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

　　四、从宣州乡试到长安登科

　　 可惜，男人对待功名之虔诚，总与早期情侣相对立，白居易和“婵娟子”的快乐时光也不会长久。贞元十二年（796）炎夏，白居易丁忧二十五个月期满。书也读好了，爱也爱够了，男儿行将奋斗出山。

　　 次年，白居易长兄白幼文，仕任饶州浮梁主簿，做了一个难登品秩的小官。白居易也决计离开符离，一步步置身到主流社会中去。

　　 白幼文到浮梁任职，可能与叔父白季康举荐有关。父亲季庚乃白家长子，季康为弟，时任宣州刺史崔衍属下溧水县令。宣州，为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南倚黄山，北通长江，东连江浙，西靠九华，地灵人杰。宣州泾县创造出宣纸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关键的载体;宣州隶下溧水县，今为南京市开发区。偏偏溧水之中山，又是中国毛笔诞生地。这就有了大趣味，自唐代始，文人铺展四尺宣纸，挥洒中山兔毫笔，尽情赋诗作画，纸寿千年，流传后世，就是传统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最高享受。

　　 白季康在溧水为官，政声极佳。白居易南下一千多里，要参加“乡试”，找的正是这位县令叔父。顺便说一下，白季康去世以后若干年，溧水县衙改为白公祠，溧水县里城隍庙，所祭城隍神便是白季康。

　　 几十年后，白居易早已名满天下，他专程参加了这位叔父与婶母的合葬仪典，亲自为叔父撰写墓志铭。季康独生子白敏中，继堂兄白居易之后，亦为进士，后来还做了宰相。有这样一个儿子，又有白居易这样一个侄子，世人把白季康供奉于溧水城隍庙中，也就不奇怪了。

　　

　　 乡试之前，符离月下，白居易和湘灵挥泪话别，细节不得而知，少不得一番海誓山盟，私定终身。

　　 有人考证唐代学子参试与户籍之关系，认为属地和“身份”都很重要，但是并不严格。初唐以来文风盛蔚，官学私学均已成形，平民学子经历寒暑苦读，每年都可以在本土县乡参加“常举”考试即“乡试”。成绩突出者，晋升州府一级“州试”，由州府大人亲自考核拍板，确定本州“贡生”即举人。此后，这位学子就可以积极准备跋涉赴京，参加朝廷大考，争取功名了。

　　 白居易告别符离，前往宣州溧水参加“常举”乡试，势在必行。痴女湘灵除了眼含热泪衷心祝愿，再也不能说些什么。这一年（798），白居易已经二十七岁，功名大事，岂敢耽误下去。惊回首，同时代才子元稹，明经及第年仅十五岁，柳宗元和刘禹锡同年进士，一个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二岁，真不得了。

　　 唐代科考偏重文学，以致大诗人层出不穷。白居易乡试一挥而就，进而参加州试到宣州，考题篇目，一为《射中正鹄赋》，一为《窗中列远岫诗》，答卷仍然拔乎其萃。贞元十五年（799），宣州刺史崔衍，将白居易确定为宣州贡生，推举到长安迎接进士大考。难免有人怀疑，这位白贡生，是不是县令白季康和宣州崔大人照顾了关系户呢？要回答此疑，并不简单。只因唐时荐举“州贡”赴京赶考，一旦成绩不佳，这位州衙大人就会受到朝廷质疑和惩罚。倘若有人检举营私舞弊，州官更要丢官辱门，结局不测。所以，天下“州贡”学子集结长安，州县两级大员同样肩负重责、坐卧不安。一旦荣登金榜，州县也将光芒四射。因此说，举荐学子赴京赶考，与州县官员之荣辱切切相关，是不能随便“照顾”的。

　　 白居易在宣州初战告捷，便要掉头北上，途经鄱阳、洛阳到长安，参加次年春季京都大考。此时有件事值得一说：宣州距离浮梁不远，到浮梁去看望一下长兄白幼文，再往北去，也不太绕路。兄弟相见后，幼文大哥交给他一项艰巨任务，就是肩背一袋禄米（我想应该是大米），北归两千多里路，把米送给洛阳老母享用。很显然，白季庚去世后，全家生活重负压在长子白幼文身上，浮梁主簿，俸禄微薄，一袋禄米自然金贵，而白居易肩负米袋，只身跋涉两千五百里山川河流，其心灵深处所感，必将终生难忘。这项任务，与人杰首先劳其筋骨之说相吻合。白居易后作《伤远行赋》记其事：“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阳而归洛阳。”又说：“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来兮，秋风其凉。”

　　 这一趟苦旅行程，让漂泊多年的白居易懂得了更多的国难民艰，一步步走向善思和成熟，诗人苦难的青少年时代，艰辛而又丰厚，他深刻地理解了民间疾苦，更懂得苦难之根源在于高层朝政的腐朽。这一切，对于他民本思想的形成，对于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原则，影响极深，作用极大。

　　 长安大考，等待着这位宣州举子的到来。

　　

　　 贞元十六年（800）早春，白居易终于站立在国都长安闹市街头。这一年，诗人已经二十九岁，三十而立，时不我待，在等待大考之际，他两眼清泪，忧郁不安，写下一首《长安早春旅怀》：

　　

　　 轩车歌吹喧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

　　 夜深明月卷帘愁，日暮青山望乡泣。

　　 风吹新绿草芽坼，雨洒轻黄柳条湿。

　　 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

　　

　　 长安夜景百般喧闹，与诗人向隅孤立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安史之乱平复后，京城很快恢复了国际大都市的昔日风采，九州十国巨贾豪商，重新聚集而来。作家潘泰泉先生著《白居易传》，其中描繪此时长安景象，让人有如身临其境：

　　

　　 延兴门内昭国坊以及兴庆宫南东市场，更是店铺满街，喧声如潮，穿着各色衣服的买主卖主摩肩接踵，远远看去，宛若胭脂河上漂满花瓣，叫卖声，还价声，震耳欲聋，远远听去，又似兴善寺里五百禅师齐声诵佛，这里的二百二十行，花色齐全，山南海北货，应有尽有：卖官盐的，卖洛阳三彩的，卖洗心糖的，卖牡丹花的，卖浮梁茶的，卖黄莺儿的，卖石纹纸的，卖滇黔药材的，卖普贤像的，卖内丘瓷器的，卖苏州丝帛的，以及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通道，从波斯、大食、拜占庭、巴比伦等国来卖大宛马的、卖乐器的、卖珠宝的、卖白老鼠的……栉次鳞比，满目琳琅，直把两条大街塞了个水泄不通。

　　

　　 段落中间，连用十几处“卖”字，十分精彩。长安外表风貌恢复如前，可叹朝廷上下腐朽积弊很难改革，反而沉疴愈重也。

　　 身居繁华盛景，白居易心事重重：“忆昔羁贫应举年，脱衣典酒曲江边。”一首《长安正月十五日》，既是忧己也是忧国：

　　

　　 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

　　 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

　　

　　 这是白居易人生的分水岭。生活道路曲折困顿，艰难痛苦，民间疾苦声，朝政积弊事，由表及根，尽在胸中。

　　 笔者注意到白居易为文处世的一个重要侧面，是他的人生独立性。要说朝野主流皇权至上，儒释道学说入脑入髓，对于古代作家虽有捆绑，但是，因为人生经历各不相同，由此形成的个人独立意识强与弱，又是至关重要的一大元素，李白就是一个突出例证，白居易同样具备独立自主、特立独行的显著特征。长安大考之前，白居易“出门可怜唯一身，弊裘瘦马入咸秦。冬冬街鼓红尘暗，晚到长安无主人”，他致信朝官陈京，一方面，学子追随主流功名;另一方面，在不经意间也表达了自我独立的心迹：

　　

　　 居易，鄙人也。上无朝廷附离之援，次无乡曲吹煦之誉，然则孰为而来哉？盖所仗者文章耳！

　　

　　 从这篇《与陈给事书》中可知，白居易随函附上“杂文二十首，诗一百首”，呈请陈京给予荐举，以期有助于大考进取。这种做法，在唐时学子中已成风尚，此处不议，笔者看重者，乃白居易信中表白：鄙人“上无朝廷附离之援，次无乡曲吹煦之誉……盖所仗者文章耳”。这种潜伏于心底深处，以真才实学行世的独立品格，伴随了白居易一生。

　　

　　 这是贞元十六年（800）正月里写的信。二月开考，主考官是中书侍郎高郢。对做过充分准备的学霸白居易来说，考试并不是什么难事。而考题虽然不难，气氛却非常紧张。本次进士大考，贡生达千人之众，先后分三场决定去留，即淘汰制，一场一场往下刷人，十分残酷。第一场考诗赋，赋题为《性习相远近赋》，要求有韵脚顺序，限制字数不得少于三百五十字;诗题为《玉水记方流诗》，要求以流字为韵，六十个字。考生一紧张，首场被刷下大半，第二场又淘汰大半，及至第三场再看，所剩考生屈指可数矣。

　　 二月十四日，大唐礼部东墙外，张榜揭晓进士精英，官员每宣呼一人中榜，便击鼓敲钟一次，声势之隆，震撼万众。白居易以第四名佳绩得中。本届进士十七人，年近三十的白居易还是最年轻者。时有民谣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见在而立之年能够考中进士，还是稀罕的。更何况，第四名白居易，又是“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上无朝廷附离之援，次无乡曲吹煦之誉”的独行者。

　　 接下来，曲江盛宴，诸位新进士拜谒座主，宰相接见。白居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算是出了风头。在这批进士中，以文名延誉后世者，还有陈权、吴丹、郑俞、戴叔伦、杜元颖、崔玄亮等，可知本次殿考，货真价实。

　　 新科进士继而前往杏园，参加“探花宴”，举杯畅饮，然后齐聚大雁塔，题名留念。白居易却惦记着回乡报喜，告慰母亲。这次成功，直接关系到白氏家族的承继兴衰。“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人生大喜，需要与慈母分享，白居易心系洛阳，归心似箭：“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及第后归觐……》）

　　五、宣州拜谒李白墓

　　 白居易中止了长安庆祝活动，告别诸友，急匆匆返回洛阳。拜见母亲之后，又直趋江南宣城，专程拜谢第一个赏识他、荐举他的宣州刺史崔衍大人：“……身忝乡人荐，名因国士推。……相马须怜瘦，呼鹰正及饥。扶摇重即事，会有答恩时。”（《叙德书情四十韵……》）他把自己比作瘦马饥鹰，真诚感谢将自己推上殿考平台的恩人。重复一下，唐时，县分七等，州分三级，三年一次大考，县考择优之后，凡下州限送贡生一名，上州许送三名，那真是百里挑一，慎之又慎。举人贡生赴京，不仅肩负着全州父老三年来的厚望，更肩负着州官身家责任，如果某州贡生屡次殿试不第，朝廷即将质疑该州选才有弊，严重失职，乃至追究严办。宣州刺史崔衍推举白居易赴京殿考，自是格外郑重，绝非轻率决断。同理，白居易考中进士，急匆匆辞离京城，经洛阳向母亲报喜，未敢停留，不远千里之遥赶回宣州禀报崔衍，就容易理解了。更何况，举人赴京赶考，其费用还是州府开支的。

　　 史载宣州崔衍，廉洁勤俭，为民解困，是一位敢于向上直言陈情，“报忧不报喜”的忠良清官。崔衍辞世后，名动天下。这样的一流官员，对白居易从政道路影响很大。

　　 奇巧的是，大诗人李白也对宣州宝地情有独钟，生前竟为这一地区留下诗篇五十多首。清人王士祯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谅非虚语。笔者不妨顺势考察一下李白在青年白居易心中的地位，也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简单说，李白一生仙游四方，从二十五岁算起，先后七次来过宣州当涂（今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秋天，李白在战乱中投奔当涂族叔李阳冰，不幸身染重疾，含悲写就《笑歌行》《悲歌行》和最后的《临终行》，次年初冬李白去世，终年六十二岁。李阳冰时为当涂县令，为李白精心编就诗稿《草堂集》十卷，将李白安葬于当涂城南青山之麓。据说，“文革”期间，红卫兵前来挖墓掘尸，幸有当地农民奋力保护，得以留存。至二〇〇六年，李白墓升格为全国重點文物保护单位……

　　 李白逝世十年，白居易出生。

　　 此次赴京大考之前，刺史崔衍特地召集当地名贤，专程设宴为白居易壮行。席上，有人吟唱刘邦《大风歌》，有人诵念曹操《短歌行》，有人放歌曹植《白马篇》，主人崔衍则吟诵了李白成于当地的诗篇《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轮到白居易，他举杯向主客致谢，一口气背诵了李白《横江词六首》，半醉而吟，竟一字不差。青年才俊白居易，对于辞世不久的李白和杜甫，怀有极其深重的敬意。他曾经独自前往当涂，寻访凭吊李白之墓。当时，李墓尚未改迁重葬，白居易看到诗仙墓地简陋荒僻，内心深有触动。后来，白居易在贬谪江州期间，人生受挫又想到李白。一生雄心不遇，同病相惜，因作《李白墓》一首：

　　

　　 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

　　 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一千多年过去，当涂李白墓先后修茸十三次，早已成为历代文人膜拜圣地。无数名流政要在此挥毫题诗，所留诗文不计其数。倘按照每年只留一两首计算，又何止千百篇？目前，仅马鞍山择优选辑的李白墓地诗汇编，就有三大册。

　　

　　 这一次，当朝进士白居易，南下宣州拜谢了崔衍大人，遂往饶州浮梁，会见长兄白幼文。记否去年秋天，长兄将一袋禄米扶上兄弟肩头，托他背到两千里之外，去洛阳孝敬老母。而今，白居易高中进士如愿以偿，兄弟相见，该有多么高兴。正巧，还有一位族内六兄，时任符离主簿，同时相聚于浮梁。兄弟三人频频举杯，气氛越发豪畅。

　　 酒中精神皆振奋，酒后犹有大事情。须知唐制政坛，考取进士不过是仕官资格起点。踏上进士这座基石，还要经历多次严考，才能委任实职。考中进士，只是获得了吏部铨选资质，徒有“功名”而无官做。可叹“铨试”甚为难考，多有十多年辛苦而未能如愿者。文豪韩愈，进士之后历经“铨考”三次淘汰，困顿长安近十年，才考得一个小官职。这条唐律，与明清时期得中进士即可任官，大不一样，唐时即有怨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所谓吏部铨试，是制举环节之概称，具体考拔入仕渠道尚有平判入等科、博学鸿词科等分类。白居易即将应试选项，叫作“书判拔萃科”。该科严考以经义和律法为主，此处“书”字指经义，难度相当大。所以，刚刚得中明经、进士的骄子们，必须快马加鞭准备，否则，将来生计仍是问题。

　　 天气转凉，时不我待，白居易不敢久留，他放下杯盏辞过长兄，转赴徐州而去。回符离，回田园，有安静书桌，更有多情恋人。

　　 前不久，徐州地面一場大战，陆长源、郑通诚等忠臣惨死于战火之中。白居易目睹城乡烽烟残留，悲叹不已：

　　

　　 九月徐州新战后，悲风杀气满山河。

　　 唯有流沟山下寺，门前依旧白云多。

　　

　　 这首《乱后过流沟寺》，加上悼诗《哀二良》，表达了诗人对于时局的深切忧虑，他仰面疾呼：“谓天之恶下民兮，胡为生此忠良？谓天之爱下民兮，胡为生此豺狼？”俨然一位大龄愤青，爱憎分明。

　　

　　 贞元十七年（801）秋后，白居易周身上下充满使命感，驻扎符离，苦读求进，经义兼律法，“耽书力未疲”，一口气伏案十个月，不肯放松。

　　 诗人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一方面，肩负使命时光紧迫;另一方面，美妙恋人就在近邻。这时，乐天和湘灵处在热烈而又隐秘的恋情之中。为什么花前月下偷情欢欣而无法公开？为什么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白居易和湘灵为什么不可以最终走到一起？各种文献，都不曾有过明确答案，个中原因想必非常复杂：有漂泊原因，有赶考原因，有家庭原因，更有社会市俗原因，容当后边研讨。总之，溧水乡试，宣城州试，长安考殿试，眼下又将迎战吏部铨试，南北孤苦行走，动辄千里之遥，人生压力大，两情多分离。距离产生美，也产生疏冷，有缠绵悱恻，就有苦痛酸楚，唯独没有答案：

　　

　　 酒盏酌来须满满，花枝看即落纷纷。

　　 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

　　

　　 转眼间，十个月光阴，白居易和湘灵又要分手离去。叹三十而立之人，“未如生别之为难，苦在心兮酸在肝。……黄河水白黄云秋，行人河边相对愁。……生离别，生离别，忧从中来无断绝。忧极心劳血气衰，未年三十生白发”（《生离别》）。湘灵悲声唤阿连，阿连独骑路途远，一双绣鞋怀中暖，天涯何时再相见？

　　六、结交元稹? 永别湘灵

　　 吏部书判拔萃大考，万般熬人。往往从头年十一月开考，到次年三月才告结束，前后历时近半年之久。一考书写功力，二考判词文理，三考身材相貌，四考口齿言说，比起如今公务员选拔，不知难出多少倍。要在唐朝入仕做官，唯真才实学、行端品正者，始能登临折桂。投机取巧、钱礼裙带那一套，不大行得通。白居易《长安集》当中，存收书判一百道，正是此次大考答题，历千年仍可明证。大唐朝政三百年，涌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文雄诗杰，绝非偶然现象。

　　 贞元十九年（803）春天这次大考，由吏部侍郎郑珣瑜和一代名臣裴? ?主持，同科及第者仅仅八人。白居易和才子元稹，就是这次相识定交的。说起来，元稹字微之，比白居易小七岁，十五岁以明经及第，那是贞元九年（793），少年元稹一战告捷。前面说过，学子考中明经、进士，还须再战吏部大考，胜者方可入仕为官。由于种种原因，元稹十五岁考取了明经之后，历经十载，直到贞元十九年，始与白居易同科及第。这时，白居易三十二岁，元稹二十五岁。二人同一天被录取，同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校书郎只是一个九品初级文官，顶头上司是秘书省长官秘书监，校书郎掌管邦国经籍图书诸事，说白了就是朝廷文本抄写校对，只是对任职者文字功力要求很高。尽管校书郎无权无势更谈不上显赫荣贵，但对白居易而言却是踏上朝政衙府的第一石阶，是白居易官宦道路上沉甸甸的里程碑。

　　

　　 多年苦读飘零，一朝安身立命，白居易终于能在帝都工作和生活了。史载诗人租赁房子时段很长，最初住在常乐里，是昔日宰相旧宅一角。可喜亭园多竹，白居易作《常乐里闲居偶题》一诗，十分鲜活：

　　

　　 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

　　 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

　　 ……

　　 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

　　 ……

　　 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

　　 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

　　 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

　　 ……

　　 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

　　 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

　　

　　 请看，有俸禄，有竹园，有诗酒为伴，科考前经常“借驴”用，现在有马可骑，还有两个仆人打理内外杂事。“俸钱万六千”，应指一万六千文铜钱，依照唐时一文铜钱折合人民币三毛钱计算，九品校书郎的月俸约合四千八百元人民币，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当然，如此换算方法不一定得当。

　　 白居易善于将日常生活诸事用诗文形式详加记录，世人说他“诗魔、诗癖”，“喜文嗜诗，自幼及老”，他在《山中独吟》中表白：“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又在《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中评论自编文集：“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于是，白居易的人生便一字一句定格在诗文笔端，直到七十五岁去世那年，还在“走笔还诗债”。他这种不到闭目咽气决不停歇的吟歌状态，为后世留下诗作三千余首，在唐代诗人中雄冠第一。白诗涵盖意义至为广阔，陶渊明的“为人”，谢灵运的“心素”，李白的“浮世谪仙悲”，杜甫的“暮年逋客恨”，良臣国栋的正义疾呼，文人雅士的凄婉趣味，宗教信仰、时代风云、市侩庸习，还有传统文人心底深处复杂微妙的惆怅、虚荣、徘徊、逃避，在白居易厚重的遗存之中，都可以得到领略和感知。我们如果要问白居易，文学是什么？这答案只能是——人生本身。

　　

　　 半年之后，白居易抽时间重返符离，要搬家定居长安。他与湘灵最后的分别时刻，终于来临。

　　 依从前面说法，讲湘灵与白家四弟白幼美乃是发小玩伴。白幼美，小字金刚奴，生于兴元元年（784），“七岁能诵诗赋，八岁读书鼓琴，九岁不幸遇疾，夭徐州符离县私第”。如此算来，金刚奴比白居易小十二岁。那么，湘灵若与四弟同龄，也就比白居易年轻许多。不过，恋人之间相差十几岁，算不上什么大事，更不会导致爱情悲剧。白居易与湘灵至亲至爱，有《邻女》《寄湘灵》《冬至夜怀湘灵》等二十六首情诗为证。痴情男女，早有肌肤之亲，最是销魂。白居易小诗《花非花》，对二人幽会写得很迷离：“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如朝云无觅处。”像这样缠绵悱恻的情诗，还有好几首。

　　 继续前头话题，隔绝这对恋人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把这个问号展开去，足以写部大书。笔者只能撮其要点，浅议辄止。简单说，唐代士人将婚姻选择看得非常重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认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士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后有文艳蓉在著述中具体阐述道：“除了社会名声之外，在实际功用上，婚姻是官场中一条非常好的纽带，它往往对士人的宦途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白居易自然也不能免俗。”前輩顾学颉、王辉斌均持相同观点。总的看法是，白氏家族尽管远祖辉煌，近代官阶却不过五品，白家兄弟要想在仕途中蒸蒸日上，同样需要借助婚姻力量。而邻女湘灵的家门身世，显然不符合白家长远利益，有研究认为，是白居易母亲不能容忍这对恋人的相爱和结合，明确干预二人交往。白母陈氏构成了这对恋人无法共结连理的主要障碍。这是白居易婚姻中的普遍说法。

　　 进而分析白居易本人，我们不难推断，苦读进士首战告捷，吏部铨试入朝为官，同样需要赴京拓展道路。由此而加深了爱情痛苦，构成了人生大难题。

　　 次年春上（804），白居易携母西迁秦地，这是一场永久性离别，研究者对此多有悲情描述。王拾遗写道：“在赛神鼓声中，白居易全家离开了埇桥……白居易最为痛苦，此地一别，再见无期。”潘泰泉写道：“在春寒北风中……那两心之外无人知的绵绵情思，像锁入深笼的独栖鸟，像利剑舂断的连理枝，永不复返了……割不断、扯不开的只有白居易和湘灵的一缕情怀，万种愁思，它系着两颗心，却永远也连不到一处。湘灵用少女的梦做成的家乡布鞋，终于没有能够拴住白居易的双脚。”作家这段叙述，实有依据。请看白居易热泪浸泡而成的《潜别离》：

　　

　　 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

　　 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舂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

　　

　　 白居易一生对女性极尽关怀爱怜，为女性命运的不公抱之以莫大同情，湘灵的切切哀怨，影响了诗人一生。粗略统计一下，白居易涉及女性主题的诗文达到一百一十多篇，仅《讽喻诗》当中就有二十六篇之多，可谓浓墨重彩，不遗余力。

　　 此类诗篇，充分地体现了白居易人性化的一面，笔者注意到，巴蜀作家刘小川，穿行于历史文化之间，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在《品中国文人》一书中写道：

　　

　　 白居易有过一个叫湘灵的红颜知己，多年后仍难以忘怀。我查湘灵的资料，吃惊地发现，她似乎被什么人做了手脚，藏起来了。历史藏匿她，好像她见不得人似的。湘灵漂亮，诗中写得明白。两人同床共枕，热被窝里交颈眠，也是写在明处的。白居易牵肠挂肚的漂亮女子，竟然被人藏起来了。我找半天找不到，手上五六个白诗选本，没有怀念湘灵的一首诗。显然没有资格入选。这倒奇怪了：白居易的情感体验，看起来是不值一提，而他三十五岁写《长恨歌》，四十岁写《琵琶行》，写《井底引银瓶》，那么投入，那么感人，非谙情事者，哪能至于此？

　　

　　 就这样，乐天与湘灵符离一别，终身未能携手。西去路上过洛阳，心绪沉郁的白居易专程前往佛门，向圣善寺高僧凝公大师求教解惑。凝公教赠白居易八字真言，即“观、觉、定、慧、明、通、济、舍”八个字。白居易以崇敬的姿态，就此八字作《八渐偈》一篇，表示“升于堂，礼于床，跪而唱，泣而去”，竭力达到“入于耳，贯于心，达于性”之境界，大有敬请佛雨洗俗尘、解我情忧困惑身的趋向。

　　七、下邽安家? ?兰台三载

　　 白居易此次迁秦居住，在其一生中是件大事。合家落脚故里，乃渭南下邽县紫兰村，位于今天渭南市渭河之北，西距长安百余里。秦时，下邽置县治，元时并管，明洪武属渭南。白居易之前，此地诞生了大唐名将张仁愿，之后有宋代名相寇准，此镇因“三贤故里”而远近驰名。

　　 乐天曾祖父白温这一支，早年从韩城白氏居住地分离出来，迁至下邽安家。祖父白锽、父亲季庚，长年在外为官，少有空闲经营下邽老屋，而家祖坟茔仍在这里，历经三世。而今，三十三岁校书郎在长安有了着落，选择回归故土安家，尽在情理之中。

　　 此后，白居易与下邽胶着日深，留下丰富诗篇，容当后叙。

　　

　　 把下邽家园安顿妥当，白居易常从长安乘船往返照料慈母，百里之遥，还算方便。诗人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

　　 当朝秘书省，地点在兰台，属下校书郎工作并不紧张。这项工作职级虽低，结交人群却才学很高，与白居易同在兰台供职的校书郎，有元稹、王起、崔玄亮、吕灵、吕频、刘敦质、张仲元等，还有考进士之际相识的元宗简，新近又结交了李建、刘禹锡、柳宗元、李绅、贾岛、庾七玄师等众多才子，他们卓学精诗，思想前卫，纵酒风流，性情浪漫开放。

　　 中唐长安，文化艺术活动空前繁盛。直接从西域引进了异族歌舞，完善了燕乐、清乐、南乐、西凉、高昌等十多种乐曲，充满活力，朝廷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教坊体系，推动古老音乐舞蹈从民间走向专业，又从宫廷普及到市井，文艺得以极大发展。贞元年间，梨园歌舞虽然不及天宝盛况，却更加成熟精湛，专业队伍越发完备，轻歌曼舞终日不绝。许多名诗佳句，尽在秦楼楚馆排练演唱。白居易和同僚们的诗歌流传朝野，大受欢迎。这群才子英萃，成为皇城一线明星。

　　 三年前，白居易尚且沉沦在身心负重之中，彼时，他病卧客栈备战科考，写下那首《长安正月十五日》，诗曰：“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偶尔外出，也是“轩车歌吹喧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夜深明月卷帘愁，日暮青山望乡泣”（《长安早春旅怀》）。帝都车水马龙、火树银花的繁华景象，与这位游历学子并不相干。而转眼之间，两考两胜的校书郎焕发了青春活力。加上那位形影不离的元稹，比白居易还要年轻七岁，更是少年得志，风流无忌。

　　 于是乎，白居易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当中，有一段“非虚构”记述，让人开眼：

　　

　　 征伶皆绝艺，选伎悉名姬。

　　 粉黛凝春态，金钿耀水嬉。

　　 风流夸堕髻，时世斗啼眉。

　　 密坐随欢促，华尊逐胜移。

　　 香飘歌袂动，翠落舞钗遗。

　　

　　 诗中情景弄不清是说元稹，还是说白公自己，应是元、白兄弟的共同经历。元稹回诗《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表达更加露骨狂放：

　　

　　 密攜长上乐，偷宿静坊姬。

　　 僻性慵朝起，新晴助晚嬉。

　　 相欢常满目，别处鲜开眉。

　　 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

　　 ……

　　 逃席冲门出，归倡借马骑。

　　 狂歌繁节乱，醉舞半衫垂。

　　

　　 元稹以哀艳缠绵之笔抒写情爱诗文，历来为后人所看重，乃至超过了他对于政治、经济的诸多表述。元稹小说《莺莺传》更是名扬天下，流传至今。但是，笔者在这里写出以上段落，是想说明白居易当时所处的都市社会环境，而元、白最重要的人生成果，还是成体系的政治理想和规模化的诗歌变革。

　　 不管怎么说，白居易科考入朝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元稹，且与他保持了终身不渝的友情，乃是这部传记中十分重要的事情。他们在长安的娱乐生活只是时尚风气而已。这个繁华鼎盛的唐王朝，表面上歌舞升平奢靡依旧，实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酷烈，税策伤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元、白面对这样一个腐朽政坛，不会沉默。

　　

　　 白居易出生在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宦家庭，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思想，始终支配着他的政治态度。当代葛晓音认为唐代“文儒派”官吏变革社会的基本倾向，是唐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基础动因。王相民则据此把白居易归纳为“文儒派”官吏群体典型人物，将白居易研究推进了一步。王相民认为，因为“文儒派”群体的历史作用优胜于“吏能派”，始有大唐盛世。概括说来，从隋末到唐初，一批文儒派官吏逐渐走向政治舞台，受到唐太宗重用，形成了贞观之治。唐太宗和魏征等人力倡恢复礼乐，深感人才不足，以后推行一系列兴学崇儒政策，夯实了以文儒治国的思想基础;唐玄宗继承武则天重视文儒大策略，在张说等人支持下，重用文儒派官吏，进入开元盛世，达到中国古代社会全盛期。初唐盛唐，主流文坛人才辈出，文儒倾向更加明确。到中唐，以韩愈、柳宗元、孟郊为代表的古文派以恢复儒道为己任，促进了朝野文儒知识阶层发展壮大。唐玄宗开元五年（717），设立“文儒异等科”，专门选拔“儒学博通及文辞秀逸”者，使精通礼乐雅颂成为士人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为文儒型人才广开仕进之路，历经安史之乱而未衰。白居易就是在这样一个浓重的儒学背景下，走上从政道路的。

　　 安史之乱后，朝野兵疲民困，地方割据势力袭扰朝纲，吐蕃外敌不断入侵，北方烽烟又起，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白居易南北奔走，青少年颠沛流离，对他成为一个关注民间疾苦的政治家和大诗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唐代前期和中期，几代作家将儒学价值取向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以诗赋为谏章的自觉意识，对白居易坚定政教文学观，影响尤为重要。

　　

　　 校书郎阶别虽低，却是唐朝清流之内“九品三十阶”之正统官员。有志者往往由此起步，乃士人规规矩矩的基层“八俊”官位之一，《通典》云，“校书郎为文士起家之良选”。查唐代许多名流高官，从秘书省校书郎起家，后来官至宰相者，竟有三十五人之多。白居易从贞元十九年（803）春季授任此职，到宪宗元和元年（806）二月卸任，他在校书郎岗位上整整干了三年。

　　 为什么任职不多不少整三年，而不是或长或短呢？那年，白居易作《早送举人入试》一诗，说自己“春深官又满，日有归山情”，这里的“官又满”，说明校书郎职位是有限期的。不久，他在《策林序》中写道“元和初，予罢校书郎”，校书郎任期为三年，“罢”，终结耳。

　　 白居易任职三年间，当朝皇帝是德宗李适，临近期满时候，德宗皇帝于八〇五年驾崩。唐顺宗李诵即位，并迅速推行了一次朝政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可惜这位李诵皇帝在位仅仅八个月，就因为宦官反扑，被迫将皇位禅让给太子李纯，是为宪宗。

　　 白居易刚刚为德宗皇帝书写挽歌四首，又匆匆为顺宗新任宰相韦执谊写了《为人上宰相书》，积极表态支持改革，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切，交织在短暫的八〇五年一年之间，故而这年既是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又是顺宗永贞元年，到次年正月，又忽然成为宪宗元和元年（806）了。白居易目睹从德宗、顺宗到宪宗的迅猛更迭，朝政人事变幻频繁，自己虽然矢志改革，却人微言轻，难有作为，不免深有感触，也许皇权政坛，风云莫测本是一种常态。

　　 朝政变革，何其难也。

　　八、制举大考著《策林》

　　 宪宗元和元年春上，校书郎白居易、元稹等人“官满”卸职，离开了兰台秘书省。卸职以后干什么？按照唐代规矩，任官期满，首先离职下岗，然后进入“守选”行列，自学攻读，再次奔赴制举考场，通过严考择优，重新分配工作，从而做官升官得以延续，形成“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之惯例。可见大唐之鼎盛，赖于官制的先进与严明。全然不像后来的执政群体，一屁股坐定了办公桌椅，无所作为，连续任职，只升不降，终获高官。投机钻营者就更不用说了。

　　 卸任“守选”之人参加制举策考，比起前两回考进士和吏部铨试选拔小官，考试内容大变，要求参考者拿出对于国计民生以及施政纲领的完整意见，几近于方针政策之提案，不经过精心准备，无法竞优。而且这种制举考试，时常由皇帝亲自主持策问，尤须郑重审慎。这年春天，白居易和元稹卸任校书郎，相约准备大考，携手入驻永崇里华阳观。一连数月，废寝忘食，他们每日里研究时政，合力撰写试题，最终完成《策林》七十五篇。这段苦读生活，使白、元从政思想提升不少，也促使他们的友谊更加牢固。

　　 不久后，白居易把七十五篇《策林》，编辑成册，作序言云：“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余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序言中有“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一句，说的是四月里制举考试，全国应考“守选”者近千人，考场设在尚书省，宰相以下大臣整装到场监考，可惜刚刚登基的宪宗皇帝没有亲临。大考设置三科：一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二是达吏明理可使从谏科，三是经术精深可为师法科。白居易和元稹应考第一项。主考官是中书舍人张弘靖和礼部员外郎韦贯之。

　　 考场上，千名候补诸君分场坐定。先是享用皇帝赏赐的一道美餐，然后盘盏撤下，笔砚摆上，茶水伺候，展卷开考。元、白准备充分，志在必得。细心查看试题后，二人提笔纵横，一挥而就，率先交卷。出考场，双双来到南大街。跨上骏马，要到元稹家中喝酒议卷，换来一片惊羡目光：率先交卷出场，神态轻松自若，绝非等闲之辈也。

　　 果然，三科应试千员，开榜得中仅十八人，榜首第一名便是元稹。白居易排名第四，判卷评语为四个大字“策对语直”，颇具特色，一字千金。

　　 这一年，白居易已经三十五岁，静心算来，数年之间他三次投身大考，饱经历练，终成正果。白居易正是唐朝吏治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没有真才实学之人，很难一口气闯过三道大关。

　　

　　 大考补官，立竿见影。当月二十八日，朝廷授命白居易出任周至县尉。这个周至县，距长安西南百三十里，直属京兆府管辖。旧时把周至写作盩厔，县令之下，设县尉二人，实际业务相当繁重。而元稹所接任的“左拾遗”，官位则十分如意，此乃时常亲近皇帝的谏臣，文章欠佳者，品行庸碌者，高官近亲者，不得出任此职，且必须由皇帝亲自点名颁授。唐代许多大诗人都担任过拾遗官。在元、白前后，计有陈子昂、张九龄、王维、杜甫、柳公权、白行简、杨归厚、李绅、王涯等。这是极少数经常亲睹皇帝天颜的年轻近臣，是专门进谏忠言的词官，意在开通执政言路，减少中央失误，乃官阶不高而又清贵无比的美职。杜甫一生以曾任左拾遗为荣，留有“天颜有喜近臣知”诗句，倍感自豪。唐朝京署一般只在上午办公，中午大家一起在官署食堂用餐，然后便可以闲散回家了，即“一饭而归，竟日无事”。非常人性化，着实让天下士人羡慕。

　　 白居易到周至去做一名县尉，肯定比拾遗官辛苦许多。唐代九品官制依从正、从、上、下四阶，总共三十级。“从九品下”为最低即第三十阶，以此类推，“从九品上”为第二十九阶，白居易到周至，这个县尉乃“正九品下”，第二十八阶，也就是倒数第三阶。元稹任左拾遗却是“从八品上”，比白居易高两级。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考中了当朝第一名呢？

　　 士人能有官可做就很不错了。唐人陆贽有个说法：“天下士人，皆求宦名，获登朝班，千百无一。其于修身励行，聚学树官，非数十年间，势不能致。”这是一个深刻概括。如今，白居易三考成县尉，而且是京城附近“畿县”正统官员，史称“畿尉”，还有什么不高兴呢？

　　

　　 许多白居易传记文本，每写白公由校书郎而授县尉，总是走马上任，不曾耽搁，往往忽略了从参考到任官之间，还有上述重要环节，还有承载着白居易主要施政思想的备考大著《策林》七十五篇。千百年来，人们把李白、杜甫、白居易合称唐朝“李杜白”，他们的不朽诗歌，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之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以至对其散文忽略不计，乃至偏废《策林》，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笔者思量这个问题，认为有必要与读者共同鉴赏《策林》诸篇，以利于弄清青年白居易怎样看待中唐政治与社会，知晓其诗歌创作建立在怎样的思想基础上。

　　 近年白居易研究，出现了可喜的探索成果，人们对白居易散文，逐步重视起来。陈寅恪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明确指出，“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朝愈）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久前，有付兴林《白居易散文研究》和王相民系列文章，都一致认为，白居易散文实为呼应韩、柳“古文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

　　 早在贞元十八年（802），白居易参加吏部“书判拔萃”大考之前，即精心撰写了一百道模拟判词，即《百道判》，流传于科举学子之间，风靡一时成为典范。其中第五十二道判，大胆谴责权贵豪门无视法律限定，超量使用人畜奴婢等不平等现象。第八十六道判，揭露科举考场上下联手营私舞弊，颇具力度。及至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罢校书郎之后，结撰《策林》七十五篇，思想更加前瞻成熟，文笔愈见老到精辟，其主导思想贯穿白公一生，也完善了诗创作实践的理论基础。

　　 近年学界对白文进行系统研究，其优势和特点，在于紧紧抓住了中唐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三大矛盾，针对性地解读白居易的思想主张，而不是无的放矢，单纯诠释文本。安史之乱后，朝野三大矛盾至为尖锐，一是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中央集权不稳;二是宦官专权，正气受挫，精英倍受打击;三是朋党相争，朝纲紊乱，变革有名无实，包括永贞革新短命而终。大唐王朝危机演化，前景堪忧。白居易身处险恶环境中，以一个新锐文学家和青年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不避锋芒，直言诤谏，始有《策林》宏文。

　　 在《白居易散文研究》一书中，付兴林先生对《百道判》《策林》等篇目阐述精专。如将《策林》思想内容梳理出八节解读，即为君为圣之道、施政化民之略、求贤选能之方、整肃吏治之法、省刑慎罚之术、治军御兵之要、矜民恤情之核、礼乐文教之功，八项侧重都是针对性的方略思考。读者仅见标题，便得其要领。

　　 付兴林进一步解剖赏析《策林》精神特质，使白居易“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情怀跃然纸上，也为白居易诗歌追求找到了重要依据。书中第四节五个小标题概括精当：

　　

　　 以民为本的儒家情怀

　　 重振国威的使命意识

　　 有犯无隐的批评精神

　　 尚明崇圣的复古理念

　　 客观理性的辩证色彩

　　

　　 总之，只有重视白居易“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的政治主张（《策林》十一），才能明晰地鉴赏他的讽喻诗歌。只有解读白居易对于中唐政治生活的思考，才会懂得他忧虑国事、思革除弊、为民请愿的民本思想，从而理解他即将开始的官宦沉浮和人生史话。

　　 白居易力主禁止土地兼并，遏制权贵阶级的奢欲，明确反对官吏发放高利贷（《策林》四十八、四十一），建议减裁冗员节省度支（《策林》三十二），提出减免人民赋税（《策林》二十二），彻底废除肉刑（《策林》五十三）等一系列改革主张，赤子之心跃然纸上。白居易后来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著名论断，其根系就在这些文章里。

　　 白居易连续写出《百道判》《为人上宰相书》和鸿篇巨制《策林》七十五篇，是冒了极大风险的。政局险恶，宦官专权，帮派对峙，他却在《策林》第二十一中公开指出“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把百姓悲苦、国运不兴的责任直接与国君挂钩：“君之躁静，为人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故一节之情，而下有以获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则天下之心同其喜，一违善道，则天下之心共其忧！”照直道出问题根本在于皇权的明与昏，他警策国君要以身作则，“以礼自修，以法自理”，且以制陶工艺例说，“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系乎君之作为”，“君之作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策林》二）。须知这些话语绝不是背后牢骚，而是当朝皇帝主持大考的公开答题，要直接呈送吏部审阅判卷呢。

　　 静心想来，这一切，一者反映出唐代高层政治设计确实开明高蹈，气度宏阔，学子科考是发现人才，而不是引蛇出洞挖掘敌人，因而先贤大家层出不穷;二者说明，白居易的确是一位具备通才实学、胸怀经国大业的真俊杰，考官做出“策对语直”四字评判，公平精当。近有王相民在白居易研究中写了一段感受，笔者深表赞同：

　　

　　 政治局面支离破碎，白居易的《策林》就是在险恶的大环境下写成的。其中许多提法在当时几乎有着杀身之祸。例如官吏的出身门第与素养问题，在党争中能否保持慎默问题，藩镇割据中的爱护民力、争取民心的问题，在当时都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们只有设身处地体会，才能深刻理解白居易对理想的吏治局面的企盼。

　　

　　 當诗人前往周至走马上任之际，这里对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做了简要介绍，可惜本书只能点到为止。唯愿读者通过这一重要环节，知晓白居易等一批唐代诗歌巨匠，是站在多么坚实的理想基石上精诚创作的。他们以家国主人的身姿而歌唱，以时代俊杰的豪迈而立言，以独立人格的魅力而流芳。所谓天才论，并不能真正解说伟大的唐诗现象，好作品都是理想的践行者们以血泪凝结而成。

　　 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这位政坛新秀告别皇城，单身一人向山河深处策马而去。

　　九、周至趋走吟苦诗

　　 白居易到周至做一名县尉。唐代一千五百多个县，划分七个等级，细分达到十级。最高为赤县、次赤县，全国只有二十个左右，分布在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周边。

　　 赤县之次百多个县区，叫作京畿县，地位也比较高，赤县、京畿以外，再由中心地区辐射开来，加上人户多少、开发程度等因素，依次为望县、紧县、上县、中县、下县，县令也从五品降为六品、七品了。

　　 《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将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县，全部标明了“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级，十分明确。周至就是一个畿县。县级班子成员职数，赤县核定十一人，畿县仅仅五人就够了，全国县、州、京公务员总数比现在一个地市还要少。

　　 周至隶属京兆府，县班子与其他畿县一样，只设县令一人（正六品上）、县丞一人、县尉二人、主簿一人。此五人乃正式在册的朝廷命官，按月领取俸禄。县政酌情配备衙役，可多可少，都不是吃皇粮的人。繁荣昌盛的大唐王朝，行政管理成本非常低。中下县班子仅四人而已，把两名县尉减少为一名了。中下县份地处偏荒，虽然有一些优惠政策，士人们还是很不乐意前往任官，白居易初登政坛，就做了京畿县尉，“正九品下”这个待遇，也比中下县尉者高出一两级。

　　 县尉近乎于副县长，主要职责一是分管公安政法，二是保证税收稽查，直接面对社会矛盾。《唐六典》称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真是字字千钧，肩职甚重。凡唐代诗人，一说县尉就发愁，李商隐是一例。还有唐初王勃，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个“少府”乃县尉尊称，末句却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可见杜氏到边远巴蜀赴任县尉，好友相送时，深感不是什么喜事，因而落泪沾巾;初唐陈子昂，作《饯陈少府从军序》，说好友陈县尉是个高才，实在不愿在岗位上干下去，“所以远赴戎机，从军征战”，希冀着战场立功而升迁。像这样辞去县尉而自愿从军的人，唐时竟能数出十几位来。好像担任县尉者，都特别没出息似的。大诗人杜甫奔波多年，好不容易得到了河西县尉的任命，他却坚辞不任，宁愿去率府管理兵械仓库：“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足见县尉连年“趋走”，屁股根本坐不下来。更典型的是边塞诗人高适，勉强干过两年封丘县尉，每年光是征兵入伍、送兵出征这种差事，已让他苦不堪言，牢骚满腹，高县尉最终还是辞职上前线去也。唐诗中，涉及少府、县尉诗作甚多，几乎众口一词不开心。估计都是让衙中烦心事给累的。县衙要完成各项任务指标，而贫苦百姓往往对立不配合，县尉挺身一线催办，辛苦滋味可想而知。生活酸楚苦痛与高雅诗歌吟诵，实在不搭调，故而高适牢骚曰：“不是鬼神无正直，从来州县有瑕疵。”（《同颜六少府旅宦秋中之作》）

　　 白居易来到周至，又怎样看待这一切呢？

　　 基于“从来州县有瑕疵”这一现象，白居易同样不开心。他从京城先来京兆府报到，由此中转再去周至上任。不料他一进京兆府门，见到池水莲荷污浊，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便和诸位诗人一样，不由得牢骚起来，当即作《京兆府新栽莲》一首：

　　

　　 污沟贮浊水，水上叶田田。

　　 我来一长叹，知是东溪莲。

　　 下有清泥污，馨香无复全。

　　 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

　　 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

　　 昔在溪中日，花叶媚清涟。

　　 今来不得地，憔悴府门前。

　　

　　 诗人敏感，眼中莲池，污沟浊水，想想京城校书郎的日子，多么纯真，就像东溪之荷莲“昔在溪中日，花叶媚清涟”，故“我来一长叹”：就让忧烦憔悴的辛劳日子，从这里开始吧。

　　

　　 其实周至很美，名胜古迹遍布终南山下，曾是隋朝皇帝避暑所在。无奈白居易到任心情不畅，周至山水也黯然失色。他作《周至县北楼望山》诗云：“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辜负平生眼，今朝始见山。”这里“趋走”一词，显系杜甫“老夫怕趋走”诗句传染。白居易一生崇敬杜甫，老杜不愿做县尉，他也跟着“不开颜”。

　　 白少府上任不久，朝廷出兵讨伐四川刘辟。大部队挺进西南，周至乃必经之路，军需物资属地，马嘶人喊昼夜不息。论职责，县尉负首责，趋走催办县内劳役粮草，最是奔忙。高适曾有诗曰“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白居易和高适一样，很不愿意把自己变作对上拜迎讨好、对下狼虎欺凌的酷吏，而现实却让这些基层小官难以应付，从而构成心灵矛盾，面临人格分裂的痛苦。

　　 如果这场支前只是为了国家战争，便也无话可说，而实际情况是，征缴任务完成，而县令忽然作出决定：要以战时名义，额外催讨一批钱粮物资。县令担心朝廷宣告战争结束而失据，故要求征缴任务必须在五日内完成。此事引发了白县尉不满。可是，县令亦有难处，如果不趁乱搜刮摊派积累，又怎样应酬官场往来与上峰盘剥呢？于是，县令特地安排一个老吏，向白居易解释县府财政困难，以做通白县尉思想工作。白居易称病不起，县令便带着本县最好的郎中，为白居易号脉诊疗，并将自己的好马让给白居易乘骑。

　　 郁闷之间，白居易来到“家田输税尽”的原野上，又看到一番凄凉景象。名篇《观刈麦》，反映了诗人的沉痛与不安：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粮食都让官军征缴殆尽，农家只好在烈日下拾捡残穗，应对饥饿。面对此情此景，县尉白居易道出了自身惭愧。

　　 诗中有“吏禄三百石”之句，如按每石粮食一百斤计算（历代标准不一），县尉一年俸禄相当可观，自然是“岁晏有余粮”。坐拥此等钱粮，面对捡拾残麦充饥的农妇，白县尉难以平静。

　　 《观刈麦》之悲凉，有着王朝衰败的时代背景。首先是唐承隋制的均田制遭到了破坏。中唐以前均田制规定很详尽，这里说其大概：年老残弱者得田四十亩，寡妇三十亩。十八岁以上健康男儿得田百亩即一顷，其中百分之二十为永业田，子孙可继承、可买卖，所余百分之八十为口分田，如失去劳动力，则由朝廷收回重新分配。丁壮赋税每年交粟两石，称为“租”，再交一些丝麻绫棉称为“调”，青壮每年须替国家服役二十天，闰年二十二天，亦可以用二十丈布绢折抵，称为“庸”。国泰民安，官民两利;而安史之乱大动荡，人口流离失所，户册大半散失，均田制失去了基础，租调庸无从落实。故在德宗时期，采纳宰相杨炎奏章，舍弃租调庸，改行“两税法”，即不问主户客户，唯按财产多寡，定出等级高下，每年夏秋两季征税，征收部分现钱，流弊自此始出。只因大多数农户无钱，不得不贱卖实物，造成富户豪商施放高利贷伤农，以致贫困农民被迫出卖土地，租地而耕。白居易好友李绅名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说的就是均田制横遭破坏，“两税法”形成恶果。《观刈麦》中“家田输税尽”一句也可以说：贫妇拾麦这片田，早已不是自家土地啦。

　　 战争连绵，军费苛繁，天宝以来，朝廷在边境设置十个节度使，边防军队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全国养兵八十万大军，车马行营，动辄百里。为应付庞大军费，各州县设正仓、义仓存粟，有“和籴”“助军”“助赏”“贺礼”“采造”等种种名目，盘剥得百姓苦不堪言，还有宦官率“白望”人员入市，动辄在大街上白取货物，连本钱都不付，称为“宫市”。著名诗篇《卖炭翁》，正是在“宫市”上发生的揪心事件。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和籴”政策。本来，每到秋收季节，官府出钱，农家出谷，以和相籴，公平收购农产品充实军粮，同时可以调控谷价，免得谷贱伤农。政策不坏，然而在战乱时期，“和籴”早已演变为不问年景，强行征缴，谷价低贱，不和而籴，还要规定限期，逼迫百姓送达指定地点。对此，县尉白居易毅然上奏《论和籴状》历陈时弊，指出“号称和籴，其实害人——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表达尖锐批评。

　　 再看一下“采造”。“采造家”指专门分管采伐与建造的官衙人员。乱世之下，横征暴敛势如狼虎，无人敢管。白居易名诗《宿紫阁山北村》，无情地揭露了一场暴行。本来，此诗创作稍晚于白居易任周至县尉时期，笔者为了集中陈述乱象，谨将此篇放在这里鉴赏。白居易善于把纪实故事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强化了诗歌的现实力量：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

　　 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

　　 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

　　 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

　　 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

　　 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欢快的农家乐宴，变成了一场夺掣酒杯、断砍奇树的神策军作案。村老和白居易当庭亲睹暴行，却无力阻止。施暴名义是朝廷采造家，施暴主力是皇室禁卫军，只好忍气吞声，任由宰割。最后两句“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看似简白，实则寓意甚深：

　　 宪宗李纯，在宦官策拥下获得帝位，宠信宦官建有“翊戴之功”，阉党愈加骄横，满朝老臣、京外藩镇，竞相投靠。宦官所率左右神策军，本来是皇室家奴，眼下却势焰熏天，不可一世。其中领兵宦官名叫吐突承璀，正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后来竟被宪宗提升为大军统帅。白居易深知“中尉正承恩”内情，所以急忙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免得引火烧身。就在这一年，吐突承璀为宪宗修建一座安国寺，还要竖立新朝帝王功德碑，因而“身属神策军”的“暴卒”们，打着官府“采造家”旗号，跑到终南山下征伐建筑材料来了。于是，村老庭院中这株三十多年大“奇树”，被斧断其根，栽种者却只能退后而立，敛手如宾，痛惜无语。

　　 这首诗揭露神策军暴戾，点明了中尉职官。艺术特色鲜活，一经传抄问世，朝野众口流传，宦官阉党也就恨上了这位才子。白居易年轻气盛，并不退让。诗人贬官江州之后著《与元九书》，谈到自己早已被“握军要者切齿”，所指便包括这一回，还有，白居易上书谏阻宦官担任三军统帅，对象仍是“中尉”这个人。

　　十、终南山诞生《长恨歌》

　　 白居易在周至，感叹农妇拾麦穗充饥，愤懑宦官蛮横采造，现实生活就是这般糟糕。而白乐天又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之人，他交游广泛，常与友人纵酒吟歌，才华横溢而心胸豁达。畿县周至，配置县尉二人，除了白居易，另一名县尉叫作李文略，估计也是一位单身汉。李文略的存在，对白公周至生活是个安慰。据县志记载，白县尉当时断过一个案子，说城西赵乡绅和城南李财主打官司，争夺田亩。双方都是大户，通过衙役给县尉送礼，又是送鲤鱼，又是送西瓜，并分别在鲤鱼和西瓜里头装满银子，当即遭到白县尉拒绝，赵、李均被白居易判处“买衙贿官”之罪。这位同事李文略毫不迟疑站到了白居易一边。请看白居易赠送李文略这首诗：

　　

　　 低腰复敛手，心体不遑安。

　　 一落风尘下，始知为吏难。

　　 ……

　　 赖有李夫子，此怀聊自宽。

　　 两心如止水，彼此无波澜。

　　 往往簿书暇，相劝强为欢。

　　 白马晓蹋雪，渌觞春暖寒。

　　 恋月夜同宿，爱山晴共看。

　　 野性自相近，不是为同官。

　　

　　 同为“趋走吏”，两位少府性情相近，不仅是可靠同僚，更是一对亲密挚友。也许，白居易牵挂元稹而不得见，转而对身边好友更加依赖。

　　 周至县才俊辈出，白居易身边不乏其人。除了好同事李文略，还有隐居赋闲的名流王质夫、进士陈鸿、尹纵之等多位好友。有一次，白居易背着酒葫芦，要找尹纵之对饮，竟然冒着风雨，一路寻去，踏行山道三十多里，可见苦闷中人，内心狂野，此酒非喝不可。这位尹先生满腹才学却珍珠土掩，未能得到科举赏识，白居易这首《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道出了深切同情：

　　

　　 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

　　 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

　　

　　 一个写出句句美诗的才子，找不到如意出路，比不上权势公卿们一封推荐信啊。

　　 一群失意学士，扎堆儿纵酒妄议朝政，诗情迸发，互有促动。白居易为官周至时间不长，却留下了《观刈麦》等三十多首好诗。更有流传千载的《长恨歌》也诞生在周至山中。《长恨歌》绝唱，摇心撼肺，如此精绝的诗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内中缘由颇多意趣：《长恨歌》横空出世，离不开挚友们的纵酒环境，也离不开王质夫和陈鸿的鞭策助推。

　　 这年（806）年底，天气清寒，白居易約了王、陈二友，同聚终南山仙游寺畅饮。举杯议及安史动乱，放谈唐玄宗宠爱杨贵妃，斥责杨国忠荒淫专权，天下沸怨乃至战乱祸国，同声感叹何其沉痛？酒酣面热之间，王质夫和陈鸿力劝白居易据此史实而成诗。两人一左一右轮番敬酒，见白居易于沉思中并未推辞拒绝，玉、陈便大呼“三日为限”，即请白居易独自落脚本寺，就地开工。王、陈告辞下山，约定三日后携酒复来。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宽广丰厚，其一为反思先朝皇帝因奢欲而误国，与诗人一贯主张和政治思想相一致。前头提到《策林》第二十一篇，直陈君王奢俭明昏与国家兴亡有着因果关系，读者稍作温习即可体味。

　　 三天到期，王质夫与陈鸿急不可耐奔向仙游寺，要看一个结果。但见白居易倦伏于案尚未醒来，案头诗稿杂陈，蜡泪成堆，《长恨歌》已成。寺内住持相告：自二位去后，白少府三日未出寺门半步，斋室灯烛彻夜不熄，出来解手也是疾步匆匆，失魂落魄而废寝忘食，可是吃了些苦头呢。

　　 绝世长歌，由此诞生。王、陈二友捧读吟诵极为振奋，推拥白居易一醉再醉。

　　 大唐王朝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此前一百三十七年强盛，自此而衰。《长恨歌》牢牢把握住这一历史转折点，又以亘古不变的爱情悲剧作为叙事主线，将国家大事与人性抉择结合为一体，搅动了读者悲剧情怀，一经传诵，朝野震动，千百年间研评鉴赏从未衰减。清人赵翼向以发展眼光看经典，反对厚古薄今，其《论诗》曰：“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就是这样一个不崇前贤的大评论家，唯将《长恨歌》断评为“千古绝作”。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价《长恨歌》：“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赵翼认为，白居易有了《长恨歌》和《琵琶行》之双璧，即使没有白氏全集，“此二诗已自不朽”，“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似平易，其实精纯”。评价之高，至为罕见。更多评论家，认同白居易乃妙解音律之人，《长恨歌》韵律转折行云流水，音节运用铿锵嘹亮，熔文采、声调、情意于一炉，不啻戛玉锵金，境界高深。

　　 当然，负面声音也是有的。如诗人杜牧，因对待某些人事看法不一致，曾贬损元白诗作色情艳俗，“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不过，杜牧也承认白诗具有强大渗透力，说白诗“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传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你看，白诗就像气候寒暖一般，浸入肌骨而不可拒之。还有明代王世祯和王世懋，清代王夫之等人，也惯从色情淫乱角度发掘问题，对白诗提出批评，如同道德家曾经批评流行音乐是靡靡之音那样。

　　 《长恨歌》全篇一百二十句，八百四十言，应是白居易第一首长诗。王质夫当即铺纸援笔，将全诗抄录下来，从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到末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只字不丢不错，担当了这首名诗首位传播者，陈鸿尤为亢奋，也提起笔来，挥洒一篇《长恨歌传》，作为响应并留存：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

　　 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

　　 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前进士陈鸿撰。

　　

　　 本传文字挺长，上引一段，把《长恨歌》诞生前因记载清楚了。同时提醒人们：好友白乐天创造出伟大力作，也有俺们乡党兄弟一份功劳啊。

　　 唐代诗文群友真诚交往，扩张互动，纯粹、率性，去虚假，爱知音，个个才华横溢，实为传统文化现象一大景观。古代没有出版社，也没有印刷厂，好诗佳赋全凭逐字抄录，优胜劣汰，更不需要组织专题研讨鼓吹。《长恨歌》从王质夫和陈鸿手中流出，立即不胫而走，好评如潮，白居易名声大振。这一年，诗人正当三十六岁也。

　　

　　 转眼间冬去春来，“深于诗，多于情者”，当红诗人白居易，三十六岁仍然偏居一隅，家室空空。情侣湘灵不可及，相会只在梦中泣，岁月好不孤寂。一日，还是那位终南山下王质夫，给白居易捎来两株幼松和一丛野蔷薇，用以装点县尉住所，慰藉好友孤独生活。白居易谢过质夫，遂将小松野花栽于庭前，唯愿野花能在庭院扎下根来，即时开花。又念及老母亲反复催促婚姻大事，联想到自己周至孤单，吟成小诗一首：

　　

　　 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种春。

　　 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

　　

　　 趣味小诗，透着无边苦涩。

　　 婚姻之事没有着落，元稹的命运也令人牵挂。本来，元稹留在朝中做了拾遗，要比白居易外任基层强出许多。未料元稹锋芒毕露，接连向宪宗皇帝提出《论教本书》等十多条尖锐意见，备受朝中官僚攻讦。又因反对宰相儿子担任补阙官员，进一步得罪了宰相杜佑等人。而元稹只是大考成绩突出，身在朝中并无根基，权臣杜佑迅即找茬儿，把元稹打发到河南洛阳，也贬为一名县尉了。可叹这位精英才俊，元和元年（806）初夏任拾遗，当年九月十日即被贬离京，只在左拾遗岗位上干了八十三天。白居易身在郊县，知道消息后毫无办法，连话别相送都来不及，只能对好友寄以无限同情。一首《别元九后咏所怀》，满目悲凉：“零落梧桐雨，萧条槿花风。……勿云不相送，心到青门东。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好友历经挫折远去，使白居易一想到皇城便觉得空空落落。元、白相知相通，互为依存，难以替代。

　　 谁知祸不单行，元稹贬谪洛阳不久，其岳父、老母又相继去世，悲苦连连。元稹只好拖着病体返回长安，为母丁忧。白居易得知后，急忙嘱咐自家母亲，从郊区赶到城里元家，照料元稹治病诊疗，又拿出一部分俸禄，资助元稹渡过经济难关。病中元稹拜托兄长白居易，为老母郑氏写了墓志铭。

　　

　　 趨走逢迎的周至岁月，把白居易搞得身心俱疲。“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闲”（《病假中南亭闲望》），而在病休之际，他忽然发现，自己未满四十却生出了白头发，这让他吃惊，“白发生一茎，朝来明镜里。勿言一茎少，满头从此始”（《初见白发》），唯到此刻，白居易更加理解了杜甫，老杜能做县尉而不做，宁愿去看守库房，确有道理。

　　 白居易履任周至一年多，收获还是很大的。他切实体会了底层民众生活疾苦，亲眼目睹了政治生态日渐腐败，从《观刈麦》《长恨歌》《宿紫阁山北村》等创作中，真正发现了诗歌的现实意义和无穷魅力，掌握了使用诗歌這一艺术手段，表述政治主张，鞭挞丑恶现象，自在地抒发对待人生万物的真实感悟。周至为官阅历，对于一个抱负远大的青年才俊而言，正是走向成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是弥足珍贵的。

　　十一、诗文如意识杨家

　　 白居易在周至写了《长恨歌》等几十首诗，很快传遍长安京兆，连同他几次考试答卷，包括《策林》，也成为众多学子仿效范本。引起京城里杨汝士、杨虞卿等名流仕人广泛关注。

　　 笔者读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发现一个观点，值得重视。陈先生认为：“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白居易正是德宗后期考中进士的。陈先生进一步判断说：“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

　　 陈先生给后人凿开了理解研判中唐文坛之窗口，清风徐来，顿觉爽悟：要认识中唐古文运动兴起，首先要弄清楚文体发生了重大变异。运动特征就是把古文、骈文、散文、俗文、小说、乐府长诗熔于一炉，赋予崭新文风面貌，由此完成了“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为了说明这个论点，陈寅恪先生特地撰写了《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首发于美国哈佛大学刊物，“其要旨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看也”。元稹因小说《莺莺传》名噪文坛，白居易胞弟白行简，其代表作也是小说《李娃传》。白居易《长恨歌》等系列作品，均以叙事为主体。《长恨歌》既成，进士陈鸿还要配上一篇《长恨歌传》，正是文体扩张互动之举。陈寅恪先生甚至认为，《长恨歌》也是新兴“小说中之诗歌部分也”，并举同期李公垂（李绅）之《莺莺歌》为例，说是同样一种体例。看来，文体创新实乃文坛复兴之重头，值得今人长思。老八股文章陈词滥调，哪里还有生命力，哪里还有人喜欢呢？

　　

　　 中唐诗歌群体人脉广泛，连扩张带互动，不仅形成了一代文风，也演进改善了文官仕人的生活方式。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总结他与元稹等友人交往时说：

　　

　　 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

　　

　　 炮制和鉴赏佳诗美文，成了中唐上流社会沟通交往的精神食粮。《长恨歌》传诵京都，引发众多诗友交流，迅速扩展了白居易社交朋友圈。

　　 正因为如此，白居易的人生命运也在发生变化。

　　 长安城里，有名流杨汝士、杨虞卿、杨汉公、杨鲁士等同族兄弟，备受文坛尊重，杨氏家族在政治、文学多方面享有声望，人称百年不衰“靖恭杨家”。“靖恭”，指杨家累世居住在城内靖恭坊。

　　 杨汝士亦有诗誉，且自认不在元、白之下。他引领诗坛酬唱往还，靖恭豪宅十分热闹，白居易虽与杨汝士并不相熟，与杨虞卿却久有交往，早在宣州乡贡备考期间，二人已经相识。白少府凡从周至回京，便是杨家常客。查《全唐诗》可知，白诗中涉及杨汝士者，多至三十余首。白居易重友情，诗文唱和有来必往，兼多酒趣，在诗友圈中极受欢迎。

　　 白居易在新昌坊租房而居。聚会酒后，常常留宿靖恭坊不归。一位独身大咖，其婚事必受友朋关注，有意无意之间，白居易在靖恭坊结识了杨汝士胞妹，也是杨虞卿从妹。才子与千金，相互留下不错印象。唐代仕人筹划婚事，有个规矩非常苛刻，即仕人不得娶平民之女为妻。先前白居易与湘灵痛切分手，很可能受到这条规矩制约，尽管当时白居易还不算仕人。

　　 后半夜，白居易在杨家大院耿耿难眠。索性从榻上披衣而起，踱步院中，吟得《宿杨家》一首：

　　

　　 杨氏弟兄俱醉卧，披衣独起下高斋。

　　 夜深不语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阶。

　　

　　 夜深不语，独立庭中，诗人是否想念着湘灵？诗中没有明示，留给后人去猜。

　　 白居易在杨家纵酒吟诗，多日不归，有一回连续住了十几天。这就超出了寻常诗友交际，很有些联姻亲戚之意了，白诗《醉中留别杨六兄弟》曰：

　　

　　 春初携手春深散， 无日花间不醉狂。

　　 别后何人堪共醉？犹残十日好风光。

　　

　　 请看，从春初到春深，白居易舍不得离开靖恭坊。临到分手还说：“数日非关王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表示过不了几天，还要回来接着喝。想一想，如果没有杨家千金勾魂摄魄，仅仅是杨六兄弟友情，恐怕不至于如此吧。

　　十二、翰林拾遗? 老友新妻

　　 事实证明，杨氏兄弟有眼光。这位基层县尉、苦闷诗人白居易，因名声大噪而时来运转，迅速得到朝廷破格提升。按说，府衙为官皆有任期，而白居易做县尉只干了一年零两个月，吏部下达调回长安的诏书，白居易即从“趋走吏”职位上得到了解脱。他在《寄题周至厅前双松》中说：“忽奉宣室诏，征为文苑臣。”欣慰之情，溢于言表。离开周至之际，乐天与同事们依依话别，又为少府李文略继续独留小城而哀伤。王拾遗先生考证，白居易在黎明前，趁着晓月，策马登程奔向了长安。

　　 这次调动很突然。契机是集贤殿大学士武元衡，在元和二年（807）七月，上奏请求增补“集贤校理”人选，经宪宗批准，白居易被选拔入殿。匆忙间，白居易带着县尉官职，进京赴任。主因在于这位佼佼才俊历经数考，具备超群实力，知名度亦高。

　　 不出两个月，白居易又由集贤校理一职，荣授为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这就不是偶然现象了。凡进翰林学士院，必须经过吏部专题考试，才能最后裁决。这年十一月五日，白居易又一次登堂应考，当场完成制、书、诏、表四种体裁文章，同时完成律詩一首，五项考试合格，这才过关。

　　 宫廷翰林学士院这一机构，先前混同于翰林院，成员复杂，未必参政，李白曾以“布衣翰林”为诗待诏，享此殊荣。到了肃宗、德宗以后，翰林学士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并单独分离出“翰林学士院”，区别于各类待诏。翰林学士成为朝廷核心成员，其历史原因，在于唐肃宗时逢安史之乱，中央政府跑到灵武、凤翔维持，京都行政机构近乎崩溃，中书舍人等职事官派不上用场，战乱之中也就打破旧章办公程序，皇帝就近起用身边翰林学士掌管书诏，可靠而方便。皇帝与学士骤然密切起来。战后回京，翰林学士“独承密命”，开始深度参与国家大事。而分离后的翰林学士院仅设六人，其中一位领班叫“承旨”。此六人若非真名士，没有真才实学，或人品存疑者，断然不可荣任。有《旧唐书·白居易列传》为证：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

　　

　　 笔者所感慨的是，白居易精于诗文，才艺超群，名震朝野，固然没有异议，但是我们想一想，居易不仅有《长恨歌》，不久还有《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容后边详谈），这批诗篇大都是关心民瘼、针砭时弊之作，道出了民心民意，表达了对时政的强烈不满，他没有歌功颂德，没有曲意逢迎，诸名篇皆不符合主旋律之俗韵。宪宗皇帝何以对他网开一面，情有独钟呢？既说《长恨歌》通篇叙事，而其主要倾向乃批评“汉皇重色思倾国”则毫无疑问。唐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导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险些亡国，全诗指责前朝皇帝李家祖爷，一目了然，朝廷非但没有将作者问罪制裁，反而一再破格拔擢重用，这该如何解释？我们只能认为，中唐磨难，百废待兴，宪宗皇帝和德宗一样，期盼广开言路，变革图强。为此强化言官谏奏制度，鼓励翰林、补阙、拾遗等学士近臣据实进言，完成使命和职责。不这样做，就不是一名好词官。制度保证了言路，大唐王朝之所以雄踞天下，纵横四海，正是言官制度上能够以博大胸怀海纳百川，开得了盛世，也容得下挫折。请注意上文“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这句话，辞书对“谠言”释义为：正直之言、慷慨之言。有一个“纳谏思理，渴闻谠言”的皇帝，又以制度做保证，白居易才能继承杜甫遗风，“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正是生逢其时。而笔者发现，宪宗破格擢用白居易这件小事，竟然载入史书。捧读清代《纲易知录》，其中卷五十五写至唐宪宗时期：“纲，以白居易为翰林学士，目，居易作乐府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故有是命。”“上悦之”，即知宪宗不仅没有生气，反因发现了一个杰出人才而高兴。这真是白居易之大幸。编著这部史书者乃康熙年间吴乘权，他在大量古籍中辛劳查检，史海排沙，摘录这一条入书，很有眼光。吴乘权这个名字也许不算响亮，而他主持编撰了著名的《古文观止》，却无人不晓……

　　

　　 翰林学士院既是枢密机关，授任学士仅此六人。清一色进士出身，不仅有荣誉，而且要官职，才能名正言顺。未出数月，白居易得授左拾遗，直属门下省，级别也提升到从八品上，《旧唐书·职官志》对拾遗职责说得很清楚，朝廷“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是一名可以对皇帝当面发表不同意见或直接呈上奏表的“谠言”近臣，发挥着最高当局耳朵和眼睛的作用。之所以官阶不高，是担心拾遗、补阙官珍惜官阶而舍不得放胆说话，怕他惜官混饭，起不到“大则廷议，小则上封”的直言作用。

　　 有趣的是这两句话，“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意思是说，既不能让政绩显著之正派官员久滞基层得不到提拔，又不能让感动中国之道德英模埋没民间得不到表彰，左右拾遗具有发现并写出事迹奏报朝廷的职责，或是对刚性行政法规的重要补充。

　　

　　 翰林学士携带左拾遗之官，便是皇帝“私臣”，上班位置在“禁省”之内，学士们从大明宫北部偏门径直出入，皇帝有事召唤，十分方便。世人戏称为“北门学士”，翰林学士院与大殿和“内朝”非常近。而以宰相为首的“三省六部”等中央政府机关，则集中在皇宫南部，统称“南衙”，各部大员见皇帝要走程序，远不如“北门学士”方便。白居易入翰林并担任左拾遗的时候，直接领导者即承旨学士，乃誉满朝野的裴氏家族名士裴? ?，山西闻喜人。裴? ?秉性正直，庄重沉稳，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很受宪宗皇帝倚重。巧的是他也干过基层县尉，令白居易深为佩服。同期翰林李绛、崔群、李程、王涯，加上裴? ?、白居易，此六人志同道合，是一个励志改革的新兴群体，为“元和中兴”起了积极作用。后来，这六位学士全部得到朝廷重用，大多官至尚书甚至宰相。其中，李绛挺兵奔赴削藩前线，王涯喋血与宦官厮杀，十分壮烈。

　　

　　 白居易摆脱了黄土风尘，值宿禁中。他心情舒畅，诗兴大发，一口气给刘禹锡寄上新诗一百首，请好友鉴赏。刘禹锡，字梦得，本与白居易同庚，早年被誉为“江南神童”，乐天在徐州、宣州等地流浪苦读之际，二十二岁的刘禹锡已经高中进士。白居易二十九岁进士及第，三十二岁考得校书郎，刘禹锡已经做过渭南县主簿，复调回朝中做了监察御史。刘、白二人常与柳宗元、元稹把酒唱和，不亦乐乎。刘禹锡加盟“贞元革新”，成为王叔文、王伾、柳宗元革新集团骨干人物，史称“二王刘柳”。在力推新政的斗争中，他们遭到俱文珍宦官集团和重臣武元衡力量的双重反击。白居易当时只是一名校书郎，为支持刘禹锡等人革新，不顾人微言轻，也秉笔数千言《为人上宰相书》，进劝宰相韦执谊支持“二王刘柳”，白居易的心与刘、柳紧紧连在一起。殊可叹，不出半年多，身患中风之疾的顺宗皇帝李诵，在俱文珍宦官势力威逼之下，诏书禅让皇太子李纯坐朝监国，自己退称太上皇。不出一个月，李纯登基为宪宗，宦官得势，坚持了一百四十六天的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形势急转直下，“二王刘柳”集团悉遭贬遣。刘禹锡本是“屯田员外郎”，这一来，先贬连州为刺史，赴任途中再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先贬为邵州刺史，继贬为永州司马，革新骨干纷纷递解出京，史称“二王八司马”。

　　 此处有一段小闲话，饶有人生意味，就在刘禹锡贬任朗州途中，恰与韩愈相逢于江陵，而命运截然不同的是，宪宗初登皇位，渴求治国人才，刚刚下诏要把前几年贬在岭南阳山，又迁江陵的韩愈调回朝堂。一个南下受贬，一个北上荣任，韩、刘曾在朝中相识已久，彼此还发生过一些误会。此时不期而遇，韩、刘把酒交心，酸甜苦辣千般滋味，尽在酒中。彻夜长谈之后，两人不仅尽释前嫌，而且更加敬重对方人品高尚，为官忠良。天亮起身各奔南北而去……

　　 元和元年（806），刘禹锡到达朗州不久，白居易在周至创作《长恨歌》。这时，宪宗皇帝因改元而大赦天下，本以为前番受贬之官回京有望，却又下一诏：贞元革新骨干“二王八司马”，不在量移回京之列，而且，为首的王叔文更遭到下诏赐死的悲惨结局。看来短时间之内，刘禹锡肯定回不来了。

　　 白居易的忠厚仁义正在这里。元和二年（807），他荣入翰林做了拾遗，可以亲近宪宗皇帝，他不但没有离弃朗州老友，反而遥寄新诗百首，与刘禹锡沟通交流，安慰激励革新者那颗凄苦悲凉之心。

　　 刘禹锡的坚强豁达同样感染着白居易，二人诗文酬唱一直延续到晚年，合称“刘白”。眼下，刘禹锡远在朗州，多次寄诗来信，提醒白居易不要因顺通而大意。其中两首长诗，对白居易触动不小。一首是《聚蚊谣》，说朝中群小攻击忠良，如同蚊蚋集聚发出巨大噪音那样，虽然身形微茫，却能将人咬得体无完肤，把血吸干;另一首《百舌吟》，提醒居易注意识别百舌雀鸟，啼鸣弄姿，声流婉转，舌端千变万化，要警惕和远离这种谗言祸端之人。

　　 待到元和三年（808）正月，宪宗又一次大赦天下，叹刘禹锡身为永贞“罪人”，仍然不在量移调动之册，白居易暗自为他叫苦，而刘禹锡以豪诗《游桃源一百韵》回复：“我心归隐桃源，我身纵横四海！”毫无颓伤之意。刘、白情谊，未必在元、白之下。以后漫长岁月，还将证明这一点。同时，刘禹锡和元稹之间，也是志同道合、友情弥深的。

　　

　　 元和二年（807）及次年春，白居易又接连迎来两件好事，使他彻底摆脱了孤独寂寞的流落生活。一是胞弟白行简，不负众望进士及第之后，又选入秘书省做了校书郎。兄弟二人同在朝中走动，可以经常见面，共同照顾家中老母，减轻了全家经济负担。二是三十七岁的白居易终于成婚，迎娶了杨汝士胞妹杨氏为妻。这位杨氏夫人虽然不通文字，却也出身大户，贤淑端庄。多少年奔波漂泊之人，如今总算有了归宿。白母陈氏对于这门婚事十分满意，身体也明显好起来。杨氏世代家教，女德懿范，深懂规矩，白居易特地写了一首《赠内》，读给夫人来听，请看：

　　

　　 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

　　 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

　　 ……

　　 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

　　 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

　　

　　 白居易把诗歌完全引入人生岁月当中，逢事皆可入诗，已经形成一套生活方式。他这样做，一是留下大量的中唐生活写照，至今为史家研考依据;二是在上下审美交流中，白居易很自然地降低了庙堂诗歌的高度，把士大夫独享的诗歌艺术拉向平民，并在民间扎下根来，成为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今人刘小川认为白居易是在理论指引下有意识这样做的，这种平民化倾向，持续影响到后世中国诗歌。

　　 乐天夫人不识字，自己看不懂诗词，白居易就念给她听。传说中白居易把诗歌读给老媪听，以老太太能否听懂为准则，这一说法流传甚广，虽然没有太多依据，但传说必定有其道理，《赠内》就是实例之一。

　　 《赠内》中段，白居易例举了四对古代贤良夫妻，赞其安贫相守：“黔娄固穷士，妻贤忘其贫。冀缺一农夫，妻敬俨如宾。陶潜不营生，翟氏自爨薪。梁鸿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颇有些苦口婆心之况味。新婚展望未来，本应祈祷富贵，诗人偏偏拿贫穷入诗，此为何意？刘小川先生作《品中国文人·白居易》，对此品出一番见解来。小川先生认为：

　　

　　 白居易当时正值壮年，詩人丰情多欲，感受力异于普通男性，三十几岁的多情男儿，夜里独自上床，持续了好些年，情爱之躯派不上用场。而他看待女性的目光又很准确很缠绵，所以处在一种较严重的性压抑状态之中，写出《长恨歌》正是一次能量大喷发。待到与杨氏成婚，肉体厮磨，饥渴缓解，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白居易倏然发现，夫人出身名门，深受长辈亲友影响，对白居易的前程要求很高，希望郎君能够做上大官，以获取荣华富贵。面对杨氏根深蒂固的家族祈求与愿望，白居易写了《赠内》。这首诗可以看作白居易于苦闷中另寻交流通道的屈语产物。这种“精神不融洽，阴阳生间隙”的夫妻格局，也许是白居易后来钟情宠爱众多家媛艺伎的原因和根由。

　　

　　 刘小川先生所析有没有道理呢？学界不好一口断定，而笔者觉得能从人性角度对诗人内心世界开拓探索，要比正襟危坐从事文学研究深入得多，也生动得多。

　　 白居易情爱生活深处，曾有湘灵为伴，但无法与之成婚。直面现实，他对于新婚家庭生活，还是比较投入的。此后几十年，或甜或苦共携手，证明杨氏是一个明识大体、淑惠贤良的好夫人。皇帝后来封授给她荣誉称号，叫作“弘农县君”。有一种流行看法，说杨氏夫人家族，就是先前杨玉环贵妃家族，同为“弘农杨氏”显赫一门。杨家所居靖恭坊，便是“弘农杨氏”家族的长安旧府。对这个说法，笔者无力详考，且作为一则闲话，写在这里也罢。

　　十三、元和震荡《新乐府》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唐宪宗深有振作朝纲意愿，亦能听取朝臣直言谏诤。元和年间，指宪宗登基（806）到元和十五年（820），历时十五载，史称“元和中兴”，因此在政治上呈现蓬勃气象，军事上也获得了不小胜利。宪宗新政，与顺宗“二王刘柳”的激进变革完全不同。那时，顺宗帝病卧禁中，眼看着朝中帮派打成一锅粥，却中风失语，口不能言，无法主导事态走向。而今宪宗任用裴

　　为相，亲自坐殿理事，让新兴进士集团掌控了主流话语。他一手将前朝“二王刘柳”远贬流弃，以平息纷争，另一手又将白居易等翰林六学士破格重用，激励新人发挥才智，要“纳谏思理，渴闻谠言”。如此一来，朝野文赋和诗歌艺术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新兴进士集团为了改革前朝弊政，奋起与旧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抗衡，决心不小。他们舍身谏诤，挥动如椽巨笔持续发言发声。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主导这场文化变革，带动周边许多参政诗人，共同推演出一个“诗到元和体变新”的璀璨格局。所不同之处只是流派相异，在风格上各有千秋，诗歌意象别有洞天。简单说，韩孟一派偏重形式创新，元白一派偏重内容诉求，韩孟险怪奇崛而求其难，元白质直通达而求其易。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论道：“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两大流派在继承李、杜基础上，自觉地突破文章辞赋和诗歌老套路，开辟了一代浩荡新风。千百年过去，形成定论：韩愈乃古文运动杰出领袖，白居易乃新乐府运动卓越代表。

　　 山西文友陈树义先生谈中唐文学话题，观点愈加鲜明：韩愈古文运动，对旧散文和骈文体进行了总清算，白居易新乐府运动，高扬现实批判大旗，促使形式主义诗风大变革。两大流派合流于中唐元和，代表着时代进步最强音。

　　 笔者深以为然。用时髦话来说，韩愈和白居易两位大家，都是学科带头人。

　　 读者们会发现，笔者不吝笔墨，时常谈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和元稹等人。之所以这样写，是想说明，白居易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成长不是偶然的。一个伟大诗人的诞生，和时代群体的崛起应该是同一回事。不仅如此，大唐以来从陈子昂、王维到李白、杜甫，都对白居易产生了无法割裂的重要影响。

　　 白居易《新乐府》组诗横空出世，情况就是如此。题为“新”乐府，实乃区别于以往“乐府古题”而已。古乐府以官府名称演变为诗体名称，可以追溯到汉代，乐章、歌牌逐步固定，创作者只须依曲填词，像《乌夜啼》《贾客乐》《伤歌行》等，皆归此类。沿至初唐，诗坛从陈子昂、长孙无忌到顾况、杜甫，都力图突破旧曲调，寻求解放。战乱之中，杜甫作《悲陈陶》《石壕吏》《新婚别》《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已经达到“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之境。同期诗人元结，推崇陈子昂进步文学观，反对六朝淫靡，呼唤汉魏风骨，以《系乐府十二首》驰名。顾况是新乐府诗歌倡导者，“首句标其目”的创作方法，即从顾况发端。到元和初年，又有“锄禾日当午”之李绅，切中现实弊端，挥洒而成《新题乐府二十首》与元稹交流。元稹又是思情灵动之人，当即对应李绅，写出《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又拿给白居易鉴赏。元稹后有《乐府古题序》，对此做了小结：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不如意寓古题，刺美现事。而意寓古题，刺美现事，又不如“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即因现事而别拟新题，颇具理论宣言色彩。诗人借助效法汉魏复古，实则开辟新文学革命。

　　 所有这些探索和实践，都与白居易平民化诗文对接相承，尤其与白居易以诗歌为利器讽喻现实之思想丝丝入扣。此前，白居易已经写出了《观刈麦》《宿紫阁山北村》和《长恨歌》等名作，影响巨大，此时又作《秦中吟》十首，再度震动朝野。《秦中吟》之《重赋》，揭露“两税”制度给农民以痛苦;《议婚》谴责“富女易嫁”陋习;《伤宅》抨击权贵修筑奢华豪院;《不致仕》讽刺朽官年过七十不愿放权退休;《立碑》指出很多碑铭多是阿谀不实之辞;《轻肥》痛斥权臣军头脑满肠肥，全然不顾“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之惨况;《歌舞》揭露贵族法吏红烛醉唱，狱中却有冻死冤囚;《买花》道出了长安社会贫富不均的巨大差别与矛盾……这些奋不顾身“直歌其事”的诗篇，一经传播，迅速达到“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的激烈效应。

　　 眼下，元稹刚刚从贬放之地亢进回朝，先是称赞《秦中吟》犀利讽喻，继而拿出李绅和自己抨击现实多篇新作，请乐天评判赏析，并告知还有张籍、王建等多人，也为乐府模式寻求突破进行了积极尝试。展卷闻言，白居易倍感振奋，所有这些尝试，与他讽喻诗作紧密吻合。差异只在于《秦中吟》统一使用了五言格律，新乐府则多用七言，靈动变化，使用“三三七”句式而已。在白居易看来，此类差异自然不成问题。

　　

　　 浓墨重彩，谏纸飞动，巨笔一开，不可收拾。白居易一鼓作气写出《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他思想准备相当充分，《策林》思考烂熟于心，他且将新诗作奏章使用，要把自己从政以来的强烈危机感，传达给平民、同僚、高官乃至皇帝，让困苦平民百姓泄导积怨，让统治阶层一朝清醒，让整个社会回归儒学道统而正本清源、除弊兴邦。

　　 一个伟大诗人，历尽漂泊、磨砺、积累、试验，终于在不惑之年，真正站立起来了。

　　 白居易为《新乐府》五十首自作序言，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完成了一次文学创举：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

　　

　　 这是一篇宣言。白居易毫不隐瞒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主张，毫不避讳自己为官从政的坚定立场，坦坦荡荡，不计安危，忠实践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方向，既要做忠良之臣，又要做真诚诗人。

　　 在五十首《新乐府》当中，诗人笔触从唐高祖武德创业，写到玄宗失败，一直写到当代宪宗，广泛涉猎唐朝一百九十年间政治、宗教、经济、军事、民俗、文艺等各方面事务，丰富而又清醒。陈寅恪先生赞许白居易大作，说：“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真是一语中的，高端评价。

　　 笔者无力对《新乐府》组诗展开评议，此处把《新乐府》五十首诗目，保留诗人诗前提要，以原貌展示给读者，更直接地贴近诗人心声：

　　

　　 《七德舞》，美拨乱陈王业也。

　　 《二王后》，明祖宗之意也。

　　 《立部伎》，刺雅乐之替也。

　　 《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

　　 《新丰折臂翁》，戍边功也。

　　 《司天台》，引古以儆今也。

　　 《昆明春水满》，思王泽之广被也。

　　 《道州民》，美贤臣遇明主也。

　　 《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

　　 《骠国乐》，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

　　 《骊宫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也。

　　 《青石》，激忠烈也。

　　 《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

　　 《涧底松》，念寒俊也。

　　 《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

　　 《缭绫》，念女工之劳也。

　　 《母别子》，刺新间旧也。

　　 《时世妆》，警戒也。

　　 《陵园妾》，怜幽闭也。

　　 《杏为梁》，刺居处奢也。

　　 《官牛》，讽执政也。

　　 《隋堤柳》，悯亡国也。

　　 《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

　　 《海漫漫》，戒求仙也。

　　 《华原磬》，刺乐工非其人也。

　　 《胡旋女》，戒近习也。

　　 《太行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

　　 《捕蝗》，刺长吏也。

　　 《城盐州》，美圣谟而诮边将也。

　　 《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

　　 《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

　　 《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

　　 《百炼镜》，辨皇王鉴也。

　　 《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

　　 《八骏图》，戒奇物、惩佚游也。

　　 《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

　　 《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

　　 《卖炭翁》，苦宫市也。

　　 《阴山道》，疾贪虏也。

　　 《李夫人》，鉴嬖惑也。

　　 《盐商妇》，恶幸人也。

　　 《井底引银瓶》，止淫奔也。

　　 《紫毫笔》，讥失职也。

　　 《草茫茫》，惩厚葬也。

　　 《古冢狐》，戒艷色也。

　　 《天可度》，恶诈人也。

　　 《鸦九剑》，思决壅也。

　　 《黑潭龙》，疾贪吏也。

　　 《秦吉了》，哀冤民也。

　　 《采诗官》，鉴前王乱亡之由也。

　　

　　 请看，白居易诗题“关键词”，除去美，就是刺，是警，是鉴，是讥，是讽，是忧，是戒，是辨，是思，是远古《诗经》“美刺比兴”传统的弘扬和发展，真正把“为臣为民为物为事”之立意发挥到淋漓尽致。

　　 即以《卖炭翁》而言，白居易谴责“宫市”制度，揭露贪官太监“名为宫市，其实夺之”（韩愈语）的专横罪恶，毫不留情。好友元稹被贬河南，其中一项罪状，就是公开反对宫市制度，引发朝内贪官阉党嫉恨，遂合力加害元稹。白居易明知此情，却仍在《新乐府》当中，再次大声谴责宫市不合理，很有些前仆后继之胆。

　　 再看末一首《采诗官》，明确呼吁君主应该广泛搜采民间歌谣，调查研究，兼听则明，“君耳唯闻堂上音，君眼不见门前事”，导致“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畏意”，全诗以“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结束，几近呐喊。正是《策林·采诗》篇的又一次艺术表现。

　　 《新乐府》不计安危，干预时政，同群唱和，是元和精英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诗到元和体变新”一语，是白居易自己说出的一个目标，他奋力把这场文化运动推向了高峰，社会效应巨大。

　　 白居易更希望这些诗作，能够对上层决策产生积极意义。他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讽喻诗，是白居易投身政治改革的利器，是忠臣谏诤的意见书。王拾遗先生对此评价道：

　　

　　 居易提出诗歌和政治具有密切关系的论点，是从来没有人如此明确地阐述过的，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上，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白居易将诗文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他披肝沥胆诤谏不休，在宪宗皇帝那里，究竟能起多大作用？王拾遗先生进一步作出分析，忧心忡忡：

　　

　　 宪宗即位，很想刷新时政，提拔了白居易等一批进士出身的新锐精英。白居易等人一参政，必将把宦官和旧官僚两大集团视为抨击对象。而残酷的现实是，宪宗李纯能够当上这个皇帝，本是一帮宦官拥戴推动的结果，因此宪宗对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袒护有加，无法离开这帮阉人。同时，老旧官僚集团因循守旧，势力也不小，他们本来就是凭着门第士族进入上层掌权的，哪里会支持什么改革？

　　 不久前，两种力量合为一处，刚刚摧垮了“二王刘柳”的永贞变革。

　　 宪宗理政以来，两大集团为死保自身利益，势必合力对付进士集团，在许多事情上配合起来一致对外。

　　

　　 当然，统治集团上层，也是充满矛盾与分裂的。王拾遗先生说：“这种朋党之争，延续了四十年党同伐异，互相贬斥、残害，甚至有人丧失了性命。实质上还是革新与反革新的矛盾冲突。”

　　 在如此严峻的历史条件下，朝廷忠邪并存、结党营私，白居易不愿意介入任何一方，始终坚守革新立场，保持着独立性和倾向性。他诤谏发声不退缩，绝不是为了哪个集团利益，而是由于嫉恶如仇，不愿与任何恶势力同流合污。请看这株大桐树：

　　

　　 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

　　 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

　　 山僧年九十，清净老不死。

　　 自云手种时，一颗青桐子。

　　 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

　　 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

　　 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诗人宁愿孤直清白，也不想依附任何势力。而绝大多数人正在梦想依附攀援，求之不得。白居易拥有一个诗歌王国，在这个精神世界里他绝不寂寞，甚至需要保留一些孤寂，真诗人不需要拉帮结派;而政坛险恶，各派倾轧，昨天人上人，今朝阶下囚，卷入太深必惹祸端，不如谨慎独处，知足自保，做出趋利避害的现实选择。

　　 白居易性格深处，刚直狷介与闲适情趣合二而一，融为一体。又因人因事因时，表现出不同侧面来。研究者普遍认为，中青年时代的白居易，刚正不阿忠言直谏，明显强烈于中年之后。有《折剑头》诗为证：

　　

　　 拾得折剑头，不知折之由。

　　 一握青蛇尾，数寸碧峰头。

　　 疑是斩鲸鲵，不然刺蛟虬，

　　 缺落泥土中，委弃无人收。

　　 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

　　 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

　　

　　 这正是诗人仕官前期的性格写照：达则兼济天下，为臣宁折不弯。

　　 《长恨歌》《秦中吟》《新乐府》，众多篇章涉及皇帝尊严，涉及阉官利益，涉及权臣党争，一个小小拾遗，何来这般胆略？宪宗李纯虽有肚量，能否容得下这位乐天？此前，多位好友已被贬谪，白居易能否保全自身？真叫人不寒而栗。