这些曲折人生经历来判断，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强烈传奇性的一个人物形象。在笔者的理解中，这种传奇性甚至强烈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那么，在《人生海海》中，到底有没有必要为上校设定如此强烈的传奇性，我以为，这是应该特别提出来与作家麦家进行商榷的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上校的传奇性人生经历令人印象深刻，莫如说是他在日常生活中那样一种不畏艰难困苦的生活英雄姿态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首先，虽然先后住过几次监狱，但却依然精神意志不垮，依然竭尽可能地呵护救助身边一切需要帮助的人，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上校的生活英雄本质。
说到麦家对上校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细节，就是他私处的那个纹身。上校之所以会被很多人在私下里称为“太监”，乃是因为村里人一直盛传他曾经因睡了师长的女人而被恼羞成怒的师长活阉的缘故。但其实，正如同老保长后来所坦承的，实际的情况是，上校在战场上不仅那个部位受了伤，而且后来也已经修好了。身为红卫兵的小瞎子们之所以要设计借洗澡的机会偷看上校，正是为了亲眼确证他到底是不是太监。没想到，小瞎子们不仅看到了上校的那个东西，而且还意外地看到了他“小肚皮上确实写着字，并画着一个醒目的红色箭头。小瞎子根本想不到，正是他的这种偷窥行为，最终招致了来自于上校的强烈报复。上校不仅割了他的舌头，而且也还挑断了他的手筋。却原来，上校之所以会因为被偷窥而震怒不已，乃因为在一九六〇年代那样一个过度政治化的畸形时代，他私处的纹身将会直接关系到自己的人生清誉和政治生命。只有读完全篇，我们方才能够知道，上校私处的纹身，乃是拜当年曾经一度活跃在上海滩上的女鬼佬们所赐的结果。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就会明白，在那个政治极端畸形的时代，类似于纹身的内容一旦被公开，那就极有可能给上校带来杀身之祸：“一个女汉奸的名字刻在那私处，在那个人们政治嗅觉比狗鼻子灵的年代里，这秘密像一颗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上校怎么可能置之不管？必须把炸弹引线拆掉，否则他随时可能粉身碎骨。”到最后，被捕后的上校之所以会意志彻底崩溃，乃至神经失常，也仍然是因为被公开批斗时小瞎子的父亲瞎佬鼓动大家要当众扒掉上校裤子的缘故。
但无论如何都难以令人置信的一点却是，等到“我”从海外回国再次见到上校的时候，曾经对自己私处的纹身讳莫如深的他，竟然不管不顾地主动亮出私处来让“我”观赏：“曾经他为保住里面的秘密甘愿当太监、当光棍、当罪犯，现在却要主动示人，宁愿被老伴痛骂也要给我看。我心里的悲伤本来已经要胀破，这会儿终于破了。”对此，林阿姨曾经给出过自己的解释：“有时我觉得他现在这样子蛮好的，可以忘掉那些脏东西，可以照自己的意愿改掉这些字。他这辈子如果只有一个愿望，我想一定是这个，把那些脏东西抹掉，改成现在这样。这个愿望死都离不开他，但也是死都实现不了的，只有现在这样子，失忆了，才能实现。”正如同“我”父亲的“鸡奸犯”问题乃是“我”爷爷终生都难以释怀的一种心结一样，很大程度上，私处的纹身也已经成为上校无法摆脱的梦魇一般的心结。事实上，也正是这个纹身，从根本上决定了上校大半生的基本走向。他后半生一切为人所不解的怪癖言行，均可由这一心结而得到很好的解释。我们之所以可以把上校理解为一位具有相当精神分析深度的人物形象，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与此同时，上校私处的纹身却也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霍桑《红字》中女主人公所佩戴的那个鲜红的A字。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把纹身看作是一个写实性细节，但在另一方面，恐怕却更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具有突出象征意义的细节。就此而言，麦家之所以一定要把纹身设定在上校的私处，所试图象征说明的，正是每个人个体内心世界中心理阴暗面的必然存在。正是在如此一种普遍象征意义的基础上，一个具有相当可信度的结论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极有可能是上校。
说到对上校这样一位生活英雄形象的理解与判断，叙述者借助于小爷爷这一人物对“我”爷爷所讲述的一番话语，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是什么人？你们嘴上叫他太监，实际他是皇帝，村里哪个人不敬重他？不念他的好？我就是例子，你对他那么恶，随口骂他断子绝孙，可我出事他照样救我，不记恨你，也不顾他妈信观音，只顾念我们好。世上有耶稣才出这种大好人，他是不信耶稣的耶稣，你对他行恶就是对耶稣行恶，看耶稣能不能救你，我反正是救不了你了。”在转述完小爷爷的这番话之后，作家紧接着写到：“我在一旁望着耶稣，耶稣站在阁几上，背靠着板壁，头歪着，耷拉着，手伸着，被钉子钉着，流着血，脚上也流着血，是一副受苦落难的样子，也是要人去救的样子。”耶稣是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而自动走上十字架的一位自我献祭者，当小爷爷其实也更是作家麦家自己，把上校这样人物形象与耶稣相比拟的时候，其内心深处对上校的一种敬仰之情，实际上就已经溢于言表了。虽然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但却依然能够赢得双家村普遍的民心，所充分说明的正是作为生活英雄的上校其人日常生活中的魅力所在。也因此，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结论就是，麦家的这部《人生海海》，在强力鞭挞批判人性恶（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小瞎子和“我”爷爷这两个人物形象身上）的同时，也格外生动地塑造刻画出了上校这样一位具有人性大善的生活英雄形象。
注释：①以上所引述的内容，请参阅张月《麦家：战争旷日持久》，载《人物》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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