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孟冬

　　六

　　 我扭转身子，双脚小心翼翼向前移动。

　　 偏西的太阳红得像火，四野茫茫。天地間呼呼作响的风声里，似乎裹挟着一阵阵沉闷的歌声：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这是一首匈奴民歌，出自司马迁《史记》。只可惜，它的曲谱没有流传下来。尽管如此，置身在茫茫戈壁大漠里，还是能够感受到它的哀婉与悲凉。

　　 焉支山是祁连山的支脉，匈奴人将其称为“胭脂山”。《五代诗话·稗史汇编》记载：“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

　　 失去了祁连山，我们的牲畜怎样才能生息繁衍、兴旺长久？

　　 失去了焉支山，我们的妻子怎样才能保持青春、美丽永远？

　　 可以看出，匈奴人早把祁连山当成自己部落生命的圣山。只可惜，它不是匈奴人的始终。因为，匈奴人的血腥和残忍注定了不能很好经营与邻族的友善共处。他的桀骜恣肆本性和游牧生存状态，与多数部落族尤其是汉民族有着本质的天壤之别。战争，让他一次次低下了头，但他不汲取教训和疼痛，又一次次卷土重来。最后的结局，他败了。而这一败，使他真正感到了疼。

　　 当然，这里所说的匈奴是北匈奴。因为，南匈奴早已降汉，能够和中原民族和睦相处生产生活了。东汉班固《汉书·匈奴传》：“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祁连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北匈奴战败后，一路西迁进入欧洲，再也没有回来。历史虽然行进了一千多年，但这首被汉民族记录下来的匈奴民歌，仍然能让后世感受到匈奴人当年离开戈壁大漠向西远遁时的回头张望和心存不甘。

　　 沙丘上，游人已明显减少，远远望去，他们的身影如蚁在动。视线辽阔旷远，西边天空被太阳染成橘红色。这时候，不能不让人想起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无际的大漠一片橙黄，使人对“敦煌”这一地名充满敬仰。而这景象，只有亲临其境方能感受得真切。

　　 公元737年，即唐朝开元二十五年，37岁的王维驾着一辆单车来到戈壁大漠。他不是前来旅行的，而是“奉命出使河西宣慰将士”。这一年，王维心情不是很好。因为，当朝格外器重他的人，即宰相张九龄受到政治排挤被贬为荆州长史。而他奉命出使，表面看似被朝廷委以重任，实则是“外放”边塞。

　　 外放归外放，王维都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他与戈壁大漠有着生命中该有的一份情缘。他那首《送元二使安西》，就是20岁时于渭城（今陕西咸阳市渭城区）送别友人出使塞外而作的。不过，那时的戈壁大漠、塞上阳关，在他心里还只是一种传说，一种梦幻，一种向往。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让人难以捉摸。如今，他真真切切来到了戈壁大漠。他更应该感到快慰，由于他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种最普遍的离别情结，用最朴素的语言把“阳关”写进天下人的心里，把“送别”写得真挚内敛、深情感人，在当时就被谱成琴曲《阳关三叠》（又名《渭城曲》《阳关曲》）而广为传唱。白居易赞颂说：“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评价：“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止为三叠歌之。”以致后来历朝各代，都把这首琴曲作为传统民族音乐精品。《阳关三叠》的深远影响和魅力所在，是让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地理意义上的距离，也没有了历史时空的距离，更没有了心理情感的距离。正如《诗薮》云：“（赠别一曲）自是口语而千载为新。”就此而言，当王维站在戈壁大漠的那一刻，该是怎样的激动和愉悦。他更不会想到，千年之后，当地人会把他的塑像高矗在阳关大漠。而这一切，都缘于“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名，以及他的文化影响。

　　 当然，我们已经无法断定，王维当年是否在阳关塞外吟诵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可以肯定，祁连山下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漠所呈现的美丽景象，应是一样的诗意和壮观。

　　 沉浸在这壮丽雄浑的诗歌意境里，远望矗立山头的烽燧，感阵阵大漠来风，让人不由得对“大漠孤烟直”心存一丝疑惑：当年诗人看到落日照耀下烽燧升腾的浓烟果真是“直”的吗？答案是不可能的。但，诗人却肯定地用了一个“直”字。因为，浩瀚的戈壁大漠无山缺水树木又极其稀少，即便站在沙丘制高点上，能看到的也只有落日、烽燧以及遥远的黄河。因而，寂寥的景象里，烽燧浓烟就显得格外醒目和珍贵了。毫无疑义，是滚滚浓烟奔腾直上的气势，打破了空旷大漠的寂寞。辽阔大漠上，除了阵阵来风，一切自然物象都处于静止状态，惟独一股烟火自烽燧喷薄而出，怎能不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北宋陆佃《坤雅》云：“古之烟火，用狼烟，取其直而聚，虽风吹之不斜。”清代赵殿成说：“亲见其景者，始知‘直’字之佳。”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描写香菱学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这就是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读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则用“千古壮观”来形容。

　　 诗人以叙事写景入笔，直抒胸臆大发感慨，把原本寂静的戈壁大漠，在静与动之间呈现出蓬勃生气，而不是荒凉。他把烽燧通过烽烟直上之势，在落日金辉的绚丽景象里描绘得劲拔而坚毅。一定意义上，也隐喻着对国家幅员辽阔、国力强盛和声威远播的真情讴歌。国土的宏阔美丽，大漠的奇特雄浑，诗人的博大胸怀，一切都在高超的艺术境界里给予了最美的表达。

　　 我沉浸在辉煌的景色里，默默享受着这一刻戈壁大漠的雄姿和魅力，陶醉于唐诗赋予这片土地的曼妙和浪漫。千古壮观的画面，定格成历史，镌刻成永恒。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它都是人类文化不朽的传奇。

　　 太阳落向大河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西边天空，给人一种脉脉的倦意。而东边的天空，则呈现着一种幽蓝，在越来越光明的月亮沐浴下，透着一种悠悠的深邃和神秘，就像远去的历史，让人觉得遥远却又离我们并不很远。

　　 追溯汉武帝两次出兵塞外，打击匈奴、打开河西走廊、打通“丝绸之路”的历史，让人不能不叹服他的深谋远虑和雄韬伟略。就当时边疆塞外实际而言，与匈奴一样对西汉存在国防威胁的，还有一个强悍部族——羌戎。这一部族，居住在青藏高原一带，生活习性属于高原游牧族。而匈奴族，属于草原游牧。这两个游牧族常常联手，对汉民族虎视眈眈。汉武帝当然知道他们建立军事联盟对西汉带来的灾难和后果，因而在打击匈奴时，同样对羌戎施加了军事压力，逼迫其向西迁移。西汉时，称羌戎和匈奴为“羌胡”。如果说汉武帝出兵河西有一个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就是“隔绝羌胡”。正是北匈奴的远走、南匈奴的降汉和羌戎的西迁，使得河西走廊成为真空地带，这才有了“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的开端，才有了西汉“纤细如蛛丝，灿烂若云霞，色泽之鲜艳可爱赛过野花”，被西域人视为“神品”的丝绸，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穿过塔里木盆地，越过帕米尔高原，直抵西域诸国，再往西经过中亚和西亚到达欧洲的地中海。

　　 汉武帝“隔绝羌胡”后，一部分羌人附居于塞内，称为“东羌”，与汉民族通婚融合从事农业生产。西汉还专门设置了“护羌校尉”，对其实施有效管理。1953年，考古人员在发掘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一处古城遗址时，发现了一枚刻有“汉归义羌长”铜印，说明西汉当时对羌人管理建有妥善有力的行政机制。

　　 而西迁的那部分羌人，则建立了以河湟谷地（位在今青海境内）为中心的游牧根据地，汉人称其为“西羌”。也就是这个西羌，由于种族颇多和游牧特点，后来散布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和甘肃地区，在东汉末年发展强大并与凉州豪强勾结，导致玉门关、阳关通往西域的道路严重受阻。

　　 东汉进入汉灵帝、汉少帝时期，王朝繁盛气象已成过去。黄巾起义，党锢之祸，外戚干政，宦官擅权，尤其是“刺史”改“州牧”后，地方割据形成气候，中央集权一落千丈。

　　 中平四年（187），陇右羌戎劫持凉州从事韩遂，并推其为首领发动起义。义军杀死凉州刺史耿鄙后，以诛宦官之名联合周边马腾，聚兵十万进攻三辅（京兆、冯翊、扶风）。次年，义军攻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市），汉灵帝急命凉州政府军前来解围。这时候凉州政府军的首领，是出身陇右岷县（今甘肃岷县）的地方豪强董卓。董卓因与皇甫嵩大败韩遂和马腾，受到汉灵帝封赏。但董卓不能得到汉灵帝信任。这是由于他出身羌戎和汉族杂居之地，以及地方豪强家庭的原因。他的军队，是一支以凉州人为主、兼杂羌戎和汉人的混合体。因而，汉灵帝只以虚职来稳住他。后来董卓野心膨胀、骄横乖张，都说明汉灵帝对他的顾虑和提防并非多余。

　　 如此，东汉末年陇右地区形成两股军事势力，一个是以董卓为首的名义上的政府军（董卓进京后由李傕率领），一个是受韩遂和马腾指挥的凉州起义军。这两股势力，在当时被内地通称“西凉军”。有一首名为《大马歌》的歌谣：

　　

　　 凉州大马，

　　 横行天下。

　　 凉州鸱苕寇贼消;

　　 鸱苕翩翩怖杀人。

　　

　　 这首歌，流传于魏晋时期，只看内容，就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凉州地处汉、羌边界，民风剽悍，悍不畏死。因而，在汉献帝即位前，凉州这片豪强和羌戎扰攘之地基本成了东汉虚无的存在。

　　 董卓部将李傕败亡后，凉州兵马的实际掌控者成了马腾和韩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政治家和战略家眼光，知道凉州的军事文化地位，便特置雍州，将行政治所设在武威（今甘肃武威市），以加强对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张掖属国、居延属国的管理，但如此行政力度并不十分奏效。其后，为削弱凉州军事实力，他运用计谋杀了马腾。马腾之子马超年轻骁勇，指挥凉州兵馬与曹操展开军事搏击，发誓要活捉“曹贼”替父报仇。在双方六战渭水过程中，曹操总算见识了凉州兵马的锐气，杀得他割须弃袍、狼狈逃窜。用他的话说，就是“差点死在马超这个娃娃手里”。但马超有勇无谋，最终还是被曹操打败。这一年，是建安十八年（213）。曹操随即将名义上的凉州并入雍州，以进一步实施对整个陇右地区“郡、国十二，县九十八”的军事行政管理。由是，瓜州两关又重现了繁忙的马队和驼队。而这种局面，虽历经三国时代中原地区不息的战火，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和阻隔。

　　 阳关大漠上，月光清朗，星宿隐现，一切都渐渐静了下来。唯有北来的风儿，在耳畔呼呼作响。我潜意识告诉自己，该是返回市区的时候了。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随着晚霞彻底褪去，偌大的戈壁大漠尽被月光收拢。茫茫天际，像盖了顶大帐篷。悬在空中的明月，仿佛帐篷里神秘的明灯。我意犹未尽，使得平时矫健的步伐变得缓慢而沉重。脚下的沙地，像是着了层薄霜，一改白天的炫目和温暖。

　　 走在明月照耀下的瓜州大漠里，我似乎看见羌戎点起一团团篝火，在炽烈的燃烧着。我辨认不清他们究竟是参狼羌，还是白马羌。依稀能听到的，是他们发出浑厚威武的吼声，像是在列队踏步，又像是跳着集会性舞蹈。他们身裹羊皮大袄，腰间佩着弯刀和铁火镰，显现出高昂雄壮的气势……

　　 这时候，很容易让人顿生黑暗的恐惧。好在，游客服务区的灯火已经点亮。远远望去，虽然灯光如豆，但能够使人看到目标和希望，不至于迷路失途茫然四顾不知所措。我不由得加紧了脚步，“沙沙”的声响好似壮胆的节奏。

　　 真该感谢那位出租车司机，他的真诚和耐心等待，让我在瓜州大漠上从容地收获了历史的回响。

　　七

　　 一晚上，我都在“梦里瓜州”遨游。

　　 醒来时，窗外已满天早霞。白色纱帘，被染成透明的西洋红。

　　 出租车司机打来电话，说他在宾馆泊车场等着，并特别强调让我不要着急。

　　 今天要去敦煌莫高窟和月牙泉。它们，是瓜州文化的灵魂，是我心中向往已久的人文圣地，怎能不急切呢？

　　 出租车在两旁植有毛白杨和格桑花的柏油路上奔驰着。太阳透过枝丫，喷薄着温暖的光芒。莫高窟位于鸣沙山东缘，亦称鸣沙山石窟，距敦煌市区不远，也就半小时的车程。

　　 这里，已是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双脚一踏进这片净土，立即就能感受到一派佛国世界的尊严和弘大。我的思绪，随着缓慢的脚步开始游走……

　　 从西晋王朝的内乱纷争，到东晋十六国的烽烟四起，瓜州因其地域偏远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在大约一个半世纪时间里，中原大批人口为避战乱而西逃于此，使得往昔人烟稀少的地面热闹繁华起来。当然，这其中不乏大量的文人、墨客和僧人。他们对于命运的选择，一定程度上为这方地域增添了丰富的文化气象。

　　 西晋时，月氏人竺法护来到瓜州敦煌布道讲经，被尊称为“敦煌菩萨”。自此，敦煌地区开始流行佛教。可以得知，佛教在这一带的盛行，明显晚于中原地区。

　　 而最早在敦煌看到佛光的，是东晋十六国前秦时代一个名叫乐僔的云游僧人。五胡乱华时的前秦，是陇右氐族统一北方建立的封建政权。这一政权，虽然享国只有四十五个年头，但在历史上留下了“关陇清晏，百姓丰乐”的良好社会生态。沙门乐僔，就是前秦建元二年（366）来到这里的。那是一个日落黄昏时刻，乐僔执着锡杖，面前是巍峨绵长的鸣沙山。这时候，只见东缘岩壁上金光闪耀，“状有千佛”。如此异象，让这位沙门喜不自胜，于是就在此处较为坚硬的岩壁上“架空凿险，造窟一龛”，视为心中的圣所。之后，又有法良禅师依圣窟之侧再凿一龛。由是，便有了敦煌“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的说法。

　　 公元399年，从后秦国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走来三位僧人。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沙门法显。史籍记载，他是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他所处的年代，中原战火不息，人民饱受疾苦。但，也正是这一局面，促使佛教组织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因为，对于战争而言，清规戒律的佛寺是相对安全的避难场所。何况，自后秦立国之始就尤为尊崇浮屠教。然而，看似繁荣的佛教现象，却由于缺乏规范性“戒律经典”，导致诸多僧尼不守清规，甚至出现污秽佛经行为。为了维护佛教真义，矫正佛界流弊，六十五岁的法显便与沙门慧景、道整一同前往西天取经。只是，后来慧景中途亡故、道整“乐居印度”让人感到有些不如人意。尽管如此，法显都没有放弃取经返国的坚定信念。等他历尽艰辛独自归国时，已是八十岁的老僧了。十五年的苦难磨砺，他不仅取到了心中所愿的诸多佛经，而且还把“西天”三十余国的所见所闻，详细地写在了《佛国记》中。应当说，当他途经敦煌准备出塞西行的那一刻，是沙门乐僔和法良禅师雕刻在鸣沙山岩壁上的佛像，给了他勇往直前的“正法”信念和动力。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我们不能忽略了他。

　　 鲜卑拓跋建立北魏后，拥有北方大片土地。但是，公元五世纪初叶，一个由“杂胡”组建的部落（汗国）在戈壁大漠崛起并发展壮大。这个部落，就是历史上的“柔然”。他的桀骜姿态，一点儿都不亚于曾经的匈奴。它的地盘，“尽有匈奴故庭”;它的势力，“威服西域诸国”。这时候，由于北魏首都过于偏北，对于柔然联合后秦、北燕等政权组成的抵抗盟军倍感压力沉重。即便如此，励精图治的北魏始终没有被戈壁大漠腾起的滚滚烟尘所吓到。经过二十余年横刀立马，终于将强悍的柔然打回蒙古高原。值得说明的是，这期间的瓜州敦煌，无疑成了东西交锋的军事焦点。这，也是北魏后来深觉遥控指挥中原力不从心，既而果断决定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的重要原因。

　　 北魏迁都洛阳后，为强化封建集权，历来驻守瓜州的人选都是拓跋宗亲。孝明帝时，置瓜州军政机构于敦煌，领敦煌、酒泉等五郡。其瓜州刺史，便是宗室东阳王元荣。就连北魏分裂成西魏和东魏，元荣之子、女婿仍是西魏瓜州刺史的继承者。宇文氏废西魏恭帝建立北周，延续旧制，特命建平公于义为瓜州刺史，并在立国七年后，即公元564年，将敦煌县改为鸣沙县，隶属敦煌郡。

　　 “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这是《魏书·释老志》中的描写。而“乐僔、法良发其宗，东阳、建平弘其迹”，则是《李君莫高窟佛龛碑》镌刻的不朽文字。

　　 中国历史上，北魏无疑是一个把文化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从它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扫平西域，云冈、龙门以及鸣沙山等石窟的开凿，无不雕满佛国世界的千姿百态。这些从历史中走来的佛教法相，无论哪一尊都焕发着净土极乐世界里的恬静微笑。它们的微笑，透着一种蔼然之美。这是感召芸芸众生的从容和大度，是度化世间生灵的亲昵和抚爱。它们是神秘的具象存在，又仿佛是每一位朝拜者的魂魄。它们以不变的心影，为世人普度了一座向善向上的虔诚之桥。

　　 我留恋于北魏镌刻的佛像，那轻柔的袈裟温暖着曲线流畅的体态，清俊的脸庞，高耸的鼻梁，丰润的胸膛，盘膝而坐的端庄，让人倍感清凉境界里佛光是如此的安详。

　　 面对佛祖，我双手合十，直觉万念俱空。是啊！生命本来就应该抱以这样的情怀。心中有佛，方能消除困惑、化解忧伤、摆脱烦恼，才能度己、度人、度万物。

　　 轻轻地退出满窟佛光的境界，太阳已升高许多。游人渐渐稠密起来，没有人高声喧哗。所有人，都在进行着视觉感官的遇见和精神层面的朝拜。

　　 这时候，我心里似乎有一种潜意识的期许。月亮呢？它在哪里？我不由得仰头寻找，心里坚信它一定仍高悬在鸣沙山的上空。因为，佛国世界怎能缺了它纯洁的表情？

　　 高耸绵延的石窟，就像一个恢弘的画屏遮住了它背后的隐秘。我不能放弃寻觅月亮的渴望，努力使自己与石窟拉开些距离。哦，看到了！它就在鸣沙山上。只是，山的高度挡住了仰望它的姿容。它就是这样神秘，用自己的光芒同太阳一起把鸣沙山照得通体鲜丽明亮。

　　 真叹服北魏执政者骨子里那种对佛教的崇尚！如果没有他们精神上的虔诚信仰，中华文明则会缺少多少绚丽和迷人的色彩？而敦煌鸣沙山石窟，就是见证他们创造不朽传奇的神圣所在。

　　 无论东阳王元荣，还是建平公于义，在中、西“要塞”的瓜州地域，不仅保证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的安定和畅通，而且将自己民族的文化与丝绸之路所传输的欧亚文化予以兼容并包，使“繁盛而宏大”的敦煌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理和文化称谓。

　　 我驻足于北魏开凿的石窟前，望着太阳投射进去的光照，隐约间看到工匠艺人攀援在岩壁云梯上忙碌的身影。他们手握铁锤和锐錾，在凹凸不平的岩石上奋力开凿着。那錾头闪耀的火花，分明就是佛的光芒，就是艺术的光芒，就是文化的光芒。

　　 一阵阵的“叮叮当当”声响，又像是佛祖法相诞生的庄严乐奏……

　　八

　　 就佛教的传播方式而言，南北朝时已全面由正法时代走向像法时代。北魏鸣沙山石窟造像，就是有力的见证。

　　 鲜卑拓跋人开凿的每一个石窟，基本都是王公贵族“明心见性”的“功德”。他们默默许下心中的宏愿，虔诚期望无量佛祖能够佑其一生。当然，这只是布施功德者的小境界。往大说，他们哪一个不希望所处的世代江山永固天下安宁呢？所谓“佛法无边”“功德无量”，他们都崇拜自己精神信仰的最大力量。

　　 相由心生，境由心造，那一尊尊经过千锤万凿的佛像，无不映射着鲜卑拓跋人内心深处的光芒。他们雕刻着佛，参礼着佛，顿悟着佛，希望那佛就是他自己。他们殷切的愿望，就是能够在“净土极乐世界”里逍遥自在生活，然后平安轮回成真正的自我，生生不息。

　　 但是，这是理想中的佛国，其境界的虚无与缥缈，都是无边无际的一种幻梦。它的美好，来自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想象、追求和向往。一百四十八年后，随着北魏的分裂，深刻在鲜卑拓跋人精神上的“美好”宣告终结。紧接着，经过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近五十年的更迭过渡，又一个新王朝创造了大一统局面。这个王朝，就是隋朝。

　　 虽然属于鲜卑拓跋人的时代已经远去，但他们创造的佛国世界得到了完好保存。不仅如此，后来的历朝各代还做到了很好地继承、延续和发展。就这一点，回望历史的鲜卑拓跋人应该感到欣慰。最起码，这些千年不变的佛像和它的微笑，能告诉世人他们曾经的辉煌始终没有湮灭。

　　 隋朝的国祚并不长，却是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王朝。单就佛教发展而言，其繁盛景象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在北魏开凿鸣沙山石窟余音绕梁前奏影响下，隋朝工匠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像法”接力和创造。

　　 其实，隋朝的开国君主隋文帝就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时，蒲州人王聃（今山西临猗人），法号昙延，是天下皆知的著名僧人。隋文帝推崇他，即“禀为师父之重”“用敦弟子之仪”，两人俨然成了佛门师徒关系。不仅如此，隋文帝还于开皇二年（582）特封昙延为“昭玄统沙门”，管理国家佛教事务。

　　 堂堂皇帝与僧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尽出于对佛的虔敬和意识认同，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儿。基于这一点，鸣沙山石窟当然不能缺了他们的故事。只是，在时间上有了距离。今天鸣沙山石窟编号第323窟的初唐壁画《隋文帝引昙延法师入朝》，描绘的就是隋文帝命昙延“为国祈雨”等故事场景。

　　 这一时期，在鸣沙山开凿的石窟就有近百个。石窟内，佛像神韵兼备，壁画彩绘精美。较之北魏，其反映佛教的内容更加丰富，平面构成与立体造像相得益彰，强化了艺术美感，突出了时代特色。

　　 在延续创造佛国世界的同时，良好的国际环境则是前提保障。这期间，鸣沙县已改回原来的名称敦煌县。隋文帝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手腕，牢牢将敦煌作为军事前哨，使瓜州塞外西域二十三国划入隋朝版图，有力地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伊吾（今新疆哈密市）、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与鄯善（今新疆鄯善县）三条通道。隋末唐初地理学家裴矩（今山西闻喜人）在《西域图记》中说：“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如此形势，不仅使敦煌成为中西交通要站，而且大大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发展和繁荣。而鸣沙山隋朝石窟，无不放射着这种文化交融的灿烂光辉。

　　 李唐王朝建立后，再次置瓜州军政机构于敦煌，以对西域诸国进行有效管理。但时间不长，瓜州改称“西沙州”，州治移向晋昌，即今甘肃瓜州县东南。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又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设立“安西都护府”。其两次把军政机构挺进戈壁大漠，都充分说明此时西域诸国存在着极不稳定的现象。就拿吐蕃来说，自松赞干布亡故后，一直与唐朝形成对抗局面。加之突厥铁骑的屡屡进犯，不能不使唐朝对西北地区的军事设防进行全面强化。因而，针对西域民族的复杂特点，唐朝分别采取和亲、安抚、威慑、反击等多管齐下的政治军事策略，使其成为“纳贡藩国”。从唐初到“安史之乱”平定后，发生在戈壁大漠上的战役几乎接连不断。无需去查史书，单从唐人的边塞诗歌中，即可感知到当年大唐雄兵沙漠挥戈的英武气概和壮志豪情：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

　　 马蹄经月窟，剑术指楼兰。（高适）

　　 骨都魂已散，楼兰首复传。（虞羽客）

　　 卢绾须征日，楼兰要斩时。（杜甫）

　　拟脍楼兰肉，蓄怒时未扬。（孟郊）

　　 楼兰径百战，更道戍龙城。（武元衡）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

　　 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旁临月窟寒。（岑参）

　　 猶道楼兰十万师，书生匹马去何之。（严维）

　　 功名耻计擒生数，直斩楼兰报国恩。（张仲素）

　　 横行俱足封侯者，谁斩楼兰献未央。（翁绶）

　　 ……

　　

　　 唐朝真是了得，连文人才子都这样豪气干云。那些身赴沙场的武将和兵士，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时候“楼兰”已是一个虚无的国名。但，它的历史影响并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消失。这是一个神秘的西域王国。它的神秘，在于神秘地从历史中走来，又神秘地在历史中逝去。它辉煌的存在，全凭独拥了罗布泊沿岸绿色的牧场。位于塔里木盆地东部最低处、塔克拉玛干沙漠最东缘的罗布泊，是一个由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疏勒河等多条河流汇集而成的天然湖泊。在楼兰人心中，罗布泊就是他们生命的圣湖。水草肥美的环境，让楼兰男子体壮雄健，女子貌美如玉。他们就这样世代安逸快乐地生活着，发展着，延续着。他们甚至建造了梦境一样巍峨宏大的城堡。城堡全用石头和细沙砌成，阳光照射下一派金碧辉煌的气度。

　　 然而，楼兰人如此美好的生活状态却在汉武帝时代被彻底打破。起因是，从他们的东北方向打马走来一群强悍的匈奴人。匈奴人不仅看上了美丽的楼兰姑娘，而且觉得楼兰人生活的家园实在是一个理想世界，于是就进行了狂野的侵袭和掠夺。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楼兰人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为了生存，为了家园，在多次进行抵抗实力又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楼兰人不得不低下唉声叹气的头颅去做匈奴的附庸。后来，汉朝忍无可忍，集结重兵与之展开军事博弈，让楼兰人看到了希望。汉军的凛凛雄风，一次次让藐视一切的匈奴大伤锐气。鉴于罗布泊南北多数国家臣服于汉朝的事实，楼兰人也把命运的风向标转了过来。如此举动，大让汉朝皇帝惊喜。这其中问题的关键，在于楼兰是汉朝玉门关和阳关通往西域南北两道的一个“喉结”。之前，它是匈奴的联手。如今，它是汉朝的属国。往后，汉朝出关的马队和驼队就不用再战战兢兢了。

　　 可是，尽管汉朝给了匈奴强力打击，但都没有将其骨子里的血性彻底制服。在匈奴人心里，戈壁大漠数十个国家尤其是楼兰的“背叛”，着实让他们难以放下手中紧握的马刀。若干年后，经过喘息休整，匈奴将复仇的烈火投向楼兰。慑于军事威力，鉴于地缘关系，楼兰再次倒向匈奴。让汉朝愤怒的是，这一举动激起连锁反应，原先归附汉朝的西域诸国，也同时纷纷倒戈。对于苦心经营西域的汉朝，这无疑是重大损失，甚至是重大危机，于是再次派出精兵强将，将刀枪剑戟的锋芒直指戈壁大漠。强大的汉军，几乎摧毁了匈奴老巢。这时候，楼兰王看到匈奴人溃败西逃，而汉朝已兵临城下，赶忙服罪请降。为了做到强力震慑，汉朝杀了楼兰王，并改其国名为“鄯善”。其“若不两属，无以自安”的生存之道，为自己带来了沉痛代价。这一年，是公元前77年，也是汉昭帝亲政的第一年。东汉时，鄯善属车师前国。匈奴彻底战败后，美丽的罗布泊由于屡遭战火摧残，加之环境不断恶化，渐渐走向枯竭。曾经的楼兰城堡，也因鄯善人南徙沦为荒城。公元448年，北魏在抗击柔然过程中，顺带灭掉这个被汉朝命名的国家。随着鄯善灭亡，楼兰永远淹没于历史巨流中了。

　　 虽然，这个西域王国在历史上落了个“首鼠两端”的名声，但是，汉朝“斩楼兰”的威名却成为最荣耀的象征。难怪到了唐朝，边塞再度吃紧，西域蠢蠢欲动，人们仍口口声声要“斩楼兰”。

　　 炎汉盛唐——多么让人追忆和仰望的时代啊！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任何时候，都不要怨天尤人，说什么生不逢时，说什么才华无处显露，都是戚戚然沉沦自弃的一种悲观行为。而“谁道书生无用处，横扫千军使笔锋”，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使然，则是身为国家一分子勇担使命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历朝各代的文人大多都做到了，有些甚至投笔从戎血染沙场。

　　 唐朝也不例外。文人辈出，星汉灿烂。他们没有组成什么文学大军，而是用各自的肩膀，自觉承担起文学对社会、对国家、对时代、对人民所激发的巨大精神力量。有这样的文学队伍，就像千军万马开拔时吹响冲锋号。他们虽然不是杀敌的前方将士，却是摇旗呐喊鼓舞士气的后方阵营。

　　 唐朝真是不同凡响！有了文人才子的担当，还怕斩不了楼兰？有了精兵强将的英勇，还怕不能雄风万里？豪气，在边塞诗歌中得到体现。锐气，在戈壁大漠中得到彰显。一切，都荣耀地书写在中国历史上。

　　 然而，一场“安史之乱”使盛唐成为永远的记忆。虽然，这场险些让唐朝灭国的叛乱终被平定，但河西走廊的塞外大漠却全部丢失。向来被中原民族格外重视的瓜州（时称沙州）地域，也在吐蕃趁火打劫下成为唐朝版图以外的土地。直到六十多年后，即公元848年，这一局面才在敦煌豪强张议潮发动驱逐吐蕃的起义下得以改变。今天，我们查阅史籍，这位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敦煌人，不仅为唐朝赢得巨大荣耀，而且为敦煌创造了不朽传奇。他领导的归义军，历经十五年艰苦抗争，有力地摧毁了吐蕃与回鹘、党项、土浑的军事联盟，纵使“四方犷犴，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面对如此胜利成果，唐朝一再给予张议潮加官进爵。张议潮“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为唐朝保卫北庭安宁的同时，还为瓜州农业、水利等生产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使得经受磨难的西域恢复了良好生态。祥和的社会局面，不能不让瓜州民众喜悦而发自内心的赞叹：

　　

　　 三光昨来转精耀，六郡尽道似尧时。

　　 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茶脂。

　　 河中现有十碾水，潺潺流溢满百渠。

　　 必定丰熟是物贱，休兵罢甲读文书。

　　

　　 尽管“安史之乱”是唐朝不愿触及的伤痛，但它之前的煌煌气象一点儿都没有被历史所遮掩。当然，就凭它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无论怎样都是不能掩盖得了的。它宏大的版图，有力的政治，强大的军事，繁荣的经济，多彩的文化，构成了东方国度傲倨世界的巨大影响。敦煌鸣沙山继隋代开凿的座座石窟，就是盛世唐朝无比繁荣如梦如幻的历史剪影。

　　九

　　 唐朝初期，玉门关移至葫芦河东岸，即今甘肃瓜州县双塔堡一带。而阳关，则在唐代中期由于山洪频发、泥沙沉积遭到破坏。即便如此，瓜州两关都是世人瞩目的地方。即便这时候海航已经开通，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依旧呈现着繁盛景象。而处于辉煌巅峰的唐朝，在应对了塞外异族政权各种挑战后，以宽广的襟怀、包容的气度，通过塞上瓜州，将来自西域的各类人群进行了盛情容纳。在之前历朝各代打下的良好文化基础上，敦煌迎来史无前例的文化交融機遇期。

　　 拂去戈壁大漠吹来的沙尘，敦煌用清新的双眸憧憬未来，用宽广的臂膀拥抱美好。

　　 唐朝，在鸣沙山开凿的石窟就达一千多个。那如削的岩壁上，雕满唐人的信仰。长达1680米鳞次栉比的石窟，宛若一幅千年沧桑的恢弘巨制，映射着神圣的佛光，氤氲着璀璨的文化，纷呈着奇崛的艺术。

　　 盛大文化气象，让人如在梦里敦煌的世界。唐朝工匠艺人虔诚塑造的一尊尊佛像，恰似有血有肉的体魄，那种来自精神层面的丰腴之态，给人以穿透心灵的艺术美感。藻井、天花、墙壁，无不彩绘着唐人崇尚的色彩。流畅的线条，斑斓的图案，涌动的祥云，活泼的瑞兽，飞奔的天马，健壮的骆驼，簇拥的群仙，给人以穿越佛界的超然之气。一幅幅婀娜多姿灵动回旋的“飞天”，让人对唐朝女子充满幻想。她们不是普通的女子，而是有才艺的舞者。她们蜷曲的发髻，裸露的肌肤，飘逸的裙裾，曼妙的舞姿，无论哪一个都是来自千年的浅眉粉黛。她们身系丝带，手执琵琶，或怀抱，或挥臂，或昂首，或倾身，或反弹，呈现着美的律动。她们洋溢着内心的快乐，以超然和忘我的形态飞升着脱俗的灵魂。

　　 更多的是器乐演奏场景。富丽堂皇的色彩，闲适从容的神态，让人仿佛进入壮观的艺术表演现场。琵琶、五弦、箫笛、筝、笙、鼓板、箜篌等中西乐器，在每一位乐伎手中发出只有这个时代独有的乐曲。配合着宏大的交响乐奏，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狮子舞，一场接着一场。没有通明的灯火，只有炫目的光彩和永不谢幕的乐章。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我不由地想象，这或许就是盛唐骊山华清宫里的那支庞大乐团。

　　 站立在如此场景前，似乎可以听到唐乐的余韵。那羯鼓的节奏，丝竹管弦的和谐，响彻殿堂的旋律，以及舞池里“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的蹁跹，无不使人精神陶醉而心驰神往。

　　 当然，唐人也发自内心地将生活状态画在了精神信仰里的佛国世界。每一幅生动传神的生活场景，都充满发愿人的希冀和理想。无论皇族还是贵胄，抑或普通百姓，都以十足的精神面貌欢愉着佛，也愉悦着自己。他们的虔诚，无不彰显着精神上的明净和澄澈。

　　 这，就是唐朝。

　　 这，就是唐朝不同于之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气象。

　　 无论哪一个朝代，只有创造和发展文化才是强盛的基础，只有文化繁荣到一定高度，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雄踞世界。

　　 敦煌鸣沙山唐朝石窟艺术，无不辉映着文化兴盛的高度表现。

　　 从月光照耀下的石窟前，走过了多少戎装劲旅？他们为捍卫国家尊严，把鲜血洒在了瓜州塞外，随之换来的是国家的安定、世界的和平。同时，催生的是文化的延续、交融、发展、传播和弘扬。

　　 从阳光照耀下的石窟前，走过吐蕃迎娶唐朝公主的婚礼队伍。那长长的仪仗，为增进民族情感、加强文化交流开辟了友好共生的发展之路。

　　 从绵长的石窟前，送走唐三藏西行的背影，又迎来了唐三藏返国的步履。那艰苦悠长的脚印，就是鸣沙山长鸣不息的般若罄音。

　　 从不绝入耳的石窟开凿声中，连绵不断的商队从这里走出关隘，又接连迎来西域输入的商贾。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盛况，为敦煌洒下了响彻千年的声声驼铃。

　　 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服饰，不同习俗的人群，潮水般在这里汇聚，又从这里进入中原，进入唐朝的政治中心……

　　 可以想见，曩时的敦煌是多么的繁华和热闹！也正是有了它的繁荣，才有了唐朝首都长安“国际大都市”称号的世界荣耀！

　　 面对如此震撼人类的鸣沙山石窟，我想起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季羡林说过的一段话：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沒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

　　

　　 而敦煌鸣沙山盛世唐朝挥就的石窟艺术，就是世界文化汇流而成的不朽杰作。

　　 今天，当世界古老文明大多已经断裂，成为绝唱的时候，我们庆幸地是鸣沙山石窟还在！

　　 它，不仅是不朽的敦煌文化具象的存在，更是映照世界文化体系骄傲的存在！

　　十

　　 这个季节，敦煌气候温和，观瞻鸣沙山石窟艺术的游人，都穿得十分清爽。五颜六色的艳丽，为清净的鸣沙山增添了跨时空的光泽。

　　 ——越是比照鲜明，越能显现出历史时空的距离和凝重。

　　 太阳当头照耀，气温逐渐上升，伴着大漠吹来的微风，只觉整个身心有一种飘然的快意，尽管心儿已经开始催促自己，但我仍驻足于编号第112窟前不愿离开。我痴迷于盛唐《伎乐图》的洋洋大观，陶醉于弹奏了千年的仙乐场景，倾倒于舞池里反弹琵琶女子的典雅妩媚，她的神态悠闲，她的大气雍容，她的摇曳生姿，无不让人赏心悦目，惊艳不已。

　　 我当然不敢想入非非，而是心里直涌着一个强烈的欲念。倘若真的能够进行一次灵魂意义上的“穿越”，那么，这个“游艺”于舞池里的“女神”就是我自己。

　　 抱着一丝天真和幻想，我恋恋不舍地走出这座享誉世界的“东方艺术宝库”，前往月牙泉的路上，仍还浮想联翩。心中的思绪，就像石窟壁画里飞天身上的丝带无限悠长……

　　 来到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时，已是下午近两点的样子，为了表示感激，我邀请出租车司机一起同吃午餐。司机没有推辞，显出满脸的憨厚。他让我感到心里踏实。因为，有他的耐心等候，我可以尽情尽兴地在这里徜徉历史，感受大漠文化的魅力。

　　 我们进了景区门外一家招牌上写着“塞上风味”的特色餐馆。餐馆很别致，里面有绿植点缀，餐桌随意摆放，全用原木做成，甚有自然生态的味道。店员格外热情，用流利的西北方言推介着他们的美食。依司机之意，我们每人要了一份“羊肉粉汤”。肉嫩汤鲜，热气腾腾，再配上两块薄饼，吃得人余香满口，直呼过瘾。

　　 走进景区的那一刻，我的心儿早已飞在半天。这时候，月亮已经隐去。脚下，尽是柔软的沙地。要到月牙泉，必须穿上景区特制的钴蓝色脚套。

　　 越往里走，越觉得视野开阔。阳光照射下，敞开襟怀的沙地就像金线织成的硕大缎布。沙地四面，由鸣沙山形成拱卫之势。山的形态，如虬龙盘旋，金光灿灿。

　　 ——沙地，沙山，浑然一体。

　　 鸣沙山，处于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带。之所以称为鸣沙山，是因为她几乎每天都会呈现不同的姿容。她的千变万化，在于地理形态的神秘。正如唐诗所云：

　　

　　 传道神沙异，暄寒也自呜。

　　 势疑天鼓动，殷似地雷惊。

　　 风削棱还峻，人脐刃不平。

　　

　　 受沙漠雄风的劲吹，那红的、黄的、蓝的、白的、黑的石英沙粒，则会被裹挟而起，高扬于四周。既而，在其自然覆盖山体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沙粒在气流中旋转、碰撞、滑落发出的“嗡嗡”声响。

　　 享誉数千年的沙山“鸣声”，为这里添上神奇的色彩。这，正是鸣沙山不同于其他山脉的诡秘所在，它的非固态化形貌，成为塞上敦煌一处迷人的自然奇观。它没有祁连山的坚韧和陡峭，有的只是拔地而起的连绵和柔美。它披着风沙织成的盛装，展示着独有的温润和妩媚。越走近它，越觉得容身怀抱里的温暖和亲昵。

　　 沙地上，行走着无数个穿着钴蓝色脚套的游人。他们俯身前行，犹如朝圣沙漠女神般脚步匆匆。就这样，裸露的一道道沙脊被踩成一串串脚印。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而这些看似凌乱的脚印，无不显露着所有探奇者内心的坚贞。

　　 人类对美的追求，其实一刻都没有停歇。

　　 鸣沙山的美，在于她的柔情似水。虽然这里水源不足，但在朝圣者心里，就像沙海一样。

　　 浩瀚，壮阔，是她的外表气度。

　　 纯美，无暇，是她的内在精神。

　　 大片的芦苇，随风摇曳成潮涌浪卷的银湖。芦花白得耀眼，好似湖面闪烁的点点粼光。那“沙沙沙”的声响，宛若传唱千年的乐章，动听而悠扬。

　　 眼前，不断出现长长的驼队。我甚至怀疑，它们就是栉风沐沙行进在丝绸之路上的汉唐驼队。虽然，这情景已成为一种永远的追忆，成为一种今人刻意复制的文化体验，我都愿意认为这清亮的驼铃声来自于遥远的古代。偏西的太阳，把它们的影子越拉越长。

　　 绕过丛生的芦苇，眼界更加豁朗。远远地，一泓碧水恰似一轮弯月平躺在橙色的沙漠里。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月牙泉”：

　　

　　 晴空萬里蔚蓝天，美绝人寰月牙泉。

　　 银山四面沙环抱，一池清水绿漪涟。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来到了它身旁。它就像一位少女，在湛蓝的天空下，在温暖的阳光下，在金色大漠的抚爱下，展示着千年不变的清纯和美丽。尽管游人不断涌来，它都保持着异常的平静。它没有海浪拍岸的冲动，只有风波涟漪的青涩。这种怡然自得的镇定，是大漠赋予它的特有魅力。它玉石一样的色泽，一如月牙的美体，成为鸣沙山圣洁生命的永恒所在。

　　 “山有鸣沙之异，水有悬泉之神。”天造地设，使月牙泉美得自然，美得神工，美得空灵。我甚至相信，它就是传说中美丽的月光仙子。而鸣沙山，就是它灵魂的故乡。

　　 奇迹，从遥远的历史中定格在鸣沙山，定格在瓜州敦煌！

　　 依圣泉南岸高阜处，矗立着唐朝高大的楼阁。楼阁之下，辟有十方禅院，拾阶而上，风景更为迷人。朔风吹来，风铎叮当，仿佛伽蓝妙音。沿木梯盘旋至楼阁正面，“第一泉”悬匾分外醒目。进得楼内，凭栏东眺，夕照金辉，一派煌煌烨烨伟观景象。沙山上下，游人如织，花花绿绿，犹如镶在金锦上的玛瑙。

　　 轻步移至楼阁北栏，迎面沙山如屏。俯身而望，月牙泉尽收眼底。瑰丽的身姿，俨然嵌在大漠里的翡翠。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我已经没有更好的修辞来形容和赞美它了。“鸣沙山怡性，月牙泉洗心。”我想，每一位前来朝圣的人，都会把它记在心里。

　　 就这样，一步一回头地走着。

　　 而这时，一轮明月正从东方冉冉升起。它圣洁的光芒，永远照亮着历史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