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 聂尔 耿立

　　 编者按：本期《黄河》“对话”，是有关第四届茅盾新人奖获得者、青年作家闫文盛《灵魂的赞颂》的。刘军、聂尔、耿立三位作家、评论家就此展开探讨：散文是否应该立足于内心世界，是否应该诗化，是否具备技术性，是否应该有阅读障碍，等等。与广大读者共享。

　　 刘军（文学博士，评论家，以下简称“刘”）：卡夫卡的遗嘱里，我们可以看见文学史上发生的罕见一幕，即一位作家拒绝阅读。作家拒绝自己的作品被大众阅读、传播，被知识精英研究分析，拒绝将自我写作暴露出来，这种事怎么想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卡夫卡身上确实发生了。在文学阅读急速衰落的当下，在汉语文学的现场，作品的可读性，我觉得应该被充分讨论。一个从事严肃文学写作的作家，当然不能将作品的可读性视为第一要义，但如果完全不重视可读性，模仿或者说重走卡夫卡的道路，也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文盛的新书《灵魂的赞颂》就存在拒绝阅读的倾向，这本书的末尾，《主观书传：肖像的诞生》一节里，他有这方面的自诉。另外，从实际接受效果来看，这本散文集所具备的反经验性写作形式及极为务虚的笔法，让我这个专业读者也大伤脑筋。基于上述情况，我想延请两位作家出山，谈谈散文的可读性。

　　 耿立（创意写作教授，作家，以下简称“耿”）：散文的可读性是分层面的，文盛的散文，自我设置了一个阅读障碍，他的散文拒绝阅读，拒绝的是一般的浅阅读，感觉他是观照自己内心的一种散文写作，这是与卡夫卡、尼采、佩索阿的对话和精神漫游。能感觉这本书的写作难度和阅读难度，如果对卡夫卡、佩索阿或尼采这个层级的人来说，一点难度也不会有，而对很多习惯阅读乡土散文、亲情散文的人来说，确实非常难以进入文盛的文本。

　　 再就是进入文盛的写作或者阅读，是有条件的，如果你对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不了解，你对卡夫卡、佩索阿、尼采不了解，也就无法找到进入文盛散文的钥匙。所以，对我们80%以上的散文阅读者来说，这就是障碍，因为你没有钥匙，就很难进入文盛的文本。他的语言，或者说他里边的思的东西，面对灵魂的东西，或者说他的意象，和我们平常阅读的乡村风物、亲情散文或者旅游散文，一点也不像，这里头的区隔度很大。散文的可读性是我们必须讨论的，因为人们只有进入文本才能谈接受，才可能了解你的东西。当然，我们的散文都面对着不同的读者群，我们写作的时候，有意或者无意都会设置阅读对象。你是关注世俗多一点呢，还是关注内心多一点？显然文盛是关注内心多一点，并且他的内心也是有面向的，他的阅读谱系决定了他的写作面向，或者对大多数人来说，他的面向是陌生的，因为文盛的心是面向西方精神谱系的，虽然他身在东方。文盛的散文是小众的，我们的散文要追求多元，大众和小众的混合才是健康的散文生态。当很多散文变成口水，当很多散文变成宣传，当很多散文变成炫耀浅薄，招摇，吃呀喝啊，旅游打卡的浅薄文字，那我感觉文盛这种有阅读障碍的散文，就屏蔽了一部分浅薄的阅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文体检验挑选读者，也检验读者的耐心和包容，促使更新思维;散文不应该都快餐化。文盛的书写令很多人进不去，其实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的散文也不好读，他追求那种涩的味道。鲁迅的《野草》人们也很难进去，人们往往读比较浅显的几篇，而《野草》才最贴近鲁迅的精神价值，这是最难读的，也是最难懂的。所以，普通人大多喜欢鲁迅的杂文，那种直接，痛则大骂，苦则大叫，但对少数人来说，他们还是喜欢《野草》，多意，有丰富的阐释性，只有读懂了《野草》，才能读懂鲁迅的那种悲凉，那种绝望，那种反抗。

　　 聂尔（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以下简称“聂”）：文盛的文字主要是断裂性太多，一是文字本身的断裂性，二是这些文字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真是“主观书”。文盛书中有一个说法，叫“生命的声音”。这个说法对应于他的文字，好像比较接近。我以前写过关于文盛的两篇评论，一个叫《独白的引力》，一个叫《他反复呼喊自己的名字》。两个都可以看出，文盛拒绝对话，他只和自己对话。最早的时候，文盛有叙事，宁肯曾经和我说过，说文盛的叙述姿态不错。他是由一种孤独的叙事发展到现在这种无叙事、无材料、无经验性的独白。

　　 刘：基于两位的发言，我想提供补充性看法。且以周国平为例证，他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可谓声情并茂，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巨大轰动。这本集子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堪称标杆。到了2016年，我有次去书店，在书架上发现周国平的一本新散文集，浏览过后，发现这个集子在性质上成了箴言集。所谓哲学的深刻性和青年导师妄想症，促使作家的话语向着垂训的方向迈进，这样的话语方式是相当令人反感的，更不用说愉快地阅读。周国平何以走到如此地步？我觉得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抛却对读者的尊重，将读者视为等而下之的对象，这对于文学写作来说，我认为是极其危险的。因此，我对文盛拒绝阅读的立场，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内心中也有所存疑。

　　 从文体演变的历史上看，文学史上每一个文体的深化确立过程，皆包含着对特例的规训和接纳。就白话散文一百多年的演变历程来看，文体特性得到了基本勘定，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即个性化、真实性（经验性）、见识度。反经验性的写作，抛开《野草》的话，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艺术散文”，才有所呈现。新世纪前后，源于新散文的文体突破之功，一些具备强烈虚构特征的散文涌现了，其中甘肃杨永康的破界行动特别显目。当然，反经验性写作与散文的虚构不能等同，文盛的主观书系列是另外一种反经验性的写作范式，他借助大量的隐喻性修辞，借助呓语的形式，借助形而上的哲思，以思辨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在这里，我想听听两位散文作家对散文的反经验性形式的看法。

　　 聂：反经验性写作是很多人的梦想，包括福楼拜，但很少有人尝试，更很少有人成功。从这个角度来看，文盛的文本也只是一种尝试。我自己也在进行此类尝试，但我觉得似乎不应该叫做反经验性，不如叫超现实写作。我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即片断性写作是一种无形式的写作。这个和文学常规的确是反向的。散文文体本身就存在一种无形式的冲动，片断式写作更放大了这种冲动。片断如何自成片断，是很难的一件事。如果对中间的难度不加克服，甚至意识不到，那就是很大的问题。然后是片断和片断之间的关联，众多的片断如何形成一个中心，这个也不能指望自然地解决。尼采一直围绕问题在表达，所以他是有中心的。卡夫卡在語言层面关怀世界，这是他的中心。佩索阿关注自我的变化和分裂。文盛似乎是在表达一种“我”与世界的对立和对峙。

　　 耿：我觉得这个反经验写作也是建立一种经验。其实文盛的这种文体，可以在尼采那里看到，也可以在鲁迅的《野草》里看到，这种呓语式的或者独语式的，鲁迅之后何其芳有过一段，在20世纪90年代，何怀宏啊，萌萌啊，他們出过箴言录一类的东西。文盛在《主观书》里，有很多诗歌性的东西，它的形式，其实也借鉴了好多成熟的经验。刘烨园也进行过这种断片式写作，呓语性，精神性，断裂化。每个句子都有路标一样的指向，如老僧偈语，这是一种截断，一种短路;让你整理自己，寻找自己的对应。反经验性在禅宗公案里比比皆是，散文的反经验性，是对自己内心的确认。

　　 刘：聂尔兄提到的话语片断能否自成体系，我觉得是点题之语。胡塞尔曾提及诗思一致的问题。文盛的新书从外在来看，体系的确立是明确的，他有着随时随地采撷自我之思的习惯。但是从内在的层面看，即“我”与世界的对抗性凝望上，时间中变化之“我”与恒在之“我”之间，是否达到了统一，这才是关键所在。另外，所谓散文的经验性，指的是散文是一种典型化的经验文体，这里的经验对应的就是个体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童年经验。如同沈从文所说的那样，走过足够多的桥，看过足够多的云，满足了这个条件，也就是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精髓所在。寓居海外的北岛，近年出了很多散文集，而且北岛散文的水准非常高。决定他散文高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北岛去过足够多的地方，见过足够多的有趣味、有个性的人。

　　 我曾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在文体上很不好归类，因为书的内容其实就是对自己所做的梦的还原和记录，尤其是凶险和凶恶之梦，着墨甚多。这位作家有一段时间恶梦频发，出于作家的敏感性，他会在午夜梦醒之后，拿起床头的笔记录梦境内容，累月之后，就积累了大量梦呓的文字。我们都知道，梦是个人无意识和潜意识的汇总，它执行的是非理性的逻辑，因此，这本书中有大量怪诞的意象，大量破碎的事件。两相比较的话，文盛的呓语方式执行的依然是现象界的理性逻辑，只不过跨度大，断裂的地方非常多。《灵魂的赞颂》里几乎不存在具备线条化的事件，而一个枝条上，簇拥了太多词语。我想听听两位作家对他笔下词语组合方式的看法。

　　 耿：我觉得文盛的散文是一种氛围式的写作或者面团式写作，他和我們原先所阅读的大部分散文的线条性写作不一样。他有一个思想的中心，只不过他的语言是发散的，其实他遵循的是他内心的理性的逻辑，他自己的思想逻辑。他散文中的精神含量、信息含量广大，有很多具象的东西，只不过不是平常人经验而已;他主观性强，给人思考的力与震撼。我觉得文盛话语的表达方式就是箴言式的写作。再就是他的语言。好多是诗的语言，并且他好多是否定的结论的句子，这是我读他散文非常直接的印象。他的引语多，这是他思想支撑的发射点，也是他自我对话的基础。

　　 聂：文盛的词语组合方式似乎介乎诗歌和抽象之间，情绪的力量过大，这种情绪应该浓缩，不应该泛滥。还有一个小问题，很多加了引号的话，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顺便说一句，词语组合方式，这个问题本身很好。诗化的片断式散文要防止，情绪饱满但实质松软。对这一项的观察最后的落点之一，可能就是词语的组合方式。

　　 刘：耿立兄提及的遵循内心逻辑，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共识。至于氛围写作这个提法，我有不同意见。氛围写作的基础在于心理活动形成的张力，即经过观看和内化之后，外在事物皆成为主观心灵化的对象。氛围式的写作，古典诗歌（王维诗歌），现代小说（鲁迅《药》），白话散文，三种体裁里都有。我觉得《灵魂的赞颂》里，理性还是压倒了感性（情绪）。就词语表达来看，集子的后面部分，即主观书三四五部分，词语的组合和变化非常大。很多句子有诗性的渗透，有哲学的渗透，但又不是诗歌句法，也不是叙事的句式。我能察觉出作家恪守的此时此地的“思”，但思的形状，从语言传达来看，还是模糊的。如同走过流动的沙子一样，很难握住具体的形状。

　　 耿：我说的这个氛围式写作，是说他用连续的周边的语言，用不同的面相来谈这个话题，可能是断裂的，可能是片断的，但是有一个思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的氛围写作，像一个面团一样，他这种样式笼罩着的写作，不是我们平常所说散文所理解的那种境界氛围那种诗情画意。我说的氛围，是一种场，一种气质氤氲笼罩，是语言的十面埋伏，是中心点的四面楚歌，是铁桶阵，也是一种无形，大象无形。

　　 刘：熟悉文盛的朋友都知道，尼采、卡夫卡、佩索阿对他影响深刻，有些是思想层面的影响，有些则是话语方式的影响，有些则是立身与处世的影响。我读过尼采和卡夫卡部分的作品，谈不上深入了解，而对于佩索阿则非常陌生。因此，想请两位作家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谈谈尼采、卡夫卡、佩索阿对文盛产生影响的细微之处。

　　 耿：我觉得文盛文体方面、气质方面受佩索阿影响比较多，思想接受尼采的多，语言句式也是佩索阿与尼采的混合。重新设置或者装置一个世界，在这个语言世界里自足，自娱自乐，是自己文本的王者。文盛的散文调式是热烈和高亢的，我感觉这是对尼采的回应，当然他里边有徘徊也有抑郁的东西，等同于卡夫卡或者佩索阿忧郁、抑郁的气质，那种调性，当然都融合成文盛自己的。他已经从他们原先的光环里走出来，他面对的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一个内心，他面对的是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精神状况。他不再是上个世纪、上上个世纪的西方人所面对的那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无论东方西方，人类的精神困境，这是不变的。我觉得文盛散文的价值，是给当代的一个见证，也是爱与痛的一种见证，这也是文盛的文字状态和心理状态。他的思索，他在当下的困惑、痛苦，这一切促进他的思考，他为什么选择这样沉下来，耽于内心内敛？或者祷告，或者内省，我们需要看这样的精神走向，他有意与大众背离，走向孤绝，他的精神支撑是什么？他为什么不愿意和当代人对话而走向旷野，走向尼采，走向卡夫卡，走向佩索阿？

　　 我们读文盛的散文，我们更应该想到他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以及他阅读的精神资源，他阅读的谱系，虽然他也表现出来他对卡夫卡，对尼采，对佩索阿这种精神的依赖，但我们更要思索的话题，是他关于心灵的，关于永恒的，关于万物的。我们再看他的语言走向，他的语言句式，他的困境，这是他的动力，也是寻找答案的努力。当代散文，像张承志走向边地，而张炜走向野地。文盛走向自己内心，走向自己内心的挣扎，他走向一些经典文本，他在这些经典文本中，找到精神支撑和对话的点。在文盛的这种文体上，我还是感觉他近于随笔式的，或者精神札记，或者思想札记，当然它里面有诗歌的抒情因子在，那种高亢张扬和铺排，那些对事物的沉吟和表现，是有深度的啊。我感觉还应该后撤一下，再决绝一点，更冷凝，更加坚定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和命名。

　　 文盛的散文，应该说是有难度的写作，他也给当代散文昭示一种可能，一种启示录，就是面对自己内心的无穷无尽，怎么也写不完。这样的文字不借助故事，也不借助场景，只是思想的裸裎，只是把自己内心的挣扎、痛苦，思的、诗的和历史的、现实的东西，在当下的一种反光和折光中记录下来，做一个标本，做“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标本”——我感觉价值在这里。文盛散文的价值是独一性，语言的独特，思想的独特，他的这种片段式的、断崖式的，一个独行者的形象，在当下散文里是非常独特的存在，这给我们当下写散文或阅读散文提供一种路径。散文本来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文盛的写作，也是一种冥想式的写作。他独思冥想，他与内心中设想的那些人说话，他与自然界中的一些事物说话，他与所阅读文本中的那些人说话。他选择这种东西即是一种抵抗，也是自我救赎，他面对的是自己的灵魂。他不愿意被规范，提出来反对“框架式的生活”，我感觉这有点像王小波在《一头特立独行的猪》中所表达的，就是那头猪不愿意在被人设计中生活，而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在被设计中走来。文盛不愿意像别人那样，叙述一个故事，抒情，找个意象，找个象征，平滑地写出一篇无关痛痒的东西，他是面对自己内心的。但是面对自己内心，有一个前提，即怎样克服恐惧？因为传统力量太大，生活的、习俗的这种力量也太大，传统文本的力量太大，所以独行者非常艰难。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怎样不被规定，怎么不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放在那个规定的生活里边。如果不在这种规定里生活，而走向规定的背面，那种撕裂感、抛弃感，也受煎熬和挤压，但他会获得内心的自由，不再在所规定的道德里写文章，不再在那种范式里写那些散文腔。所以文盛的散文写作，可以说是自己内心自由，他不屈于外界，也不惧于不被理解，他发明或者发现自己一套独特的隐喻，就是密语，就是他独特符号的编排。别人只有理解了这种闫文盛式的言说方式，只有通过他这些语言，通过这些呓语，我们自己翻译，自己体察，才能进入他的内心。他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每个写作者，他的写作都带着自己体温，带着自己思想，我们循着这种文字、路标和秘密的通道，我们触摸它，像在考古，然后通达作者和文本深处。

　　 聂：文盛继承的直接遗产也不容易看到。文盛的“我”是少變化的，也比较少分裂，似乎还很精致。佩索阿的调子是悲郁的，文盛是壮烈的高亢的。佩索阿是徘徊的，文盛是跳崖式的，他偏于抒情，少分析。我怀疑这种片断式的写作是否宜于抒情，在每一个片断中都包含一个洞见，可能是比较理想的。但文盛强调不能光看他的片断，要整体地看。卡夫卡是有洞见的，只是他以相反的方式出现。佩索阿有情境，他在情境之中展开对话，尼采更是有体系的，我觉得文盛应该更思想化一点，减少情绪，浓缩为思想，诗化的倾向应该克制，至少不放任。否则的话，诗化反而成为一种遮蔽。与之相关的是，亢奋的调子也应该降一降，还是要落实到微观的层面，过于宏观不好看，也产生不了真正的世界入口。

　　 刘：尼采、卡夫卡、佩索阿这三位人物，皆是孤独的天才，当然，他们孤独的方式不一样。作为孤独的天才，他们选择了悬崖，与整个世界展开对峙，从这三位孤独天才的身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个体在与世界对峙过程中产生的力量。我个人觉得，文盛倾心于这种力量，为了让其显现，就需要强化思想之力。对于新世纪散文来说，思想之力的弱化是明显的事实，随着理想主义的落潮和激情的不在，有思想原创力的散文作家或者选择缄默，或者选择转型。这是一条沿着高空绳索行进的道路，充满危险和艰难。另外，谈散文创作中的思想力，很多作家受到强大的史学传统影响，将思想力放在历史观上面，这也造成仅有深刻性难见体系性的结果。鲁迅反抗绝望的哲学，史铁生营建的过程哲学，其实就是最好的路标。因此，没有必要讳言受到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关键在于，能否将自我吸取内化到灵魂里去，以最高的准则说出自我生命的信与义。

　　 《灵魂的赞颂》里，时间、孤独、肉身、虚无，这四个词汇高频率出现，在我看来，完全可以作为这部散文集的四个关键词，如何理解这一组关键词？

　　 聂：这四个关键词好像比较准确，读下来，还是可以感觉到“我”是一具肉身。在卡夫卡那里，包括在佩索阿那里，肉身被符号化了，精神化了。文盛的肉身是切实可感的，文盛的孤独好像是处身于世界之外的孤独。佩索阿的自我裂变还是发生在世界之内的，尼采是朝向宇宙史的。卡夫卡的孤独是语言世界里的孤独，他把所有关系，包括亲情，都发展为一种语言关系，他悬在语言上生存。他为什么选择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我觉得他是为了减轻重量。文盛反而是加重了自我的重量，以便与对面的世界抗衡。太阳呀，万物呀，这些也是文盛的常用词，当一个人恒常面对这些词时，自身的重量也会增加。这是文盛和卡夫卡、佩索阿的一个区别，区别之一。这是文盛，包括我们大家都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我们需要选择我们恒常注视的事物，因为那就是镜子。

　　 耿：我觉得对于有思考的人来说，首先是面对着时间，我们看到春夏秋冬，我们从童年到少年，我们看到身边的老年，一直到自己的中年和老年，这是无法回避的。我们都是线性的人，循着时间的线性人，在时间里面，面对的是无力感、沧桑感。人们生存的周边，人和人之间不可交流，人和万物之间不可交流，地球在宇宙之间孤独。人有肉身，人最基础的一些东西是在肉身上发生的。但一个作家，一个好的作家，他既要利用他的肉身感知周围的世界，他更要脱离肉身，走向更广博的空间，思考或者思索，走向自己的灵魂。肉身之上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的价值，才是给我们肉身的一个标签和意义。虚无这个词是现代词，但是我们中国的古老哲学里，庄子啊，或者佛家里面的空啊，虚啊，寂灭啊，这些东西都接触到虚无，感到宇宙和人生的苍白无力。有时候，肉身苍白无力，人的精神却无比坚强，精神可以穿透肉身的虚无。有时候，精神的幻灭也是一种虚无。虚无是一种空白，是一种真空吗？虚无有时候也是一种力，是一种状态。我们要用坚实有力的文字表达这种虚无，如果文字能表达出来虚无感、无力感，我以为是一种大境界。孤独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它的浅层次是寂寞。孤独的人，他要寻找一种灵魂的伴侣，他可能在周边找不到，在人群里找不到，就像文盛走向与卡夫卡、与尼采、与佩索阿的对话，与自然万物的对话。孤独的人的心灵恰恰最充实，他不是外物的那种物欲充实，不是那种灯红酒绿的充实，他是巨大的，以内心的坚持来充实。他坚持以这种孤独来消解。孤独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敢于面对自身的力量，无论肉身也好虚空也好，无论时间的流逝也好，正因为文盛孤独，才写出这些文字，正因为他面对虚空，面对着沉重的肉身，面对着时间长河的流逝，所以他要反抗。反抗自身，反抗孤独，反抗肉身，反抗虚无。当然，也反抗时间，而他的反抗是有力量的。

　　 刘：文盛还拥有诗人的身份，因此在《灵魂的赞颂》里叠加了大量的隐喻，除了隐喻的修辞手段，我觉得需要探讨的是，还有哪些诗歌要素渗透入这本书中，过多的隐喻是否影响到了散文文体的稳定性？

　　 耿：我感觉散文必须吸收一些隐喻的修辞手段，这恰恰是散文文体可以稳固的一个支撑。我们想，如果现代文学史没有鲁迅先生的《野草》，如果没有他那里边的那些隐喻、那些幻象，我们的散文史多么苍白，我们的散文体多么苍白。恰恰是魯迅，现代散文被《野草》的高度和独异固定，大先生的这种散文给散文文体赢得尊严。我感觉隐喻也好，别的修辞也好，是散文应该有的，他不是诗歌独有的，也不是别的一些艺术独有的。散文，也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隐喻修辞的武器，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写出最坚实的文本。我也反对散文过于诗化或者美文化，我也发表过好多反对的文章或者意见。过度的诗化是对散文的伤害，虚假，矫饰，遮蔽，不敢面对自己内心，不敢面对现实的坚硬。散文走到现在，应该是节制抒情，在叙事中，在描摹中把情感埋藏，埋藏在里边，而不应该把情感单独拉出来，再进行那种高亢的、夸张的所谓抒情。节制的隐含的情感更有力，含而不露，盘马弯弓，才是情感表现的最佳方式。

　　 聂：我不太赞成散文过度诗化。诗化有时是一个通道，更多时候会形成遮蔽，这是我不赞成的理由。另一个因素是抒情。我也不想说反抒情，但我对抒情是怀疑的。抒情很容易架空事物，甚至架空自我。还有就是断裂。一个文本本身不应该存在太多断裂，尽管我们应该关注世界的非连续性，甚至不得不在这种非连续性中存在下去。这些因素当然会影响散文的稳定性和可理解性。这里不仅关系到和读者的关联，也和自我的建构有关，和世界的建构有关。

　　 刘：对于散文的诗化问题，我有点补充意见。白话散文的历史上，有两种诗化的路子，一种是杨朔式的，把散文当做诗歌来写。这种路子的写作，在技术处理上实则是嫁接古典诗歌的意境和白话散文中的美文式表达，但这种诗化散文最大的问题，就是抽掉肉身与个性，今天的广告软文同样也可以这样处理，其分量值得怀疑。另外一种路子是刘亮程式的，他的技术处理之路在于借助通感的修辞，营造一个万物有灵且有声音的世界。这个路子的成就当然很高，问题是无法模仿。因此，对于散文的诗化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必要一棒子打死或者吹捧到云端。另外，我同意耿立兄的看法，今天的散文写作，应该吸收现代文学的多种手法，强化自我的表达和呈现能力。

　　 最后，感谢两位作家的建言，耿立兄的热情和激情，聂尔兄的理智和条理性，恰恰是不同作家个性的呈现。在此也祝福文盛，希望他在主观书系列的写作道路上，持续深耕，不仅见出思想的力量，还要见出思想的形状。我们且以耿立兄的寄语作为结尾：

　　 散文最近心灵也最烟火气，可大可小，与世界配也与人心配，看散文就是观世观心！

　　责任编辑：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