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文盛

　　 影子小说家——这些年来，我几乎总是在给一个影子般的小说家作传。我一度认为，即便耗尽我的全部心血也无法完成它了。但他在多数时候都深具透明性。从我站立的角度看去，他可以是无数峰峦的一部分，其中的一座峰峦，其中的一片葳蕤待发的新叶，其中的一道高岗、一道水流;他可以是风的一部分，身处真实和虚拟之间的风，具备颜色的悲苦的风，没有退路只有吹刮之肆意性的风，无可抉择但却时怀遏止的愿望的风，总在开端和结局的风;他可以兼具风的吹动和宇宙性，兼具一些星辰之念和月色的冷热或圆盘，兼备时间的旋绕和判别，他可以是这样的风的动机的一部分。他可以没有名字（名字是虚假的摆设和造物），没有情感（情感是断裂的），没有意念（意念已经完全消散了），也不会有过往和未来（未来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但是这些年来，为了这样的塑造之功，我绘制他的肖像，揣度他的爱憎，装扮他的心灵的坚壁（使自我的面目渐渐与他趋同），时时感受着深深的怅惘与悲伤，之后，我的生命似乎停滞下来——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消逝中停滞下来。这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消逝，我已经体察不到了。这种不存在的惦记性和缝缝补补，我已经体察不到了。我时时刻刻注视着的岁月的杯盏已成虚幻，那些刻骨铭心的投注已使我丧失了所有。关于这个我不曾亲见的人物的传记，成了我所目见的天宇中的一粒微尘，这是他初始的形体：一粒微尘？这是他爱的孤苦性但并不为我们所知……

　　

　　 杂剧与小说——罗贯中，一位中国小说家的名字。他最知名的著作便是那本流传了很多年的《三国志演义》。关于罗贯中是为《三国志演义》之著作者的身份，见于此书早期各种版本题署。而关于罗贯中是为元、明间人并创作了《三国志演义》一事，也见于一些明清时代文人的笔记记载。但关于他的传记资料，却异常匮乏，我们迄今所见的记载，最权威的莫过于以下五十六个字：“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录鬼簿续编》之“罗贯中小传”）——出于一位熟知元末明初之戏曲家生平的著作家之手，或者，这位著作家本人便也是一位戏曲家（或为元末明初贾仲明氏）。不容我们忽视的是，这部书虽记录了罗贯中的三部杂剧（《风云会》《连环谏》《蜚虎子》，三剧中唯《风云会》流传至今），却并未提及罗贯中所创作的小说《三国志演义》。因此，在一些人看来，罗贯中是否身兼杂剧作者与古典小说大家之双重身份于一身，仍难以定论。但依据《风云会》《三国志演义》在创作题旨和其中所反映出来的著作者思想方面的一致性，以及著者所处时代的高度契合，学界主流意见是认同杂剧家与小说家罗贯中为同一人。在撰写罗贯中传记之时，我主要依据的便也是这个结论。至于这其中是否存有隐患？客观说来，是存在的。但实情如此，我们如今既无法冀望于再度发现一本像《录鬼簿续编》之类的重要文献，又不愿意把为罗贯中作传的任务留待将来，那么，对这些已有的线索进行合理辨析、挖掘与诠释，进而展开叙述，便是唯一之法。当然，本着某种慎重的原则，我们并不排除将来仍有可能发现新的文献，借以推翻这个在学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结论，果真如此，则笔者自當放弃本文中相关的论说。在此之前，本文所示，便已经是作者所能达到的极限了。

　　

　　 罗贯中的生年——罗贯中为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同时代人。以《录鬼簿续编》“与余为忘年交”“至正甲辰（1364）复会”和“别来六十余年”等为依据，可以推出：相别六十余年后的追忆者即写作者当为忘年交之中年幼的一方，否则届时年长者已逾百龄，以常理度之，不可能再写书了。因为忘年之交的年龄差，当以二十岁为其下限（否则难称忘年），则双方在订交、复会时，幼者至少已成年，长者似在中、老年均可。但考虑到有“别后六十余年”一说，则此罗贯中当时已为老年的可能性不大，因依常理，其不久将已泯没，后来的写书者心目中不会存储长达六十年的追忆时空。如此，则《续编》虽未谈及二人相识于何时，但我们不妨假定：《续编》作者是在其刚成年（年满十八岁）时与罗贯中订交的，即其生年若为元代至正三年（1343），则至正二十年（1360）时，其年齿恰为十八岁。二人复会，则是又历四年之后的事了。世乱纷纷，四年光景，也当得起“复会”一说。当然，如果我们认同贾仲明为《录鬼簿续编》作者，则以其在《书〈录鬼簿〉后》文尾“永乐二十年（1422）壬寅中秋淄川八十云水翁”的题署为据，可以反推出贾氏生年亦为元代至正三年（1343）。到至正甲辰年，两位忘年交复会，贾仲明年仅二十二岁。可见无论《续编》作者为谁，结论或有前后错落，但终归相差不会太大。而以二十岁的年龄差为起点来推导罗氏生年，则我们可知，罗贯中当不晚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出生。

　　

　　 罗贯中的籍贯——《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为“太原人”，而庸愚子（蒋大器）在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演义》刊本即嘉靖壬午（1522）本序言中，却端然写为“东原罗贯中”（但题署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并未著籍贯;东原，为今山东东平一带），另多位明代文人又在其笔记著作中，称罗贯中为钱塘人（杭人、越人）等，所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可称纵贯中国南北;至于其家世、生平等也多有错落，令人恍惚难辨。但若深论事情的真相，或又不致如此。因为元杂剧家，故籍在北者甚多，而北人之中，又以大都为最，次为平阳（今山西临汾）。至元中叶以后，剧家则悉为杭州人，“中如宫天挺、郑光祖、曾瑞、乔吉、秦简夫、钟嗣成等，虽为北籍，亦均久居浙江。盖杂剧之根本地，已移而至南方，岂非以南宋旧都，文化颇盛之故欤？”（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所以，关于罗贯中籍贯记载的舛乱之处，最有可能与这条由北入南的南迁线路有关：如《录鬼簿续编》所云，罗氏本为“太原人”，但后来或辗转山东东平一带，因逗留有年，所以会留影于此，造成其为“东原人”之说;再后来便顺运河南下，至于钱塘（杭州一带）——其所取迁徙路线，实为当时最常见者。在人的移动中，物自然随之而移动，包括曲艺、戏剧等文化脉络亦随之得以传播。三国故事本多产于北方，但因为这股文化移民潮的涌动，便连同其他许多故事一起沿此路线传至南方，并迎来了新的发展。印证于罗贯中笔下《三国志演义》的产生，或许，这便是一种最大的可能。此说看似随意，并无原则，但却更为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韩]金文京《〈三国演义〉的世界》）。自元末战乱以来，南方吴越一带仍为国内富庶之地，远在北方的元大都之所以对称霸江南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一味姑息，概因北方食粮，亟需南方供给罢了。对于根脉在北的罗贯中来说，这种客处南方的身份既与当时的时代相合（元朝的统治者蒙古人本就是习惯于迁徙的游牧民族），又颇类于三国时代刘备集团由北到南的闯荡天下、四处寻找立足之基的“图王”之举。或许，罗贯中的人生意愿与写作志向就是在这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浪迹中而形成。一个很显然的揣测置之于罗贯中身上似乎是不会错的，即他在完成由北到南的迁徙之后，仍当保持了一种浪游般的、周游各地的习性。尽管，由于缺乏具体的依据，我们无法将他人生的各个节点完整地展示给读者诸君，但是将他的点滴记录和后来的创作联系起来看，罗贯中的核心肖像自当是一个“遍游四海”的文人。只是，较之以完全职业化的写作者，他的意趣之中多了些入世的热血罢了。

　　

　　 罗贯中人生的分期——现在，如果我们来把罗贯中的生活做一个分期，则从他出生到红巾军起事的至正十一年（1351），应当算作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阶段。这一个时期，罗氏生命的主要职责应该是读书、漂流和谋生（或许有过参加科考的想法，但不见于任何记载），他之所以能够著述长篇巨著，至少是在这个时期中打下了文字的底功。从至正十一年，一直到元顺帝北撤朱元璋建立明朝（1368），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时期，现存的明人记录说他“有志图王”，有的文献中记载他创作有杂剧等等，都是他这个时代的行事。在他人生的积累中，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时期的尾声，他可能就开始创作小说了。从洪武元年直到他去世，或就是到洪武晚年甚至末年，应当是他隐居著述的时期。这三个时期综合起来，便是他完整的一生。

　　 至正甲辰年（1364），已是元顺帝在位的第三十二个年头，再有四年，庞大无极的元政权统治中原的历史便要真正落幕了。这一年，至少已为中年的罗贯中与年仅二十岁出头的《录鬼簿续编》之著作者相遇在中国的南方。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距离这次相遇六十年之久，后者以八十岁高龄完成了这部在戏剧目录史上极具文献价值的书——《录鬼簿续编》，罗贯中以其强烈的影像出现在写作者的视野之中。著者尽可能全面地回忆了罗贯中的籍贯、性情等等，并且以世事莫测的笔调记录了他们此后六十年的不曾相遇。

　　 令人遗憾的是，罗贯中自此后不知所踪，而这次相遇，也就构成了我们在七百年后认识这位伟大文人的最早资料。在后者漫长的追忆中，罗贯中被称为与其有忘年之交的好友，令我们可以想见的是，二人相遇时，年长的罗贯中已经颇经受了人生的种种风尘，至于《续编》著者，当时初涉社会，对于生命的理解远不及中年文士罗贯中深刻，因此在回忆中，他保持了对罗氏的一贯推崇。罗贯中则是性情孤高，后期又或许因为埋头著述，近于刻意地埋名避世，与许多文坛同道的交往也就断绝了。但命运的吊诡之处却正体现在这里。才高却又与人寡合的罗贯中正是因为后者的记录，方出现在了无数后人的视野之中。到了《续编》作者撰写这则小传的年代，当年的小友也已年迈，而较其年长远甚的罗贯中此时去世有年。著者无限的叹惋之中，他又能听到多少呢？

　　 而现在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的中国元朝。在这个时候，章回小说并未真正兴起，那将要开创这一体例的人或许正在暗暗发奋。至于盛极一时的元杂剧，也已渐趋衰落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土地上似乎都笼罩着那种战乱之年的烽火。在中国南方的杭州一带生活的人们，由于割据者张士诚的好士之风，虽受烽烟波及，但终算比其他许多地域的日子都要好过一些。前此一年发生的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军被击垮，其本人中流矢死，友谅子陈理突围奔回武昌，到了一三六四年，陳理也投降了，陈氏建立的汉政权遂亡。张士诚联合陈友谅抗击朱元璋的最佳时机已失，他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只能独力与朱元璋进行最后的决战。这时的张士诚在与元朝谈判不成后也决裂了，愤愤然似有义勇之慨。

　　 因此，在笔者正在展开的至正甲辰年，实质上正处于大战的前夜。是年小安定，但张氏大厦将倾，鹤唳风声，罗贯中却身影飘忽。让我们深可叹息的是，世事婆娑，究竟到哪里去安放一张文人的书桌呢？要探索罗贯中在至正甲辰年的思维轨迹是艰难的，但是借助《续编》作者的目光，我们多少能够探测到罗氏在大战前夕的二三心迹。寓居越地多年，但生平抱负几无伸展之机。他的身世也与出于青田名门的刘基（伯温）大为不同，作为北客，罗贯中在南方的根基并不深厚，至于与张士诚政权的一些牵连，或许对经济生活略有补益，使其能够在战乱中获得粮米笔墨之资，但除此之外，似乎也不能做任何他想了。

　　 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建百官，也在至正甲辰年。所以，现在看来，这一年，倒像是上苍对此“小小人间”的一个划界。三十七岁的“真主”（即朱元璋）已然彰形无疑，张士诚虽逐鹿之心未死，但无缘于王业的罗贯中却俨然已取归去之态。自这一年往后，朱元璋事业根基更稳，三年后张士诚被执，吴灭，稍后，方国珍降。到一三六七年九月间，朱元璋所据有的疆土，大体上就包括了全中国最为富庶繁盛、人烟最稠密的地区，即今之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及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是年，派徐达统帅兵马北伐，次年八月进入大都。北伐大军临城之际，闰七月，元帝逃逸，出奔上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历史就结束了。而朱元璋早在元帝北逃前半年多，即至正二十八年或洪武初年的正月，在应天即今南京称帝建国，国号大明。

　　 这整个历程，一年一度，罗贯中应当都无比敏感地瞧在眼中。先是目睹大元江山破败得不成体系，再目睹天下群雄渐渐败于朱元璋之手，朱明政权要取大元江山于群雄之手的事实已昭然若揭。在此之前，虽天下事未定，但若罗贯中退出张士诚幕府的时间较早，加之张氏对士人宽宏，罗氏或有一段隐居著述的光景。但谈到罗贯中创作小说，更大的可能是在至正甲辰年之后。根据明人王圻《稗史汇编》“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及清代顾苓《塔影园集》“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等等记录，可大致归纳罗贯中在1353-1364这十余年间的生命轨迹：是先有图王之志，或参与张士诚政权，待日后看清群雄争战形势，感觉天命有归，因此曾站在敌方阵营的罗氏便只能回归本源，是谓“书生有路，创作无涯”，一代小说宗匠就这样确定了后半生的事业重心——传神稗史。罗贯中是明于形势者，日复一日地看着朱元璋大事将成，张士诚终将败绩，而自己却又无力助其挽回，遂作小说，终为纸上虚妄之言——这确已是罗氏不得已的选择了。

　　 总之，在至正甲辰年里，中年的剧作家、一个曾经“有志图王”的书生已在感世伤怀但绝不外露，而年轻的《录鬼簿续编》之作者，或游戏红尘或与前辈交游往还以积累自己的人生资本。罗贯中在这种偶然的相逢中看到了新旧替换的迹象，一个旧的人间必然过去，而新人们必然融入新的人生谋取各种机遇。罗贯中或许已确定了安身之所，但更有可能无法完整地想象：在至正甲辰年之后，他的人生将何往？等到若干年之后，天下大定，但因朱元璋发布严令云：“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所以对读书人来说，在生存遭际方面实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他努力著述或在这一时期，而完成《三国》这部代表性巨著也大致便在洪武年间。

　　 现在我们知道，罗贯中即便在离开张士诚后，也并未投奔朱元璋阵营。而就在他的汲汲于功名之志或许断绝的这个时刻，他与《续编》作者匆匆一会，旋即分别的至正甲辰年，《明史》中明确提及，朱元璋就曾经特设文武二科取士。六年后，即洪武二年（1370）八月，特设科举。且因国中初定，令各行省连考三年，又以官多缺员，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这是对元代科举不兴的反拨。读书人似乎迎来了他们的春天。因此，對于罗贯中绝迹于一切仕途，罗尔纲就认为或与其生平行事（“有志图王”或“客霸府张士诚”）有关（罗尔纲《水浒传考证》）。

　　 当然，这些都还是后话。在至正甲辰年，罗贯中与《续编》作者的偶然复会，看起来对他的命运并无多少大的影响。但是笔者现在写到此处，却不能不以此年划界。因为作为对他前半生的观察，至此已经完结。此后，终其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可以确证的文字写下他的影踪。他的今后事迹的记录，也至少得等到将近百年之后，才在后世人迷离恍惚的追溯中开始显形。但所有的这一切，也只是在很久之后才被我们慢慢地了解，对当事人来说，并无丝毫意义。因为身尚在局中，至于未来如何，此后的人生中将经过多少微妙曲折的转换，当时一概不知。而上苍赋予人莫测的命运，却说不定正是造就他的现实人生的最好的契机。

　　 身处乱世之中，罗贯中作为社会观察者的角色终究会显露出来，但在事情开始的时候，他也只能像大多数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一样，睁着一双疑惑丛生的眼睛，盯着这个巨无霸般的国家的某一个小小的局部。他准备讲述的那些故事早已被传诵多时，因为国家战乱无已，所以他后来终于讲出来的那些故事，也像是对整个社会的注解一般，贯穿着他的整个人生。尽管，依据现在所能见到的明清文人笔记的记载，我们能够简略地道出他介入社会及彻底转向职业写作的轮廓，但关于他走上写作之路的备细，却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准确地描绘。在他随着时代俯仰的前半生，社会的大震荡已经袭击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每一寸土地，风起云涌的生活并不容他优游卒岁缓慢度日，他即使有诸葛亮那样高卧隆中的想法，也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他曾经完整地获得了同样的契机。现在我们看《三国志演义》一书，至少有大半部书像是在为孔明一个人作传，但是终罗贯中一世，他不管有再大的雄心也毕竟没有做到像诸葛孔明那样。

　　 不过，从他深味诸葛一生的悲剧来看，我们又何尝不可以从他的著作中读到他的心声。自《三国志演义》开始流传，文人罗贯中的形象就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形象。作为一个说故事的人，他既是承继者又更是开创者的形象融合了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许多人的影子。既然他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面孔深藏在了凡人俗世之中，那我们当无可怀疑，他本就是这些凡夫俗子的一份子。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比他现实生命蕴含更多寓意的作品既已蒙称不朽，那他自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人。关于前者，无须过多解释，而关于后者，从罗贯中在人物塑造上的用力来说，也能够看得分明。或可说，他本就是一个自诩英雄之士，只是因为没有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舞台而退居其次了。但从他的作品所选的内容和采取的宏大结构我们也足可知道，他的胸怀一直就没有降下来。他之所以选择写讲史的小说，其中当有深意存焉。

　　

　　 《三国志演义》——罗贯中著《三国志演义》，其源头在西晋初年的陈寿。三国历史结束后，最早以史家笔墨录其事实的，便是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这一部书对罗贯中创作小说的重要，我们自不必多说。因为罗氏做这部历史题材小说，要求有源有本，所以首先署的也是陈寿的名字。但在具体展开小说之时，无论是所采录的史实还是据改编的关于三国故事的民间口头讲说（包括宋元讲史艺术中专说三国故事的“说三分”、《三国志平话》及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其实在一些细部已不同程度地超过了《三国志》的记录。所谓“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明高儒《百川书志》），便正是小说家罗贯中天才的创造力之所在。在此期间，罗贯中谨慎地取材，细致地运笔，慢慢地写完了这部近十倍于《三国志平话》的巨著。换而言之，三国历史在经过长久的民间流传之后，又回到了文人的书桌。这是这段史事被“小说化”的一个时期。

　　 罗贯中显然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创作，发生在他生命的第二期之末，并直至贯穿了他生命的第三期无疑。他所在的时代乱象丛织，但他却在有意无意之中，已经在储备自己的人生积累方面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这种积累可以支撑他去写作《三国志演义》这样一部书而不显得捉襟见肘。罗氏创作《三国》的地点难以确定，但自当不是在战乱的区域，因此很可能在相对安稳的南方，最初或在著者起居的杭州。不过，据《录鬼簿续编》说，罗贯中“遭时多故”，与其“忘年交”——《续编》之作者“各天一方”，因此很可能在至正甲辰年（1364）二人复会之后，便离开了杭州，之后，“竟不知其所终”。他完成全书的年月，应在由元入明后，但究竟在何时最终写成？

　　 有的学者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小字注中的“今地名”，应是判断成书年代的一个重要根据。因为小说中在提及地名时，会在其下注有小字，用以说明三国时的这些地名现为何地。对于这些小字注是否出于罗贯中之手，学者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袁世硕就其在书中的作用、口气等方面进行判断，认为与后来的小说评点并不一样，不少注语不像是外加的，而是这部小说的补充部分，有的简直就是小说的构成部分，因此，大部分，当出于罗贯中之手。另据胡世厚统计，小说中关于“今地名”的注释共有二十六条，除了误用宋代地名外，余者多数为元代地名。但是，“有一条值得注意。是卷十二的耒阳，注为‘今属衡州’。据《明史·地理志》载：‘元耒阳州，直属湖南道，洪武三年（1370）降为县。’这说明耒阳州元代不属衡州，属衡州统辖应是1370年由州降为县以后的事，罗贯中也只有在这一年之后才有可能在耒阳之后注上‘今属衡州’。”（胡世厚《论〈三国演义〉》）由此可以推出：罗贯中写到卷十二的时间是在1370年以后，那么全书的完成时间当在其后。

　　 耒阳的地名注并非孤证，类似的例证还有一些。欧阳健在具体分析了这些注释后也大体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其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以后。”（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罗贯中著作《三国志演义》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清初毛宗岗批《三国》，曾作《读三国志法》，从各个角度谈论小说的贡献。终篇有言：“《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但实际上，由于罗贯中在创作中将各种材料兼容并蓄，又很容易导致各类阅读者的误解。对于《三国志演义》中人物的创作，被简单地指为“模式化的脸谱”等等说辞，简直不绝于耳，然而，这都是漫不经心的指责，我们只要通览一遍《三国志演义》，就当看出罗贯中在处理这些材料时并不草率。

　　 关于《三国志演义》创作中的“失败”，胡适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批评之言：“《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他们极力描写诸葛亮，但他们理想中只晓得‘足计多谋’是诸葛亮的大本领，所以诸葛亮竟成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他们又想写刘备的仁义，然而他们只能写一个庸懦无能的刘备。他们又想写一个神武的关羽，然而关羽竟成了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胡适《〈三国志演义〉序》）但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胡适或许完全忽略了“《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运笔于诸葛之智、刘备之仁、关羽之神武的同时，又是怎样一笔一笔地写下了他们的悲剧性的失败。罗贯中基于这种智、仁、勇背后的故事逻辑的铺垫是：

　　 诸葛之智向后传导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凉;刘备以其貌似仁弱无能的性格假象奠定的却是三分天下的伟业——蜀汉之能建立根基当然离不开刘备识才的慧眼，刘备唯有别于曹操之霸气，才可以在己方势力单薄的危境中形成人才向心的聚力;而关羽的骄傲无谋，恰恰是其大意失荆州不可不有的性格因素。因此，当罗贯中笔墨如绘地书写刘备的“仁义”而近“庸懦无能”，关羽兼资“神武”和“骄傲无谋”，诸葛孔明以其智慧绝伦却又回天无力，正是出于一种使故事走向真实和完整而不得不有的逻辑。

　　 因为小说所依据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稠人广众式的宏大时空、错综复杂的故事分布，彼此间并不一定有完全的逻辑关系，更多的时候其实会感到散碎无依。所以，如何在小说中勾连人物和事件，便对小说家的创造力构成了极大的考验。罗贯中写作《三国志演义》之时，中国长篇章回小说之创作实无成例，因此是他敢于打破写史传统，在历史的真实之外另辟真实之道，并首创书写之法，连缀大小故事，一统文字江山。而《三国志演义》之所以成为名著，便也在于罗贯中整合了历史本身固有的混沌不清的面目，而赋予其明晰、充足的源流和因果关系。很多彼此间本无明确牵涉、连接的三国故事，经过他的工作后得以充实、贯通起来，首尾一气，从而使这部最大程度地体现他的创造性的《三国志演义》得以成立。这在长篇小说初启之时实是天才的创造。后来的长篇小说脉络也正是沿着这种基本的讲述方式而向前发展的。

　　 不容我们忽视的是，经过罗贯中改造后的这种艺术真实，却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更广泛的历史真实，它所张扬的基本情感，与当时人们的心理可以深深地契合在一起。所以，有的学者（如陈文新）说罗贯中借助三国故事表达了这一时代的基本情感，他是这个时代的代言人。此不谬也。

　　

　　 “不死鸟”——写书的人不会对未来产生丝毫的玄幻感，因为一切都在落笔的一瞬注定;因为文字的生与死，即是写作者的生与死。只要文字的光芒熄灭，则著者的灵魂与肖像自然都不存在;但文字如果不灭，则著者必然恒久地活在阅读者心中。所以，亦可说，写作者拥有完整而清晰的未来。他所书写的文本中的每一个字就是他的顾盼。所以，当英人安东尼·伯吉斯在《莎士比亚》的结尾写下：“我们大可不必抱怨没有一幅令人满意的肖像。要想知道莎士比亚的相貌，我们只需照一下镜子。他就是我们自己，是忍受煎熬的凡人俗士，为不大不小的抱负激励，关心钱财，受欲念之害，太凡庸了。他的背像个驼峰，驮着一种神奇而又未知何故显得不相干的天才。这天才比人世間任何天才都更加能够使我们安于做人，做那既不足以为神又不足以为兽的不甚理想的杂交儿。我们都是威尔。莎士比亚是我们众多救赎者中的一个救赎者的名字。”（安东尼·伯吉斯《莎士比亚》）我想说的是，我时刻所想的，都与他毫无二致。但这句话也不是完整的意思。因为我们都没有在罗贯中的时代活过，我们毫无可能将他的生老病死和耳闻目睹完整地加以复原。况且，作为卑之无甚高论的后来者，在八年里总是贯穿着、面对着这一部书——这一场写作看起来漫漫无尽，像长征一样将我人生中最黄金的八年与他的一生连缀起来，所以我尽可能地书写了他的故事;但我必须要说，他的肖像没有固定的画法。只是究其根本，他自然不会离开他的时代。有几位晚于他、但又早于我们的人将他的形象替我们描绘过了，如称其“与人寡合”（《录鬼簿续编》）;或赞其“绝世轶材”，“有志图王”（明王圻）;或为其叹惋“生不逢时”，故“才郁而不得展”（明杨尔曾）……似乎向我们传输的，都是一个心气高迈却落魄而浪荡的湖海之士形象。

　　 但写作者的生命不以肉体的衰腐而终结，因为史料文献的缺乏我们也看不到罗贯中的死。总之，他的死或是很平凡和无趣的死，与这世界上任何卑微者的死都没有什么两样。当黄昏日落，阴阳交叠，我们也很为那些普通生命的落幕而感到孤清无尽。但作为这部书的唯一的主角——罗贯中的肖像却随时可以在三国浪花的翻涌中升腾起来。

　　 像刘备一样，写下了《三国》这部书的罗贯中其实也是一只“不死鸟”。一切流淌和滚动的河流都可以承载他不死的名字。

　　 （本文为节选。作者所著《灵魂的赞颂》系“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