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树成

　　引? ?言

　　

　　 当笔者还在对王蒙202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笑的风》回味时，2021年，这个“80后”老作家又在第五期的《花城》杂志上发表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王蒙还能保持如此惊人的创作力，着实令笔者感到叹服。王蒙的创作可以说是伴随着新中國的成长一步步而来的，从1953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始，到如今的《笑的风》《猴儿与少年》，王蒙长达近七十年笔耕不缀，书写着青春、爱情、时代和人生。王蒙得以如此迅速地进行写作与他有着超于常人的精明与智慧分不开，更重要的是与他丰富的人生储备分不开。王蒙虽写作速度很快，但并不代表他的作品是草创之作，也不并意味着读者可以泛泛去读，相反他的作品仍值得反复去读、细致去读。长篇《笑的风》如此，笔者相信最新的长篇《猴儿与少年》亦将如此。在笔者看来，2020年的《笑的风》不仅仅是对以往作品主题和艺术的延续，更是深化、强化和升级。借小说主人公“傅大成”之名，笔者窃以为《笑的风》堪称是王蒙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初看小说题目“笑的风”，会有种似曾相识之感，在王蒙的小说创作中，这样的小说命名方式并不陌生，“笑的风”极易让人联想到王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大量短篇小说，如《夜的眼》《海的梦》《深的湖》《心的光》《爱的影》《铃的闪》等。这是一种尽显诗意的命名方式，“笑的风”无疑同样是王蒙这种诗意表达风格的一贯延续。而深入文本，就会发现，《笑的风》恰是小说中主人公傅大成年轻时的一篇诗作的名字，可以说，主人公傅大成的命运与这篇诗作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笔者之所以认为这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一、“时空意识”的强化与升级。所谓“时空意识”即是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的合称。时间意识又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生命意识或史诗意识，这在王蒙以往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蒙就在《谈近作》一文袒露过自己的这种时空意识，并对自己新时期以来的创作进行了精准的概括：“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这无疑也是王蒙时空意识的最佳体现。在《笑的风》中这种“时空意识”更是得到了强化和升级;二、作者思考的聚集。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作家对传统与现代的思考、对文学的思考、对艺术的思考、对爱情婚姻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时代的思考。并且这些思考都是有机融于小说之中的。三、人物形象的汇聚与升级。尤其是在主人公傅大成身上，既可以看到倪吾诚（《活动变人形》中主人公）的影子，也能看到钱文（“季节”系列的主人公）以及李门（《暗杀—3322》的主人公）的影子，甚至于作家王蒙的影子。而且这些人物形象在傅大成身上的体现不是一种无机的拼接，同样是一种有机的融合;四、“语词狂欢”的升级。王蒙倾泄恣肆的语言风格早已成为文学批评家们公认的一大特色，在《笑的风》中，王蒙将语言玩转到了极致，语言的狂欢化带给读者的阅读快感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量的语词造成的信息爆炸的效果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部小说虽然字数仅十六万之多，但其蕴涵之丰富是当代很多长篇小说难以企及的，这得益于作家王蒙丰富的人生经验，广博的阅历，长久积淀的创作经验以及永不消退的创作活力。由此也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在面对《笑的风》时会产生“把我自己迷上了，抓住了”[1]的感受。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作家王蒙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而这部小说大开大阖，粗中有细的笔法和结构也使得小说显得更加恢弘大气。

　　

　　一、“时空意识”的强化与升级

　　

　　 王蒙小说的时间意识亦或者说史诗意识是很明显的，王蒙曾在其文章《倾听着生活的声息》中写到：“我希望我的小说成为时间运行的轨迹。”[2]由此不难看出王蒙想要以小说来记录时代生活，书写人生的主观意愿。这种时间意识在其长篇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从长篇《活动变人形》开始，王蒙便可能已经有意识地要进行一种史诗性小说的书写了。韩石山就曾在评论《活动变人形》的文章中指出：“不必否认《活动变人形》是史诗。至少作者有史诗意识，他要以一部小说，几个人物的命运，去反映那个漫长的时代。”[3]从《活动变人形》到“季节”四部曲，再到《青狐》，王蒙完成的是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的成长蜕变史的书写。王蒙曾坦言：“在我的小说里占第一位角色的是时序，其次才是人物。”[4]这部小说显现的时间意识更为明显，读者可以轻易地理出小说中一条清晰的时间脉络来，甚至于可以通过小说的叙述为主人公傅大成编写出一套完整的年谱。小说《笑的风》叙事的起始时间是1958年，结束的时间是2019年，这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时间上有重合但也有延续。而空间意识正如王蒙自己对“故国八千里”的注解：“指的是我从北京下放到新疆伊犁的路程，所以我的作品里经常出现山村、边疆和首都大城市。”[4]最能体现这种山村书写、边疆书写、城市书写的当属王蒙的“季节”系列、《在伊犁》以及《这边风景》等小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游记类的小说，也能体现作者的这种空间意识，最为典型的就是中篇小说《春堤六桥》。在《笑的风》中依然可以看到空间上明显的变化：鱼鳖村—Z城—北京—上海—西柏林，这些空间由小到大，由近到远，与主人公傅大成的人生经历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事实上王蒙的小说中，时间与空间不是孤立的元素，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他的兼具散文和小说特点的作品《临街的窗》就是这种时空融合的完美例证。王蒙一直以来不懈追求的就是用小说有限的篇幅来容纳更丰富的内容。为此他便有了极强的时空意识，并不断寻求着突破：“我既要重视时间和空间的特点又要突破时间和空间，因为不突破，就没有办法表现更广阔的生活，没有办法表现生活中所含有的丰富思想。”[4]《笑的风》中时空意识的强化可谓达到了极致，小说的包容性也因为这种时空意识的强化而增强。

　　 从鱼鳖村出来的中学生傅大成，因为一首名为“笑的风”的诗歌而使人生发生了转向。在父母的包办下无奈与素未谋面的白甜美结婚。内心几经挣扎最终还是与白甜美在Z城幸福而平稳地度过了一段动乱年代。改革开放，傅大成重回文坛，在北京与同为作家的杜小娟相识;第二次上海之行二遇杜小娟，两人感情逐渐升温;西柏林之行，傅大成与杜小娟再次偶遇并彻底坠入爱河。中年傅大成选择了与原配白甜美离婚，与自由恋爱的对象杜小娟结婚。直到晚年，傅大成才得知杜小娟早有一子，最终杜小娟抵不住儿孙的亲情诱惑，抛弃了傅大成。

　　 傅大成的一生（尚未完结的一生），可以分为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有四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从1940年出生到1958年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小说没有展开叙述。1958年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傅大成在这一年趁着“大跃进”之风得以再次入学学习，这是他与“笑的风”结缘的开始。从1958年到1978年这是傅大成人生的第二部分。这一段生活中，傅大成无暇去考虑文学与爱情，享受白甜美带给他的平稳充实的生活是这段人生最主要的。1978年是第二个关键节点，拨乱反正让傅大成重获了发表文学作品的机会。由此，也就有了1979年在北京座谈会上与文友杜小娟相识的机会。1979年到1989年是第三个部分，这是傅大成在家庭和恋爱之间反复徘徊挣扎的阶段，最终以与白甜美的离婚而告一段落。1989年到2005年是第四个部分。这是傅大成与杜小娟相结合并生活的阶段，2005年为转折点，这一年杜小娟与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相见，并逐渐向自己的家庭回归。2005年到2019年为第五个部分。这是傅大成孤家寡人生活的阶段，原配白甜美先于自己去世，杜小娟去找自己的儿孙并最终与傅大成离婚。

　　 除去第一部分，小说事实上只重点叙述了后面的四个部分，也就是从1958年到2019年的四个人生阶段。第一阶段，理应是人生的黄金阶段，这是一个为了爱情和事业努力奋斗的阶段。然而傅大成遭遇的却是包办婚姻，这首先剥夺了他自由恋爱的权利。而接下来动乱的时局又剥夺了他追求文学事业的机会。他不得不接受包办婚姻以及由此带来的平稳生活，这生活虽然充实且无波澜，但同时也缺乏了激情。第二个阶段，理应是人生的平稳阶段，也就是家庭趋于和谐，事业趋于稳定的阶段。傅大成开始追求自己的爱情和事业，原来稳定的家庭趋于瓦解。第三个阶段，人生由壮转衰的阶段，傅大成却在这个阶段收获了爱情，体验了自由恋爱的美好。第四个阶段，理应是享受天伦之乐的阶段，而傅大成却活成了孤家寡人。纵观傅大成的一生，完全可以用“错位颠倒”来形容。是谁拨乱了他人生的时间线？傅大成一生在空间上的几次跳跃又代表了什么呢？作者通过小说与主人公傅大成一起思考人生，将对于传统和现代、文学与时代等的思考熔铸浓缩于一炉，形成了思考的聚集。

　　

　　二、对人生、文学、时代的思考

　　

　　 首先，傅大成与白甜美的结合，可以看作是传统与现实需求合拍的结果。面对包办婚姻，傅大成也想过拒绝，但他的反抗却倍显无力。他以年龄小为由表示拒绝，但这仅仅是个客观因素，并不能代表其主观意愿。这种主观意愿和诉求被压抑的根本原因恐怕還是传统文化对人思想约束的结果。当傅大成因《笑的风》而丧失入党和晋升的机会后，他想到的是“‘警世通言’：‘少想好事儿！’”[5]这种教育所带来的心理暗示无疑会造成对人本能欲求的压抑。而事实上任何传统得以沿袭，必定是能满足某种现实需要的。在傅大成一方看来：“媳妇过门，将使大成妈妈腰腿病引起的家事危机全部解除，大成爸爸也要享上清福;将使毕生劳苦的双亲咽气之前看到孙子，延续香火，对得起祖宗先人。”[5]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孝道、家庭伦理所能涵盖的了，这其中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观念对人的影响，这观念不仅影响着傅大成的父母和乡民，也同样影响着傅大成自己。而与傅大成一方相比，白甜美一方则多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她看重的是傅大成贫农的阶级成分，“白甜美自己提出来嫁贫农出身高中学生傅大成的愿望，不无为白氏家族命运一搏的投注意味。”[6]面对环境与舆论的包围和挤压，出于自身思想性格的软弱，再加上现实的种种需要，傅大成只能把这次婚姻看作是天意和命运。

　　 这虽是一场“无爱的婚姻”，但同时也是一场“双赢的婚姻”。白甜美能满足傅大成生理欲望及物质生活上的需求，但他却从中感受到了缺失。小说由此而揭示了这样一条人生悖论：“一个人，只有等到他得到了又得到了，你才知道你有多少本该有的更幸福，其实没有得到，尤其痛苦与遗憾的是，并不知道自己没有得到。”[7]这种得与失的悖论源于傅大成自身灵与肉的矛盾和冲突，而傅大成一直在做的就是对灵与肉的互相安抚与调和，以求得到真正灵肉一致的结果。当肉欲超过灵欲时，灵欲就暂时做了妥协，“他终于承认自己迷上了甜美，陷入了甜美，塌陷了自身，融化了自身，满意了自身，完整了也缺陷了自身，他的心流淌着糖汁也流出了血。”[8]这里的傅大成已然不是五四文学如郁达夫笔下文人简单的灵肉对立冲突，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灵肉交织与互补。傅大成从中体会到的是复杂的：“我的爱情、婚姻是什么呢？无爱情，反爱情，却绝非全无震撼与感动。无情也还有命，有身有命就有爱，就有做强有酣畅有拼搏有舒心又有太多的遗憾与痛惜。”[9]正是这种复杂的身心体验，才使得之后傅大成与白甜美平稳而又充实地度过政治风波，甚至后来傅大成对杜小娟的心猿意马直到与其结婚等一系列事情更加具备了合理性。傅大成与白甜美的结合，可以说是傅大成对传统与现实的妥协，妥协即可转变为接受，而唯有先接受生活，才可能真正享受生活带来的美好。傅大成在父母的催逼下第一次从Z城返乡归家，便感受到了儿子与女儿带给自己的温暖与感动。现实中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也“使大成渐渐意识到他与白甜美的婚配是一件好事。”[10]政治运动让傅大成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事实上是现实让傅大成再一次接受了自己的家庭，接受了自己的生活。而生活也并没有亏待他，回馈他的是“动荡年代的平安与幸福”。现实让傅大成对包办婚姻的态度也有了改变，传统不尽是糟粕，一切能够适应时代，满足人现实需求的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以上的论述中有两个关键词，即“传统”与“现实”。可以说白甜美在傅大成的人生中代表的更多的是传统，她缘于包办婚姻，她身上具备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一切优点：美丽、能干且顾家;但同时也保留了她们的落后与野蛮。而与白甜美的传统相对的，正是杜小娟所代表的现代。传统与现代的连接，体现在傅大成身上，靠的是两个关键因素：文学和时代。前文一直强调的“现实”，便可作为“时代”的代名词。而影响傅大成在婚姻或爱情上做选择的，正是传统、文学和时代。接受白甜美更多是对传统和时代的妥协，而让傅大成离开白甜美而走向杜小娟的契机和动力又是时代和文学。

　　 能够让傅大成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首先是时代提供的契机，一个重大的时代变革就是改革开放。追寻杜小娟不仅仅是在追寻自己的爱情，同时也是在追寻一种现代化的生活。在傅大成看来：“接受杜小娟就是接受新时期新变化。”[11]傅大成奔往现代化生活的过程就像完成了一次三级跳。第一跳是在北京，文学让他与杜小娟在此相遇相识，傅大成第一次“觉得他开始接触到了那个世界，他好像追求的那个不同的世界——热烈了，也从未想象过地美丽了，而实有的世界从未有过地陌生了，开始不是格格，也是啧啧不入了，平庸了。”[12]这次的“心猿意马”很快就被白甜美的“相濡以沫”拉回来了。而第二跳：上海之行！傅大成的心又走远了。这一次，“傅大成感觉到了自己的粗陋、落伍、愚拙、傻帽儿。他在上海突然刻骨地触到了城市、现代、时尚、服装与餐饮，更不要说上海人过日子的细心、聪敏、适意、得体、精明得当恰到好处。北京使他知道了生活的阔大，上海使他感觉到了生活的精细的幸福与必须奋力前进，上海使他知道了自己离时代，离现代化还差老鼻子喽。”[13]如果说上海之行令傅大成感到的是离现代化还差得很远，那么第三跳：西柏林！这是否意味着他与现代化越来越近了呢？作者在此有这样一番感慨：“这是一个大开眼界的时代，这是一个怎么新鲜怎么来的时代，这是一个突然明白了那么多，又增加了那么多新的困惑与苦恼的时代。”[14]尽管西柏林之跳让傅大成跳进了杜小娟的怀里，但是这种爱情还是让傅大成有所怀疑：“如果爱情太美丽，太理想，太梦幻，它能坚持下去吗？”[15]这一质疑的发出者或许是叙述者，但是从傅大成在上海之行结束后对白甜美的解释中或许也能将这质疑看作是傅大成的。他说：“我们追求的是虚拟的美丽，是符号的美学，包括音、形、义、排列、编织、颠倒与取代、假设与可能，是云彩边上半隐半现的光环，是因为不太能得到而成为永远的念想，因为是彩霞一样的美丽，所以永远摸不着，够不到，够着了，捏死了，也就没戏啦。”[16]这里傅大成看似在说文学，实则也是在谈人生。这段话无意中一语成谶，成为了傅大成人生的真实写照。所以，或许可以大胆断言，傅大成在追求爱情，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是保持一份清醒甚至是有所预见的。看似傅大成距离现代化越来越近，但是这源自于西方的现代化真的适用于从农村出来的傅大成吗？这不仅是傅大成的困惑，也是作者的存疑。小说中对于德国电烤箱的叙述，或许隐含了作者对于现代化的某种思考。烤箱精细地设置了烤制各类食物的时间，还安装了一系列旋钮，“其实这批旋钮与其说是实用的，不如说是花饰性的，是作技艺状，作设施复杂周而不比的德意志君子状。烤制什么食品，用多少时间，有几个白痴需要看旋钮呢？哪个中国人不懂得要随机应变，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重中之重，命中之命。”[17]这其中不难觉出作者对于现代化的调侃意味来，这源自于西方的现代化即便是再精致，终究还是与基因中沉淀着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有着隔膜。而这个大烤箱在傅大成家的“命运”，更像是对杜小娟的某种隐喻，它最终都没能被傅大成真正享用，而仅作为一个纪念品而存在着。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傅大成完成自己的三级跳的同时，妻子白甜美也在悄悄实现着自己的蜕变，从棋牌室到国画班，白甜美完成了从白氏到白总的质变。事实上，可能白甜美了解傅大成要胜过傅大成了解白甜美。在参加白甜美的葬礼时，傅大成从女儿之口听到了这样的话：“妈妈觉得自身有罪，妈妈的原罪，是她想出来的嫁给你，但是你們俩门不当，户不对，又没经过自由恋爱，‘你爸爸咽不下这口气，你爸爸不可能将封建包办婚姻这丸陈腐药乖乖地吞咽一辈子……就是我在法庭上当庭撞死，你爸爸也不会后悔，他不休了我，他是活不下去的’，妈妈是这样说的。”[18]从中可以看出白甜美内心对傅大成的一种亏欠感，因为首先是她认定了傅大成才促成了这桩包办婚姻。正是这份亏欠才更加深了她对傅大成的珍爱，她的少言寡语或许只是源于这种亏欠感，而她对家庭的付出，则既是对傅大成的一种补偿，更是对其珍视的体现。而傅大成从一开始接受白甜美时就感受到了一种缺失，这份缺失感一直伴随着他，哪怕他已经能享受白甜美带给自己的美好。所以他对白甜美的背叛，不是因为没有爱，而是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在作怪。同样是补偿，白甜美是通过自己的付出来补偿傅大成，而傅大成却是想通过杜小娟来补偿自己缺失的那部分人生。女儿还转述到：“妈妈说，封建包办婚姻是腐药，对你爹这种摇摇摆摆的人来说，自由恋爱是泻药，是江湖野药，也可能是孤狼之毒药。”[18]白甜美的话中虽然有所夸张，但也不乏一针见血的洞见。傅大成的人生不禁让人想到“幸福生活永远在彼岸”的人生悖论。傅大成放弃了与白甜美的此岸生活，去追求自认为更美好和幸福的彼岸生活。但当与杜小娟的彼岸生活也成为可触可感的此岸生活后，那个理想中更幸福的生活似乎又到了难以触及的彼岸了。但是对于将近耄耋之年的傅大成来说，各样的人生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即使显得“错位颠倒”，但已无需再有遗憾。是生活欺骗了自己也好，还是自己欺骗了生活也罢，一切都已成为了过去。“人生、智慧、文学、爱情、奋斗，最后都化成了脸上与额头的纹络。”[19]一切所有终将逝去，这是人生不变的规律。傅大成更愿意用有限的生命去感受一些永恒的东西，比如音乐。“他对音乐的崇拜超过一切，音乐唤起的是对于永生，对于终极，对于大爱大悲大美大恋大千世界的崇敬与满足，他相信，音乐能够战胜爱恨，战胜得失，战胜生死，战胜天人与物我。”[20]笔者窃以为这不仅仅是主人公对音乐的理解与体会，这更像是作者王蒙借傅大成之口表达的自己对于音乐的认识和思考。而事实上整部小说都是通过主人公傅大成与叙述者（也可以视为作者）共同来完成对于传统与现代、文学与音乐、爱情和婚姻、时代与人生等诸多问题的审视和思考的，并达到了浑然一体的艺术安排。

　　

　　三、对倪吾诚、钱文等的超越

　　

　　 傅大成是传统与现代的体验者和审视者，也是文学和艺术的热爱者与反思者，更是人生与时代的演奏者与倾听者。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王蒙以往作品中众多人物的影子，如倪吾诚、钱文、李门等。但作者并不是将这些人物进行简单的叠加或组接，在傅大成身上可以看到这些人的汇聚，但也可以看到傅大成对他们的突破和超越。首先，最明显的无疑是《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傅大成与倪吾诚的相似之处很多：他们都经历过包办婚姻，也都离过婚，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一种“错位”。但是仔细比较又会发现傅大成与倪吾诚有着质的区别。倪吾诚的“错位”是一种内在本质性的错位。倪吾诚的一生似乎都处在一种与他者对立的局面中，而“他者”尤以他身边的亲人为主。他的母亲为了避免他走上父辈们的灭亡道路，就用一种近似残害式的保护让其在十五岁的青少年时期就染上了恶习，最终是“死的威胁使他醒了过来，还有他的母亲。”[21]这可以看做是倪吾诚的第一次觉醒，而这种觉醒是一种本能地反抗，而留学欧洲才是倪吾诚真正的一次觉醒，但是这次的觉醒给倪吾诚带来的却是“头、身、腿”的彻底错位，倪吾诚整日向往欧洲的文明生活，以至于在他看来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姐姐和母亲是那么地愚昧与野蛮，这是他的“头”;而他虽然一心向往欧洲的生活、西方的文明和科学，但是与同样留学欧洲的赵尚同相比，他不仅没有专业的知识，也没有实在的技术，最后连工作也没保住，心里嫌弃自己的妻子，但还是让妻子怀上了第三个孩子，这就是他的“身”;而他的“腿”却早已陷入了传统落后、战火纷乱的旧中国的泥沼中了。因此倪吾诚的“身体”一直是“错位”的，难以和谐，正如小说中赵尚同说的三者不能调和，那么“就只有烦恼，只有痛苦。”而傅大成的“错位”却只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错位。笔者在前文中论述了傅大成整个人生“错位颠倒”的现象，但如果单独来看各个人生阶段，会看到傅大成在每个人生阶段都在努力寻求一种和谐，这使得他与倪吾诚的人生呈现出了质的不同。倪吾诚的两段婚姻都是不美满的，而傅大成却能在两段婚姻中享受不同的美好。倪吾诚一生一事无成，直到老还在感慨自己的黄金时代还未到来，一生都对自我没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而傅大成事实上一直都在审视环境与时代中的自己，前文也曾提到，傅大成或许一直保持着一份清醒，甚至对自己的人生有所预见。所以即使晚年他孤独一人，也仍然能获得一份内心的安然自适。

　　 其次，钱文和李门。钱文是王蒙“季节”系列的主人公，而事实上，钱文真正成为小说视点性人物还是从系列第二部《失态的季节》开始的。钱文与傅大成相似的地方除了身份都是作家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抑或说是面对环境与时局时的无主见性。但是傅大成的“摇摇摆摆”（白甜美对其评语）与钱文的“随波逐流”又有所不同。钱文表现出的更多是一种无奈的被动接受，而傅大成却有一种将被动转化为主动的能力，他的主动中有对环境与时局的准确把握。在《青狐》中，钱文让位成为了“配角”，经历了政治风波磨砺后的钱文选择了一种保守退防的态度，这也是与傅大成明显不同的。《暗杀—3322》中的李门最大的性格特点是逆来顺受、以德报怨。在傅大成身上也确实能看到一些逆来顺受的特质，但傅大成似乎更像是道家的“顺其自然”。小说中两次“过堂”离婚的设置很有意味，尤其是第一次“过堂”之后，对于傅大成来说，离与不离两种结果他都是能接受的，真正将他推向杜小娟的，反而更像是白甜美一方。如果傅大成没有遭到白甜美和家人的排斥，或许他们还能继续生活在一起，然而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仅是受他自己确定的，傅大成的顺其自然中或许也包含了所谓的“天意”。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傅大成比钱文和李门都多了几分主动，一种对自身命运的参与感。

　　

　　四、“语词狂欢”的升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王蒙对于语言的运用可谓称得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蒙就已经进行过多次大胆的小说文体创新实验，而其中很多文体创新的突破口就是语言。短篇小说《铃的闪》可以看作是王蒙语言狂欢化的初次尝试，之后的《致爱丽丝》《来劲》等短篇将这种“玩弄”语言的叙述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尽管这些作品即便在今天看来都显得过于“极端”，但王蒙当时创作这些作品恐怕更多是想以此来突破由于作家的固有认知而造成的对小说语言的限制。这在当时无疑对解放作家思想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王蒙对于语言的执着和热爱早在《倾听着生活的声息》一文中就有体现：“与生活气息，境界并列而特别吸引我的还有一条，就是语言。那种纯粹的，富有色彩和旋律感的语言，那种诗的、哲理的、言外有言的语言，总是能让我一见钟情，久久不忘。”[2]王蒙以其与生俱来的诗意的抒情格调，加之天马行空的自由联想与其不拘俗套的个性，在长期的小说创作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流动倾泄式”的语言风格。在《笑的风》中，能体现这种风格的语句俯拾皆是。比如第一章中对傅大成在校园中听到的女孩笑声的描写：“这次夜风吹送的笑声清脆活泼，天真烂漫，如流星如浪花如夜鸟啼鸣，随风渐起，擦响耳膜，掠过脸孔，弹拨抚摸身躯，挑动思绪，风因笑而迷人，笑因风而起伏。然后随风而逝，渐行渐远，恋恋不舍，复归于平静安息。于是笑声风声不再，只剩下车声、虫声，家犬夜吠，稀落的夜鸟思春，鸡笼里又偶尔传出鸡崽们相互挤踏引起的怨叹。再之后，鸟散犬止，车停人归，星光昏暗，小雨淅沥，雨声代替了没收了一切其他动静，滴滴答答饮泣般地令人战栗。”[22]这段描写充满了诗意，意象连贯而饶有境界，如涓涓细流，连绵不断。再如第二章中写傅大成对自己婚事的感受：“他仍然不断地咀嚼着自己婚事的记忆与感觉，有过窝囊、反感、绝望，有过好奇、开眼、适宜，有过兔子的惊惧与活泼，小鹿的奔跑与天真烂漫，豁出去了的羞耻与勇敢，没有自主自由自信的自责与谢天地谢父母谢男身的? ?瑟，有令人窒息的负罪感与过关斩将的快意岂不快哉！他有过被侮辱却又被引诱的折磨，挑逗却又揉搓，一个俨然陌生的、更可怜也更可怕女人的折磨与享受感。结婚绝对是男儿的一大享受一大忽悠，与上了天一样，与打秋千一样，与骑牛骑驴挖沟扶犁还有大面积漫灌一样，与中了头彩一样。”[8]这段话运用一组排比句式，将傅大成在接受了自己的包办婚姻后复杂的内心感受和盘托出，情感积聚递增喷薄而出，给人以倾泄之感。再如第二章末尾一段：“遐想连篇，旧梦如歌，大成甚至起意要写几百行长诗，痛写山河壮丽、男女强壮、虎豹勇猛、草木遮天、历史悠悠、文化灿灿、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阴晦、复昭昭兮……他感觉到，白甜美身上，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和风景，他绝对不能小觑。”[23]短语的倾巢而出，给人一种气势磅礴之感，这也是王蒙以往作品中常有的语言现象。

　　 这部小说除了对这种流动倾泄式的语句的纯熟运用外，另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各种语言的汇聚。童庆炳曾在对王蒙“季节”系列的评价中认为“真正的小说文体就应该是杂语喧哗的。”[24]并评价“王蒙的‘季节’系列深得《红楼梦》语体的精髓，但又看不出模仿的痕迹，这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深厚的积累和洋溢的才华。”[24]而这部《笑的风》中杂语喧哗的现象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叙述语言总体上呈现了一种文白杂糅的风格。其次是其中对诗词歌赋的大量引用，既有古体诗，又有现代诗，还嵌有大量歌词。王安在他的《〈笑的风〉词典》（下简称《词典》）中便对小说中各类词句作过梳理和注解。据笔者粗略的统计，小说中直接引用诗词歌赋的地方有二十多处。从《诗经》《离骚》到汉乐府民歌，从晋陶渊明到唐代元稹、王维、杜牧，从南唐后主李煜到宋代苏轼、陆游、文天祥，还有俄国诗人普希金，可谓古今中外的诗词均有涉及。除了直接引用的诗词歌赋外，还有作者活用诗歌的句子，如对李商隐几首无题诗的活用：“是画上的美人，是变成庄子的蝴蝶，是杜鹃啼血，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其实哪儿来的‘灵犀’？随便叫你通？叫作心无灵犀何以通？最后只是梦为远别啼难唤，多少流点眼泪，‘蜡炬成灰’尘，泪也不干，……”[16]小说中还充满了大量的俗语、谚语、典故，甚至民谣，以及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论语》《礼记》等著作中的名言警句。此外，小说中还偶尔夹杂一些外语，如英语、俄语等。不得不说这就是一场语言的大汇聚。

　　 除了语言的汇聚，还有词语的爆炸，这部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大量能够承载文化和历史意义的人物、书籍、歌曲、戏曲、地点等的名词。笔者以王安的《词典》为参考，粗略统计，其中人名近三百个，其中真实的古今中外的人物有二百三十多个，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有五十多个。在这二百多个人物中，涵盖了文学家、音乐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哲学家、理论家、政治领袖、革命者等诸多身份的古今中外各色人物。《词典》梳理的歌曲、乐曲和戏曲共近七十部，古代戏曲如《牡丹亭》《西厢记》《单刀赴会》《黛玉葬花》等，现代歌曲如《葡萄仙子》《甜蜜蜜》《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西方乐曲如《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協奏曲》等。《词典》中梳理的文章书籍电影戏剧名也多达七十多部，其中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作品居多。地名有三十多个，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充满了文化沉淀，或有着某种时代内涵，如敦煌、大寨、大庆、井冈山、张家界、武侯祠、杜甫草堂、巴比伦、山西洪洞县等。这些人名、书名、曲名以及地名，本身就像一个文件夹一样，其中充满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时代内涵。而这部小说就像一个文化压缩包，以极小的空间容纳了巨大的信息。而事实上，这些词语的汇聚组合恰恰能映照出作者自身的一个大致形象来，比如热爱文学，热爱音乐等艺术，贯通古今中外文化，熟悉政治，有着革命情结，充满哲思，热爱生活。由此，说这部长篇小说《笑的风》是王蒙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似乎也并不为过。

　　注释：

　　[1]，[5]至[20]，[22]，[23]王蒙.笑的风[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版：序言页，第5页，第6页，第12页，第14页，第13页，第27页，第82页，第56页，第87页，第114页，第139页，第93页，第201页，第228页，第262页，第268页，第2页，第19页。

　　[2]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J].文艺研究.1982年：第39-46页。

　　[3]崔建飞.王蒙作品评论集萃[C].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59页。

　　[4]王蒙.王蒙文集：论文学与创作（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27页。

　　[21]王蒙.活动变人形[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50页。

　　[24]童庆炳.历史维度与语言维度的双重胜利[J].文艺研究.2001（04）：第7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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